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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

刘渡舟

刘渡舟(1917年10月9日-2001年2月3日),原名刘荣先,1917年10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幼年时,因体弱多病,常年请中医大夫治疗,亲身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疗效,逐渐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由于他体质虚弱的原因,他的父亲在择业时给他选择了中医这条道路。16岁时在营口正式拜当地名医王志远先生为师,矢志学习中医,从而迈出了此后漫长中医生涯的第一步。 1931—1932年,在营口德育堂随王志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以及《药性赋》、《方歌括》等基础知识。1933—1936年,在大连市志远药房跟随老师学习临床知识及临床技能。 六年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在大连寿民药房跟随谢泗泉学习中医临床一年。谢先生曾告诉他:“学中医临床,莫过于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学外感病必须读张仲景的《伤寒论》,而学内伤杂病则应该读《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因而,这一年他主要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与《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二书上下了功夫。这对于他此后的治学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938年,刘渡舟在大连志远药房坐堂行医。为了让他铭记行医的职业道德,努力救治患者,使患者从疾病的苦海中得以解脱,他的父亲正式给他取字为渡舟。 1945年5月,刘渡舟随家迁居北京。1946年冬在北京参加并通过了“中医师特种考试”。1947年5月至1950年底,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挂牌行医。期间,曾受华北国医学院之聘担任教授,讲授中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参加了卫生部组织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学期一年,于1951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华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工作。此后又先后任北京永定门联合诊所中医科主任,北京南苑区大红门联合诊所主任。 1986年,响应祝谌予教授号召,协助薛钜夫院长,参与筹建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门诊部——顺义国医院(现名北京杏园金方国医医院)。 刘渡舟于1956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84年以来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医学家刘渡舟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提出《伤寒论》398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临床辨证善抓主证,并擅长用经方治病。从事中医教育30多年,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刘渡舟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特别是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研究。刘渡舟认为,研习《伤寒论》,一定要结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和《金匮要略》诸书,这不但有利于全面地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且,在学习后世医家论著时,也就有源可寻,有本可依。他潜心研究数十年,撷古采今,旁涉诸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著有《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诠解》、《伤寒契要》、《新编伤寒论类方》等书,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是《伤寒论通俗讲话》与《伤寒论十四讲》二书,在国内多次重印,并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同时,他还任主编,组织编写了自研究《伤寒论》以来的第一部专门工具书——《伤寒论辞典》。

李可

李可老中医,1930年生,2013年2月7日在山西病逝,享年83岁。山西省灵石县。毕业于西北艺专文学部。逆境学医,经全省统考取得中医本科学历。曾任灵石县中医院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医药研究》特邀编委,香港《中华医药报》医事顾问,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特邀研究员。 1946年投身革命,在西北野战军军校文学部学习,边行军打仗边学习,同时兼任军报记者。西北解放后转入地方工作。1953年23岁蒙冤,1980年50岁平反昭雪。在逆境中自学中医,并矢志不悔。1978年经全省统考录为中医师,在灵石县人民医院工作。1983年奉命创办灵石县中医院,1992年离休,任院长近九年。 李可晚年多次到广东带徒传艺,分别在南方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开辟传承基地和经典病房,轰动全国。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说,以往中医被认为是“慢郎中”,但李可让大家改变了这一传统印象。“广州一个70多岁的心衰男病人,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家属找李老试一试,用的就是破格救心汤,3天后病人居然就能下地了!”此后,省中医院多名青年中医拜师李可。他还支持医院在2010年开设经典科,用中医方法治疗危急重症,被称为“中医ICU”。 李可从医五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农民生活困苦,一旦患病,只能望医院而兴叹。李老为解救病人痛苦,苦练针灸,搜集简便廉验的中医治法。又因求医者病种繁多,贫病交困,遂白天诊病,晚上挑灯苦读,从未在凌晨两点以前睡过觉。故其一生所学,涉猎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正是这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造就了李老攻克多种疑难病的特殊能力。 由于农村患者,非危及到生命,不敢言医。一旦发病,就成九死一生的危局。李老为救危亡,遂殚精竭虑,探索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借鉴后世百家的成功经验,搜集了大量的针灸、救急药方;自针穴位,亲验针灸感应;亲尝毒药及研制速效解毒诸法,参与中毒急救,以积累经验;超常破格用药,独闯新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别独创、研制出“破格救心汤”、“攻毒承气汤”,救治各类型心衰危症和多种危重急腹症,大获成功。在当地县人民医院,急救竟成中医科的事。 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中医临床与研究,尤擅长以重剂救治重、危、急症,医术精湛,并有自拟处方三十多副。著成《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集》,又通过四十多年的搜集、整理,校注了清末民初著名医家彭子益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著有《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能够成为一名中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奇遇。 我16岁初中学业未竞,毅然从军,西北全境解放后,转入地方工作。23岁蒙冤,50岁后平反昭雪。所聿28年时光,未敢虚度。逆境中学习中医,并终生矢志不悔,可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46年来的中医生涯中,闯过重重难关,1978年经全省统考录用为中医师,1983年奉命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近9年。 我一生大部时间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农民生活困苦,一旦患病,只能望医院而兴叹。为解救病人疾苦,我苦练针灸,搜集简便验廉的中医治法,力求使农民少花钱而治大病。又因求医者病种繁多,贫病交困,情极可悯。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则力难胜任,只好现买现卖,急用先学,白天诊病,夜晚挑灯翻拣资料,读书明理,辨识病机,寻求有效治法,以解患者燃眉之急。故一生所学甚杂,内、外、儿、妇、五官、皮肤各科均有涉猎。自迈入医门,常为破解一则医学难题,弄得焦头烂额,废寝忘食。至今虽年近古稀,仍不敢稍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正是这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患者群,以及身处逆境奋发苦斗,锻炼、造就了我攻克多种疑难病的能力。 更由于农村患者,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一发病就成九死一生之局,因不及救治而死者,屡见不鲜,人间惨事.莫过于此。为救危亡于顷刻,我被逼上急症攻关之路,殚心竭虑探索仲圣先师六经八纲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借鉴后世百家的成功经验,搜集了大量针灸、救急要方;自针穴位,亲验针灸感应;亲尝毒药及研制速效解毒诸法,参与中毒急救,以积累经验,超常破格用药,独闯新路。在自学中医的第6年,终于研制出破格救心汤、攻毒承气汤,救治各类型心衰危症及多种危重急腹症,竞获成功。擅治急症,是中医学的固有传统,历代中医名家大师,人人都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何以现代中医退出急症阵地?时下世人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我呼吁老中青三代中医起而雪耻,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自甘附庸。要充满自信心与豪情,走中医自身发展的道路,攻克世界医学难题。 李可 2002年元月

秦伯未

秦伯未,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教育和临床实践。业医50余年,著述颇丰。其著作涉及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多方面,尤其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研究。临床方面,对温热病、肝病、血液病、心脏疾患、溃疡病等的治疗,颇多见解。为当代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01年7月31日生,1970年1月27日卒。原名之济,号谦斋,上海陈行人,出身道医世家,自幼酷爱文学和医学。1919年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名医丁甘仁门下攻读中医。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上海同仁辅元堂应诊,以治内科杂病见长,对虚痨痼疾尤精。1927年与王一仁、章次公、王慎轩、严苍山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务长、院长,教授《内经》及内科。1930年,创办中医指导社,主编《中医指导丛书》《中医指导录》杂志,开展学术交流和社会咨询,社员遍及国内外。1938年又创办中医疗养院,设内、外、妇、幼等科,有病床百余张,作为学生实习基地。 秦氏凡经史子集、诸家医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涉猎。秦氏从早年著《内经类证》,编《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到晚年集理论与临床之大成的《谦斋医学讲稿》一书的出版,共著书六十余部,计千万余字,真可谓邃精岐黄、著作等身。秦氏还广列门墙,遍栽桃李,不遗余力地培养中医人才,尤其在中医教学、中医函授教学和普及中医知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我国最早开办中医函授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在继承与发扬中医科学、发展中医事业、培养中医人才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师教铭心难忘——纪念秦伯未诞辰110周年 □ 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中医世家出身,少年时即喜爱医学。建国初在上海高中毕业后,由于当时全国并没有正规的中医学院(或大学),先父余无言先生(上海经方派名家)提议我先学西医,希望能取得正规学历。 1955年,我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是年冬,我有机会报名参加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中医,1958年结业后,被留在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后改名中医文献研究室)工作。我在“西中班”学习期间,先师秦伯未(1901~1970年)在京担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与先父是上海的道友、诗友。1956年,秦伯未亦曾为我班主讲《内经》,先父提议让我拜在秦师门下,从此我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方面使我铭心难忘。 力倡以经典打好临床基础 秦伯未指出,《黄帝内经》是打好学术基础最重要的著作。他早年在上海有多种《内经》类编著,世称“秦《内经》”。他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则是临床各科必读的典籍。他说:“你父亲是‘经方派’,你可以很好地学习,特别是一些医案阐论,对诊疗颇多启发;我是主张根据不同的病证,经方、时方择善选用。医家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和诊疗经验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打好中医学术临床基础,重视经典名著的学习与运用,至关重要”。 “多读书、多临证” 对于步入医门的学子,秦伯未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就是“多读书、多临证”。这句话我曾多次听到,第一次是我在“西中班”结业后分配在编审室工作时,秦老对我说:“中医研究院藏书很丰富,图书馆就在你们楼下,你有条件阅读较多的典籍文献。但你千万要注意不能脱离临床诊疗,要力求多读书、多临证”。我将秦伯未的意见向研究室领导反映,1958年秋季开始,在室领导的支持下,我就不分科别地在广安门医院出诊,主治诸多患者。嗣后我一直是学术与临床相融会,也使我在临床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收获。后来我自己带硕士、博士、博士后,也是希望他们有条件一定要注意学术临床相结合,多读书、多临证。 主张学子们博取诸家之长 在我求学和工作期间,秦师曾对我说:“令尊是经方派,用张仲景方较多,我是时方用得更多。我们的学术经验是你学习的重点,但你在这个基础上,应该博取古今名家之长,注意精审博取,不宥于一家之言。”又说:“你在临床文献研究和诊疗时,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应该查阅有关献,或就近请教于年长学者,这样才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学术经验。” 在“博取诸家之长”方面,秦伯未明确告诉我要包括古今。他说:“清代名医黄元御认为,世医家缺乏古代‘四圣’(指岐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之旨,遂予一概排斥,这个学术见解为后世医家所诟病。”当然我们从科学发展观的观点,现代医家的学术经验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我记得清代名医雷少逸在《时病论》中也曾说:“医家不可执古书而不读今书,参考古今则医理自得中和之道矣。”所以我遵师嘱,重视学习古今诸家之长以充实自己。 “学习、钻研、积累、探索” 每一位中医从业人员,都希望学术经验的日趋丰富。秦伯未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重视“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8个字,秦伯未毕生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他说:“一个临床医生,不加强学习是十分可惜的。当医生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的在相当年轻时,就在学术或临床方面取得了成就,成为名医;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医生,经治的病人也很多,但疗效就是提不高,学术上也缺乏长进,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重视学习不够,基础没有打好。不具备勤奋学习的基础,也就谈不上钻研。有些医生,平素也比较注意学习,甚至从古书中抄录了很多的资料,也就是说他注意到学术的积累,但由于缺乏探索精神,在诊疗中没有掌握好对这些学术资料如何进行分析、鉴别和实际应用,也就难以取得更多的收获。这里须予强调的是,要打好理论基础,即学好《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名著,还需要文学和医古文等方面的修养。因此,这个基础就须打得比较深广,应有计划、持之以恒地学习、钻研其义理所在。如果让提一个较高的要求,就是要学得深透一些,这样你再学习晋唐以降的各家著述就会感到源流清晰,易学易用。”秦老向我提出的“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8个字,使我在学习、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教益。 以上几个方面,是秦伯未治学和教学的要点。此外,在临证中,他要求我辨证、论治、处方应力求规范,但在立方遣药方面,告诫我不要泥于大经大法,要学习前贤独到的学术经验,为此,我在早年单独临证或在侍诊师门中深有感悟。我们师生之间,有机会教学晤谈亦不足10年,我学得比较肤浅。秦伯未教学,首先让学子们要热爱中医药专业,懂得个人肩负济世、愈疾的重任,并把它定为终身工作学习的要素。 在我向秦师学习期间,我们师生还合作编订了《内经类证》(指重订本),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通读《内经》后,录存了有关《内经》病证描述的千余张卡片资料,将秦伯未原编的《内经类证》予以重订,1962年春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刊行(署名: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秦老对我的重订本比较满意。他对我说:你将《内经》所述病证重予分类(44类)编排,注明病证条文的篇论出处,每类病证后又加写按语,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查用,完全达到了重订的目的。他还对我说:“你虽然是‘西学中’出身,可能因为是世医家庭的关系,多少懂一点儒学,所以你撰写的文笔,与一般‘西学中’的略有区别,中医的味道还比较浓。” 以上是我追述秦伯未对我教学、指导的要点,今值秦师诞辰11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深切忆念! 学术观点 一、 强调研习《内经》的重要性。 秦氏一生十分重视研究《内经》,仅从这方面即撰写专着五种,他曾反复强调“研究祖国医学,先要学习《内经》,然后可以顺流而下地贯彻到其他医学,不如此,便象失去了钥匙,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大门”。秦氏研究《内经》特别注意运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高度综合归纳,如《内经类证》即将有关条文分归44种病类、310种病候进行整理, 而《谦斋医学讲稿·水肿病的基本治法及其运用》又通过归纳散见于《至真要大论》、《阴阳别论》、《脉要精微论》、《评热病论》、《水热穴论》、《气厥论》、《平人气象论》、《汤液醪醴论》、《五癃津液别篇》、《邪气藏府病形篇》等与水肿病有关条文,为之总结出了“主要病因由于湿,也能由外邪和内伤引起”,“发病机制与脾、肺、肾、三焦、膀胱、肠胃等功能障碍有密切关系,因而治疗方法有发汗、燥湿、利尿、逐水、理气、宣肺、健中、温肾等”,进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而提出了发汗、利尿、燥湿、温化、逐水、理气六个基本治法。二是深入剖析发微,如对《素问·通评虚实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注释,即从病因、现象、体征等方面加以剖析,并引《伤寒论》有关条文予以证明,使虚、实之概念昭然如揭,那就是“从因素来说,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侵入的多是实证,气血精神津液等内脏损伤的多是虚证;从现象来说,急性进行性机能兴奋的多是实证,慢性退行性机能衰减的多是虚证,故经络障碍,脏腑壅实,气分郁结,瘀血停留,脉象弦大紧急等多属于实,面色惨白,形体疲劳,精神萎靡,呼吸低微,脉象细小软弱等多属于虚。由于虚实是表示邪气与精气,也就是表示病与人两方面,所以邪气只有实而无所 二、 重视运用脏腑辨证用药的诊治手段。 秦氏认为:“无论是外感和内伤,外因和内因,都是通过脏腑后发生变化”,即“所有病症,包括病因、病机在内,都是脏腑生理、病理变化的反映”,而“药物的功效也是通过脏腑后才起作用”的,可以说“临床上辨证施治归根到底都是从脏腑出发”,所以验证“必须重视脏腑发病及其用药法则”。关于脏腑发病和用药法则,秦氏作了深入研究。在脏腑发病方面,如《内经》所云“五脏所主,五脏开窍,五脏化液,五脏所恶,五脏变动,五脏所病等,明确地指出了脏腑的生理、病理及与形体的关系”;在用药法则方面,如“《本草纲目》序例里叙述了《五脏五味补泻》和《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本草分经审治》以脏腑为纲,更具体地指出了药物对脏腑病变的使用”。基此,秦氏归纳了判断具体病证脏腑病位的四种线索,即“一关于本脏的体用性质,包括本身的变化,如肝藏血,以血为体,以气为用,性主升发,宜条达舒畅,及肝用太强,气盛化火,血虚生热生风等;二关于本脏与形体各组织器官的联系,包括经络循行部位,如肝主筋,开窍于目,爪为筋之余,及肝脉循胁肋、少腹,络前阴,冲脉隶属于肝胃等;三关于本脏同其他脏腑的关系,包括奇恒之腑在内,如肝与胆为表里,与心、肾相生,与肺 三、 倡导建立寒温统一的外感病学。 秦氏通过深入地比较分析伤寒与温病学说后认为,后者乃是前者的发展,两者虽具多种差异性,但又具颇多共同性,可以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没有必要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应当在尊重两种学说的前提下将两者统一起来,以建立“完整的中医外感病学或叫传染病学”,从而使之“在临床应用上大大地提高一步”。具体地说,这两种病的差异乃在于:病因有寒温之异,病机有伤阳、耗阴之别,辨证有六经表里与三焦上下之差,治疗先有温与凉而后有回阳与救阴之不同;然其共同点又在于:均受之于外邪而初起皆现表证且都治用解表之法,而表邪不解又均传里化热并皆治用清热和通便之法。此外,这两种病还在更多方面存有交叉,一在病机上,“伤寒同样有伤阴,温病同样有伤阳”;二在辨证上,伤寒六经也分上下,温病三焦也分表里,均离不开经络,更何况太阳证即为上焦病,阳明、少阳、太阴证即为中焦病,少阴、厥阴证即为下焦病,内脏的关系也是一致的,实不过一纵一横而己;三在处方用药上,伤寒表证虽以辛温解表为主,但也出有法从辛凉的麻杏石甘汤,可与温病所出辛凉之剂桑菊饮、银翘散并存,在通便方面, 伤寒出有攻下之承气汤和润下之脾约麻仁丸,温病既用承气汤,又复出养阴润下之增液汤,并常合两方为增液承气汤而用之,还据情灵活加减使用诸如复脉汤等伤寒方……。由此可见,温病实为羽翼伤寒,应消除其分歧而力加统一之。这也有助于说明,秦氏研究外感病之证治,实熔古今之说于一炉,并力排经方、时方之分歧,只不过未涉寒温统一的具体方面而已。 四、主张以中医理法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 鉴于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目前还没有汇通,所以秦氏认为临床遇到业经西医确诊的疾病时,切不可生搬硬套,既要防止似是而非地仅据西医病名盲目施治,如遇炎症即用金银花、连翘清热,遇癌肿即用攻毒、解毒之治法,又要避免因西医诊断所引出的缺少治法或预后不良之类看法而束缚手足,甚或失去治疗的信心和勇气,相反地其时都应当搜集所存在的客观临床表现,特别要注意搜集从西医角度看来无足轻重的某些症状,然后再运用中医理论进行细致地辨证,必须根据中医诊断和治疗方针予以处方用药。然而,既已经过了西医确诊,就应当确切的理解西医以及某些术语的含义,只有正确地参考西医诊断和进一步参考西医文献,才能对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有好处。此外,还需注意的是,“临床上不可能急切地把西医诊断的某一疾病用中医来全部解决,凡是在某一阶段或某一环节,真能运用中医理法取得确实疗效”,“都要做好记录,等到积累更多的病例,便能说明全面问题”,届时中医学术之汇通自会水到渠成,“不应当以完全解决为标准,使点滴的成果遭受散失,结果一无所获”。 证治经验 一、长于剖析主次见症。 秦氏临证善于抓取主症,搜罗兼症,以主证为线索,以兼症作佐证和鉴别,全面综合,条分缕析,以逮其时其病之症结,如对冠心病心绞痛一病的辨证,即抓住阵发性短暂性心前区掣痛或胸宇痞闷、窒塞这一主症,归其病位在心,病机“主要是气血不利,不通则痛”,同时根据其病多兼心慌心悸、自汗盗汗、疲乏无力、睡眠不佳、面色不华、痛剧面色苍白、舌质或淡或尖部嫩红起刺、脉象或细或大或弱或紧或迟或数或结或促等见症,进而责其病机为心血不足,心阳衰弱;又如对于因晚发性神经梅毒侵害脊髓后根及后柱所致脊髓痨一病之辨证,也是抓住共济失调、感觉障碍、神经根痛之类之主症,据其发生部位多属肝、肾两经循行范围,于是归其病位在肝肾,病机主要为“肝肾精血亏损,筋骨失其濡养”,并据主症中所见动摇不定这一表现而进一步责其病机为兼有命火不足,滋生虚风,又据其时所兼全身乏力、脊背沉重、形寒肢冷、两便失调等见症,乃补充病机为命火亏衰,督脉阳虚,卫外不固,气化不及,同时还据其多兼头晕、眼花、遗精、阳萎等一派肝肾虚象,从而综合其病机为“肝肾虚寒,并与命门和督脉有密切关系”,相类于中医“风痱”之证。也正因为秦氏临证善析病机,故其立法处方无不紧扣病证。 二、擅于兼治标本。 标本含有多义,这里的本乃指病因、病位,标指症状。尽管前人都强调审因论治,然秦氏从《内经》所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散者收之,惊者平之,急者缓之”等治法实依序针对病因、病位、症状而设,又考虑到“病人的痛苦和精神威胁常随症状的轻重和增减而转移”,所以提出临证处方应适当地照顾症状,并将临证处方的组成概括为(病因+病位)+症状这一公式,如治疗风寒袭肺、宣化失职所致咳嗽之证,由上述公式即可引出治法为(疏散风寒+宣肺)+化痰止咳,选用杏苏散加减,而分解杏苏散的药物组成也恰好符合上述治法,即(紫苏、前胡+杏仁、桔梗+枳壳+甘草)+半夏、陈皮、茯苓,可见处方在“针对病因、病位、症状三方面用药,应该互相呼应”,而引用成方也当根据这三方面灵活加减之,唯这里“所说照顾症状,是从根本上考虑,标本结合,不同于一般的对症疗法”。很明显,如此处方用药,既可迅速缓解症状,又可同时去除病根,这在临床上颇具现实意义。 三、精于活用成方。 成方是前人经实践有效后而遗留下来的经验方,其中又可分成通治方和主治方,专治一病者为主治方,兼治数病者为通治方,秦氏认为即使运用通治方,也应分析主治、主药,并在认清所治病证的主因、主脏、主证之后,再根据具体病情加减之,即“将原因疗法密切结合症状,便能将通治方转变为主治方”,“只有掌握这些常规,才能出入变化,得其环中,超乎象外”。至于选用专治方,秦氏认为关键不在于主症相同,而在于病因和病位相符,只有这样,才具有加减变化之基础,他正是基此而成功地运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虚寒胃痛,用桂枝加黄芪、当归治疗体弱感冒及其所致痛痹之证,并用阳和汤取代小青龙汤治疗风寒引起的顽固性痰饮咳喘之证,这就“充分说明了所谓成方的灵活运用,不仅在于加减方面,主要是在理论指导下独立思考,才能在使用上更为灵活广泛”。 四、善于组遣对药。 秦氏认为处方上经常并用当归和白芍、苍术和厚朴、半夏和陈皮等,这都“是前人经验的积累,有根据,有理论,不是随便凑合的”,“值得我重视”。具体地说,一般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为借两种性质相反或气味、功效不同的药物结合,如气与血、寒与热、补与泻、散与收、升与降、辛与苦等,在相反相成中,改变其本来的功效或取得另一种新的效果,诸如桂枝与白芍、金铃子与延胡索、黄连与吴萸、黄柏与苍术、黄芪与防风、红枣与生姜、干姜与五味子、桔梗与枳壳、半夏与黄连等并用,即属此类型;二为以两种药物相辅而行,互相发挥其特长,从而增强其作用,如苍术与厚朴、豆豉与葱白、黄芪与防己、人参与附子等并用,则属此类型;三为以性质与功效类似的两种药物同用,藉以加强药效或兼顾有关脏腑,如党参与黄芪、龙骨与牡蛎、青皮与陈皮、苏梗与藿梗等并用,又属此类型。有鉴于这种对药配伍巧妙,能加强药效,扩大治疗范围,故为秦氏所喜用并力荐之。 运用中医理法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 1、神经衰弱 西医诊断的神经衰弱,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它的临床症状错综复杂,西医认为都是大脑皮层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不平衡,或者由于这些过程有某些不协调所致。从中医的理论来分析这些临床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身体消瘦,极易疲劳,面色不华,筋惕肉shun,脉象细弱-肝血虚;头胀头痛,面部轰热,手足心热,潮汗,舌质红,脉细数-肝热;头晕,偏头痛,眼花目干,泛漾欲吐,脉细虚弦-肝阳;四肢麻木,颤抖,头晕欲倒,脉沉细弱或浮弦无根-肝风;头胀,胸闷太息,胁肋胀痛,腹胀腹痛,嗳气矢气,脉弦-肝气;头昏,胸膈不畅,多疑善感,忧郁不乐,食呆寡味,脉沉弦或细涩-肝郁;头脑胀痛,口苦口干,急躁激怒,大便秘结,舌苔黄糙,脉弦数-肝火;心慌心悸,健忘惊惕,思想不易集中-心血虚;心烦闷乱,不易入睡,睡则易醒,多梦多汗-心火旺;耳鸣,腰膝酸软,遗精早泄,咽喉干痛,手足心热,小便黄赤,脉象细数-肾阴虚,相火旺;怕冷,手足不温,性欲减退,阳萎,小便频数清长,脉沉迟无力-肾阳虚;消化迟钝,脘腹饱闷,大便溏泄,脉濡缓-脾阳虚;纳食减少,嗳腐恶心,脘腹胀痛-胃气滞;神思淡荡,困倦无力,心悸,失眠,胸烦,足冷-心肾不交。 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神经衰弱所出现的一系列临床表现,从中医理论来讲,病因方面,应以七情、劳倦为主,与体质和大病、久病后也有一定关系;在脏腑经络各方面,多为肝、心、肾和脾胃的病变。总的来说,属于内伤范围。进一步从这些症状的主和次,多见和少见及各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分析,其中肝的病变又占着重要位置。因肝同心、肾和脾胃有生克关系,当肝有病变时往往影响到这些内脏,而这些内脏有病也多影响到肝,这就会出现许多复杂的症状,特别是肝症状最为多见亦比较突出。因此,从中医理论来探讨神经衰弱的发病机理,我的初步意见是,以肝为主。 肝以血为体,气为用,血宜充盈,气宜条畅。如果受到某种原因而使血分亏耗,一般称为肝虚;若是气分横逆和郁结,称为肝气和肝郁。所以肝病总的表现可分为气和血两个方面,在血多虚,在气有虚有实,而以实证居多。肝血也可发生瘀结,但据临床观察,它在神经衰弱中比较少见。肝的病变,若因血虚而生热,便为肝热;因肝热而阳升,便为肝阳;又因阴不敛阳,则为肝风;气盛化火,则为肝火。同时肝阳能发展为肝风,肝郁亦能转化为肝火,肝血虚能引起肝气横逆和肝火旺盛;反过来,肝气横逆和肝火旺盛也能损害肝血。为此,肝病产生的多种证候,都是肝脏的体、用失去平衡所致,并且相互影响而形成了复杂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肝和心是母子相生,故肝血不足,相生不及,可以产生心血虚,肝火旺也能影响到心,产生心火旺,因而引起心神不安等现象。肝和肾为子和母,肝脏须赖肾水滋养,肝虚而肾阴亦虚,便成水不涵木。并且肾为水火之脏,无论肾阴和肾阳不足或肾脏相火偏旺,均能影响肝和脾胃,成为火不生土、阴虚阳亢现象。至于脾胃又最畏木横克土和木不疏土,产生功能障碍,引起一系列消化失常的症状。 事实上,神经衰弱患者所出现的临床表现很少属于单独一个证候,往往是几个证候错综出现,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研究,就不难分清哪些是主证,哪些是兼证,从而给立法处方指出明确的方向。比如说,一般用于神经衰弱的方剂很多,有逍遥散、归脾汤、补心丹、人参养营汤、驯龙汤、香砂六君丸、柴胡疏肝散、黄连阿胶汤、六味地黄丸、交泰丸、金锁固精丸、左归饮、右归饮等等。那么多的方剂,在临床应用时如何具体掌握呢?我以为首先从内脏病变了解它的基本治法,然后再依具体病情适当地将这些基本治法结合起来,参考成方加减。本病基本治法,根据上述辨证分析,大概可以归纳为:养肝血、清肝热、平肝阳、熄肝风、疏肝气、降肝火、补心血、安心神、清心火、滋肾阴、温肾阳、清相火、补脾土、和胃气等十四个。由于神经衰弱的临床表现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实际治疗时这些基本治法也多结合起来运用,如:养血清热法,养血潜阳法,养血熄风法,养血调气法,疏肝理气法,清肝降火法,养血安神法,滋肾清心法,交通心肾法,滋补肝肾法,温肾扶阳法,温补脾肾法,滋阴降火法,调养肝脾法,调养心脾法,疏肝和胃法等。这些治法,也就是复方的组成法则。 通过辨证,掌握基本治法灵活运用,便不难选方用药了。例如:养肝血是神经衰弱属于血虚的基本治法,单纯的肝血不足便是养血补肝,因血虚而引起的肝脏其它病变及兼有其它内脏症状时均可与之结合。所以适用于消瘦疲乏、不耐烦劳等血虚证外,凡是肝热手足心热,肝阳头晕眼花,肝风四肢麻木颤抖,肝气胸胁满闷,以及心神不安,肾阴不足,脾土虚弱等,只要与血虚有关的都不能离开这个基础。具体地说,养肝血的常用药物有当归、白芍、首乌、阿胶等,如果肝热可加丹皮、山栀,肝阳可加菊花、牡蛎,肝风可加羚羊角、天麻,肝气和肝郁可加青皮、陈皮、香附、柴胡,心神不安可加枣仁、茯神,肾阴不足可加生地、枸杞,脾胃虚弱可加白术、茯苓等等,这样就成为养血清热、养血潜阳、养血熄风、养血调气、养血安神、滋补肝肾、调养肝脾等复方了。 顾名思义,西医诊断的神经衰弱似乎是一种虚弱证。中医认为有虚有实,也有虚实夹杂,因而从各方面来调整其偏盛偏衰,有多种不同的疗法,可以看到辨证施治的重要性了。 2、慢性型传染性肝炎 传染性肝炎西医分为若干类型,我在临床上遇见的多为慢性型传染性肝炎(以下简称肝炎),现在只对这方面来谈。 肝炎的临床表现相当复杂,从中医理论来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1.属于肝的:右胁部隐隐胀痛,遇劳则痛加剧,或有较明显的疼痛,头痛头晕,潮热或头面、掌心热,或自觉轰热而体温不高,失眠,易出汗,小便黄,皮肤偶有搔痒或落屑,月经不调等;2.属于脾胃(包括肠)的:纳食呆钝,厌恶油腻,泛恶,嗳气,腹胀肠鸣,便秘或便溏,消瘦,倦怠无力,精神不振,黄疸等。从病因病机来说,在肝症状方面,有虚实、气血之分,其中包括气虚和血虚,气滞和血瘀,并由于气血不和,出现偏寒、偏热现象;脾胃方面的症状多由肝病引起,其中有因木旺克土而使脾胃薄弱,也有因木不疏土而使肠胃壅滞,更因木与土之间存在此胜彼负的相互关系,在脾胃不和的情况下又能使肝症状加重。为此,西医诊断的肝炎,从中医来诊断也是以肝病为主,但治疗上认为不能单治肝脏,而且也不是单用一种方法治肝。 治疗任何一个疾病,必须将主证明确提出。我认为肝炎一般有胁痛(肝区痛),从辨证来看,应该以胁痛为主证。中医对于胁痛,以新病在气,久则入络来分别气血,又以痛的不同情况区别为隐痛多虚,压痛多实,剧痛多寒,刺痛多瘀,及胀痛和时痛时止多属于气,再结合兼证和脉象、舌苔等,作出确诊。肝炎的胁痛可以因血虚、血瘀、气逆、气郁等因素引起,又可出现气逆化火、血虚生热现象,从而产生头晕、头痛、头面掌心灼热、小便黄等种种兼证。只有结合这些反映不同的病理现象的兼证,才能确定胁痛的性质,分别治疗。 我在临床上以胁痛为肝炎的主证,再结合经常伴见的肝、脾、肠胃症状,初步定出两个治疗原则:胁部胀痛,痛的程度较剧,兼见腹胀、食减等肠胃轻证,脉弦滑或细弦,舌苔薄腻,用疏肝为主;胁痛不甚剧烈,或痛虽重而肠胃症状特别明显,包括脾困湿阻,食呆恶心,食后腹胀更甚,嗳气矢气,大便不调,脉濡细,舌苔厚腻等,则用调理脾胃为主。在这治疗原则下具体使用是:疏肝法采用柴胡疏肝散加减,以白芍、柴胡、丹参、郁金、枳壳、青皮、陈皮为基本方。白芍养血护阴,兼能止痛,丹参和血而无辛温流弊,用来调养肝体为主,佐以柴胡、郁金、青皮疏肝气,枳壳、陈皮调理肠胃。如果胁痛较重或牵及少腹胀痛的加金铃子、延胡索;久痛不止,痛如针刺,或日轻夜重的加红花、制乳香没药;痛处有内热感的加大小蓟、大青叶;掌心热的加丹皮、山栀。调理脾胃法采用解肝煎加减,以白芍、柴胡、厚朴、半夏、茯苓、砂仁、枳壳、青陈皮为基本方。仍取白芍、柴胡、青皮疏肝止痛,针对主证,结合厚朴、半夏、陈皮、茯苓、枳壳、砂仁,侧重在和中化湿。如果腹胀甚的加木香;腹满大便不畅的加大腹皮或大腹子皮;舌苔厚腻的加苍术;肠鸣大便溏薄的加乌药;兼见黄疸的加茵陈等。 这是肝炎的一般治法,由于肝和脾胃有密切关系,并且肝炎经常出现肝和脾胃的错杂症状,必须分别主次,全面照顾。遇到特殊情况,也能用黄芪、首乌、当归补肝,桃仁、三棱、莪术破瘀。此外还有很多疏肝理气的中药,如香附、香橼、荔枝核、白蒺藜、藿香、蔻仁、佛手、鸡内金、六神曲等,均可选用,不受限制。总之,掌握原则,根据临床表现辨证施治,不要受肝病的拘束,也不能忽视肝脏体用的相互影响。正因为此,中医治疗肝炎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对没有症状和症状已经消失,仅凭化验结果肝功能不正常的患者,如何进行治疗,是一个新问题,有待今后研究。 附带说明,中医文献关于肝脏部位的记载,因《内经》上有“肝生于左”的字句,有人以为根本不对头。其实《内经》这字句出在《刺禁篇》,是指针刺的禁忌部位。它的原文是:“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如果认清题目,不将文字割裂来看,意思是十分清楚的。故张景岳《类经图翼》里指出:“肝之为脏,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胁右肾之间。”中医治病从整体出发,往往不固执于本脏的部位,而就其生理作用和经络部位治疗。例如《医学正传》治左胁痛用枳芎散(枳实、川芎、甘草),《得效方》治右胁痛用推气散(枳壳、姜黄、肉桂、甘草),《医宗心读》和《医学心悟》里治胁痛,均以左为肝气不和,右为肝移邪于肺,并指出“凡治实证胁痛,左用枳壳、右用郁金”。他们对于左右的部位都区别甚清。我以为不妨从前人的观点来深入探讨,不要粗暴地一笔抹杀。 3、心绞痛 西医诊断的心绞痛,以冠状动脉硬化最为普遍,由于冠状循环机能不全,引起心肌供血不足所致。从中医临床观察,其主要症状为心前区部位疼痛,常放射至左肩和左臂。多属骤起的阵发性掣痛,每次发作时间常只数分钟,短者数秒钟。痛时多半伴有胸部痞闷和窒息感觉,也有经常胸宇不畅,兼呈心慌心悸,自汗盗汗,疲劳乏力,睡眠不佳等证。四诊方面,面色不华,剧痛时呈苍白色;舌质或淡,或尖部嫩红起刺;脉象或细或大,或弱或紧,或迟或数,或促或结,在活动后变化更多。 依据心绞痛的临床表现来引证中医文献,《内经》上说:“心手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又说:“心病者,胸中痛,胁支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关于心脏病理,《内经》也指出:“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又指出:“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于此可见,前人对于心痛的认识亦属心脏病变,它的发病机制,主要是气血不利,不通则痛。因为心主脉,脉为血之府,血液充盛,循行脉内,周流不息。而血液的循行有赖于心阳的鼓动,如果心阳衰弱,便使功能障碍,血行不利。所以心脏以血为体,以阳为用,心血和心阳偏衰,均能发生病变。我认为心绞痛的证状,有心血不足的一面,也有心阳衰弱的一面,在治疗上必须两面兼顾。也就是一方面补养心血,一方面加强心阳的功能,促进血液的循环顺利。 但是,临床上不能笼统使用,尤其是已经发生障碍,必须在养血扶阳的基础上消除障碍,才能使证状迅速改善。因此我的初步体会,成方中的复脉汤治脉象结代,心动怔悸,用生地、麦冬、阿胶养心血,人参、桂枝扶心阳,切合于心痛的发病机理,可以作为基本方。由于心藏神,汗为心之液,因本病常伴心悸,多汗,睡眠不安,故可参考养心汤和归脾汤,酌加当归、远志、枣仁、五味子、茯神、龙眼肉、柏子仁之类,但不能以养血安神作为主治。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本病的主证是疼痛,疼痛的主因是气血循行不利,如何促使排除障碍而血行通畅,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以为可从活血及祛瘀生新考虑,初步采用了丹参饮为主方。本方原治心胃疼痛,兹取丹参入心与心包两经,能通血脉;檀香散胸中气滞,而无香燥耗散的流弊。此外也用了手拈散中的五灵脂、延胡索、乳香等,入血止痛。但临床证明,除丹参最为和平外,三七、西红花温通活血,散瘀定痛,效果良好;郁金入心,系气中血药,兼有破宿生新功能,亦为常用要药。 在心绞痛用养血、扶阳和活血,有相互联系,主要是加强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行通畅。但须根据具体病情分别主次,同时也要注意与本病有关的一切证候和因素,给予适当的处理。比如虚弱比较明显的,养血扶阳为主,佐以丹参、郁金;疼痛比较频繁的,活血为主,佐以生地、阿胶;在巩固阶段又可用人参和三七研粉常服。扶心阳以桂枝为主,结合人参;如果受寒痛频,可酌加细辛温经。也有胸闷连及中脘,或饱食后心痛易作,宜稍入薤白、瓜蒌和中;或胸闷窒塞,气短欲绝,亦可加旋覆花、香附。兹录病例数则如下: 病例一:男性,47岁。心前区痛1年,痛时不放射至左手臂,但觉胸闷不舒,左乳头内侧跳动不宁,脉象滑数,舌苔黄腻。拟从心脏调畅气血,用丹参、五灵脂、郁金、蒲黄、远志、枣仁、云茯苓。因兼有胃病,酌用枳壳、陈皮、神曲等。治疗四个半月后,疼痛减轻,接予党参、生地、丹参、桂枝、远志、枣仁、龙齿等调养心气。又四个月,病情基本上平稳,单用人参粉、三七粉各三分,每日分两次开水送服,连服1年。据患者自诉,过去心前区刺痛连续至数分钟即觉难受,现在已不复发;过去每次痛1、2秒钟的一天有20多次,现在亦仅4、5次,程度也轻得多了。 病例二:男性,53岁。半年前发现心悸,近3个月又增心前区掣痛,胸部胀闷,兼见腹胀多矢气,脉象滑数,舌苔腻黄。拟调理心气,佐以和胃。处方:丹参、檀香、郁金、砂仁、云茯苓、枳壳、陈皮、竹茹、佛手,另用三七粉冲服。经过四个月的加减调理,据述治疗前每周痛2、3次,也有每天痛几次的,服药3个月后痛即停止,近来停药1个月,仅痛过2、3次,心慌心悸亦好转。 病例三:男性,38岁。6年前发现心前区痛,经常发作,痛时放射至左肩臂,两手觉麻,心悸胸闷,食后便觉不舒,头晕,睡眠不熟,脉细,舌苔薄白。拟养心和胃法。处方:党参、丹参、郁金、菖蒲、远志、枣仁、枳壳、陈皮,加三七粉冲服。6剂后心痛即轻减,纳食亦增,手麻减而指尖觉凉,原方去枳壳,加生地、桂枝。在初步好转时,用过阿胶、麦冬、白芍、西红花之类,半年后基本上心痛停止。 病例四:女性,43岁。心前区微痛,胸闷,呼吸困难,头晕,疲劳,睡眠多梦,已有两年,舌净,脉沉细弱。拟调养心气为主。处方:党参、麦冬、阿胶、桂枝、丹参、远志、枣仁、红枣、郁金。六剂后心痛见轻,依此加减,自觉症状均有明显好转。经过4个月的治疗,除特殊原因感到疲劳外,心痛从未复发。 两年来治疗了不少本病患者,他们都经过西医确诊并按期作了复查,所有病例中,有的停用西药后用中药,有的改用中药后偶用西药。然经过中药治疗以后,症状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特别表现在大多数患者能坚持工作,而且从未有过突然发生意外变化。这里说明了中医中药是否能使本病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是另一回事,但最低限度反映了能够控制病情的发展,如果中、西医取得更为密切的结合,早期即用中医治疗,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相信用中医养心、通阳和活血的法则来治疗心绞痛,是比较有效而且值得研究的。 心痛的治法,在中医文献上比较少见,原因是以心为君主之官,因而强调心不受邪,心不可痛。然而对心痛的描述甚细致,不能忽视。如《内经·厥病篇》里说:“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瘛,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者,胃心痛也;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又指出:“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我意味着心痛证有随时发生骤死的可能,这里所说的真心痛便是指骤死的证候,也就是所谓心不可痛。再因心不受邪,认为心痛的出现多受内脏逆气的影响,不是心脏本身的病变,因而加上“厥”字,并据不同兼证区别为肾心痛、胃心痛等。假如将这些症状联系起来作成如下语译:“心痛的证候,胸痛如针刺,牵引肩背痛,手臂拘急疼痛,四肢不温,胸胁满闷,也有连及脘腹觉胀;平时容易心慌,活动则惊悸,痛更加剧;严重的面色苍白,卷卧静默,呼吸窒塞,能猝然死亡。”可以看到前人对于心痛证的认识和描写是相当完整的。至于前人提出的九种心痛-虫心痛、蛀心痛、风心痛、悸心痛、食心痛、饮心痛、冷心痛、热心痛、去来痛, 大多不属于心脏本病。正如《医学正传》所说:“夫九种心痛,详其所由,皆在胃脘而实不在于心也。” 4、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紫癜 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都是相当严重的疾患,目前尚缺乏特效疗法。这几种病同属于血液病范围,虽然各有特征,诊断上必须通过临床化验尤其是周围血和骨髓的细胞形态学检查,才能确诊。中医如何进行辨证及治疗呢?我认为仍然以表现的症状为依据,分析症状来探索其病因和传变。如果表现的症状有出入,治疗的方法便不同;相反,不同疾病表现为相同性质的症状时,治疗的法则基本一致。常说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在这几种血液病上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的临床表现各有不同,其中尤以白血病最为复杂,变化也特别多和特别迅速。据我初步观察,急性白血病突出的是发热、感染和出血,慢性白血病以贫血和肝脾或淋巴结肿大为主证;再生障碍性贫血除严重的贫血外,也是容易出血和感染;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则以出血为主。从总的来看,这三种病有其共同点,即:贫血、出血与发热和感染。 贫血的诊断,西医根据血液检查及临床表现,它的一般症状有面色 白,心跳,气短,头痛晕眩,耳鸣,以及体力和脑力疲劳等现象。中医还注意到言语低微,自汗盗汗,形寒肢冷,手足心热,腰膝酸软,并观察到脉象多是细弱或浮大,舌质淡红或淡白等。这些表现多属于中医的血虚,中医治疗血虚牵涉到好几个内脏,处方有轻重、浅深。例如一般所见的头晕,目眩,面色不华,疲劳,脉细等证,多从肝脏治疗,用当归、白芍、阿胶、首乌、菟丝子、沙苑子之类。倘见心悸,健忘,失眠,思想散漫等,多从心脏治疗,用人参、当归、枣仁、柏子仁、生地之类。较严重的兼见浑身倦怠,懒言少气,行动喘促多汗,脉象虚弱濡缓等,认为中气不足,应结合党参、黄芪、白术、山药、甘草之类补中益气。进一步见到形寒肢冷,性欲减退,夜尿频数等证,又以先天肾脏为主,用熟地、山茱萸、肉桂、鹿角胶、补骨脂、紫河车之类。这是治疗血虚的一般方法。在上述这几种血液病中出现的贫血,大多复杂而严重,不仅需要多方面结合,还须考虑病情的发展迎头赶上。 这几种血液病的出血,包括了中医的所有出血证候,有吐血、呕血、鼻衄、牙衄、舌衄、尿血、便血及妇人崩漏。病因病机方面,有虚火、实热和气不摄血,对于内脏的关系也相当广泛。为此,治疗上采用一般的止血药如仙鹤草、茜草炭、侧柏叶、蒲黄炭、地榆、藕节之外,必须根据出血部位,分别内脏,结合原因治疗。例如前人分血上溢为阳络损伤,血下溢为阴络损伤,所说阳络指上中焦的阳脏,阴络指中下焦的阴脏。虽然不能这样绝对划分,因为上出血的病因病机很多属于阴脏,同样地下出血也有属于阳脏,但是明确地指出了出血的部位和内脏的关系。因此,用于血液病出血的止血方法,有清肺、补肺、清肝、平肝、清胃、清肠、滋肾等,药如麦冬、生地、石膏、丹皮、阿胶、连翘、银花、黄柏、知母之类,均在选用之列。必须注意,血液妄行多由火动,故一般止血药偏于寒凉,但由于血液病的本身往往存在严重的血虚阴亏现象,苦寒药应当慎用,防止正气败坏。突出的有不少证候还用了益气固摄和引火归原之药,如黄芪、党参、肉桂、龙骨、牡蛎、五味子、升麻、炮姜炭等。 这几种血液病的过程中,常有不规则发热或长期低热。大概有三种性质:一种是单纯的内伤发热,由本身引起的虚热;一种是一时性的外感发热,由外邪引起;另一种是在内伤虚热的基础上兼有外感,属于本虚标实。所以使用退热方法时,应根据不同证候分别用养血清热、滋阴退蒸、扶正疏邪以及甘温除热等,常用药物如生地、鳖甲、白芍、黄芪、地骨皮、白薇、银柴胡、青蒿、升麻、薄荷等,相当复杂。 以上是这几种血液病的共同性的一般证候及其一般治法,当处理这些证候时,还必须注意各个病的特点。例如贫血,在再生障碍性贫血最为顽固。虽然用中药能够控制发展或减少输血,但血象恢复很缓慢。特别是妇女患本病,往往因每次月经来潮量多,使已经收到的效果又复下降。我曾经掌握患者的月经规律,在每次月经前采取补气摄气法,用黄芪、党参、山药、甘草、阿胶、当归身、白芍、炮姜炭、仙鹤草、血余炭、煅龙骨牡蛎等,再配合西医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等,收到良好效果。例如一青年女性患者,病程半年,血红蛋白4克,红细胞139万,白细胞2500,中性粒细胞43%,血小板28,000,网织红细胞0.2%,骨髓增生减低。每次月经来潮,血流不止,血红蛋白明显下降。由于经前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经期出血,血红蛋白逐渐上升至10克,红细胞增加至350万,白细胞增至4050,血小板88,000,网织红细胞13%,贫血症状基本消失。 其次,控制一般口、鼻、大小便出血比较容易着手,在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的皮肤出血点和紫斑,就较为困难,这类皮肤出血在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也有出现,虽然用中药治疗亦曾收到满意的效果,并认识到不能因为出血而用一般的止血剂,总之有待进一步探讨。此外,有些血液病患者伴有眼底出血,表现为视力模糊。这类病例在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多兼一派衰弱现象,在白血病特别是急性白血病则常有皮肤出血点及发热伴随。中医根据肝开窍于目,给予养肝、清肝,有时亦得到缓解。最严重的为脑出血,多发于血液病晚期,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加上神昏、高热和其它部分出血,显然与中风不同,也不同于温病的神昏谵语,不是用宣窍清热所能收效。 其三,发热与感染方面,在白血病最为复杂,兹先举几个病例来说。 病例一:女性患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热达40℃以上。据述三个月来常有不规则发热,疲劳即发,伴有形寒,咳嗽,头晕,心悸,温欲吐,唇燥,脉象细数,汗出甚多。诊断为阴虚内热,挟有新感。处方:生地、鳖甲、黄芪、升麻、青蒿、桑叶、丹皮、前胡等。三剂后热渐退清。 病例二:男性患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每天傍晚开始发热达40℃,下半夜自汗身凉,大起大落,已有半年。平时手心微热,两足不温,腰以下特别酸痛,大便数天一次。舌苔厚腻,脉沉细无力。诊断为下焦阴阳并虚,中气不振,用黄芪、生熟地、当归身、苁蓉、升麻、白术、泽泻等甘温除热,次日晚上热即平静。 病例三:男性患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发作。一个月来时有咳嗽,一周来每夜发热,近三天来又一夜连续发作。发热前先有目赤,胸闷,寒战,身热高达41℃,自汗而解。伴见口干,小便短少,舌苔黄厚粘腻,脉象细滑有力。诊断为体虚受邪,痰湿交阻,不能透泄,即用柴胡、黄芩、半夏、黄连、厚朴、知母、贝母、橘红等和解清化法。下午服药,晚间寒热即定,次日上午续发一次,热势亦仅达38.5℃。 病例四:男性患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身热不退,咳嗽痰粘,右胁掣痛,喉痛白腐,舌苔糙腻,脉细滑数。诊断为肺有伏热,气阴两伤。处方:玄参、麦冬、石膏、知母、贝母、桑白皮、葶苈、芦根、茅根等。逐渐热退咳宁。 病例五:男性患者,急性粒细胞白血病。身热,手心热,两太阳及前额胀痛,胸腹痞满,口糜口臭,便秘溲赤,舌腻,脉大滑数。诊断为肺肾阴虚,肠胃湿热积滞。用西洋参、沙参、知母、佩兰、山栀,另服芦荟粉清热导滞。药后大便畅行,胸腹渐舒,身热随平。 从这些病例中,可以看到白血病的发热相当复杂,中医的处理就是随证治疗,尽管这些病的预后多不良,但在这一时期解决了问题。又如白血病外感常合并肺炎,亦用麻黄、杏仁、石膏、桑皮、知母、贝母、芦根;肺炎也能转变为肺脓疡,可用赤芍、败酱草、丹皮、桃仁、米仁、冬瓜子、芦根。白血病中还经常出现口腔咽喉或两侧上腭部分有溃疡病变,这可能与使用西药有关,产生所谓二重感染。从中医考虑,系属口疳和口糜,主要是胃阴受伤,虚火上炎,或因肾阴虚而虚火上浮,初步用石斛、生地、玄参、麦冬,进一步酌加肉桂引火归原,并配合青黛散外搽,清热解毒。这几种血液病,症状复杂,变化迅速,容易反复,特别是白血病大多后果不良。我在中、西医合作下,抓住本质,随证施治,收到一些效果,尚待积累经验。 医案 一、湿热兼感案 李××,男,60岁。主诉:素质薄弱,痼疾高血压,经常失眠,精神容易紧张。近感冒发热五日,曾在某医院用解热剂及青霉素治疗,热势盛衰不定(37.8℃~39℃),汗多不清。特别表现在热势上升无一定时间,一天有数次发作, 热升时先有形寒,热降时大汗恶风。伴见头痛,咳痰不爽作恶,食呆口苦,口干不欲饮,便秘,小溲短赤。 诊查:脉象弦紧而数,舌苔厚腻中黄。 辨证:病由风邪引起,但肠胃湿热亦重。 治法:依据寒热往来、食呆口苦、便秘溲赤等症状,当从少阳、阳明治疗。 处方:柴胡4.5g,前胡6g,黄芩4.5g,半夏6g,青蒿4.5g,菊花4.5g,杏仁9g,桔梗3g,枳壳4.5g,赤苓9g。 二诊:一剂后热不上升,二剂退清。但仍汗出量多,因怕风蒙被而睡。考虑外邪虽解,肠胃证状未除,且年老体弱,汗出不止,体力难以支持。改拟桂枝加附子汤法治之。 处方:桂枝3g,白芍9g,熟附片9g,生黄芪4.5g,半夏6g,茯苓9g,陈皮5g,炙甘草2g。 三诊:服药一剂,汗出即少,二剂后亦不恶风,继予芳化痰湿而愈。 按:此病极为复杂,主要是体虚而内外因错杂为病,不能不随机应变。初诊处方采用伤寒法,但结合败毒散,用柴前、枳桔升降泄邪,不能单纯地看作小柴胡汤,这是处方用药变化之所在。 二、虚人外感案 张×,男,67岁。 主诉:经常感冒,往往一、二月接连不断,症状仅见鼻塞咳嗽咯痰,头面多汗,稍感疲劳。曾服玉屏风散,半个月来亦无效果。 治法:接诊后,改用桂枝汤加黄芪。服后自觉精神体力增强,诸症渐解,感冒亦随之未发。 按:此病前后二方均用黄芪而收效不同,理由很简单。桂枝汤调和营卫,加黄芪固表,是加强正气以御邪。玉屏风散治虚人受邪,邪恋不解,目的在于益气以祛邪。一般认为黄芪和防风相畏相使,黄芪得防风,不虑其固邪,防风得黄芪,不虑其散表,实际是散中寓补,补中寓散,不等于扶正固表。正因为此,如果本无表邪,常服防风疏散,反而会给予外邪侵袭的机会。 三、久泻经闭案 赵×,女,23岁。 主诉:1951年起大便溏泻,时发时止,服多种中西药物,未曾治愈。1961年冬开始,腹泻次数增多,夜间较频,故请诊治。 诊查:诊时白天大便二三次,夜间一二次,便前肠鸣腹胀作痛,矢气频泄,窘迫难忍,便后腹内即舒。伴见多汗,手心热,口干思饮,食少,腰酸,下肢沉困,腰部喜温,月经闭阻。脉象沉细,舌质淡,苔白滑腻。 辨证:证系久泻肾虚,寒湿郁热结阻。 治法:采用乌梅丸辛苦甘酸杂合以治久利的方法。 处方:党参10g,肉桂5g,黄连3g,木香5g,川椒3g,当归9g,白芍9g,炙甘草5g,四神丸18g(包煎)。 二诊;再服四剂后,腹痛稍轻,余无改善。考虑舌苔白腻而滑,先除下焦沉寒积湿。前方去白芍、四神丸,加苍术、乌药、肉豆蔻、炮姜。 三诊:再服药四剂后,腹痛大减,矢气少,夜间不泻。舌苔化薄。月经来潮,量少色紫。仍予前方,加小茴香温通肾气,诸症向愈。随诊半年腹泄未发。 按:本案病起十多年,泻时多在天明或夜间,并有腰酸肢困、腹部喜温等症,说明下元虚寒,故属肾泄;但结合腹内胀痛,便后即舒,以及掌热、口干、经闭等,又说明肠胃消化不良,传化失职,兼有肝虚郁热现象,虚实寒热夹杂,寒湿郁热结阻。对此久泄久利证,秦氏常选用乌梅丸法施治,均可取得理想疗效。 四、真心痛案 章××,男,69岁。 主诉:心前区刺痛间断性发作已十多年,近来发作频繁,痛时放射至左肩臂,特别表现在两手臂内侧肘腕之间有一线作痛,伴见胸闷心悸,睡眠不安。 诊查:脉象细数。 治法:初拟和心血,通心气。 处方:丹参10g,郁金6g,红花6g,橘络6g,旋覆花6g(包煎),菖蒲10g,远志6g,枣仁10g。 二诊:服上方药半个月后,疼痛次数减少,程度亦轻。继以养心为主,佐以调气和血。 处方:人参粉1g(冲服),生地10g,麦冬10g,桂枝5g,远志6g,枣仁10g, 丹参10g,西红花6g,郁金6g,血竭6g,香附10g,檀香3g,乳香5g,三七粉1g(冲服)。 以上诸药随证加减,服至八个月后,心前区疼痛由原来每天十多次减为一二次,原为刺痛,现在是隐痛,亦不放射至肩背;以前疲劳即发,须卧床数日,近两个月来工作较忙且上夜班,亦能支持;其它面色、睡眠均佳。心电图复查心肌供血也有好转。当服药三个月时,因肘腕间掣痛不减,曾用大活络丹协助活络,每日半丸,连服十余天后痛即消失,亦未复发。 五、皮水案 王××,男,28岁。 主诉:浮肿不消已一年,时轻时重,用过西药利尿剂,也用过中药健脾、温肾、发汗、利尿法等,效果不明显。故应邀会诊。 诊查:当时诊见:全身浮肿,腹大腰粗,小溲短黄。脉象弦滑,舌质嫩红,苔薄白,没有脾肾阳虚的证候。进一步观察,腹大按之不坚,叩之不实,胸膈不闷,能食,食后不作胀,大便1天1次,很少矢气。 辨证:说明水不在里而在肌表,断为皮水。 治法:用防己茯苓汤化裁治之。 处方:汉防己15g,生黄芪15g,带皮茯苓15g,桂枝6g,炙甘草3g, 生姜二片,红枣三枚。 服药两剂后,小便渐增,即以原方加减,约半个多月证状完全消失。 按:“风水”和“皮水”,这两种证候都是水在肌表,但风水有外感风寒症状,皮水则否,依据本例特点乃属皮水无疑。故不拟采用麻黄加术汤和越婢加术汤发汗利水,而且防己茯苓汤行气利尿。秦氏认为,虽然皮水也可用发汗法,但久病已经用过汗法,不宜再伤卫气。所拟防己茯苓汤,即用黄芪协助防己,桂枝协助茯苓,甘草、姜、枣调和营卫,一同走表,通阳气以行水,使之仍从小便排出,故肿势速消。 六、风水案 朱××,男,24岁。 主诉:头面四肢浮肿,反复发作,已经二年。近一年来,用过健脾、滋肾中成药,浮肿未能控制。旋因肿势又起,请秦老会诊。 诊查:诊见浮肿上半身偏重,尤其以头面及胸部明显,伴见胸闷烦热,咳嗽,不能平卧,口渴食少,两手皮肤干燥如泡碱水,小便短黄,脉象沉弦而数,舌净质淡。 辨证:证系脾失运化,肺失清肃。 治法:治以越婢汤加减。 处方:炙麻黄3g,光杏仁9g,紫苏5g,生石膏24g,赤茯苓12g,通草3g。 服药一剂后,咳嗽较繁,咯吐粘痰。此为肺气宣通之佳兆。再服药两剂,咳稀,胸次舒畅。又服药两剂,烦热除,小便增多;最后改五皮饮合小分清饮,用桑白皮、陈皮、茯苓皮、大腹皮、枳壳、米仁、杏仁等调理而愈。 按:根据《内经》所说:“上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综观本例特点,似属“风水”,虽然没有外感症状,脉亦不浮而反沉。但依据患者每次起病特点,自觉先由中脘满闷开始,逐渐胸痞、气短、咳嗽,说明“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病根仍在中焦。水气上逆,肺气窒塞,郁而为热,清肃之令不行,津液不能输布。病在于中,可用燥湿利尿,今逆于上,应结合宣肺顺气,故选用越婢汤法。秦氏临床处方用药,非常灵巧,此案用麻黄开肺,不欲其发汗,故剂量较轻仅3g;佐以紫苏辛香入肺脾两经,既能宣通上焦,又祛中焦湿浊;再以石膏、杏仁配合麻黄宣降肺气,清热除烦;赤苓、通草淡渗利尿。方小药精,收效迅捷。本例病程虽较长,但肾虚症状不明显,尚未波及下焦,故滋肾药用之过早过多,亦有碍于气行水行。 七、水肿心悸案 王××,26岁。 主诉:五年前先见阵发性心悸胸闷,渐见下肢浮肿。请秦老会诊。 诊查:诊见腰以下至足背浮肿甚剧,腹部胀满,呕吐,心悸气促,不能平卧,小便极少,大便溏薄;特别表现在口唇发绀,两手红紫,颊部泛红如妆。舌尖红,苔白滑腻,脉象细数带弦。 辨证:系属阳虚水泛,气血瘀阻。 治法:采用真武汤加味。 处方:熟附片6g,生姜6g,炒白术9g,白芍9g,茯苓15g,春砂仁2g, 木香2g。 药后平稳。连服药四剂,尿量增多,下肢浮肿基本消失,仅足背未退尽,腹胀、呕吐均好转,但两颊泛红不退,阵阵烦急,时有咳嗽,痰中带血,脉仍细数不静带弦。久病烦急,浮阳未敛,肝火上冲犯肺,故见咳血。仍坚持前方去木香,加黛蛤散5g,两剂血止咳平,病情渐趋稳定。 按:本例从发病经过来考虑,其根源是心阳衰弱,不能温运中焦水湿,但从伴见颊部泛红如妆诸象,充分暴露出水气充斥、虚阳上浮,不仅胃气垂败,且有心肾阳衰随时虚脱的危险。故治疗采用真武汤加味,扶阳温化为主,佐以敛阴健脾,四剂后即收到显效。虚阳浮越病人,如果肝火旺,当防血证,本例并发肝火犯肺之咳血,原方去香燥加清肝镇咳之品,果然迅速扭转病机。 八、脾胃阴虚水肿案 邱××,女,54岁。 主诉:因浴后受凉,下肢出现浮肿;又因家务劳累,逐渐加重,病已九个多月。乃请秦老会诊。 诊查:全身浮肿,按之有坑,手麻,心慌,口干引饮,腹中如饥,食量比平时增加,小便量多色清,大便偏干。脉象弦大而数,舌光红有裂纹,面色萎黄不泽。 辨证、治法:以脾胃津液不足为本,故治以益胃生津法。 处方:石斛12g,沙参12g,花粉12g,白芍12g,山药24g,黄芪皮10g,冬术10g,生米仁15g,赤小豆30g。 服药三剂后,浮肿渐退;六剂后,舌红亦淡,布生薄苔。 按:本案浮肿九月有余,虚实夹杂,秦氏从繁杂的症状中抓住主症,确立主要病机。他首先从脾虚不能化湿考虑;《内经》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但是除了面色萎黄、手麻、心悸为脾虚生化不足的现象外,口渴能饮、腹饥食增、小便清长均不符合湿阻病机,相反在脉舌方面表现为脾胃津液极虚。为此,依据华岫云所说:“脾阳不足,胃有寒湿,一脏一腑皆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格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之法。”故本案断为比较特殊的脾胃阴虚为主之水肿病例。用益胃生津为主治之,也收到满意疗效。 医话 一、治虚劳,两补六忌。 治虚劳,一宜补肾水,用保阴、六味、左归之类。此皆甘寒滋水之品,补阴以配阳,正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滋其阴则火自降,如残灯火焰,添油则焰光自小。凡忿怒伤肝动血,保阴、六味为正治之品。二宜培脾土。仲景治虚劳,惟用甘药建立中气,以生血化精为治虚劳之良法。《内经》云:“阴阳形气俱不足者,调以甘药。”盖脾胃之强弱动关五脏,况且土强则金旺。金旺则水充。故治虚劳,无论何脏致损,皆当以调脾胃为主。一忌用引火归元。命门之龙火,谓之真阳。若肾中阴盛,龙火不能安其位,浮越之上,形成上焦假热,正宜八味之类引之归元。而虚劳乃肾水真阴虚极,水不摄火,火性上炎,见面赤,唇红,口鼻出血,齿痛齿浮。此等上焦虚热之热虽亦为龙火上炎,但与上述的浮阳上泛大异。如误用桂附以引火归元,是抱薪救火,咳嗽、燥渴、咽痛喉烂等症立至。二忌理中温补。有人不辨虚寒之真假,一见胀满、食滞、肠鸣、泄泻便认定为虚寒,投以白术之香燥,济以干姜之辛热。不知虚劳症亦有见上述症候,患在伤阴,再补其阳,则阳益亢而阴益竭。更有一见胀满泄泻等证,即用补中益气汤以升清降浊。升柴用后,反促阴火上逆,以致咳嗽增、吐血至等危象沓来。三忌参芪助火。如肺脉按之虚而不数,肺中不热,参芪可受 二、治头痛,注意胃滞。 头痛虽有属气血虚者,然痛少补法。因虚而无邪,必不作痛。即气虚头痛,必是虚而冒寒,然后作痛;血虚头痛,必是血虚有火,然后攻冲而痛。凡治病必先治其痛。如气虚冒风寒,用荆防芎苏饮内服外熏,痛愈,以四君子汤补气。血虚有火,用知柏四物汤,痛止,服当归补血汤。然头痛必须详审胃家无滞者,方可用上二法。若胸次欠适,即为痰饮凝滞,须平胃化滞。因胸前凝滞,显示胃阳不能上布,易于感邪而头痛。无论是内伤头痛或外感头痛,均可用平胃、保和散治疗。有表邪需发汗散邪,人人皆知。然而欲散外邪,先散胃滞,使胃阳敷布,方能作汗外解,此人所不知。当表出之。 三、关于回阳法的几点体会 回阳法用于阴寒偏胜,阳微欲绝的严重证候,在临床上首先理解阳气与寒邪的关系。寒邪最易伤阳,是一种;阳气不足的寒邪易盛,是一种;阳虚本身也能呈现寒象,又是一种。这些都能导致阴寒偏胜,阳微欲绝,但是病因病机不同,使用回阳法的时候就有很大区别。一般因寒邪乘袭突然伤阳的,偏重在逐寒;因阳气不足受寒后阳更受困的,多回阳和逐寒并重;由于本身阳虚生寒渐使阳微欲绝的,以维护阳气为主。所以伤寒有三阴直中证,又是三阴虚寒证,都用回阳法,分别发病的原因和机制,处方用药有根本上的差异。 其次,一般所说回阳大多指肾阳,常附子、干姜等为主药。实际上五脏皆有阳,在阴寒偏胜的情况下同样能使阳气衰微,需要用回阳方法。其中以心、肝两脏特别是心脏在临床比较多见,亦最宜注意。由于五脏的性质和功能各异,回阳的药物不尽相同。比如心主脉,脉主血,多通过血分用桂枝或肉桂一类。当然心和肾有密切关系,有时也用姜、附一类,但必须分清主次。 再次,回阳法的使用以急救为目的,所谓“回阳救逆”。然而寒邪属于外在的致病因素,当它乘袭后引起阳气衰微欲绝,是与内因分不开的,只有在一定的内因条件下,这外因才起主要作用而造成严重现象。换一句说,寒邪伤阳到须用回阳法的严重阶段,往往内外因互相引起,应从两方面考虑。前人有很多方剂都在扶元的基础上逐寒回阳,如回阳救急汤用六君子加干姜、附子、肉桂等。这是治疗上十分重要的一环,说明回阳救逆用于急证。如果发现阳气有衰微的趋势,必须及时地控制其发展。 据上所述,假如在心脏阳虚使用回阳法,就必须抓住心脏的生理特点,考虑如何加强本身的阳气,如何逐寒,如何恢复其功能。我认为心脏的回阳方剂,应该以“复脉汤”和“当归四逆”作为代表。复脉汤用人参补气强心,生地、麦冬、麻仁、阿胶养心血,桂枝以通心阳,姜枣调营卫,炙甘草主持胃气资助脉的本源,集中力量从根本上养血扶阳,加强心脏功能。当归四逆汤用当归为君,佐以白芍养血收敛心气,桂枝、细辛温经通阳而散寒邪,甘草、大枣、通草以缓急,具有补血通脉、回阳逐寒的作用。如患者素有内寒,伴见呕吐等证,可加吴茱萸、生姜散寒,亦能行阳气。必须补充,当归四逆汤系厥阴病方剂,现在用治心脏受寒似乎不相吻合,其实它主治手足厥冷,脉细欲绝,目的在于走心复脉,成无己所谓:“通脉者必先入心补血。”至于人参养荣汤和养心汤等亦常用于心脏衰弱,如与复脉汤相比,可以看到人参养荣汤虽然有肉桂温养心阳,侧重在双补肺脾气血,不及复脉汤专一。养心汤比较专一,主要是养血安神,对加强心气来通脉亦差一层。临床证明,复脉汤治心气不足,血循障碍,当归四逆汤治心阳大虚,兼受寒邪,对于心悸慌乱,胸闷气短太息,疲劳汗出,四末清冷,脉象微细结代等证,斟酌缓急使用,效果良好。它的特点是,把力量集中在心脏,取桂枝、细辛扶阳回阳而不用附子、干姜。 这里从回阳法举例说明心脏虚寒的治疗,当然还有不少方剂可以选择,而且应当结合具体情况加减。问题是如何针对心脏的生理特点和药物的特长,在初期用扶阳,在严重阶段用回阳逐寒,这两个方剂的组成方法值得深入探讨的。

胡希恕

胡希恕(1898—1984)又名胡禧绪,汉族,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是我国近代著名中医经方临床家、教育家。被日本中医界赞誉为“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 胡希恕青年时拜清末进士、名医王祥徵为师学习中医,于1919年参加沈阳市政公所中医考试,获取中医士证书并个体行医,后于1931年在北京个体行医,与陈慎吾、谢海洲等老中医办学,传播中医学术。1952年经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1958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内科学教授、附属东直门医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等职。 胡希恕又名胡禧绪,1898年3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郊区东伍旗村。 1915年至1919年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中学。上中学时,喜爱踢足球,无论冬夏,每场皆要大汗、力疲方歇。在其傍观看者常有其国文教师,此时常把几个学生都叫到他的房间喝茶休息。看着精力充沛、活泼可爱的一群学生,内心高兴,尤其是他看中了胡希恕等四人才华。 1919年胡希恕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习。常与人诊病,疗效卓著,尤其是一年疟疾大流行,治一例愈一例,但未想到行医。大学毕业后,1924年至1927年曾在沈阳县立中学、辽阳县立中学、辽宁省立中学任英文教师。1928年至1935年任哈尔滨市电业公司会计股股长、特别市市政局事业股股长、市政公署营业股股长。日本侵略中国,拒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无奈悬壶行医。 解放初期,曾约陈慎吾、谢海洲老中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做为中医教育试点,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系统教授《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内经》《温病》等。自己主编教材,曾著《伤寒论释义》《金匮要略释义》《温病条辨评注》《伤寒金匮约言录》等书。 受王祥微影响,胡希恕教授《伤寒论》不用脏腑理论,同时通过对《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原文的研究,并参阅中外中医文献,提出了《伤寒论》六经非《内经》经络概念,而是来自八纲的独特概念。 1958年调任中医学院任内科教授、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更忙于教学,名声大噪。刘渡舟评曰:"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暮年仍孜孜不倦于教学、讲座,指导留学生考察团。他最后讲授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全部录音已被日本留学生带回国保存。其经方研究成就,已由其弟子整理成册,著为《经方传真》《伤寒论传真》《金匮要略传真》等书出版。 胡希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只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和《北京中医》发表过文章。其学术传人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教授系统整理了胡希恕先生的部分学术思想,整理出版了《经方传真》、《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胡希恕》、《中国汤液经方》、《解读张仲景医学》、《胡希恕病位类方解》、《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胡希恕讲金匮要略》、《胡希恕温病条辨拾遗按》等。 胡希恕运用经方三辨浅析 辨病位 辨病性 辨方证 □ 张锡凤 陶海燕 王晓茹 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 已故名医胡希恕先生是公认的经方大师,毕生沉酣仲景之学,兼受汤本求真的影响,临床善用经方,近于出神入化,被誉为“经方学派的大师”。名医刘渡舟先生曾赞誉他:“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然胡希恕先生生前处世低调,使其学术思想未能广为传播,诚为憾事,兹将胡希恕先生运用经方辨证经验,略为剖析如下。 胡希恕对六经实质的认识 要灵活地运用经方必须先明白六经的本质,胡希恕先生学宗仲景,深受王祥徵影响,兼采汤本求真之论,认为六经辨证不是脏腑辨证而是八纲辨证。《伤寒论》虽以六经分篇,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等。然书中对八纲之辨颇详,如论中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辨阴阳;第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是辨虚实;第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是辨表里;第122条“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是辨寒热,如此等等。这可以说是辨证施治的一般规律,何为六经?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而言。胡希恕先生指出:《伤寒论》之六经,虽称“之为病”,其实质是证,而且来自八纲。八纲即指表、里、阴、阳、寒、热、虚、实,其实在表里中间,还有一个半表半里,按数而论,应为九纲。由于言表里,而半表半里即寓其中,所以习惯上仍称为八纲。疾病从病位而言,不外乎表、半表半里、里,从病性而言,不外乎阴阳、虚实、寒热,而虚、实、寒、热又可从属于阴阳,如此可知,表阳热实即为太阳,表阴虚寒则为少阴;里阳热实即是阳明,里阴虚寒则为太阴;半表半里之阳热实即为少阳,半表半里之阴虚寒则为厥阴。如此,无论表、里、半表半里皆具有阴阳两类不同为证的反映,三而二之为六,即病之见于证者的六种基本类型。这即《伤寒论》所谓的“六经病”。由此可见,六经出自八纲,是毋庸置疑的。需要指出的是:少阴主表,厥阴主半表半里,胡希恕先生曾有专门论述,限于篇幅,兹不赘。 运用六经辨证的“三辨” 明确了六经与八纲的关系,就为临床运用经方奠定了基础。胡希恕先生应用经方分为三步辨证即首辨病位、次辨病性、最后辨方证。 辨病位 病位是指表、里、半表半里三部分。胡希恕先生指出表指体表,即由皮肤、肌肉、筋骨所组成的外在躯壳。若病邪集中反应于此体部时,便称为表证。里是指人体的里面,即由食道、胃、小肠、大肠等组成的消化道。若病邪集中反应于此体部,便称为里证。半表半里,是指表之内,里之外,即胸腹两大腔间,为诸脏器所在之地。若病邪集中反应于此体部时,便称为半表半里证。以上表、里、半表半里三者,是固定病位的反应,也就是说不论什么病,其病位的反应无非是或为表,或为里,或为半表半里。虽然,有时二者或三者同时出现,但绝对不会超越此三者的范围,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病位,是指病邪反应的病位,不要误认为是病变所在的病位,就是说即使病变在里,但病邪集中反应于表位,即称之为表证。亦或称之为邪在表或病在表。反之,虽病变、病灶在表,但病邪集中反应于里位,即称之为里证,亦或称之为邪在里或病在里。六经均有提纲证,寻此以辨,即可知病位之所在。 辨病性 病位既定,则当进一步确定病性,即阴阳、虚实、寒热。胡希恕先生说:“病情(即病性)必反映于病位,而病位亦必因有病情的反映而反应,故无病情则亦无病位,无病位则亦无病情。则所谓表、里、半表半里等证,同时都必伴有或阴,或阳,或寒,或热,或虚,或实证。”病位、病性既定,则治则治法亦相应而定。如病在表,治之以汗法;病在里,治之以或清,或下,或消,或温,或补;病在半表半里,治之以和法。 辨方证 方证即方剂的适应证,《伤寒论》中有桂枝汤证,柴胡汤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如果说辨病位、辨病性是一般辨证的话,那么辨方证则是辨证的继续与深入。胡希恕先生曾明确指出: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我们知道治病能否取效,不论是脏腑辨证、经络辨证,还是六经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在方证上。仅仅确定病位、病性、治则治法还不够。如太阳病,若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者,则宜桂枝汤;若见发热,无汗,身体疼痛,恶风而喘者,脉浮紧者,是麻黄汤证……虽然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葛根汤等均为太阳病的发汗方剂,但各有一定的适应证,如果用得其反,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轻者变证蜂起,重者坏证丛生。《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载方证颇多。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认为经方就是方证相应,如忽略了理论的指导,就会流于肤浅。胡希恕先生的辨方证不同于简单的方证相应,而是在八纲辨证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与辨证论治毫不抵触,而是密不可分割的。 但由于疾病是复杂的,病位、病性可能会出现错杂。如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太阳少阴合病等。仲景已有合病并病之论,且有柴胡桂枝汤合方之用,实开后人无限法门。循此,则经方自可应用自如矣! 结 论 古今注解《伤寒论》者众,而能学以致用者甚少,多数拘于理论探讨,使很多人对学习《伤寒论》产生怀疑,这是未能明白运用经方的指导理论——六经辨证的实质所造成的,六经辨证是脱离脏腑经络、具有独特理论的体系,与脏腑辨证有互补之妙,实无对峙之情。胡希恕先生运用经方的“三辨”——辨病位、辨病性、辨方证,诚为入仲景之门的简便法门。其理明、其法真、其效显。 相关 胡希恕先生伤寒讲座录音稿

任应秋及其医案介绍

任应秋 2004-11-22 (1914-1984),任应秋,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的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专业人才。在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中医理论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率先创立了“中医各家学说”学科,在《内经》的研究上取得成就,为中医学术理论的提高和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任应秋,字鸿宾,1914年8月5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4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间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当时廖季平已年逾七旬,甚喜其聪敏好学,故悉心指点,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文学方面的根底。 17岁时,任应秋毕业于江津县国医专修馆,开始医学生涯,其祖父又聘请了当地著名老中医刘有余到家中为其教授中医典籍,并设立济世诊脉所,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同时也积累临床经验。在以后3年时间里,学完了《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神农本草经》、《脉决》等中医学理论著作,并有了一定实践经验。1936年,任应秋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读书期间,有幸见到当时上海地区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陆渊雷、陈无咎诸前辈,并一一虚心求教,受益匪浅,开阔了知识领域和学术眼界,使学业大进。翌年,因抗日战争开始,祖国危亡在即,任应秋不得不返回四川家园,自设诊所,行医治病。并凭借其文史知识,执教中学。 40年代,任应秋任《华西医药杂志》主编,同时从事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早在1937年,任应秋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同年,为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歧视消灭中医的政策,还发表了题为《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是何道理》的文章,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大声疾呼。到了其任《华西医学杂志》主编期间,更不断发表学术论文,并于1944年完成了第一部医学著作《仲景脉法学案》,次年,《任氏传染病学》问世,1947年,《中医各科精华》(第一集)出版,使其学识才华渐为医界所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应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任用,1950年被任命为江津县医务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并当选为江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又应聘出任重庆市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和市中医学会秘书长,并被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1957年被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于1984年11月17日在北京逝世。学术思想演变与治学态度  任应秋从事中医工作50余年,执教30余年,知识渊博,著述宏富,已刊行于世的专著37种,约1300万言,其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以前,中医一直处在被岐视、排斥的地位,政府采取取缔和废止中医的政策。中医界很多有识之士,为中医事业的生存而努力,为争取中医合法地位而献身,发展中医学术,发展中医教育。任应秋在上海就读期间,曾受诲于“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陆渊雷先生,对陆氏之谈大加称允,遂效其法,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其所著《任氏传染病学》、《仲景脉法学案》、《中医各科精华一集?内科学》、《中医各科精华二集?内科治疗学》均属“中医科学化”观点之代表作。在50年代初期,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脉学批判十讲》等书,仍是致力于“中医科学化”主张,这是任应秋40岁以前学术思想主体。 1954年,人民政府对中医提出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意义,相继建立和健全了中医的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在新形势下,任应秋认真学习领会中医政策的实质精神,深刻认识到“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是继承中医学的问题,“整理提高”是发扬中医学的问题,只有系统全面的继承,才能做到发扬光大中医学。从此,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全力以赴于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深入进行中医学术的研究。 为了引起全国中医界对继承发扬工作的重视,1957年他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一文,1958年又在《中医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从头学起全面继承,打下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坚固基础》一文,提出在全国中医界应认真学习中医政策,广泛开展继承工作,强调要认真学好几部经典著作,真正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从1954年以后至1966年这12年里,他先后著成《伤寒论语译》、《金匮要略语译》、《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中医各家学说讲义》等书,为中医学的普及与提高做了大量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医学术无法进一步发展,任应秋数十年所集的数万册书被查收,数万张学术资料卡片一扫而光,但他坚信发展中医学术无错,中医发展的春天一定会到来。1976年后,中医工作又开始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任应秋夜以继日,奋力著书立说,又先后完成了《内经十讲》、《中医基础理论六讲》,《中医各家学说》、《运气学说》、《内经研究论丛》等著作百余万言,校点了金代张元素的绝版书《医学启源》。这些著述,均是其晚年深入探讨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加以发扬光大的代表作。 任应秋治学态度严谨,钻研学术刻苦,为了练就扎实的中医基本功,白天进行教学、科研、医疗工作,晚间博览群书,开阔知识眼界,每日工作10余小时,数十年如一日,既使节假日,也从不例外。对于学术问题,引经据典,拨之临床,无不溯本穷源。《内经十讲》一书,对战国至汉代形成的中医第一部理论专著,从成书时代、古代文献、后世研究医家及其学术思想、理论体系诸方面进行探讨,引用大量古代文献资料,均一一得出结论,被中医理论研究者所称道。《医学流派溯洄论》一文,从大量中医文献资料和史料研究入手,得出医学流派起于战国的观点,成为中医界一家之言。他不囿于旧说,不固执自己的旧论,例如《中医各家学说》教材先后四版,在一版教材中他不主张划分医学流派;二版划分4个医学流派;至三版又提出7个医学流派,使教材不断充实、提高与完善,充分体现出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研究中医流派 创立各家学说新学科  任应秋执教北京中医学院后,集前贤及自身研究中医之经验体会,认为欲造就大批高级中医人才,必须师百家之长,集前人理论与经验之大成。经过数年的努力研究,1959年撰写了《各家学说及医案选》,介绍了历代著名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经验,并附以验案印证。该书首先在北京中医学院的本科生中使用,受到普遍欢迎,后经卫生部批准将各家学说正式列为高等中医院校本科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并由他主编了第一版《宋元明清各家学说及医案选》。1964年在原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补充与修订,又增写了总论部分,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到各家学说的演变与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中医发展史上存在四大学术流派,即以刘完素为首的河间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宗法张仲景《伤寒论》的伤寒学派和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温热学派。所选医家由原来的22人,增加至39人,并附有原著74篇,更名为《中医各家学说讲义》,是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二版统编教材,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980年,经20年的潜心研究,他对中医学术流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医学发展史上存在着7大医学流派,即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和汇通等学派。他认为历史上医学流派的肇始并非在金元,而当断于先秦。指出了医学流派的判定,当以师承授受与学术争鸣为依据。这些新的观点,在中医学界引起了反响,推动了对中医学的深入研究。他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各家学说》第三版,即以7大医学流派为主线,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各家学说在内,共分别介绍了上自战国,下至民国时期的11个时期,105位医学家,全书共约60万字,可谓集历代著名医家学术经验和学术思想之大成。是书出版之后,日本汉医学界立即全文翻译。1984年5月,他在重病中,再次主持了新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编审工作。在“中医各家学说”这一学科领域中,任应秋是国内当之无愧的学科创立者和带头人。重视经典医著 精研基础理论  任应秋一生阅读了大量中医古籍,尤其重视对中医典籍著作的理论研究,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的发掘、整理、提高,并且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医学术中不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它自身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中医没有理论”,“中医不科学”等观点,他深刻指出,中医学是一门经过了几千年亿万人民实践检验的科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过巨大贡献,实践证明,“道经千载更光辉”,中医不单有它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中医理论中包含着深刻的整体观念、唯物论和辩证法,这种自然形成的中医理论体系,有着科学、合理的内涵。这正是中医中最宝贵的部分。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培养高水平的中医理论骨干》的文章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如何发掘中医宝库中的理论,并加以整理提高的问题”。并建议首先培养一支精通中医理论的高水平骨干队伍。办法是无论中医学院的在校学生,还是西医学习中医班,都必须认真学习几部中医经典著作,只有这样才具备发掘中医理论的能力,才能完成发掘整理提高中医理论的艰巨任务。 任应秋一贯倡导学习中医古典著作,打好中医基本功。从1961年至1964年,他连续在《中医杂志》及其他医学刊物上发表古典医著学习辅导的文章10余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医典籍《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以及有关温病、方剂、脉法、针灸方面的知识及其学习方法,读者多受教益。这些内容后经重辑,更名为《学习中医典籍七讲》收入《任应秋论医集》中。 任应秋历来重视经典中医著作的学习与研究,而且卓有成就。以对《内经》的研究为例,他综合唐代王冰以下历代研究《内经》医家的研究方法,分为校勘、注释、类分研究和专题发挥诸家,高度概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归纳出《内经》的学习思想和理论体系,指出《内经》一书主要包括了脏腑、经络、病机、病证、诊法、辨证、治则、针灸、方药、养生10个方面,而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则可以脏腑(包括络经)、病机、诊法(包括四诊)、治则四大方面来概括,并将其研究的10个专题,撰成论文名为《内经十讲》,是其数十年研究《内经》的心血结晶,已成为现代研究《内经》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为了便于研究《内经》,他晚年又组织编写《内经章句索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内经》的大型工具书。发掘中医学 整理抢救古代文献  任应秋精通经史,有扎实的文史哲诸方面的基本功。学习、研究古代文献在同代人中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自述,其学习全靠14年治经学的文字功底,并列举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医家,无不精通经史而治医有成就。因此,他强调指出,要想学好中医必须突破古代语言文字关,他说:“文以载道,各种道,包括医道在内,总是要通过文字来表达的。文以治医,医以文传,中医就存在于浩瀚的中医典籍之中”。早在1962年,任应秋与当代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陈慎吾共同上书卫生部,提出“对修定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其中之一就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教学。这一建议,对中医教育和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深远影响。尔后,他亲任医古文教研室主任,使北京中医学院的医古文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了推动全国中医院校医古文教学研究的开展,在其不断关怀和倡导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于1981年6月正式成立,任应秋被推举为研究会会长,从而开创了医古文教学、科研工作的新局面。 继承发扬中医学的重要问题是大量中医古籍文献亟待整理。任应秋以其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1975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医文献亟待整理》一文,指出中医药文献书籍超过万种,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是中医药学伟大宝库的重要内容,无论从传统应用,还是从现代医学的科学发展来看,对这些文献资料都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具有整理古籍能力的老专家相继谢世,所剩无几,尤其是既具有中医知识又精通训诂学知识的专家目前殆成空白。“卫生领导当局若不重视,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工作抓起来,估计10年以后要对中医工作进行整理,那时的难度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还开诚布公地进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时间至可贵,一失不可再”。建议立即成立中医文献整理出版委员会筹建中医出版机构,制定明确的近期和远期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早在1964年,就从事中医古籍的整理校勘工作。首先校勘了金元名医张元素《医学启源》,1979年又以元版本进行了补校,使这部长期以来鲜为人见的名著刊行于世。1982年主编了大型工具书《内经章句索引》,继而又主持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的校刊,以及主编全国合作的《中医名著精华》, 大型类书《中医十大经典类编》等,有的因身体状况而未能完成。弘扬仲景学术 促进中日交流  任应秋不独是研究《内经》的专家,而且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极有研究。晚年更集一生研究之学力,进一步深入研究仲景之学,为弘扬仲景之学,促进中日学术交流作出贡献。1980年应日本东洋医学研究会之邀东渡日本,以《中医学基础理论六讲》为题,进行学术交流。鉴于日本汉方医学界推崇张仲景《伤寒论》,并在仲景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独具特色,任应秋此次日本之行还促成了1981年北京第一届张仲景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召开。1982年,在张仲景的故里南阳市又召开了张仲景学术研讨会。全国研究张仲景学说的专家有300余人云集南阳,日本的两个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任应秋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这些活动促进了国内外对仲景学说的进一步研究。 在张仲景的故里南阳市,有一所明代纪念张仲景的医圣祠,1959年,曾进行修复,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破坏。1976年以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求修复此祠,任应秋对此举大力支持,多方呼吁,促成了1982年医圣祠第一期修复工程胜利竣工,使得首届仲景学说讨论会在医圣祠召开。1981年冬,为庆祝医圣祠重葺并张仲景研究会成立,任应秋以五言古诗纪念张仲景,表达了他对张仲景学术的重视与弘扬精神,诗云: 仲景医中圣,伤寒发宏论。上以疗君亲,下以救万姓。博采众方书,素难为龟镜。皇皇十六卷,言精而意蕴。三阴与三阳,平脉以辨证。三百九七法,足以概诸病。一百十二方,变化无穷尽。汉季兵燹多,文献遭蹂躏。江南秘不传,思邈抱怨恨。幸有王叔和,魏晋太医令。祖述大圣人,殷勤求古训。遗编赖以传,薪火续余烬。远被扶桑国,多纪善考证。矢志崇古方,明辨而笃信。庚申来南阳,宫墙仰万仞。乃见庙倾颓,满目荒凉甚。可钦诸地委,大力为整顿。鸠工以修葺,祠宇复幽峻。研究所建立,规划已订定。绝学赖以彰,循序而渐进。古义与新知,无一非学问。继承斯发扬,攀登勤为径。愿与诸君子,砥砺共驰骋。振兴中医学,且为万世庆。 这篇发自肺腑的诗文,由任应秋手书汉?镌刻成碑,矗立在南阳市医圣祠群碑之中。忠诚中医教育 培养中医人才  任应秋从事中医教育凡30年,受诲于其门下者数以千计。从50年代前期,就授课重庆市中医进修学校,到50年代后期,在北京中医学院执教于中医教学研究班,从一届又一届本科中医药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到各家学说、内经、医学史、医古文4个专业的研究生的成长,他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数十年如一日,任应秋始终执教在第一线,先后主讲过医古文、内经和各家学说3门课程,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运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将古奥的中医理论传授给青年一代,深受学生的欢迎。1978年以后,他同时招收各家学说、内经、医古文、医学史4个专业的研究生,数年间先后培养了3批共10余人。他还是国内中医界为数不多能够指导两个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因病终未招收,尝以为憾。在其主持各家学说、医学史教研室工作期间,对于中青年教师严格要求,亲自随班听中青年教师讲课,亲手为他们逐字逐句修改讲稿,甚至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板书写字水平,要求他们每天写毛笔字,而且亲自批改。现在,他所培养的中年教师,有的已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晚年,他除了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等工作外,还在中医及学术界兼任很多工作,并积极抽时间承担校内学术讲座,校外学术报告及外地讲学等工作,以高龄之躯尽全力为培养中医人才默默奉献。1980年,为了圆满完成赴日本讲学的任务,在盛暑之季,挥汗伏案书写《中医基础理论六讲》8万余言,每日工作10余小时,终于使这一讲稿圆满完成。 任应秋对于学生,从来都是以诚相待,有问必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仅传授知识,而且传授治学方法。数十年的辛勤耕耘,使桃李满园尽芬芳,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其学生中有的已成为颇有名气的教授、主任医师,一大批已成为医疗,科研,教学骨干。高超的医术 高尚的品德  任应秋不仅中医理论造诣精深,而且医术精湛,临床治病既善用经方,时方,又灵活变通,并创立新方,兼取众家临床经验之长。如1975年山西省某军区干部卢某因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手术后腹泻不止,少则一日七八次,多则一日10余次,多方求治,屡服中西药物无效,经年未愈。先生诊之,处以赤石脂禹余粮汤加缩砂仁、石榴皮,药仅4味,服4剂而泻止。或问何以速效,答曰:“《伤寒论》有云: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患者腹泻得于手术后,所伤在肠,是肠气不能固涩,正合利在下焦之候。故用赤石脂,禹余粮固涩肠气,加缩砂仁、石榴皮以助之。此先圣之成法,余别无新义”。以此可知其运用经方之妙,没有对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是难以尽快取效的。 又一黄姓女青年,年21岁,自6岁因病高烧之后,即患尿急频失禁,缠绵15个春秋,服多种西药罔效。任应秋诊其脉沉细有力,询问其症口渴喜冷饮,溲黄有热感,察其舌正赤无苔,检其前所用之方多为补益固涩之品,遂断为肾虚热郁之候,前服补益固涩之剂误之久矣。立方黄柏4钱,知母6钱,肉桂5分,连服6剂,小便已能自己控制,惟仍有急迫感,继服6剂即完全恢复正常。15年之痼疾,竟愈于旬日之间。或问:“既云热郁为病,何用辛热之肉桂。任应秋解释说:“《内经》云:‘通因通用,热因热用’,此之谓也”。如此之病,足以证明其对中医理论之纯熟,认证之准确,用药之灵活。 中风乃常见的难治之证,任应秋对于中风从阴阳两方面辨别,认为中风证有阴虚与阳虚两大证型,据此自制?莶至阴汤以治阴虚中风,?莶至阳汤以治阳虚中风,临床用之甚效。 任应秋为中医理论与临床,为中医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光明磊落,虽历经坎坷磨难,仍坦率直言,为事业奋斗。1960年他与几位中医专家上书卫生部,对改进中医院校的教学提出中肯意见,即有名的“五老上书”,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倍受迫害。但是“文化大革命”10年过去之后,他又为抢救中医、改进教学大声疾呼,直率进言,这不仅反映了其无私无畏的品格,而且体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出他对中医事业的献身精神。 另一方面,任应秋敢于解剖自己,对自己一分为二地看待。就其学术思想及其发展演变而言,前半生推崇陆渊雷,追求科学化,为中医学的发展而探索。自从“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确定后,则致力于继承发扬中医学,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他十分客观地看待自己。在其晚年编辑《任应秋论医集》时,诚恳地在自述中说:“就所存者,略为审视,前一时期多无保留价值,后期作品,仅选其中颇有一得之见者,编辑成册,命曰《论医集》”。并自我反思说:“即治学无论怎样勤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在50余年中,勤奋一生,而先后效果迥然不同,至今犹值得我深思”。 任应秋一生治学不倦,为中医事业发展而献身。愈到晚年,其报国之心愈切,曾赋诗云:“报国日已短,爱国情倍切,欲使百废兴,惟有争朝夕”。又曾作联语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四化艰巨,决心勇往直前”。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写下“自强不息”以自勉。先生终因积劳成疾,志未酬身先去。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将自己一生积存的5000余册书全部献给北京中医学院,为此,学院建立了“任应秋献书陈列室”以志纪念。其夫人聂荣秀遵遗嘱,将捐书奖金3万元献给学院建立了任应秋基金会,以奖励在中医学中学有所成者。 (作者:鲁兆麟)简历  1914年8月5日 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 1931?1934年 江津医学研究社学习。 1936?1938年 上海中国医学院读书,后转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毕业。 1938?1942年 江津县立女子中学教员兼校医。 1941?1949年 任江津县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 1946?1949年 任全国中医联合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 1952?1954年 任重庆卫生局中医进修班教导主任。 1954?1957年 任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 1957?1984年 先后任北京中医学院文献编研组、科研办公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史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兼中医基理论研究社社长。 1984年11月17日 病逝于北京。主要论著  1 任应秋.伤寒论语译.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 2 任应秋.金匮要略语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3 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及医案选讲义(宋元明清).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 4 任应秋.病机临证分析.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 5 任应秋点校.医学启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6 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中医专业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7 任应秋.如何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8 任应秋.运气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9 任应秋.阴阳五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 10 任应秋主编.内经章句索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1 任应秋.任应秋论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12 任应秋.从头学习全面继承打下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坚固基础.中医杂志,1958,(3). 13 任应秋.医学流派溯洄论.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1,(2). 任应秋医案 冠心病心绞痛 王某,男,54岁。初诊:1974年7月15日。患者于7月1日起突觉胸骨及心前区闷胀,并伴压榨性疼痛。面色苍白,冷汗时出。经某医院检查,诊为心绞痛,住院治疗10d,绞痛发作愈来愈频繁,医师嘱服中药,特来诊治。诊查:肢体怠惰,脉沉细而弦,时或间歇,舌质胖嫩无苔,手足厥冷,绞痛时必出冷汗,汗出则寒战不禁,心悸难安,气短身乏。此为阳气衰竭,心失温煦。治宜温补心阳,用《金匮要略》人参汤加味主之。 处方:白人参、炙甘草、炒白术各15g,干姜、川附片、五灵脂、山楂、降香各9g,乳香3g。 药煎成去渣,冲入米醋1匙,趁热服。 二诊:7月19日。上方药连服3剂,绞痛未发。面色较红润,表情亦很活跃,与4d前相比判若两人。自诉除胸闷、身乏外,无其他异常。脉虽仍沉细,但已无间歇。舌质淡。食欲仍差,两手已不凉,惟两膝以下尚有冷感。心阳已渐恢复,脾肾之阳犹待温补。守方出入续进。(www.guayunfan.com) 处方:白人参、炙甘草、炒白术各15g,干姜、川附片、全当归、山楂各9g,陈皮6g,肉桂3g,赤芍12g。 嘱其浓煎连服11剂。11剂药服完后,心绞痛痊愈。(《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第三卷》[232]) 【评析】 任氏认为,心的功能,首先是主阳气,其次是主血脉,在罹患冠心病时,亦首先为阳气亏虚,其次才是血脉之损害。临床尝用“益气扶阳,养血和营,宣痹涤痰,通窍宁神”来概括本病治疗大法。 本案患者证属心阳虚衰,用人参汤温补心阳,加“回阳救逆第一品药”大辛大热之附子,入心脾肾经,温阳祛寒救逆;五灵脂、山楂、乳香、降香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二诊心阳已渐恢复,脾肾之阳犹待温补,故加肉桂增强补火助阳、温经通脉之功。附子走而不守,“救阴中之阳”;肉桂守而不走,“救阳中之阳”。二者相须共奏温补诸阳之功。患者二诊疼痛大减,故减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之药,且患者食欲仍差,故去五灵脂、乳香等碍胃之品,加全当归、赤芍养血活血,陈皮健脾理气和胃。 太阳病案 某男,50岁,1995年9月20日初诊。慢性腰腿痛10年,时发时愈。近年来症状加剧,下腰部坠痛,臀部酸痛不适,以左侧为甚,行走时呈间歇性跛行。经X线拍片、CT检查,确诊为,“L4~5椎间盘中央型突出”,“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刻诊:形体消瘦,肤色苍白,腰腿隐痛麻木,不能直立,腰部前屈与后伸受限。下腰部及臀骶部压痛。时觉畏风、发热(体温正常)、自汗、头眩、纳呆、嗜睡、口淡、便溏、尿黄短、下肢稍有浮肿,舌淡红,苔薄白水滑,脉沉缓无力。腹诊:腹壁浅薄,腹肌扁平拘紧,脐部悸动应手,少腹胀满。此案属太阳经腑合病。营卫失调,风寒湿痹凝阻太阳经脉,水饮停滞太阳之腑。先予桂枝新加汤与五苓散合方加味,以和营卫、利水湿、祛风寒为治。处方:桂枝、党参各15g,白芍药30g,大枣5枚,炒白术、茯苓、猪苓、泽泻各10g,炙甘草,砂仁(冲)各5g,生姜5片。3剂。服药后,小便量增多,恶风发热稍减,纳增。但腰腿痛无明显改变。针对主症,加强祛寒温阳之力。上方加附片10g,再投5剂。服上方后,腰腿痛减轻,但腰部前屈后伸尚不利。上法已经中的,守方5剂,并在腰骶部压痛部位予以按摩,刺血拔罐,以助气血畅通。按上方进退加减治疗3周,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腹肌紧张感减轻,但稍长时间的运动,腰腿尚感疲乏。嘱患者每天用艾条自灸腰俞、环跳、关元等穴位,使之徐徐温养阳气,促使机能的康复。坚持治疗月余而痊愈。越4年,腰腿痛没有复发,只是繁重劳动后,腰腿偶感不适。 按:《伤寒论》就是疾病总论,其诊病方法是六经辨证。柯琴云:“岂知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有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也不例外。《伤寒论》治疗风湿寒痹以太阳最详。盖太阳为一身之藩篱,风寒湿邪袭人,太阳首当其冲,或循经入腑,或由表及里,引起整体反应。此患者消瘦、肤色苍白、时觉畏风、发热、自汗,属“桂枝汤证”;腹肌扁平拘紧,是桂枝加芍药汤的腹证。腰腿疼痛多年而气营两伤,虽有恶风、发热、汗出之太阳中风表现,但脉沉缓无力,与论中太阳病篇的“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相合。脐部悸动应手、少腹胀满、小便不利、下肢浮肿、苔白水滑,是太阳经病不解,寒湿循经入腑而成太阳蓄水五苓散证。由于太阳经腑有合病之势,故先予以桂枝新加汤合五苓散,调和营卫、通阳利水为治。先行“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之法,待病势趋缓再以温灸法徐徐温养阳气以善后。 痛证病机解 范铁兵 高俊峰 中国中医科学院 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快感觉和情感体验,是患者的主观感受。任应秋云:“身体内外发生一种难于忍受的苦楚,叫做痛;痛而带有一些酸感的,叫做疼。”疼痛可发生于患病机体的各个部位,既可出现于多种急慢性疾病中,也可以单独出现。究其病因病机,历代医家多从“不通则痛”、“不荣则痛”、“诸痛属心”论治。 不通则痛 不通则痛是指由于外感之邪、寒凝、气滞、痰阻、血瘀等致经脉闭阻不通,阴阳之气相搏,气血逆乱,攻冲经脉而出现疼痛。 中医学认为人身经脉流行,气血环转,上下内外,无有已时。如是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得养,病邪不着,则何痛之有?“不通则痛”虽为后世医家之语,而实源于《黄帝内经》,如《素问·举痛论》云:“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此为寒邪客于脉中,气不通则痛。“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亦。”此为热邪客于肠中,煎灼津液,阴虚便不得出而痛。《素问·五脏生成篇》曰:“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此为卧起外出,感受风邪,阻滞经脉致痛。《灵枢·五邪》云:“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此是瘀血阻滞经脉,气血运行不通而痛。临床中刺痛、胀痛、重痛、绞痛、窜痛、固定痛以及外伤性疼痛的病机皆属此类,故可以按照“不通则痛”论治。 不荣则痛 不荣则痛是指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气、血、阴、阳虚损,使脏腑、经脉失于温煦、滋润、濡养而发生的疼痛。 中医学认为人体经脉正常运行,有赖于阳气的温煦,阴津的滋润。这样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则痛何来?反之如果气血阴阳虚损,则人体阴平阳秘的和谐状态被破坏,病自来矣。《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云:“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爪枯也。”“血气皆少则喜转筋,踵下痛。”这就是指气血虚损,无以濡养、温煦经脉所致的疼痛。《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通。”此是机体血虚不能濡养经脉而导致的疼痛。《素问·举痛论》云:“厥逆上气,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痛死不知人”此是阳微阴竭而致痛。临床上空痛、隐痛、痛而喜按者,皆属此类,因此可以按照“不荣则痛”论治。 诸痛属心 诸痛属心是指大多数疼痛可归因于心。中医学认为心主血脉、心主神明,神随血脉布散于周身,正如《灵枢·本神》说:“心藏脉,脉舍神。”《灵枢·营卫生会篇》说:“血者,神气也。”故诸痛属心是通过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实现的。《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明了心主神明的功能。《黄帝内经素问》云:“心寂则痛微,心躁则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痛痒疮疡,生于心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均说明痛的产生与心有密切的关系。故临床治疗疼痛性疾病皆可适当选用引药入心经的药物,有助于疗效的提高,尤其是在针灸治疗中对于疼痛性疾病选用心俞,可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故临床中对于应用“不通则痛”、“不荣则痛”的原则治疗的同时,可同时按照“诸痛属心”的原则论治。 总之,疼痛是临床常见的自觉症状之一,其部位可遍及全身,临床治疗中应从治病求本的原则出发,本着“不通则痛”、“不荣则痛”、“诸痛属心”的病因病机进行辨证论治,以提高临床疗效,解除病人痛苦。

蒲辅周及其医案介绍

蒲辅周 2004-09-20 蒲辅周(1988-1975),中医学家。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蒲辅周,原名启宇,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11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1917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1936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1940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200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帖,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3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1956年参加农工民主党。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治学严谨 精益求精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它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着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才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对疑难病人处理后,还要学生回答为何要这么处理和用药。在学生有所撰作时,他多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在他的严格要求、辛勤培育下,他的学生都已成为医疗保健、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尤其是在北京期间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中医界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师古不泥 阐发经义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治病用药注意时令气候影响  蒲辅周强调,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 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它三季也有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1945年近立秋,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因而用通阳利湿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应手。 1956年,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用清热解毒、养阴法治疗,治愈率达90%以上,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如其治周期性发热,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青蒿、木瓜、荷叶等清热利湿,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湿,以提高疗效。为配合季节,还注意用药的剂型。1963年治金某心气虚痛(冠心病)一例,即冬用膏、夏用散,以与季节相适应,既考虑到疗效,亦方便了病人。强调治病求本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为标,正气为本。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因此,在治病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若只见病,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疗的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以致中阳更伤,饮食日减,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月余卧床不起。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健运脾胃,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复。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从症状看,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又如两心悸患者,虽主症均为心悸,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恶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黄腻,脉滑,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便溏是脾弱之象,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兼清胆热,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肿,大便溏,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则属心气不足,兼有脾湿,偏虚证,治宜补益心气,温脾理痰,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但以党参易竹茹,随症加减而收效,明辨标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时,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因此,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15克,获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应重视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强,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精通医理 临证每有独到蒲辅周一生临证近7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机体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蒲辅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理论渊博,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称赞他“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 (作者:傅芳)简历  1888年1月12日 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 1895?1902年 读私塾、小学。 1903?1905年 随祖父学医。 1906?1954年 在 四川梓潼和成都开业行医。 1955?1975年 任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医师、内科主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 1975年4月 病逝于北京。 不要执死方治活人---蒲辅周先生论医妙语 2008-12-09 1968年,我有幸在北京拜访了同乡前辈蒲辅周先生。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蒲老谈兴颇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与我论医。其间,有沈仲圭先生、陈鼎棋大夫来过,寒喧几句之外,我们老少两代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并且都忘了窗外如火如荼的世事。蒲老这次的谈话,影响了我一生。香江教余,心境颇静,回想往事,恍然如昨。兹就记忆所及,追写出当年谈话的内容,浑金朴玉,以公同好,是为记。 一、病证论治 伤寒本寒而标热,故治用辛温,汗出热去;温病本热而标寒,故清热必兼透达。 外感病重在辨表里寒热,内伤病重在辨虚实阴阳。 张菊人先生改银翘散为银翘汤,说北方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却炉火不熄,如此,则寒郁于外,热固于中,银翘散中辛温的荆芥,升提的桔梗皆非其宜,当去之,加黄芩、栝楼。蒲老说:此固一说也,但不可视为定例,蒲老用银翘散,治风温初起,无汗畏风者,怕它透达之力不足,还要加葱白呢。葱白辛润,汗而不伤,和麻桂羌防不同,表解热透。蒲老一般不用苦寒药,用白虎汤亦嫌早,常用鲜芦根、鲜竹叶,衄者再加白茅根,此名“三鲜汤”。 沈钧儒先生的公子,感冒发热,午后为甚,倦怠,纳少,口淡,尿少,自服银翘散,药后热不退,反增便溏。外感当分六淫,当辨何邪而区别治之。区区感冒,也不是只分风寒、风热那么简单。此乃阳气不足之体,感受寒湿,湿为阴邪,治当芳香淡溜,间可用刚,凉药伤中阳,湿就更难化了。蒲老用平陈汤合三仁汤,二剂,即汗出,尿畅,热退。 湿温或温邪夹湿,最容易见到湿热郁遏,阳气不能通达。徒清热而热不去,湿留之故也。叶天士说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常用芦根、通草、薏米、茯苓皮、滑石、竹叶。通阳不在温,是因为湿热混在一起,热在湿中,故与杂病不同,不能用温药如桂枝、肉桂、大茴香通阳,小便利,则湿去热孤。利小便的药味淡,所以蒲老把它概括为“淡以通阳”四个字。 表未解未可攻里。即使表已解,热邪入里,当清,苦寒药也不要过量,在阳气不足之体,宁可再剂,不用重剂。否则,热中未已,寒中又起,粗工之用药也。不能看“炎”字两个“火”,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辨证论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人一方”,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 麻黄汤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汤的麻黄是麻黄汤的一倍,石膏用量也不宜过重。药罐子有多大?那么多量怎么煎?有人动辄就用今制“半斤、一斤”。再说,是药总有利弊,不能只看到石膏清热之力,而不怕它伤阳损胃。 热邪与燥屎相合,不得已而有承气之设,仲景先生于此谆谆告诫:一服利,止后服,得下余勿服。一次会诊,一小儿食滞,发热,已经用过许多抗生素无效,不食,腹胀,但鼻准光亮,一医主张用大承气。蒲老说脾虚之质,鼻准光,必自利,不必用下,不妨消导。但他坚持,正在讨论时,护士来报,拉稀便了。 王清任一生苦苦探索医学真谛,其精神可敬。他的活血化瘀方,如血府逐瘀汤,果是气滞血瘀,用之多效。但强调气血,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就未必得当。其方,有效者,也有不效者,未如所言之神。如说通窍活血汤可治十年、廿年紫脸印,多少服可见效,实际用之无效。 曾见有人久病恶寒,人着单,彼着夹,人着棉,彼衣裘,冬天生着火炉,犹自呼冷,此真阳虚也。可考虑用玉屏风散,加附子、姜、枣,剂量不必太重,阳气复振,营卫和谐,或可见效。 有人三天两头感冒,前人称为数数伤风,可用玉屏风散,营卫不调者合桂枝汤。辛温峻汗,表阳愈伤,病愈不解。苦寒则伤中阳,脾胃一倒,病变蜂起。肾盂肾炎,临床颇常见。因其尿频尿急,蒲老常用五苓散合二妙汤,加大茴香一个,琥珀五分,以解膀胱之困,肉桂只用三、五分而不宜多。 二、调养摄生 有很多病,只宜调而不宜治。与其药石杂投,损伤胃气,不如不服药。蒲老自己就有痰饮宿恙,多年来,蒲老一直不服药,中西药一概不服。惟注意调饮食,适寒温而已,虽然衰弱,但又多延了一些岁月。 20世纪60年代初,蒲老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有人来访,他有多种慢性病,终年西药、中药不离口,每次吃—大把药,而日见消瘦,饮食不思,餐后还有腹胀。蒲老说,药石杂投,本已见弱的脾胃如何负担得起?脾胃一倒,就不好办了,蒲老建议他不妨减少用药,他顾虑重重。蒲老让他先减—点试试,果不其然,减一点,各方面的感觉反而好一点。最后他终于甩掉了终年吃药的包袱。 希冀吃药来健康长寿,无异于痴人说梦。治病用药无非是借药性之偏,来纠正机体的阴阳之偏。从古至今,未见有吃药长寿的。 三、辨证之要 《金匮要略》论恶阻,说若有医治逆者,到了第三个月还呕吐不止的,则绝之。楼英说其意是摒绝医药,和之养之,以待胃气来复。古人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就是说,这样仍不失为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要是把医生分作三等,蒲老说自己只能算中等之中。学拳三年,敢打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孙真人也说过: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可治之病。行医三年,始信世间无可用之方。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医生所思的,就是辨证论治,而非其他,蒲老坚信唯物论辩证法,不向机械唯物论投降,蒲老也这么教他的学生。学生们总怕蒲老保守,不给他们秘方、验方,蒲老说:“我没有什么秘方、验方,我用的都是古人的方,要秘方、验方,去查书嘛,我教你们的是辨证论治”。他们又说:“辨证论治,难哪!”蒲老说:“孙悟空七十二变,是他掌握了变的方法。不要偷懒,学嘛,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的”。有位广东来的进修生,在门诊跟蒲老抄方。有一天,病人少,她说:“蒲老,可不可以让我给你把个脉?”蒲老说:“好”。诊毕,她皱着眉头,说:“有结代脉。”蒲老说:“是结脉?是代脉?”她想了一下,说:“是代脉”。蒲老说:“你不错呀,能看出来。”她说:“三四动止应六七,蒲老你不会出事吧?”蒲老说:“那你就过六七天再看。”过了六七天,她再诊蒲老的脉,还是那样。蒲老说:“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痰浊瘀血阻滞心脉也会出现脉结代,未必就‘三四动止应六七’。”眩晕,有虚有实。蒲老会诊过一位梅尼埃病患者,先后采用过滋水平肝、熄风潜阳、泻肝和胃未愈,脉滑,苔腻,蒲老认为其本属阴虚,标为痰热的辨证不错,用药则须斟酌。既挟痰热,便当清化热痰为主,早用滋腻,会助痰热,清泻肝火,亦非其治。蒲老建议改用温胆汤加味而愈。子宫脱垂,古称阴挺,多由劳倦气虚不能固摄所致,蒲老常用补中益气汤。补中,健全脾胃;益气,增强功能。每用加鳖头一个,炙酥入煎。 四、用药之巧 有人说,古方中用人参的,就一定要用人参,蒲老却说不一定。他举了一例,仲景生于汉代,那时辽东尚未开发,故白虎加人参汤、理中汤所用人参,皆是党参。四川的泡参,也很好,其色白中带黄,其味甘淡,入脾肺经补气,加之其体疏松,补而不壅,补气而不留邪。若嫌力薄,可以多用点嘛。蒲老在成都治一血崩妇女,以补气摄血为大法,泡参用至四两而效。泡参其价甚廉。梓潼凤凰山的桔梗,长卿山的柴胡,也都是很好的药。这种柴胡,叫竹叶柴胡,色绿,用茎,北柴胡用根。三物备急丸是仲景方。其功在攻下冷积而止腹痛。伤于生冷瓜果,积久不化,非一般消导药可效。有人病此,求治于某老,其用药,无非楂曲平胃之类,服二十剂无效。此病非攻不能去其积,非温不能已其寒,蒲老用三物备急丸的大黄、干姜,不用巴豆,改用刚阿魏而效。巴豆猛峻,不可轻用,即使用,也要注意炮制方法——去油用渣,并严格掌握用量。蒲老有个学生,素来用药谨慎,一次处方开巴豆五分,患者服后即暴吐剧泻不止,所谓“一匕误投,覆水难收。”后来蒲老调治了许久才好。 对某些慢性疾病,蒲老推崇煮散,即把药碾成粗末、混匀,每用五、六钱,水一盏,煮七、八分钟,去渣,适寒温饮之。一日一、二次,不伤胃气,药效出易于发挥,犹如轻舟速行也。便秘勿轻言泻下,如肝失疏泄,用四逆散,气机升降复常,大便自通。脾虚运化不好,蒲老用甘麦大枣汤而效。或有人以为这样的治法神奇,其实不过“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而已”,何神奇之有!用药要丝丝入扣,不多一味无谓的药,不少一味对证的药。 中药丝丝入扣,不是多而杂,用药杂乱,是初涉临床者的通病。原因一是病机不明,用药不能击中要害。二是急于见功,这样就势必见一症用一药,甚至用几种药,这就成了唐书说的“广络原野”。三是瞻前顾后,用—味热药,怕太热,加一味凉药;用一味泻药,怕有伤,加几味补药。曾有学生治一个气喘病人不效,来找蒲老,还说是不是没有按老师的经验加葱白,蒲老看他的处方,一味热药,一味凉药,下面又是一味热药,一味凉药。蒲老就问他,这是寒喘,还是热喘?他不能回答,这就是病机不明,所以用药杂乱。要是寒证,用凉药岂非雪上加霜?用药杂乱,就像打架一样,你这里一拳头打出去,他那里拉着你的手,那哪儿能打得中?蒲老年轻时用药也杂,后来蒲老读叶天士医案,才发现叶天士的用药真巧。古人说“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说到达药,当然还是要向仲景先生学习,他是深知药物利弊的。不识药,对它的利弊拿不准,用一味不行,那就多用几味,这样能不杂乱吗? 非读书不足以成大医 2009-09-01 □ 肖相如 北京中医药大学 振兴中医的关键是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是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培养出合格中医的关键就是读书,特别是读中医的经典著作和历代医学名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21世纪初出版了一套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基本包括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名医。我用了3年多的时间将这套丛书大致读了一遍,每位名医都有独到的经验,都在不同领域有建树,有不同的经历,如果从成才的过程来看,则是一致的,那就是读书与临证。在读书与临证二者之中,读书是成才的决定因素。医术、医德和敬业精神都与读书的质和量成正比。 在当代名医中,蒲辅周和岳美中是最为杰出的代表,而蒲老和岳老也是所有的名医中读书最多、最为刻苦的榜样。同时,二老也是医德最高尚,最为敬业,将中医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典范。 下面是蒲辅周读过的书目: 《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证治准绳》、《张氏医通》、《本草纲目》各一遍;《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伤寒温疫条辨》、《伤寒指掌》、《金匮翼》、《医学心悟》各二遍。 以上只是1955年调到北京后系统读过的书目,在其一生中只是读书、临证,戒除一切嗜好,所读书目几乎包括了从《内经》、《难经》以下至清代各家的重要著作。 蒲辅周最推崇的著作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伤寒温疫条辨》。 蒲辅周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蒲辅周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说,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有效的,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上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 在蒲辅周的家中,全是医书。对此蒲辅周说:“学业贵专,人的精力有限,我的智力也在中人而已。如果忽而学这,忽而看那,分散精力,终竟一事无成。”是以蒲老数十年来,对琴棋书画这些雅好,从不一顾。平生嗜于医,专于医而精于医。 蒲老临终前对其儿子蒲志孝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你要牢牢紧记!我的一生就是在读书与实践中度过的。” 从蒲辅周的用方中,可以看出,蒲辅周是真正的苍生大医。组方时尽量用便宜药,贵重药尽量用功用相同的便宜药代替。和现在的医生尽捡着贵药开,处方尽往大处开、贵处开,形成鲜明的对照。 岳美中是中医学史上的特例,他既无家传,亦无师承,完全靠自学而成的中医大师。博学、精研、宗三家,这是岳美中的治学之道。 博学者,岳美中一生涉猎医籍4000余种,上至《内经》、《难经》,下至各家。精研者,对经典反复研读,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每年都要温习一遍,临床亦以善用经方而著称。宗三家,在古今医家之中,崇尚张仲景、李东垣、叶天士三家。岳老晚年订的自律条款是: 一要有恒。每日除有特别事情外,要按规定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假。“勤能补拙恒斯效”,是我自撰的格言。倘若不严已律已,时作时辍,在日暮途远的年岁,是不能完成计划的。 二要专一。除临时有特殊需要外,不得见异思迁,须有始有终地完成一种后,再改做另一种。“主一无适”之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透。当然,精也是需要的,但精也是为了专,要出成果,还要归结到专一。 三要入细。在临床上遇到复杂大证,也时有碰壁。追思其故,是学习不够入细。读书如果只学皮毛,不深入骨髓;只略解大意,不掌握规律,只粗涉藩篱,不步入堂奥,必然是临大证不能解,临细证不能入。 四戒玩嬉。记得章次公先生曾说过:他学医时,章太炎先生曾指导说:“学技要专,即诗词亦当所戒。”以次公素好诗词也。花繁者实少,旁骛者无成。要想对一种学术深造有得,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非下定决心,付出最大努力,是不会成功的。 五戒嗜好。要完成温课计划,必须摒除一切无益的嗜好。于衣于食,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至躁扰不定,不能探深致远。古今学者,蔽衣粝食,非故意标新立异,自鸣清高,是志在学问,无暇顾及其他。典范尽多,宁容自弃。我规定自己,不独烟酒不事讲求,衣著亦很简朴,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 岳老的格言是: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 岳老强调,作为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重要: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治病,要真诚地对病从负责,此外,决无所求。 这就是岳老的境界。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医不能振兴的原因是临床出了问题,既临床不够,所以提倡要早临床、多临床。其实中医临床疗效的好坏,除了与临床的时间长短、经验是否丰富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医的临床医生并不少,少的是疗效好的医生,少的是像蒲老、岳老这样的大医。临床疗效差的原因是不读书,没有掌握中医理论的精髓,不能用中医的理论正确指导临床。现在许多中医医生,特别是大医院的中医医生,满脑子都是西医的东西,提到炎症,就是想什么中药具有消炎作用;提到病毒性疾病,就是考虑什么中药可以抗病毒;提到糖尿病,就是想什么中药可以降糖,等等。中医这样治病,疗效怎么提高? 1993年,北京协和医院外科的一位教授得了糖尿病,老是烦躁不安,疲乏无力,出汗,他跟我说,是糖尿病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十分紧张,自己没有办法治疗了,想试试中医。我给他开的方就是《伤寒论》中的白虎加人参汤,几服药就好了。中医对此的认识是,证属阳明热盛,伤津耗气。里热炽盛,扰乱心神,所以烦躁不安;热盛迫津外泄,故汗出;热盛伤气,故疲乏无力。白虎加人参汤就是清热益气生津的方,里热去除了,没有热邪扰乱心神了,也就不烦躁了;没有热邪迫津外泄了,也就不出汗了;没有热邪损伤正气了,加上人参可以益气生津,所以就不疲乏了。如果不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辨证,而是老考虑糖尿病的问题,显然这个病没法治疗。 指导上述案例治疗的理论来源于《伤寒论》,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学不好《伤寒论》,这个病人是不可能治好的。中医的经典著作蕴含着中医理论的基石和精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用现代汉语将经典中的理论进行完整、准确的表达,所以现在学中医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读经典,必须读原著。我们绕不过这道坎,对个体而言,你要学中医,你要想成为合格的中医,要想成为像蒲辅周、岳美中那样的大师,你就必须像他们那样去读书、读经典;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要想振兴中医,就必须要求、鼓励中医读书、读经典,并为他们读书、读经典创造条件。舍此无他途。 振兴中医的关键是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是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培养出合格中医的关键就是读书,特别是读中医的经典著作和历代医学名著。 中国中医药报 京城名医蒲辅周老用药手稿 银翘散、桑菊饮,只一切轻型伤风感冒有效,若重感则无效。 人参败毒散,通治一般的感冒有效。 霍香正气散,通治四时感冒兼肠胃功能紊乱、腹痛,或下利。须用苍术效果好,若用白术则疗效低。 普济消毒饮、升降散(太极丸),此二方治腮腺炎(痄腮)、中耳炎、头疼、咽喉痛有效。 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凉膈散,此二方治重感冒(温热病)高烧、烦躁、无汗、尿黄、大便干、口渴欲饮有效。 香薷饮、六一散,此二方治暑季受热兼感寒,烦渴、尿不利,汗少或无汗有效。 六和汤、清暑益气汤,此二方治体虚受暑,汗出,或呕吐,或下利有效。 新加香薷饮、三仁汤、宜痹汤,薏苡竹叶散、治(秋)暑温、湿温随证施治有效。 杏苏饮、止嗽散,治秋季一般感冒咳嗽有效。 三拗汤、苏陈九宝汤、参苏饮三方治冬季一般感冒有效。 麻黄汤、大青龙汤治冬季受寒,发冷发烧,头疼身痛,无汗,或烦躁有效。 十神散、五积散,治四时不正之气,春应温反寒,夏应热反凉,秋应凉反温,冬应寒反热,突然气候转变,人受之形似伤寒,或有呕吐、下利等,名为时疫,此二方酌情加减治之 效。 香砂平胃散、保和丸,此二方治一般伤食、胃痛有效。 越鞠丸、舒肝丸,此二方治一般肝区痛,兼胃痛、气痛均有效。 温经汤、少腹逐瘀汤,此二方治一般血寒、血瘀痛经有效。 天麻丸、大活络丹,此二方治一般慢性关节炎有效。 温经丸、八珍丸,此二方治月经不调有效。 玉枢丹、苏合香丸、备急丸,此三方是急救药,雷击散亦是救急药。 香砂平胃散、藿香正气散,此二方通治小孩一般肠胃阻滞兼轻感有效。若有虫积化虫,若有疳积消疳理脾、肥儿丸,二方有效。 资生丸治慢性肠胃病、消化不好,大便溏不成形有效,兼有冷痛,附子理中丸或香砂理中丸有效。 归脾丸、人参养荣丸、柏子养心丸、九转黄精丹,四方治失眠、心跳、疲倦有效。 舒肝丸治肝胃病有效。 妇科: 月经先期:虚热,四物加丹皮、地骨皮,或选丹栀逍遥散;实热,芩连四物汤。 月经后期:艾附丸、温经汤、胶艾四物汤。 痛经:胀甚,琥珀散;痛甚,温经汤。 衍期淋漓(漏):调经丸、八珍汤加味、十全大补汤。 经行身痛:四物汤加味、黄芪建中汤加味。 崩:独参汤、醋熏法、补血汤、地榆苦酒汤。 带下:补中益气汤加味、完带汤加味 妊娠恶阻:苏叶黄连、保生汤加味即砂、术、香、乌、陈、草、生姜。 保胎:十三太保。 尿血:四物汤加茅根。 子肿:俱用茯苓导水汤加味即木香、木瓜、腹皮、桑皮、白术、茯苓、泽泻、砂仁、苏叶、陈皮、生姜皮。 子满:宜紫苏饮即归、芎、芍、陈、腹皮、苏梗、生姜,虚加参。 儿科: 一般感冒:香苏饮加味、荆防败毒散加味。 伤食:保和丸加味、香砂平胃散加味。 疳积:(消疳)肥儿丸、消疳理脾汤。 麻疹:宜毒发表汤、芫荽熏洗、芦根、茅根汤。 胃肠病、消化系统:藿香正气散加减、香砂养胃丸、健脾丸。 痢疾:暑痢初起,香薷饮加黄连六一散、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芍药汤加味。 痢疾古名肠擗,病因复杂,并有传染性,主因六淫,但有兼夹,分虚实、寒热、表里、六经施治。治痢诸方,亦分寒热虚实,更须掌握季节分风、寒、暑、湿。 痢疾经验方:其方出(齐氏医案),余用颇效。凡患红白痢疾10日以上无表证者,里急后重,利下红白,一服减、二剂再减、三四剂即愈。 当归四钱,白芍五钱、甘草三钱、薤白三钱、滑石六钱至—两,枳壳—钱,槟榔一钱.莱菔子(打)一钱、广木香—钱、磨汁兑服更佳,水煎服,此方治湿热痢。若是暑痢则川黄连香薷饮合六一散为佳。 胃痛:平胃散加味、香砂养胃丸加味。属气逆火郁,四 逆散加味;四肢凉呕逆属寒,吴茱萸汤。 肝胆病:胁痛胃痛四逆散加味,左金丸、舒肝丸。 脾病:寒:理中汤;热:泻黄散;虚:补中益气汤;弱:健脾丸、六君子汤。 肝胆为表里,脾与胃为表里,互相依存制约,四脏关系密切。 膀胱:胀,小便不通五苓散;小便利属血桃仁承气汤。 二便与膀胱也是互相为用,为化物传导之腑,泌清别浊。 虫痛:乌梅丸、化虫丸、榧于使君。 感冒:四季一般轻感冒香苏饮加味或苏羌发表汤。 感冒兼肠胃病:藿香正气散加味。 春季感冒:银翘散、桑菊饮、葳蕤汤。 夏季感冒:银翘散、荆防败毒散,或藿香正气散。 暑季感冒:香薷饮,或加味香薷饮、六一散。 秋季感冒:杏苏饮、香苏饮、桑菊饮。 冬季感冒:麻黄汤、麻黄甘草汤。 寒湿:三仁汤加味、五积散。 风湿:荆防败毒散加味、防风通圣散。 寒疫:十神汤或五积散、藿香正气散。 腹胀:香砂平胃散加味、枳术丸。 腹泻:胃苓汤加减、七味白术散加味。 大便不通:小承气汤、麻仁滋脾丸。 小便不通:五苓散加味;不禁:补中益气汤、肾气丸。 气虚:补中益气汤、黄芪建中汤。 血虚:补血汤、归芪建中汤。 眩晕:半夏白术天麻汤、钩藤熄风加味。 肾虚:阴虚:六味地黄丸;阳虚:八味地黄丸。 肝炎:四逆散加味、丹栀逍遥丸、龙胆泻肝汤。 肾炎:初起属寒湿五积散;日久屈虚金匮肾气丸。 肺炎:三拗汤加味、麻杏甘石汤加味。

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

王渭川(1898~),江苏丹徒人。自幼打下较好的经学基础后从师学医,毕生致力予各科临床,尤擅内科和妇科,,在理论上也有较深造诣。着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等。 我是江苏丹徒人,生予一八九八年,未满三岁,即遭父丧,由母亲周氏抚育成长。祖父鲁直公是清末举人,那时已年逾六十,还设馆教徒。他既精于考据,又重理学,很同意湘人治学的旨趣。“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可惜体弱病喘,未能竟其志。他同时兼治医学,在家乡一带,颇有些名气。春风桃李中得有两人;一个是镇江的袁桂生,一个是丹徒的何叶香。前者重临床,后者精理论,他们各有不同的成就。 祖父视我为爱孙,虽爱之深,更教之严。我六岁时,他便首教《诗经》,口传心授,释以浅义,责以背诵。听我诵读到声清音朗之际,他便欣然赋诗。记得曾有两句:“不堪子夏伤明后,却喜娇孙诵读初。”由此,祖孙两代,食同桌,眠同床,耳提面命,格外用劲。九岁时,祖父又授以《春秋》、《左传》。我对左氏文章精义虽能了了,但对春秋当时情势,苦不能明。我曾询问祖父,答以“一读二讲,逐步自明。”正冥思茫茫,极端愁苦之中,恰表兄归自上海,买有《列国演义》一部。我翻阅一遍,不禁狂喜。这虽属稗官,但春秋各国情况,仅仅在一百回中就能使人了如指掌。于是我自读自笑,爱不释手。祖父感到奇怪,问我,我告以原因,他点头称是。由此,我有了体会:读古书,如有课外通俗读物辅助,则收效较大。祖父还曾问我:“《左传》每一篇用《诗经》一二句殿于文后,是何含义?”我回答说:“这是古人的归纳法与左证法。”他听了很高兴,抚着我的头说:“吾门继武有人了。”于是教授日勤,仅仅十余年时间,就使我学完了《四书》、《五经》,得以卒业。祖父还教我作文,先是教我学八股,后来废考,又嘱我学韩愈文。可惜他天年不永,我十七岁时,他突然患中风暴卒。 祖父逝世后,家中生活日艰,母亲以女红谋米盐。承袁桂生、何叶香两君厚意,主动来嘱我随之学医,并愿负担我学医经费。于是,在一九一六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向袁、何两师正式拜门学起医来。每天上午,随袁师实习门诊,下午,随何师听讲医典。 袁师门诊极忙,几乎户限为穿。他读书宏博,学术渊深,。经验丰富。他以望色凭脉为立方依据,复方多显奇效。他重视前人珍贵经验,但用古方,又往往师其意,酌情化裁运用,决不拘泥成规。同时,他很注意自己的经验积累,虽忙迫,也多详加记录,为后来整理验案作准备。他长于妇女调经,尤长于调理杂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等不少怪病,多能得心应手。记得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其母抱来,肌肤如冰,脉如细丝,肛门试体温高达摄氏40。袁师立方,首用熟附片15克,次用生石膏30克。我感到奇怪,问此症属寒属热。袁师回答说:“吾欲以石膏清其里热,附予强其心衰,非此不救。”结果真的两剂而愈。至今回想起来,投袁门首尾三载,实受益非浅。我执业后,能够学有所进,也与坚守袁门家法,适当自我化裁有关。 何师上午门诊,下午为初级学生连我共六人开课。他以张、马合注的《内经素问》为教本,多半逐条解释。对于运气胜复,虽联系王冰、吴昆之说详加发挥,但张、马之注,毕竟是引经注经,范围不够扩大。同学中对《内经》研究有素者有人,对何师运气生化之旨的归纳分析不满,要求多采用其它有关《内经》的著作结合讲解。但何师年高体弱,对摸得熟的张、马合注本不愿更换。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我动了一个念头:跑书店。 镇江鱼巷的“京口善化堂”是个有二百年历史的老书店,与南京的“李光明”齐名。有一天,我请了假,专往善化堂去。在柜上,我看到了《黄帝内经索问》、《内经素问校义》,《内经博义》等许多刻本,字大行稀,便于阅读,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张、马合注本。特别是清人姚止庵注的〈〈素问经注节解〉〉一书,在每卷之前都加谨按,把这一卷的内容提要钩玄以阐发经旨,在每节之前,也都作扼要的提示,读了很有启发。我当时想,这是读《内经》入门的通俗读物,不能不买。但又一想,自己囊空如洗,拿什么买呢?于是就只有站在那里看,一直看到全市开始上灯,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将书交柜,说改日再议。柜友欣然同意,我却自觉汗颜。过了几天,厚着脸皮,又偷偷带了墨盒去。柜友开始很客气,以为我是带钱买书来了,就一下子把四部《内经》都捧上柜来。我先翻了一下,随即风驰电掣般地抄了起来。时间又到了上灯时分,柜友看我一直埋头抄书,不耐烦了,问:“书要不要?我们要收书了。”我回答:“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柜友感到惊奇,问我现任何事。我告以实际,他转而为喜。柜友之友父,患严重风湿性心脏病,正无法去袁师处挂号。于是与我约定,次日带病人去会诊。我为病人解决了病痛,以后柜友就格外照顾我,不仅让我进入珍本书室翻书,还允许我借书阅读。借书一部,十日归还再换。就这样,我在投何师首尾三年期间,不仅听何师讲授《内经》、《难经》,《金匮》、《伤寒》和《温病条辨》,而且还在“善化堂”柜友的帮助下,阅读了许多不经见的书,使我增加了不少有益的见闻。 一九一九年,我二十岁,离了袁、何师门,借何师“人文书屋”,独自开业。设诊之初,由于年轻,门可箩雀。母亲不放心,常来看我,见我读书临池,倒也宽慰;见我门庭寂寂,前途茫茫,又为之担心。我用两句旧诗安慰她:“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母亲说:“但愿如此。”又宽慰我说;“今天苏州绣货店交来一批货,可做几年,家事你可不考虑,专心温课,我也放心。” 这一时期,我还是常去“善化堂”翻书、借书,抄书,并以此为无上至乐。抄书无钱买纸,有一次将家中木刻本的《三国演义》拆开翻过来作纸。但看看金圣叹的批,又为之惋惜。正提笔四顾,踌躇不定之际,何师急促来找我面谈。他说:“我往苏州去看岳母之病,返时在船上感受风寒,哮喘频发,不能平卧,要养病。明日起门诊由你代诊,下午有新生四人,由你代讲《内经》,仍用张、马合注本。家中有藏书,由你来取参考。过去你是学生,书不能借,现在你是医生,可以借了。”自此以后,我为何师代诊代教三月,在具体实践中,又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 中医临床诊断,关键是望、闻、问,切。我在望诊时,根据《内经》所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道理,注意了观察病人色、神、形等几个方面,逐步摸索了一些规律。如见患者面部黑色素沉着,牙龈亦黑,我就根据《内经》“肾主骨、肾主黑”的精义,断定是肾病的范围。倘再考查有体重减轻、畏寒眩晕,脉迟细等症候,则可进一步断定为《金匮》所说的黑瘅或女劳瘅之类,其病机是命门之火大衰,有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两大类型。患者皮肤发黄,连及巩膜,这就要疑有黄疸病的发生,但要与溶血性黄疸相鉴别。对于痰饮,如见患者左眼上下灰黑如煤烟,就知属寒痰;见患者眼泡暗黑,知属热痰,见患者四肢多痿痹,屈伸不自如,知属风痰。上属各病,何师门诊甚多,服何师方有效有不效。我因在望诊中摸索了一些规律,辨证准确,所以投方辄效。师姐何小香当时负责挂号,曾密告何师,说我:“怪论百出,大放厥辞。”何师问清了实际情况,回答说:“这就是青出于蓝的道理。”我从师母那里偶然得到了这一句话,受到鼓舞,于是对望诊进一步细加揣摸。六十余年来,以此助我判断,解决疑难,成例不少。如川棉一厂一女工,曾患眼底血管硬化出血,左眼视力仅见手指,右眼视力0.1,经治疗无效,来我处就诊。我望见她步履蹒跚,问“关节痛否?”答以“剧痛”。查血沉为140毫米。我就断定她的病本是风湿,失明只是病标。治标既无效,就应转而治本。于是毅然放弃眼科方剂,主独活寄生汤加蜈蚣、乌梢蛇、仙鹤草、麝香以祛风化湿、活血通络化瘀,结果病人两周即视力复旧,以后历七年而未发此类病症。又如,一位唐姓胃痛病人,曾经汉、沪、京、粤等地治疗无效。就诊于我时,见他两手按胃,两脚跛行,诉胃痛数年末愈,查血沉极高,于是审证求因,亦断他病根在风湿,投祛风湿药而愈。 切脉认病,原本《内经》。至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作脉经十篇,析脉二十四种。传至阿拉伯,又经阿维森纳增至四十八种。我在临诊初期,只对浮、沉、迟、数、细、弦较易辨认,余多茫然,颇有王叔和所谓“胸中了了,指下难明”之感。后来临床既多,又参照程杏轩论脉医述细细揣摸,才逐渐掌握八脉大意之外还有许多兼脉,它们与五脏六腑的病症均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浮脉,兼脉就有六种:浮缓、浮紧、浮虚、浮芤、浮数、浮洪。因此,在临床诊断中,我既以八脉大意为主,但更重视兼脉。它对我辨证施治,确帮助不少。 总之,我在为何师代诊的三个月中,借何师拼案,开我康庄。从此,个人业务日渐有起色。加上我对病人有两大方便;①我医不好的病,请袁师会诊解决,②寻常人邀我出诊,我不坐藤轿,自己走路。人孰无情,于是声誉鹊起,一时极车水马龙之盛。 当然,业务愈好,困难也与日俱增。许多疑难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肝硬化、癫痫、脱疽等等,也都纷至沓来。我当时想了个办法:这类病每诊给方二剂,按时易方。这样一来,我就留有余地,多向袁、何二师请益,同时查阅历代名医类案,考查前人有无这类记载,以获得启发。在临床中,我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比较欣尝。袁、何两师鼓励道:“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古训昭然,人所共知。你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是一条路子,可继续走。最好能用虫类药,其效更显。”何师还提供了运用虫类药的依据,他说:“《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内都广泛地用了虫类药,至于《金匮》中的鳖甲煎丸和《温病条辨》中的化症回生丹,更是以虫类药为主。”我谨记师教,用于临床,确能收到意外之效。因为麝香比较贵,后来我还逐步用虫类药代替麝香,疗效仍然非常满意。 在为何师代诊期间,我每天下午又代授《内经》。由于有感于何师讲张、马合注本,学生不感兴趣的教训,我在教课时改弦更张,又用了胡萤甫的《内经校义》,罗东逸的《内经博义》和姚止庵的《素问经节解》为学生课外读物。结果学生比较欢迎,既不为繁文难句所阻,又觉得兴趣横生。次年春节后,何师哮喘又发,又委我代讲《金匮》。我因对《金匮》研究不够,所以又用《金匮心典》为教本,《金匮玉函经二注》和《金匮方论本义》为辅助书,认真备课。因细考《金匮》中有脏腑经络生克制化的认识,同时还有一部分传染病掺杂其中。因此,一面备课,一面又写成“生克制化在《金匮》中的运用”和“《金匮要略》内容简介”两文,在正课开讲前先作了两个精简的报告,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消除了畏惧感。《金匮》中有“阳毒之为病”一条,历代医家都没有确实的辨病。我结合临床经验进行研究,认为中医通常说的烂喉痧即是其病之一。本病特征是发高热,咽喉剧痛,易化脓,舌如复盆,全脸红疹带肿,与《金匮》中“阳毒之为病”条文相适。我主犀角地黄汤加升麻、大青叶、板蓝根,温度不降佐紫雪丹、至宝丹等,同时用西牛黄吹喉,良效。当时我以此解释阳毒,学生疑信参半。恰为时不久,镇江流行烂喉痧,洪仁医院断为猩红热,取本人用方良效,大家方信而无疑。 自为何师代讲《金匮》以后,一九二四年,我就婚芜湖,遂就芜湖开业。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我举室西迁至汉口生成里设诊。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进入田家镇。我行年四十,再度西迁入蜀,在万县设诊十余年。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我在万县卫生学校担任医学史教学,编写《中国医学发展史概况》教材。一九五六年我由万县奉调来成都中医学院至今。初任学院妇科和《金匮》两门课程的教学,编写妇科和《金匮》的教材,后又专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坚持临床。尔来四十四年,虽历尽人问沧桑,但在悠悠歧黄路上,我坚守袁门家法,力求广取各家之长,而又不墨守成规,对于许多医界治疗尚感棘手的疑难病症,则根据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又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终于有所收获,有所前进。在理论上,我恪守辨证论治,随证施治的原则,根据古代医典提供的正确原理和本人经验,返博为约,对内科各种疾病归纳为活血通络化瘀、活血化瘀舒筋软坚、补虚化瘀理气,清热化湿消炎,熄风通络、疏肝通络消胀等六种治疗途径,简称“内科六法”。我用以通治脑震荡,脑垂体肿瘤、桥脑失调、静脉曲张、血栓性脉管炎,雷诺氏病、脑肿瘤手术后半身麻痹、侧索动脉硬化,红斑性狼疮、高血压、脑溢血、冠状动脉硬化、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宫外孕,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风湿性心脏病、象皮腿、硬皮病、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肝脾肿大,阿迪森氏病、盆腔炎、子宫内膜炎、肾盂肾炎、肾炎、膀胱炎、大叶性肺炎、急性黄胆肝炎、胆囊炎、白血病、胸膜炎、癫痫、子病、神经分裂症、夜游症、乳核、胰腺炎、眩晕、腹胀等四十二种疾病,临床均有一定成效。对于妇科各类疾病,我又归纳为温、清、攻、补、消、和的治疗六法。用温法以温肾运脾通阳散寒,治疗寒性病用清法,以清血热,熄风润燥,治疗温毒病和肝阳旺盛或肝火上扰所引起的头晕目眩等症,用攻法以攻坚消积化瘀,治疗子宫肌瘤:宫外孕、卵巢囊肿、乳腺瘤、瘀血凝结等包块、包括堕胎用补法以补气血,益肾水、滋养机体、消除一切衰弱症候,用消法以消导软坚,治疗胃肠阻滞,食积内阻,脘腹胀满或症瘕积聚、乳核等症;用和法以调和肝脾,治疗月经不调,妊娠恶阻,均能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至于本人根据《金匮》中的“升麻鳖甲汤”和《温病条辨》中的银翘散化裁而成的“锻甲合剂”、“银甲丸”用以治疗妇科下焦各慢性炎症,均有显效,曾被卫生部和有关中医书刊推广。以上这些,先后整理成《王渭川临床经验选》和《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两书,已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在长期临床和教学过程中,我还发现:《金匮》一书,虽是古代治疗杂病的典范,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影响,在今天也仍然是每一个中医学习者的必读书目,但由于经过历史上的长期战乱,原书脱简错乱之处很多,加上当时科学发展有限,作者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显然其中有些理论和药方已不能适应今天医学实践的需要,如照搬成规和原方,往往临床效果不佳。因此,又作《金匮心释》一书,试图结合个人从医六十年的经验教训,运用现代医学的成果,对其中的精芜之处作一解释,以供学者参考。 当然,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医林涉足,无不如此。本人从医六十年所得的点滴成就,恰如沧海一粟,遂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但我还有志于青山夕照,以现今八十四岁之年为新的起点,争取为祖国四化再多做一点新的贡献。小诗一首,聊表寸心: 诗无寸卷留天地, 医有三编付继人。 暮岁但求争四化, 不辞风雪走风尘。 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教授王渭川

一代名医施今墨

施今墨(188l~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十三岁从其舅父李可亭先生学医。成年追随黄兴先生,参与辛亥革命。民国初专业医,素主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毕生致力于中医之革新.解放后曾受毛主席接见,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并任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儿童医院、首都医院、北京医院顾问。 先生十三岁即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先生学医,后来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先生见到清廷之腐败无能,认识到欲使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非青年有志之士奋力革命不可,于是追随黄兴先生奔走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革命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先生协助之。但多数官员仍似昔日之争权夺利,不顾人民疾苦。先生深感夙志未酬,慨然叹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遂脱离宦海,专以医为业。 先生一生志抱革新,业医亦趋革新。先生认为西医有许多科学仪器辅助诊断,辨病明确,但治疗方法不如中医之多。故于五十多年前即采用西医诊断手段,中医辨证治疗,疗效显著,声名大噪。许多疑难病患者,经先生精心治疗,多获显效。先生尝谓: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先生善用《金匮》、《伤寒》之经方。每每合剂使用,加之先生所创对药(药物配伍),难免方剂稍大,药味众多,常被当时医生所讥。其实,先生用药组方,极有法度,绝非堆砌药物,胸中无数。先生尝曰: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症侯,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物,杂乱无章。 有时先生亦常用单味药或单方出奇制胜。如治内蒙古某妇患热痹,关节红肿疼痛,发高热,日夜号叫。当时众医均以风、寒、湿痹治之,而先生诊之曰:此热痹也。处方一味紫雪丹3克顿服,日二次。服后痛减,即不号叫,但药力过后,疼痛再发,热亦未退,先生加量紫雪,每次6克,日二次。旋即高热渐退,疼痛大减,已能安卧。但某医认为紫雪不宜多服,病家遂即停用。然药停后,热再发,痛又大作。患者家属再次求诊于先生,先生曰;药力不够耳。遂嘱用紫雪丹6克顿服,日三次。前后共用紫雪丹60克,病遂痊愈。可见先生并非仅善用大方,而亦善用单方、小方,关键在于辨证准确,又善用药,故效如桴鼓。 先生治病,重视审证求因。如某青年患腰椎增生,腰痛如折,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未效。后求诊于先生,经四诊观察,断为肾虚所致。嘱其每日服枸杞子30克,一个月后,腰痛大减,行动自如。嘱其再服一个月,巩固疗效。此人今已五十余岁,腰痛迄未再发,每每言及,盛赞先生之高明。 又治民国初年某议员上呕血,下便血,病情险恶,当时群医束手,后延先生诊治。先生观前医诸方均以止血为主,并无少效。先生沉思者再;中医理论,上病取其下,下病取其上。呕血宜降,便血宜升,而今上下俱病,升降均不相宜,当如何处置?先生认为,上下俱病当取其中,补中之药以吉林野山参为最佳。嘱其家人,急购老山参60克,微火嫩煮,频频饮服,不拘次数。经一昼夜,呕血便血均止,人亦清醒,患者伏枕频频致谢。可见先生辨证精确,独具巧思,谙熟药性,,用当通神。 先生医德极好,虽名扬海内外,但接人待事,谦恭诚恳,从不诽贬同道。专视他人之长,常忖个人之短。如对某病自己经验较少,即推荐病人至有专长的医生处诊治;甚至对学生的治疗经验,也常常接受使用。 先生虚怀若谷。如在解放前曾于重庆乘滑杆,见轿工口含一物,爬山越岭,并不气促,询之,知为蚧蚧尾。后用于治肾虚之喘,屡屡奏效。 先生在学术上有其独到的见解,毕生致力于临床实践,认为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没有临床实践只是空谈理论并非良医。对古人之论述,必须付诸实践才能深有体会。从实践中又敢于突破旧框框,方能推陈出新。诸如《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温病》以及历代名家著述,虽称圭臬,亦须从临床实践中深入体会。先生尝谓:绝不能拼凑症状以命证,亦不可拘执成方以治病。 先生认为气血为人身体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阴阳应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辨证八纲。这是先生对于中医基础理论八纲辨证的新发展。 又如治外感发热性病,先生认为:凡内有蕴热,方易招致外邪:若无内在因素,仅有外因则多不能伤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应注意清里。既应解表亦应清理,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故创立七解三清(即解表药与清里药之比例为七比三,下同)、三解七清、五解五清等法,用之得当,效如桴鼓。先生擅长治脾胃病,曾拟治脾胃病十法,即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其意为:寒宜温,热宜清,虚宜补,实宜消,痛宜通,腑实宜泻,肠滑宜涩,呕逆宜降,嘈杂宜和,津枯宜生(具体用法详见《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生一生革新不息。如认为中药汤剂服用不便,并且浪费甚多,曾设置制药厂,提炼药物,用量小,服用方便。虽因用人不当,半途而废,但革新精神,可见一斑。又如三十年代尚无中医医院之设,先生创立中医医院,使用西医诊断仪器,采用中医辨证治疗。当时规模虽小,但此创新精神,实为可佩。 先生在办学方面亦主革新,不存中西医门户之见。大力提倡中西医学互相取长补短。一九三二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培养出五百多名中医,现多已成为骨干力量。先生此举,可谓创中西医结合之先河。 先生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废止中医之举。先生奔走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引起人民之响应,迫使国民政府撤销废止中医一案。 解放后,先生亦多次上书,维护中医事业,虽屡遭某些人责难,甚至讥笑诽谤,而先生坚持拥护党的政策,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不遗余力。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京逝世。临终嘱其儿女、门婿等,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他说:余虽身死,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仍为人民服务。并嘱将遗体解剖,为医学研究做出最终贡献。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为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其子女,门婿及学生们在京举行纪念会,交流施氏学术经验,并将先生解放后所诊之有效病例,积累成册,定名《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资纪念。 从施今墨老师获得的学识和教诲 朱师墨· 施今墨老师医学渊博,经验丰富,融通中西,推陈出新,兼以热心挹菁拔萃,提携后学,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师墨虽蒙殷切诱导,侍诊学习有年,但由于天分有限,努力有亏,自稽所获,只是粗识途径,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妄称师传门人。 我跟施老师侍诊学习之始,施师即及时指出: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之基本,是必修的功课。中医内科则概括妇、幼等诸病证治。故历来医家,其凡精于内科者无不兼工妇、幼等科。张仲景为内科证治专家之鼻祖,在《金匮要略》中则有妇人诸病脉证并治之作。孙思邈著录《千金要方》达六十卷之多,后来更著《千金翼方》以增充之,其内容对妇、幼等各科方治俱备,而尤备妇科。秦越人过秦为小儿医,过洛阳为耳目痹医,过赵则为带下医,可见中医内科概括之广,且为诸科之主。施老师认为;其有好逸恶劳者,怕下苦工,舍本求末。例如学习妇科,若只固守傅青主书不放,只习用生化、四物等数方不变,以统治妇人诸病,此乃借傅青主妇科之盛名,以自高身价而以专家自炫,欺世盗名,不足为训,非吾之徒也。 如上足见施老师对门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对于脉证并治严格要求切重实际,遵循真理,正确辨证,对证施冶,深中肯綮,突出重点,整体考虑,全面衡量。他对德才并重,主张必须广结师友,德才自尚,互相砥砺,真诚相见。(师墨附识;昔贤有言,多师为良师,良朋同师保。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师墨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先生虽以友道客礼相待,而师墨则尊之若师。师墨对孟河费氏学术,深为服膺。其传人丁氏之《丁甘仁医案》,粗看似亦一般,深入细读,乃觉不同凡响。于是每日凌晨,即展卷究读,不敢或懈,视同良师传技,收到侍诊见习之效。故尝自订铭辞;亲炙施今墨,私淑丁甘仁。 施老师还经常告诫门人:戒主观,戒机械,戒玄幻,戒泛滥,戒故步自封,戒空论侈说。所以,施老师既反对厚古薄今,亦排斥非理性的标新立异。他又经常郑重地指出;病是活的,多数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机枢相通,顺逆相从,关系相应,矛盾相对,其间错综曲折,潜晦隐微,古今中外之上工高手,亦时苦未能尽窥其奥。所以在诊治上,千万要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药准方,选方准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徇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是习用极少数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 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施老师的好友之子,要从施老师学习中医。施老师命师墨随便在书架上抽取一本书,那是《内经知要》。施老师叫他把书首薛生白的序言,念读一下。因为那本书是木版的,没有句读符号,他念不下来。施老师宛转地对他说:你把中文再学上一个时期,再来跟我学中医,那就好了!从这里也可看到施老师对门生的要求是既严格而又全面的。这也说明:中医有必要学好中文,才有深入钻研祖国医学的工具,这同西医有必要学好外语,才能广泛吸收国际的先进医学是一样的。 回忆初从施老师学医时,对施老师治疗妇科崩漏病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煅龙骨,乌贼骨、棕搁炭,陈阿胶等不理解,请教他根据是什么。施师因我是初学,医学知识还幼稚,所以只用简单的物理比喻作解说:假如屋内墙壁坏了漏水,泥工补漏,须用泥土,稠胶和麻缕等掺合一起,才能补牢。对功能性子宫出血症,如其症候宜用涩法,要达到补漏止血的效果,就必须采用质粘而性涩的矿土赤石脂、禹余粮,质稠而善补的阿胶和纤维韧密而性能敛涩的棕榈等,综合施用,始能奏效。《伤寒论》第92方赤石脂、禹余粮汤主治下焦滑脱性下利,亦是取其填涩作用而已。 对天癸的解说,施老师曾经指出:天癸是男女共有的,似乎是指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谓主导生殖的性激素类内分泌。但有人常把月经称为天癸。《中国医药大辞典》亦竟有今人则专指天癸为月经徇俗从讹的按语,可发一笑! 关于八纲名称问题,师墨认为八纲名称欠妥,应改为一纲六目才对。阴阳为天地万物之纲纪;表、里、寒,热、虚、实,俱为阴阳总纲下之项目,岂容纲目混淆,等量齐观。施老师亦认为:八纲之称不当,应改为一纲八目,六目之上应再加气、血二日,始更正确而包涵周到。 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施老师约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提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使其融会贯通。西医应该学习中医,中医也应学习西医,知已知彼,取长补短。 师墨自出师门凡五十年,对上述教诲,终生牢守,奉为圭臬。故自执业以来,虽乏殊功,亦罕重衍,尚能未辱师门,问心较安,且虽仅咫尺之长,纤屑之就,而幸有薄获,亦岂能少忘师门培育之厚惠! 最后,特附陈纪念施师百岁诞辰《悼师》长律一章如下; 一旦愕音至,百年生谊终!悲伤深且切, 感仰永而隆!生谊非无限,遗徽却不穷。 声名南北重,方技古今雄。诱掖成人美, 勤劳济世功。中西能结合,新旧自交融。 实践证真理,推陈启迷蒙。倡新一贯志, 临殁尚萦衷!先哲典型在,后贤传统同。 际兹崇四化,更恸失斯翁! 祝谌予

袁鹤侪小传

袁鹤侪(1879~1958),名琴舫,字其铭。河北雄县人,北京著名老中医之一。早年攻读经史诗文,因父母病故,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学医。一九零三年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一九零六年毕业。 曾为清大医院御医兼医半馆教习,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以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一九三三年,应施今墨先生之请,任华北国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职。著有《大医院伤寒论讲草》、《伤寒方义辑粹》、《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 袁鹤侪幼承庭训,攻读经史,渐习诗文。其父名琥,为前清昌平学正官。家庭的影响,为先生后来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四岁时,父母皆染热病而相继去世,因生活所迫,学业未竟,颠沛流离,又身染重病,儿至作古,幸亲邻资助,始渐得康复。先生思双亲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医为恨事,故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然其时年少,家境贫寒,学无门径,只得自谋生路,以书为师。自学之初,茫然不知由何起始,只好将父母生前服用之药方带在身边,四处询求,以明究竟。此后,听人说,父母所患之热病,属伤寒之类。于是,到处奔走,索寻有关伤寒之医书。每借到一部医书,攻读尚嫌不足,还用蝇头小楷抄录于粗绵纸上。为了维持生活,保证自学,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馆。一边任教,一边习医。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潜研经典,博览诸家,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源流、沿革,发展及诸家学说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受到西方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影响,开扩了思路,增长了见识,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在先生治学道路上,这是关键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学馆,出而问世,以擅治伤寒,精于《内》《难》而初露锋芒。同年,二十七岁投考前清太医院而名列前茅,遂成为太医院御医。据《太医院晋秩纪实碑》碑文所载: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显然,先生是以品学兼优而获特赏,被破格任用的。当时的太医院使(即院长)张午樵先生对其十分器重,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加以指点,影响着他的学业进展。为清皇室医病,不仅要理、法、方,药妥贴,而且要药性平和,效果显著。否则,随时有杀身之危。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法度严谨、药少力宏、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正因如此,先生被选为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兼太医院医学馆教习。 辛亥革命后,先生悬壶京门。不图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机钻营,以医技精良,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 其间,先生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每日求诊者盈门。但先生并不自恃骄矜,依然虚怀若谷,精益求精。对许多疑难大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如此,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授期间,深为后学所敬仰。 纵横驰骋博中求约 先生治学,法度严谨。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自己严格刻苦,身体力行。他常说:初学入门,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浅注》、《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频湖脉学》、《本草备要》等书,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而在临床应用上,苟能灵活运用,亦颇小道可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则相去尚远。仍须溯本求源,从根本做起。要认真研讨《内经》、《难经》、《脉经》等经典。此后,宜进一步学习《伤寒》、《金匮》、《千金》、《外台》、《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这样才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此须假以时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灵活变通之妙。 对《内》、《难》的研究,先生认为应看到诸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前后相参,才能系统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窥及其理论全貌。中医理论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时、方宜诸方面。人生于气交之中,得天地之气以生,故阴阳之气与天地之阴阳相合。在天地有积阳积阴之不同,在人则有气血之各异;在天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在人身,以气为阳,以血为阴……所以,必明于阴阳之理,然后方能调其阴阳,俾其归于阴平阳秘也。故先生读书,每每纵观历史,涉猎经史子集,横贯流派,洋参各家论说,逐句剖析,反复研讨。其至要之处,则录于《先哲格言》之内,且能上口成诵,有所领悟之时,则书于《管窥小语》之中。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昼以医人,夜以读书,锲而不舍。因而对《内》,《难》之经义,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尤其重视气化说,对天人相应及燮理阴阳等观点有所阐发,注重其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其学识之广博,见地之精深,历来为同道所赞佩。 对仲景《伤寒论》,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临床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其自述云:余潜心研讨者,伤寒也……自习医以来,每于医籍中涉及伤寒者,则必加意研究。及读《伤寒论》,更详参各家论说,以期明晰。故自问世以来,经诊此病最多,而治愈者亦最夥。惟经诊即愈,不待其剧而后救之,亦所谓曲突徙薪也。先生博览群书,集先贤诸家之长,孜孜以求,从不牵强敷衍。对疑难之处,或求教 于前贤,或切磋于同道,必反复思索,以求真诠。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参以已见,先后编著了《太医院伤寒论讲草》和《伤寒方义辑粹》等著作。 《伤寒论讲草》是先生在前清太医院讲授《伤寒论》时所著,其论述精辟,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故在当时即以讲课理精而深,意简而明著称,深受后学所拥戴。如论述阳明篇概要时,先生云:伤寒邪在太阳之时,有中风、伤寒之不同。及至邪犯中州,则无论风、寒之邪,得阳明之燥气,悉当化热。故不必论其风寒营卫,只须以在经在府为则。且又须详其为传,为直中,为转属。即经中: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也。夫阳明者胃也。以胃实为阳明府之正病,即为应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阳病循经传入阳明者,为太阳阳明。虽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者,仍当从太阳而不从阳明,以邪在阳明之经而未入府,故不得指为胃实,即不可用下法也。伤寒按经递传,自太阳传阳明,而少阳。足少阳为阳明邪之去路,然凡阳明病,纵有阳明证八九,而已见少阳证之一二者,即当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伤寒之传,由经传经,若入阳明之府,则不得复传于他经。故知由阳明传少阳者,亦未成胃家实而未可攻也。所谓少阳阳明者,乃由少阳之经传于阳明之府也。少阳之传阳明者,因误下伤津而胃受其邪为实故也。更有太阴转属阳明者,亦由脏而府故也。故凡由少阳,太阴病而见阳明府证,而少阳、太阴病罢者,则可下。其正阳阳明者,则由阳明受邪,非由传及也。然正阳阳明亦先经而后府,必有府证乃可下之。其府证之确不确,则以胃家实与不实为断。盖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食而不下,则但实不虚,斯为胃实,亦为阳明病根矣。此只因证论治,更不可拘泥传经日数,致失机宜也。此阳明病之大略。以上仅五百余字,阳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执简驭繁。 《伤寒方义辑粹》是在上述《讲草》基础上写成的,文字洗练,论理精深,关键之处复加按语。所以称辑粹者,是因为集诸家之精华而冶于一炉。如先生论桂枝汤之变法时云:桂枝汤以桂、芍分治荣卫。卫出下焦,太阳火弱而卫虚者,则加桂,荣出中焦,脾阴不足而荣虚者,则倍芍,下焦阳衰而寒甚者,则加附子;中州阴虚而邪热者,则加大黄。此数方加减之妙也。寥寥数语,宗经旨而集众长,将桂枝汤及其变方的立意及内在联系,豁然纸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谓:苓桂术甘、苓桂枣甘、茯苓甘草汤,三方所异者,只术、枣、姜三味,而所治迥别。盖白术苦温而燥,健脾而化饮。中州有停饮,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则土崇面水伏矣。大枣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湿化饮则非其所能,故土虚而水上冲者,为所当也。茯苓甘草汤与五苓散对举,曰:汗出而渴者,与五苓散,不渴者,与茯苓甘草汤。盖汗出而渴者,太阳之气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阳之阳气虚于表而中州留饮,胃阳不宣,故用生姜以宣胃阳,而不取术,枣补土之法也。加减变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触类旁通。 先生对论中桂麻各半汤条(原文第23条)的理解,与众不同。曰:此节经文前贤多作三段解,愚谓非也。此荣中寒邪外达于卫之治法也。盖寒邪凝固而伤于荣,,若寒邪久郁,其凝滞之性减,而将外达,则荣气亦随之出于卫分而为汗,则邪解矣。表气虚不能作汗,则其邪出入于荣卫间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痒、恶寒、发热各证。推其原,则由荣卫阴阳之气虚,故脉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阳病,明其邪未离乎太阳也。然阴阳俱虚,发散不可过峻,故合两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气而祛微邪也。伤寒表证不用芍,兹用芍者,以阴阳已虚,且寒邪已化其凝固为流通,药复多辛甘发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护荣阴,而邪得随发散之品外出,固不至为此少许之芍药留恋而不去也。前贤多主风寒两感之轻证解,似未允协。若果为两感,至八九日之久,则已变证百出矣,岂能以小汗而愈乎?况若为两感,则芍药在所当去矣。可见,先生研讨学术,或是或非,从不牵强,而是论之以理,求之以实。自此可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虽然此稿本当时已为医界传诵,争相传抄,但先生并不以此满足,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使人读后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应手。这是先生治学,力求纵横驰骋、博中求约的具体体现。 审慎求实宗古创新 先生临证诊病,一丝不苟。详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严谨,用药精当,师古而有创新,药味平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对许多疑难大症,颇多建树。及至先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诊者众多,依然审慎为之,不论患者地位高低,亲疏远近,同样认真诊治。常见他因一味药的取舍,或用量的增减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难重症,诊病之余,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阅文献者,亦为常事,足见其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 积数十年之经验,先生对温病、痨瘵、疟疾、妇科诸门,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据临证实践,著有《痨瘵概要》,阐明其病因病机,并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每法均列有临证验方、药物化裁等具体内容,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在抗痨药未产生的当时,据此而治愈者众多,起到了积极治疗的作用。至今看来,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先生治疟,虽宗经旨,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论小柴胡汤之临床应用时云:此方治疟,最为有效……依我之治验,为如下加减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则可照西药之服法,一剂三服,如下午五点发病者,则晨时第一服,十一时第二服,下午二、三时第三服,余依此类推。热多寒少者,重用黄芩而减柴胡;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则于方内加白术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热无寒之温疟,则此方不适用矣。 先生治疗结石症,创立了开郁清肺、甘缓和中、养血清热、温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疗原则,治愈了国内外肾结石、胆结石患者多例,使免于手术而得以康复。开郁清肺法多用于肾结石,以莪术,乌药,赤芍为主药,佐以川贝、厚朴、茯苓之属,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于上之谓。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愈肾结石而惧于手术治疗之患者多人,使西洋医生惊叹不已。甘缓和中法多用于胆结石,以生、炙甘草为君,佐以杭芍、蔻仁、乌药之属。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愈胆结石患者多例。据病例载,患者就诊多则十余次,少则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愈。观其用药,每方仅寥寥六、七味,然于加减变通之间,补中有泻,散中有收,行气与敛阴柔刚相济,治本与治标相兼得当,立法正而用药精,虽未用排石重剂,但阴阳和,气机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复,少阳升发之气得行,排石则成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阴阳之妙用。这些经验,扩展了人们的思路,为治疗结石症提供和积累了可贵的资料。 先生对药物配伍、加减用量颇为重视,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者,则只求中病,力戒庞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皆有精辟的见解。诸如对参附、术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对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同而量异,主治各殊之见解等,其见地之精深,足以启人智慧。对相似中药的异同,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缩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连、柏、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皆有具体、详细的阐述,不仅使后学能得其要领,也便于人们明了其具体应用,颇为后人称道。 正是在此基础上,先生编著了《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皆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遗憾的是,因时间流逝,时局动荡,原稿或有缺残,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 虚怀若谷精益求精 先生善于取历代各家之精华,乐于学习同道之长处,从不闭门自守,自恃门户之见。而是不论派别,兼收并蓄,融各家之说于一炉,参以己见,使之更臻于完备。先生虽精研伤寒,然而对温病亦颇有见地,在其遗著中可以看到,在剖析伤寒之时,诸流派之长皆收纳其中。在论述温病时,仲景立法之意及诸家之说已融注于内。见解不同之处,还两存其说,以启后学深究其理,偶遇创新之见,则附录于后以博其识。先生立论持平,不以偏见取舍,足见其求实的态度。 先生与京都名医肖龙友为挚友,其间相互敬重,互相切磋,传为医坛佳话。先生十分敬重赵树屏、秦伯未等名家的学识,赵,秦二老亦十分感佩先生精湛之学术。每相与论及医学,流连忘返者,屡见不鲜。先生与施今墨、张菊人诸老为近邻,彼此间学术交往乃为常事。先生与中医皮科专家赵炳南老,长期协作,默契配合;外有病需调治于内者,赵老举荐于先生,内有病而又见于外者,先生介绍于赵老。如此互相敬重,相互配合,数十年如一日。至今,赵老案几之上,仍有先生所赠之壶,以表对先生的怀念。先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即便是零金碎玉,点滴经验,也视为珍宝而收录。他对于晚辈,同样十分器重。对其咨询及学术上的见解,总是认真思索之后,再论是非。每遇学生有卓见之时,他不仅热情勉励,而且乐于取其长而增己见。诸如某翁之验案,某人之效方,某公之见解之类,于先生随记中,常可见到。其谦虚好学的精神贯彻于其医学生涯之始终。先生曾将其书斋命名为知不足轩。 更为可贵的是,他精于中医而通晓西医。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时,学习西医的成绩,皆在九十七分以上,故每于临证之时,凡可参以西说者,先生乐于相参以用于实践。及至晚年,在中医建设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上,发表过至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先生主张中医建设首先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整编古典医籍,二是搜集中医人材,三是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对中西医结合则应分两步;于医术上,可谋速成结合,在学术上,则从根本理论上做起,乃是长期艰巨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后者可达融会贯通。二者结合,方可奏效。 由于先生在中医方面建树卓著,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九五七年他卧病在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周总理曾派专人往视,林伯渠秘书长、李德全部长等亲临病榻慰问。先生虽重病在身,仍时时不忘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曾拟著述计划,但终因病势沉重,未能遂愿。先生暮年,壮心不已之精神,使人忆起一九五六年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先生同汇聚北京的中医名家,为振兴中华民族医学踌躇满志的情景。当时,秦伯未老有诗赞云: 祖国相呼唤,欣然来北京。 一时逢盛会,四座尽知名。 赵、董推先觉〔1〕。袁、施属老成〔2〕。 举杯无限意,期待展平生。 期待展平生,是前辈之夙愿,也是对后学的鞭策。在回忆先生治学道路的同时,深感肩头重任的分量。愿和中医同道一起,学习前辈们的治学精神,为振兴祖国医学做出努力。

曹炳章先生治学侧记

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浙江绍兴人(原藉浙江鄞县)。曾先后问业于名医方晓安、何廉臣两老夫子,但主要靠自学成才。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毕生在忙于诊务的同时,勤于著述,计编著、校注、增补、重订的著作达四百种以上,在中医界有一定的影响。生前曾担任过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国医分馆董事,神州医药全绍兴支会主席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国中医师公会名誉理事,并兼任国内外二十亲家中医期刊的名誉编辑和特约撰稿人。解放以后,曾任绍兴市政协委员、《浙江中医月刊》总编辑等。 曹炳章先生自幼沉静好学,勤奋过人,但因家境清寒,仅断断续续地读过二年私塾。十四岁时(1892),即随父显卿公旅绍谋生,进药铺学业,从而开始了他的医药生涯。 一生爱书如宝自谓书富家贫 先生进药铺学徒时,正是少年好学阶段,日间忙于撮药结帐,夜间则是他读书的大好辰光。四年中间,对《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新修本草》,《本草从新》等本草专著无不精读强记,并常到野外对药物进行实地考察。 先生出身寒门,平素不肯轻易挥霍分文,但每见市肆出售药书,则无不倾囊购之。还经常到旧书摊上收买廉价旧书,谓:书旧字不旧,价值依然。遇到好机会,碰巧买到稀有珍本,更是喜形于色,乐不胜制。先生从此时起已开始养成了爱书如宝,千方百计地买书藏书的习惯。纵然一时无法买到的珍本,善本,每必借抄,汇订成册,列入书架。偶而发现所藏书籍有所破损,总候暇予以细心修补。中年以后,先生儿女绕膝,他一面勉励儿女勤奋读书学习,一面教育孩子爱护书籍,家教甚严。记得有一次他年方十几岁的爱子,阅读时不慎弄损了几页书,禀性慈祥的先生则一反其常,大加责斥。 一九一一年间(民国元年),先生藏书已达数千册,著作手稿已有十余种。因先生同善局施医所住宅遭受火灾,时先生适返原籍探亲,回绍后见所著手稿、收藏书籍尽付一炬,殊感痛惜。抗战时期,日寇 飞机轰炸绍兴,时先生手著《人身体用通考》诸书业已完稿,为防被日机炸毁,于是动员合家,日以继夜地挖成防空洞,将稿和书悉置洞内,而对其他家产却不暇顾及。后来绍兴沦陷,先生又连夜租船将所藏之书和手稿转移至山乡僻地。战后回城,他为所藏书稿得保完璧而喜不自禁,竟似孩提般鼓掌庆幸之,而对别的家产焚于战火却不甚痛惜。 及至晚年,先生的著作已有数百种,收藏医书也突破万册,成了书富翁。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书富家贫的人。 毕生钻研学术堪称著作等身 一八九六年,先生辞去药铺职业,先投方晓安老夫子门下,专攻《内》、《难》、《伤寒》、《金匮》及各大家医著,历时七载。后又问业于先哲何廉臣老博士,尽传其七十年博大精深之学业,更旁参广证,奄揽众长,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接着在绍城开办和济药局,悬壶古越。先生不喜泛泛社交,除应诊外,总是聚精会神地钻研医理。当时,同行中不少人染上酗酒赌博、寻花问柳之恶习,间或有人欲拉先生入伙,先生总是严肃地回绝,每给这些人讨个没趣。先生读书相当刻苦。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所阅之书,范围相当广泛,可说是天文,地理,生物、理化,新旧医籍,无所不览,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深邃。一九三四年,上海大东书局欲整理浩瀚之祖国医学书籍,,因久闻先生大名,认定此任非先生莫属,乃优礼以聘,先生亦慨允弗辞。于是,从自己珍藏的万余册医籍中,精心选定三百六十五种,予以校勘、重订,编为《中国医学大成》,另辑《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一册,一九三六年全稿交齐。是书搜集内容之宏富,前所未有,被当时医界誉为医学之渊府。先生原筹划再编续集三百六十五种,后因战事影响,壮志未酬,连初集也仅刊印及半而遭停印。 其他如《彩图辨舌指南b,《喉痧证治》、《增订通俗伤寒论》及诸药物考证等著作,均是商量旧学,发皇新义,手眼独出,为杏林不朽名著。此外,如《浙江名医传略》等著作,对于今天的医史研究,仍不失为重要参考书。先生一生撰述、编辑、校订、圈注、眉批的医药著作,总计竟有四百一十三种之多(不包括各医刊发表的论文),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想见先生为此而付出的精力是何等的惊人。 先生原先主持绍兴春城、致大两家国药肆业务而兼行医,因此,对药品的考证、炮制、真伪辨识尤为精通。在其全部著作中除了诊断、治疗,预防卫生、医史等方面外,有很大一部分,诸如《中华药物 源流考》、《人参考》、《麝香考》,《冬虫夏草种类及效用》、《增订伪药条辨》等,都是属于药物考证、辨讹、厘订方面的专著。故其得意门生徐荣斋教授认为:曹氏学术思想,当以论药及药物考证为首位。此评语甚为中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拟将近五十年所阅览的经史、说部、名人笔记、游记,各地报刊杂志摘录之所获,参考动植物学、矿物学,结合个人心得,为重修《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怎奈时局动乱,兼之诊务繁忙,且完成如此宏大规模之巨著又非一花甲老人所能独胜,先生深叹欲为难成,然又不愿半途而废,无奈只得选用珍贵资料,择要逐年写成专考发表。 晚年,先生因长年伏案,久视蝇头细字,兼之用脑过度而致耳聋目花也终不悔。建国后,虽年逾古稀,仍著述不倦。在临辞世前半年,虽已龙钟老态,体力不济,然仍壮心不已,曾说:此后如精力许可,当一识途老马,为后起者指出整理祖国医学之途径。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也。 丹心爱国济民高风亮节后人称 先生忠以爱国,仁以济民,肝胆照人。日寇入侵时期,日货也随之充塞我国市场,药界也未能幸免。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谓能治夏秋暑热百病,在药肆大批拍卖,不但掠夺国民金币,而且严重地冲击,排斥我国药业,许多爱国志士,为此很感耻辱、痛心。先生目睹此状,气愤万分,于是拍案而起,决心为国家振威,为民族争气。在翻阅了大量医籍资料后,再融入多年之经验,精心研制了一种丸药,其药效高于日货仁丹,而价格也廉。定名为雪耻灵丹,意为中华民族洗辱雪耻之意,很受病家、民众所信赖、欢迎,而日货仁丹却冷落旮旯,无人问津。 此事虽小,但先生精神可嘉可敬。 一九二九年,伪中央通过了余(云岫)汪(大燮)提案,妄图消灭中医,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消息传来,先生怒火填膺,急速会同医药界同仁,为捍卫祖国医药事业而大声疾呼,并与裘吉生、何幼廉(何廉臣之子)共被推为绍兴中医界之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医药总会成立大会,旋即晋京向 伪中央提抗议。回绍以后,又联络医药同道成立神州医学会绍兴支会,并被拥为主席。先生在为争取中医合法地位,发扬民族文化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先生十分怜悯贫病者,富于同情感。中年以后,虽已大名鼎鼎,但从不摆身架或先富慢贫,对应诊病人一视同仁,待贫病者更多爱抚同情之心。当时医生出诊都以轿代步,然而遇贫苦病家来请,先生都徒步随行,有时连诊费也不收,且随叫随到,从不耽搁。 先生以医济民,安贫乐道,不为身谋,厚德薄利,惟为病家着想的高尚医德,迄今仍有口皆碑。 读书博精相兼勤录文摘万则 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广阅博览,即使是点滴空闲也从不轻易放过。把这些短暂而宝贵的间隙时间,用来读些简单精悍的小品,或是一目数行地浏览一些看来尚无关紧要,一时又用不上的边缘学科,谓之随便翻,积累知识,即所谓开卷有益。 然而,先生更多侧重的读书方式却是熟读娴研,这要花相当精力,须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要长一些,多在夜晚和清晨进行。因此时多不受诊务及其他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先生读书两者相兼,而以精读为主,科学地利用了时间。尤其是在青年时代,读书注重博览强记,对《内》、《难》、《伤寒》、《金匮》诸经典,读得更是滚瓜烂熟,直到晚年,仍能朗朗背诵。其间精读之苦功,可以想见。 先生认为掌握了经典,犹如成竹在胸,后去探索金元及明清诸家,则易如反掌。对诸家学说,主张逐一研究,反对囫囵吞枣和不求甚解,也不应停留于泛泛的传统理解,强调细研详究,并在全面领会的基础上推出新意。 先生在研读中,每有心得必随手录之;即便在卧间餐时,偶有所悟必认真摘记。并常开导我们:涓涓细流可汇成千里大江,磊磊泥沙能积为万仞高山。其间寓意之深长,很能启发后学。 先生阅读前人名著和同人撰述时,一有所得,每必顺手载入笔记或录成卡片。并告诫我们别小看这只字片言,一旦用时方知字字值千金。因此,先生总把平时摘录的笔记,卡片,不论其内容如何,文字多寡,一概珍视,并分类收藏。毕生持之以恒,及至暮年,虽几经战乱,所藏卡片仍不下数万则。 济世不囿疆域颂歌四海同奏 先生生于浙,长于绍,一生中除一九二九年为抗议反动政府之废除中医政策时赴沪参加集会外,因忙于诊务及著述,几乎再没有外出过。但在学术上与各地的交流,却十分频繁,已故名医恽铁樵、傅嫩园、章次公,章太炎、周小农、徐相任和秦伯未等都与先生相交莫逆。医林今贤陈存悙(《中国药学大字典》著者)、魏长春、范行准和已故名医浙江叶熙春、山东刘惠民等也曾向先生讨教学问,鱼雁往来甚密,尤叶、刘两老,解放后先后面谒先生,研讨医理,推心 置腹,十分投机。 先生除为《绍兴医药月报》著文外,还曾给《新中国医学院校刊》、《医药卫生报》、《越铎日报》、《如皋医学报汇刊》、《中国药报》、《三三医报》等全国二十余家医药刊物撰稿,颇受编者和读者的褒誉。 先生尚不以疆域自限,与泰国、新加坡,日本、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中医同道交流学术,并接受函询会诊,还被这些国家的中医师公会、中医药刊物聘为名誉理事、名誉编辑和特约撰 述员。不同国籍的中医同道也都纷纷来信,商讨学术,请先生答疑解惑。先生也尽皆有问必答,有求必 应,把与邻国同道的友好交往,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 由于先生的谦逊好学、博闻广识和工作的出色,赢得了民众与同道的赞扬和表彰,先后收到来自海内外的表扬信函百数件,各国家中医团体的表彰十数起。如泰国中医师公会给先生的誉辞是医林泰斗,马来西亚中医公会的赞语是医界学术巨匠,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的嘉词是曹炳章先生医学深邃,自任本会撰述员以来,撰述医论,提倡学风,成绩卓著……。这些都是对先生辛勤劳动的中肯评价。 先生医术高超,屡起沉疴,深孚众望。近邻四方者,纷纷赶来就诊。日诊不下八、九十人,远方来函索方乃至海外问病求方者也日接数件。先生总把解救远方病者的疾苦,视为己任,每天必从诊务、著述两忙中抽暇为他们服务。今从先生遗简中选出海外问病拟方一则,以飨同道。 为菲律宾曾瑞锭拟方,据述;前患梦遗,经治愈后,观两耳如风水声,或如蝉鸣声,耳因此重听,眩晕。舌绛无苔垢,脉弦细。精关不固,性交早泄。此属肝肾阴液两亏,肝阳化风上扰,法当镇潜固摄为治。 盐水炒熟地12克,炒萸肉、淡天冬、破麦冬各6克,淮山药、生鳖甲(先煎)、生白芍各9克,生牡蛎15克,北芡实、川石斛各9克,生龟板(先煎)15克,煅磁石(先煎)12克,五化龙骨9克,共十帖分前后服。如服前方五帖后,耳鸣眩晕未除,问服下方四帖,再接服前方五帖。大生地12克,破麦冬9克,天冬6克,白菊花4.5克,钩藤(后下)9克,冬桑叶6克,黑芝麻9克,磁石,苦丁茶各6克,生石决明(先煎)18克,生白芍6克,生鳖甲(先煎)9克,生龟板(先煎)15克。四帖。如服后效著,多服四帖亦可。 丸方:病状同前,久常服之。 青盐O.6克,炒熟地120克,盐炒萸肉90克,淮山药、炒白芍、制首乌各90克,煅牡蛎120克,杜莲须90克,粉丹皮45克,煅磁石,北芡实各9克,炒桑蛸60克,炒黄柏36克,炒知母60克,沙苑子,黄鱼鳔胶(烊化捣入)各90克。 上药为末,用黄鱼鳔胶捣匀,加蜜炼为丸,每服90克,早晚食前各服一次,淡盐汤送下。 结束语 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了。他一生尽瘁医事,犹如春蚕吐丝,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事业耗尽了心血。先生逝世后,其家属遵先生遗嘱把他一生收藏的数万册医籍、遗稿、笔记悉数捐献给国家,交浙江省卫生厅接收,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等单位保存,尚待整理发掘。 先生的一生,虽因家道贫寒没有经历过正规院校培训,但其成就却是巨大的。这些成就与贡献全来自他毕生与书为伍,坚持不懈地努力自学中。他的一生,是刻苦自学的一生。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 陈天样曹幼华

忆陈鼎三先生

陈鼎三(1974~196O),字宗錡,四川乐山人。十五岁从文学医,后拜师于邑之宿医陈颖川。陈老潜心歧黄,嗜书如命,不仅能背诵四大经典著作原文(其中《内经》是重要篇章),且能背诵一些名家的注释;博览群书,兼收并蓄,虽特别推崇仲景学说,亦喜用汉以后医家的独特经验。临证识精胆大,刻意求工,以救治伤寒坏证,逆证名噪遐迩。壮年以后,热心于医学教育,诲人不倦,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名医。著有《医学探源》六卷(郭老沫若亲笔署面)、《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 先帅陈鼎三世居苏稽镇,其父陈光先乃外科名医,尤精于治疗疔毒及刀伤。陈氏兄弟六人,他居第五,虽自幼聪颖好学,然禀赋不足,体弱多病。十五、六岁时,父令其改研歧黄之术,以期自医。初由其父指示门径,后拜师于邑中名医陈颖川先生。颖川医道甚高而秘不示人,因其子好中医外科,遂与陈光先易子而教,相约务传医之精要。自是陈老潜心于方书,终身不辍。 多读还须善悟 先师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往往很多地方会被忽略过去,如果忽略的地方恰好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那就太可惜了。特别是对经典著作及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反复精读,乃是古往今来有所建树的医家卓有成效的途径之一。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对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医典精品,就应该认真读,重点读、细读、精读。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一珍宝,必废寝忘餐,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经》、《伤寒》、《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著作,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 陈老主张背诵一些经典著作和经典条文,他能全文背诵《伤寒》、《金匮》、《本经》、《温病条辨》及许多重要注家之注。对《内经》的重要篇章皆能大段背诵,对注家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对学生和同道们讲解病机时,广征博引,令人叹服。中年以后,据自己历年来的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囿于背诵,但又不可不背诵,应该有重点的背诵。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为此,他钩玄勒要地整理出《医学探源》一书,用以授徒,其中就包含这个意思。 陈老为什么主张背诵呢?他认为临床经验用文字表现很难全面,而读书人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总结成文字的东西,既无名师亲授的可能,那么就只有通过精读,反复读,以至背诵,再在临床上去反复揣摩,从中悟出真谛,这是其一。其二,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先师常引朱熹语: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并认为所谓精思,其中包含善悟,不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又何能谓之精思呢?古往今来,善于而且能够背书者不乏其人,但要学而有成,还必须善悟,不然只能成为蛀书虫。基于上述思想,先师教育我们读经典著作要注意三点:①原文是作者的思想,注解是注家的体会,读注能增加判断力和想像力,也就是说能增强悟性,要从这种意义去读注,②不要死抠字眼,要首尾相顾去读,方能得到较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任何文字都有局限之处,③要善悟,主要是通过临床去悟出用文字无法说明白的东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陈老行医六十余载,对每一病案,必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严谨不苟。用药洗练,以经方为主,兼及各家;时方常用《条辨》方,很少杜撰自制,每方必有来源,加减必有依据。这是因为他一生以诊治坏症、逆症著称,其中有不少是因误治所致。他目击病人之苦,深惋医道之淹没,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为了自勉,为了育人,他把自己的诊所命名为是知堂,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含义。对此陈老一生,身体力行,自成一家医风。 在学术上,陈老推崇经方,可谓经方派,然亦赞赏汉以后的医家成就。虽极喜《伤寒杂病论》,但亦肯定温病学说,认为病无定体,千状万态,当用何方,各依情势而定,不可按图索骥。世上哪有照着书本条文去害病的道理呢? 三十年代,我初学医时,有唐瑞成者,男性,年五旬,体丰嗜酒。一日闲坐茶馆,忽四肢痿软,不能自收持(弛缓性瘫痪)而仆地,精神清爽,言语流畅,诸医诊之不知为何病。陈老诊之曰:此名风痱,中风四大证之一,治宜《金匮要略方论》附《古今录验》续命汤。投方一剂,次日即能行动,后屡见先师用此方效如桴鼓,活人甚多。后我运用此方治疗多例现代医学所称之脊髓炎、多发性神经炎、氯化钡中毒等疾病,效果良好,有时称之效如桴鼓并不为过。如雷xx,男,十八岁,四川蛾眉县xx社工人,住院号18472,入院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患者于入院前二天晨起床时,突然颈椎发响,旋觉右上下肢麻木,活动障碍。一,二小时后全身麻木,并气紧,心悸,呼吸困难,尿闭。即送当地公社医院治疗二日无效,又转送县医院抢救,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仍无效后转来我院。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收住内科病房。当时患者除上下肢麻木、不完全瘫痪外,最急迫的症状是呼吸、吞咽十分困难。除给予抗感染,输液及维生素等治疗外,还不断注射洛贝林、樟脑水和吸氧进行抢救。然患者仍反复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呈吞咽式呼吸,时而瞳孔反射、全身探浅反射均消失,昏迷。如此一日数发者六日,救治罔效,危象毕露,家属已再三电告家乡准备后事。为遂病人家属要求,乃于八月九日上午邀中医会诊。我诊时,见危象过后患者神志清晰,语言无障碍,自觉咽喉及胸部有紧束感,呼吸、吞咽十分困难,全身麻木,左上肢不遂,咽干,舌质红,苔黄薄,脉洪弦而数。断为风痱,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干姜3克,生石膏12克,当归9克,潞党参12克,桂枝4.5克,甘草3克,麻黄6克,川芎3克,杏仁6克。并针刺风府、大椎、肺俞、内关,留针十五分钟。第二天(八月十日),服上方一剂后,左上肢已能活动,口麻、全身麻木减轻,吞咽、呼吸已不甚困难,停止了西医的抢救措施和药物。守方再服一剂,左上肢已较灵活,左手能握物,口、全身麻木消失,呼吸、吞咽通畅,能食饼干。唯胸部尚有紧束感。续以原方随症加减,连服四剂,诸证消除,继以调理气血收功,于八月二十三日痊愈出院。 我又曾目睹老师用十枣汤、控涎丹治疗顽固性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小便极少,经多方医治无效者,先健运脾气,待胃纳正常时,配合十枣汤或控涎丹以攻逐,服后并不呈现恶心呕吐及泻下逐水作用,而是尿量骤增,浮肿腹水迅速消退。我在西医的配合下,运用先师的经验,对表现为顽固性的严重水肿、大量腹水的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患者,每能起到较好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亦随之改善。这方面的体会,我在《河南中医》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对肾病综合征用十枣汤、控涎丹利尿消肿的经验》一文中已做了介绍,此处不赘述。 陈老虽以识精胆大、善用经方名噪遐迩,但却绝少门户偏见,对各家有效方剂亦常能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如一九三四年,先母患大头瘟,头面焮肿,灼痛难忍,皮极光亮,眼不能睁。卧床旬日,在本地治疗无效。其时我正随陈老学医,家中来信,嘱请陈老诊治。陈老至,疏方为:银花、菊花各30克,鲜地丁120克,生甘草15克(名三花饮)。一剂显效,三剂而痊。我因素体尪羸,十余岁时,偶患感冒。咳嗽,胁部牵制疼痛,如翻身、转侧、深呼吸时牵引作痛,寒热往来,一日几十度发,每次数分钟或十数分钟不等。发时背心如冷水泼之,顷刻又如火燎之。服小柴胡汤加减无效,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先师诊后,用《温病条辨》香附旋复花汤,服后则呕吐,吐出粘涎碗许,越半日,寒热、胁痛即除矣。后又曾外感,咳嗽痰多,胸部牵制作痛,用六安煎不效,改服香附旋复花汤亦不效,又数次更方,皆不中窽,病益剧。呼吸活动均牵制胸部作痛,仰卧于床,不可稍动;气喘痰鸣,痰稠粘如饴糖之筋丝状,咯至口边而不出,需以手捞之。七日之间,精神萎顿,势近垂危。先师诊之,谓此乃痰热伤津,燥痰壅塞气道,正唐容川所谓上焦血虚火盛,则炼结津液,凝聚成痰,肺为之枯,咳逆发热,稠粘滞塞,此由血虚不能养心,则心火亢盛,克制肺金,津液不得散布,因凝结而为痰也,豁痰丸治之。乃用豁痰丸为煎剂,因深夜无竹沥,权用莱菔汁代之,连尝两煎,病无进退。天亮后,急备竹沥几汤碗,仍煎豁痰丸,以药汁与竹沥各半兑服;下午三时服头煎,黄昏服二煎,,至夜半,觉痰减少,气喘胸痛减轻,竟可翻身。又服三煎,次晨诸症大减。胸中之痰涎,既未吐,亦未下,无形中竟消失矣,并能知饥欲食。守方再进一剂,便可扶床行动,二日后即可出门。改用气阴两补合调理脾胃方药,病竟霍然。我根据先师经验,对急性支气肾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肺炎,特别是腹腔内各种手术后引起肺部感染而出现咳逆上气,咽喉不利,痰涎稠粘,咯吐不爽,胸闷气喘,口干欲饮,入水则呛,舌红而干,苔黄腻,脉滑数无力者,用豁痰丸治之,效果颇佳。(具体内容可参考《河南中医》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陈鼎三、江尔逊用豁痰丸抢救痰热伤津壅塞气道危症的经验》文) 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 先师带徒临证实践时,非常注重理、法、方、药的一线贯通。尤其可贵者,诊后必于当晚与学生们一起回忆总结,解释疑难。先师每引经据典,结合实际,尽吐心得,对于自己几十年甘苦所得,俗话所谓过经过脉的临床经验,绝无保守,并且唯恐学生们学不到手。每遇疑难怪症,他总要通过师徒共议的形式来启发和提高学生的辨证论治能力。先师强闻博记,善于运用实际病例去讲解经文,以加强学生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先师通过活生生的临床去应证经文,每能使学生对干巴巴的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中说到: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先师授徒,以此为轴心,常常通过临床的实际病例使学生在理论上上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点不仅给他的学生,而且给与之相处过的同道和后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现夹江县医药卫生学会副会长、当地名中医陈泽芳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夹江县周xx患温病,起病急骤,高热汗出两天后,突然下利不止,四肢厥逆,大汗如珠,昏愦,面颊泛红,时而躁扰,两目暝瞑,气息微弱,家人悲痛欲绝,一面备办后事,一面急请先师。诊得六脉俱无,断为元阳衰微,命火将绝,急与大剂回阳救逆(白通汤加猪胆汁汤,附片用至两许),一剂阳回利止,脉出肢温。次日气喘、咳嗽、痰多、舌苔白滑、胸闷,乃用苏子降气汤合三子养亲汤。此方一出,颇令人奇怪,因为白通汤用于温阳救逆已很难为时方派所接受,既然服后有效,就该守方再服,何以又改为降气化痰平喘之苏于降气汤呢?此方服后咳喘平,又见小便淋漓刺痛、口渴、心烦、舌质红、苔薄黄等症,又处以仲景猪苓汤。最后因口干舌燥、舌质光红,少苔、泛恶,纳呆,脉细数等症,用竹叶石膏汤收功。此病经先师诊治前后十天,易方四次,而疗效卓著,当地医生皆赞口不绝,但亦有不解之处。陈泽芳先生因问其故,先师解释说,中医治病必讲天时、地势、体质、病邪,并需将几者综合进行权衡,然后定出轻重缓急。周某高年肾虚,平素喜食厚味肥甘之品,乃是一肾虚脾湿之体。外感温邪,来势迅猛,壮火食气于此体尤烈,故立见亡阳。斯时用白通汤就不是治病,而是救逆了。当阳气略复,中上焦之痰湿又动,故用苏于降气汤平喘、化寒痰、温肾阳。由于病邪毕竟为温邪,所以痰湿去后,就渐渐现出水热互结、内热伤阴之猪苓汤证。此证的出现,反证了肾阳的恢复和水湿之松动,故服药后疗效颇佳,且病情迅即转归为许多热病后期常见的竹叶石膏汤证,用此方终于收功,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陈泽芳老先生至今回忆起来,亦觉先师音容宛在面前,不甚感慨唏嘘。 以德统才方为良医 先师高尚的医德更为人所称道,他一生尘视名利,疏于家务,唯孜孜不倦地治病、读书、育人。虽至八十高龄,犹出诊奔忙,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报酬之多寡。每至贫家,往往不收诊费,且常备方药相赠。先师之子,已退休的老中医陈鸣锵先生,讲到其父有两认真和两不认真;读书看病最认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有空就看书,真可谓嗜书如命,直至年逾八旬,虽视力极差(1,500余度近视),犹手不释卷。只是临终前两年,因双目失明,始无可奈何放下书本。对于诊费的多少有无,对于饮食的好坏和家务事情,最不认真,从不过问。 先师一生,最痛恨那些只顾渔利的药商和江湖骗子,讨厌那些术士们唯以脉诊是重,并以此呓人。他精于脉诊,颇有造诣,但仍然坚持望、闻,问、切的程序,并特别注意问诊,把切诊放在最后。他常叹息不少人把切诊仅理解为切脉。先师每用食指摸舌苔之燥润涩滑,以补其望诊之不足;并爱用手摸皮肤之厚薄粗细,尺肤冷热,虚里盛衰,按胸腹也是他常用的切诊方式。他尝打趣说;心肝脾肺肾,到处无人问;心肝脾肺贤,到处卖银元。意在批评江湖术士欺诈病家,以及一些医生医疗道德之不高。因此,每到一处诊病,总念念不忘宣传卫生知识,普及医学道理。他在《中国医学常识·自序》上写道;须使人人皆有医学之常识,庶几积极可以保持人生健康,消极可以恢复病后安全。他一生为普及医学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如一九五二年乐山地区开始打预防针,很多群众不接受,他带头注射,用行动进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师一生非常注重医德,认为医德与医术都关系到治疗的质量和效果,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当是以德统才方为良医。他非常赞同清代名医吴鞠通的一句话: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他认为这句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医术与医德之间的关系。每遇重危疾病,先师常引孙思邈的话: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身惜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知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他以此告诫学生和勉励自己。先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之中很少坐堂,总以出诊为主,在峨眉山、西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先师有感于他所出诊者多为误治之坏证、逆证,故将临证读书有得,勤于著书立说,广送同道和病家,一以医病,二以医医。为此,他著有《医学探源》一书,共六卷,取由博返约、见病知源之义。抗日战争时期,郭老沫若回乐山,亲笔为此书署面,提扉付梓。此书又为先师授徒之课本。除此以外,还著有《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书,至今各县中医亦珍藏不少。 江尔逊口述张斯特整理

吴棹仙小传

吴棹仙(18921976),名显宗,四川巴县人。幼承庭训,攻四书五经兼习医学。青少年时代曾先后就读于重庆巴县医学堂、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医学研究会公立医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精研医学经典,深得内江名医王恭甫器重。后从针灸大师许直乃(立衣旁)游,得子午、灵龟针法秘传。为求中医学术之生存与发展,自奉克俭捐资,先后创办重庆国医药馆、国医传习所、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苏生国医院、重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等,深受医界赞许。建国后,任教于重庆中匡进修学校,出任过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院长以及成都中匡学院医经教研组主任、针灸教研组主任等职,并先后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第二居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等。毕生治学严谨,崇尚实践,经验丰富,医理精深,长用经方,执医业六十余年,屡起沉疴,为当代知名的经方学家。著有《子午流注说难》,《医经生理学》、《医经病理学》、《灵枢经浅注》等书。一九五五年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献《子午流注环周围》于毛泽东主席,受到主席嘉勉。除精通医学外,又工书法,通音韵,精词章,著有《听秋声馆》、《性灵集》、《养石斋诗稿》等。 吴棹仙老师出生在叫川省巴县一个耕读世家。父名俊生,对经学颇有研究,因不满科举,灰心仕途,中年弃儒从同乡李同庆公习医。学业有成,遂悬壶涪州(今涪陵县)龙潭场,诊余则课子四书五经,兼授医学,以陈修园公余十六种为教材,命先师诵读。如是二年,先师对《伤寒论浅注》正文与注释,皆能背诵,为以后走上医学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光绪帝迫于时势,废科举,兴学校,企能励精图治。官府将重庆巴县字水书院改为巴县医学堂,通知各州、县学生报考,每州县拟录取五名。时值天暑,长江涨水停渡,水退后考试已毕。由于情况特殊,学校准先师补考,题为学医为谋生、为济世而试言其理。先师一挥而就云;学医为济世而后谋生,并引《伤寒论·自序》: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等语详加论述。主考陈蔚然公嘉而预取之。复试时,监学唐德府公抽试《伤寒论》第六条,先师不仅背诵了第六条正文,而且将注释亦全部背诵,结果名列前茅,得优先录取。入学后,先师埋头苦读,争分惜秒,不事冶游。时重庆风光秀丽,市场繁华,但先师从不涉足其间,即令节、假日也在学堂图书室中,先后浏览了清朝二百余年间刊行的五十四家医学丛书。一九零八年考试,全校学生成绩皆优,首批结业。府官详阅试卷后,嘉奖该学堂,以每张田契加四厘银子为该学堂经费开支,遂改名为重庆官立医学校以培养师资,先师又升入师范班。其时,课程有《内科》、《外科》、《内经》、《伤寒》、《金匮》、《诊断》、《药物》,还有《新内经》(相当于现代的生理学、解剖学),任教者则为当时省内秀才或儒生而精医之名流。学校尊师重道,课堂讲授,秩序井然。先师对讲授《内经》有多处不同看法,均写成质疑论文,与好友彭笃生等共同讨论分析,直到深刻理解为止。该校附设有治疗所,在老师的指导下,每个学生都要在治疗所实习。应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正确者,发给合格证,差者继续跟师临证。先师常说:这种带徒方法最好,理论联系实际,不致出现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及至临证三年,又谓天下无药可投的情况。 一九一六年,重庆警察厅在学院街天符庙对开业医生考试,合格者二百零二人中,先师名列第三。捷传家中,其祖父海帆公喜曰: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吾家继起之秀也。从此,先师正式行医。 救死扶伤医德高炤 先师六十余年的医事活动中,员感人的是他高尚的医德。他常以危而不救,何以医为自问,倾全力救死扶伤,决不挟医技以谋私利,至今为人所传诵。 一九一八年,先师与医学堂师范班的几位优秀学生集资,在轩岐公所附近开设了双桂堂药店。时值暑天,温病肆虐,死亡者甚众。先师便与名医王恭甫轮流在该店坐堂施医。该店宗旨在济世活人,诊者分文不取,贫病不支者,施之以药,故一时门庭若市,前来应诊者甚众,活人无算。先师虽收入减半,但淡泊生活,恬然自乐。殊知,民元以来,军阀混战,墨吏成风。双桂堂这爿济人小店也难逃厄运。兵匪荷枪借款,污吏寻机勒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双桂堂渗淡经营仅两年就只好关门大吉了。先师步入社会就感到它的黑暗,曾有《重阳感赋》一首记其事略: 重阳风雨吏催租,敲断何堪到苦儒。 国事步艰兵尽匪,民权堕落主犹奴。 十载干戈天下瘦,一行雁字眼中徂。 安能觅得桃源路,薄荡渔舟一事无。 此后,先师在重庆国医药馆、光华国药公司、永生堂等处行医。先师诊病,无问贫富贵贱,一律以来诊室先后为序。有时一二富商要求提前,则应买特号或拔号铜牌一枚,其诊金相当于一般诊金的五到二十倍。先师常云此是千人吃药,一人给钱。随将所得施济于人,常在贫病者处方上角书记棹仙账字样。当病人得药时,热泪纵横,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三十年代初,一个冬日的深夜,细雨绵绵,寒风刺骨。先师出诊后返回冉家巷寓所时,见一中年男子,衣衫褴楼,病卧在地,切其寸关尺脉俱无,幸太溪脉尚存,乃就处取金针刺之,俄顷乃苏。复取热姜糖水服之而起,再馈赠所携诊疗所得。男子热泪满眶,对先师连称神仙、神仙而去。 在我跟随先师期间,见先师对病人总是和蔼可亲,从无疾言厉色,故无论贫富贵贱,尊卑长幼,都乐与谈,这对他搜集病史资料,作出正确诊断,不无帮助。他常说:出诊乃中医之传统美德。故从不以名医自居,无问院内院外,街头乡间,凡有延请必至。一九六五年在温江县农村巡回医疗时,他已七十三岁高龄,因忙于诊治,饭常常热了又凉,凉了又热,直到诊完病人方才就餐。 先师谢世后,好友谢慕沙先生曾撰吴棹仙墓志铭谓:先生医术,世或可企及,而医德之高,则人所尤难能者。此确非溢美之辞。先师平生勤朴,除基本生活用度外,余皆用以办医院、兴学校,济困扶贫。虽为一代名医,去世之后,家中竟毫无积蓄。 面对逆流奋起抗斗 先师平素温文尔雅,从不与人相争。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旗帜鲜明,无异沙场猛将,英勇顽强。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之流的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消息发布后,全国医界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当时中医虽众,但皆各自开业,向无组织,形同一盘散沙,斗争甚不得力。先师睹此现状,奋然而起,四处奔波,联络同道,很快就成立了重庆市中医药联合分会,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与余云岫之流作殊死斗争。其时,《商务日报》影响甚大,先师偕同人与之交涉,利用该报周末一版篇幅,办起了《医药周刊》,先师以虎溪非渔子为笔名,担任主笔,宣传祖国医学之是,痛斥余氏谬论之非,一时畅行省内外,争相传诵。 余云岫著文云:《内经》东方生风,东方是日本,并非是造风之所,以此知《内经》东方生风之说为不经也……先师著《东方生风辩》一文,针锋相对,痛斥邪说,并将论文直寄余氏。余又云《伤寒论》阴阳二字不科学,什么太阳,太阴,之为二字,有何用处……先师又著文斥之,再将长文寄余氏。当年的《医药周刊》上有灯谜数则,为:日蚀,月蚀,大端阳,以《伤寒论》句和药名破。日蚀、月蚀句是太阳,太阴,日月有病,天地必然昏暗,暗指当时社会黑暗。后句是指他(余云岫名岩)背离人民意志,必然要从岩上绊下(半夏)来。 在全国人民的抗议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取消议案,斗争取得了胜利。全国中医药界欢欣鼓舞,认清了反动政府的真面目,认识到团结斗争的力量大。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先师是有一定功勋的。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先师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不仅都能原文背诵,且字斟句酌,做到了解经字字有出处。如一九六零年他所著《灵枢浅注》共三十八篇,二十余万字,以解字、释词、释义为凡例,颇为精要。今录几段如下,以飨读者。 《灵枢浅注·九针十二原第一》 閇。考诸字书,都无閇字音义。梁《玉篇》载之,为俗闭字。窃疑之、惑之。夫《灵枢》古经医籍,宁容有俗字入开宗明义之篇耶?!果如《玉篇》所言,则俗之为言者,庸也,常也。他书中亦当层见叠出者矣,何仅《灵枢》独此一字哉!以閇为闭,《玉篇》误矣。余尝细味《灵枢》经文,閇而曰决,必潴水之门,水性趋下,门其形而下共声,下亦义也。复遍阅门部诸字音义,《正字通》诂闸宇云,漕艘往来.臿石左右为门,设版潴水,时启时闭以通舟。永门容一舟,衔尾贯行,门曰闸门,河曰闸河,谩闸官司之。《广韵》闸为古盍切,《集韵》闸为容盍切,盍与盇通,有去入二声,进悟閇为闸之本字也。 《灵枢浅注·本输篇第二》 俞:此一字有三音,音不同,义亦各别,分言之如下。 (一)云俱切,音臾,通作愉。 《礼记》男唯女俞,有内应外达之义,《论语》情愉如也。注:和悦也。 (二)音输,与输音义并同。 《左传》载: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外而内,补其不足。与此篇名本输,言天者求之本,天生万物之本质,输之于人之四未,亦自外面内,补其不足。俞与输通,读平声,俞即输之本字也。 (三)音戍,乃输之去声,孔穴名也。 俞读去声,指一穴位而言。本篇云:所溜为荥,所注为俞。五藏五俞,大渊、大陵、太冲、太白、太溪,亦三焦所止为原之处。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藏,亦有男唯女俞,内应外达之义。脉会大渊,有来有去,皆在一隅,与五藏六腑,概括各经脉数穴而言者不同,故人迎动脉.秋喻在膺中, 亦指教穴而言。腧与俞一为广义,一为狭义。注《灵枢》者,搜《康熙字典》者,将腧俞二字混为一谈,有乖经旨,特此正之。 《灵枢浅注·邪气脏腑病形第四》 虚邪: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辟之有时,统名虚邪。分言之有微邪、贼邪之类。如春日起西风,夏日起北风,此金来克木,水来克火。请言赋邪,如秋日起东风,冬日起南风,则我所能制者,此为微邪。且有匹正四隅之分,如春夏之交,起西北风,夏秋之交,起东北风,秋冬之交。起东南风,冬春之交,反起西南风,皆为虚邪。正邪:四正四隅,名曰八正。风从正面来,以天之六元起之。太过而病人也,为六淫之正邪。合乎四时生长收藏者,则为四时五常之气。太过而病人,客于三阴三阳者,谓之六淫,皆正邪之称也。 《灵枢浅注·官针第七》 官针:古称官者有六。天官、地官、四时之官。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工,天官曰稷,地官曰司徒,上下四旁,有一定规律,针而曰官者,以小针有九,法天、法地、法人、法时……推而为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应九野,大乙应中州,首头应夏至,腰尻应冬至,左胁应春分,右胁应秋分。立春夏于左足手,立秋冬于右足手,戊已太乙所在,是谓天忌,故曰官针。 遵经重道针药奇功 先师遵经重道,对医经有精深造诣。其用方药,一以仲景方为主,方小而效宏,且应用灵活,时人以经方家称之。又长针灸,针药并施,起死回生,治有神功。 民国初年,重庆军阀混战,时为六月炎暑,士卒日夜蹲战壕中,寒湿侵袭,病倒者甚众。病者谓寒冷难奈,虽复以重被,仍战栗不已。扪之则身若燔炭,汗出淋漓病不退。经治不愈,乃延先师诊治。思忖良久,乃悟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之理。《伤寒论》原文之后无方药,先师乃据古人论述,立案云:病原酷暑出征,枕戈露卧,以致寒伤骨髓,热淫皮肤。法宜专煎附子以祛伏寒,轻渍三黄,以涤浮热。当否,可请高明论证。拟方:制附子24克,黄芩、黄连、大黄各9克。按古法先煎附子二小时,以不麻口为度。将三黄待水沸时浸半分钟,将药液滤出,合附子汁混合,微温即饮之。服三次,表热退,寒战止,一剂乃瘥。 二十年代初,重庆兴修公路,线上掘荒冢甚多。一日归家途中,先师见一男子呼号腹痛难忍。止而诊之曰:此为《金匮要略方论》所附外台走马方汤证也。乃书医案云;因掘亲冢,腹痛难忍,此必启棺时为秽浊之气所伤也。拟方:杏仁2枚,巴豆2枚。用绵包缠,捣细如泥,溶于沸水中,捻汁滤渣饮。服后食顷,腹泻一次,痛渐解而瘥。先师云,读书不但要熟记正文,附文也应熟读默记,用时才能得心应手。该方原注通治飞尸鬼击病,是补正文之不足。林世雍按《金匮方歌》注释仲师阳走马汤一句是后人所附。仲师是汉代末年人,而《外台秘要》则梓行于唐代,何其颠倒如是耶?先师分析,令人折服。 先师活用古方,常能出奇制胜。抗战初期,重庆山洞地区麻疹流行。冬末诊一男孩,二岁许。病儿初时疹出身热不甚,不恶寒,微烦咳,纳呆神倦,大便二日未下,脉细而数。及至麻疹出齐后,忽昏愦喘促,病势危笃。先师脉证合参后谓,此可按《伤寒论》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书方:枳实小者1枚(炮,小碎),山栀子、香豆豉各6克,加米泔水煎药。仅服一剂即神清,再剂而喘定,三服则余热悉去,病告痊愈。先师谓:劳复多指成人大病之后,复因风寒外袭,多言多怒,形劳房劳,梳洗沐浴,饮食不节等等,皆可致之;在幼儿可考虑风寒侵袭,饮食损伤,正衰不胜余热。以该幼儿论,麻疹齐后,病当向愈。然元气受损,气血未复,余热未尽,正不胜邪,重复发热,死灰复燃。故此,有昏愦喘促,病势危急之象。此乃虚热郁火,从内发也。其子又问先师:习俗用枳实,皆以钱计量,而此则独以枚计何也?师答曰:凡物用枚者,取其气之全也,气全则力足矣。今病既重,正气已衰,量重则正气不支,量小则邪气不破,今用气全之物,而力可倍,结可开矣。 民国初年,先师在巴县虎溪乡开业。一日深夜,农民陈某来延先师为其内人诊治温热病。谓病逾旬日,咽中痛。再至陈家,已闻哭声。陈某谓:请先生从后门进,免见死者,谓为送终也。先师答曰:危而不救,何以医为?乃径直入患者门。病人已穿殓服,停榻上,脚灯点明。师手执烛细察,见其面色未大变,虽寸口人迎无脉可寻,但跌阳脉微。扪其胸尚温,微有搏动。详询病因后,先师思之:半夏辛温,可和胃气而通阴阳,有开窍之妙,气逆能下,郁结能开。其时夜深,又系乡间,距场镇药肆甚远。忆及《伤寒论》苦酒汤或可救之。时当夏末秋初,执火把荷锄而出,得半夏二枚,先师嘱按古法,用大者一枚,洗净,切十四块薄片,鸡蛋一枚去黄,加米醋少许,混匀,微火上煮三沸去渣,汤成撬齿徐徐灌之。如食顷,病人目微动,继而有声,又少顷,竞能言语。守候达旦,竟起。后服安宫牛黄丸,迭进汤药调理月余而安。先帅妙手回生,一时响于乡里。先师不仅是著名的经方学家,在针灸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用子午针法,能极《灵枢》补泻迎随之妙。自一九五五年冬赴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于毛泽东主席,神针之誉,驰于国中。他用针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理论,结合每一病人的不同脉象、体质、病情轻重,按时开穴进针,同时辨证用针,采取不同的针刺深度和手法,故不少危笃病患,得针而愈。 抗战初,日寇于五三、五四空袭重庆,市民纷纷退避山洞内。是年病疟者特多,服奎宁、疟涤平等无效,来国医药馆求治。先师分析道:此是洞中受寒,夏暑而汗不出,故病疟。他分别采用烧山火、透天凉之手法,按子午流注理论开时取穴,治愈疟病,不知凡几,深得贫苦市民赞颂。先师用针,活人以万千计,然勤于立德,疏于立言,在《子午流注说难》中,仅举了癫证、风中少阴重证、急惊风、鹤膝风、历节风、气郁结胸热痛等案。虽仅数案,亦可见其用针之神妙矣。 先师常叹:古之注《灵枢》,如史崧,马莳、张志聪、汪讱庵、黄元御等,文非不善也,理非不娴也。惜均不长于针刺灸芮(火旁)。认为针灸之道,登堂入室,非尽解《灵枢》则无以成就,并认为只谈理论,而不实际操作亦无以成就。故理论联系实际,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操作,,从不间暇。垂暮之年操作不便,也要亲自诊示,一一指点,待病人获效,心乃得安。同时,他还针对针灸中只针不药的风气说;针法亦非万全之策,当针则针,当灸则灸,为巩固疗效,还须服用中 药以补针、灸之不足。 培桃育李鞠躬尽瘁 为使祖国医药学昌明万代,造福人类,先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医药教育事业。 一九二九年,为与余云岫之流抗争,先师约集渝州同道三十六人,筹资九千元,于桂花街成立了重庆市国医药馆,亲任馆长职。该馆设各种门诊处、送诊处,并于楼上设住院部收治危重病员;晚上则约请医生会诊,讨论医疗方案,切磋技艺。使过去自守门户之见的医界贤达,济济一堂,开互相交流学术风气之先。继又创办国医传习所。先师任所长,邱明扬(成都中医学院教师,已逝)任主任教师。设《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妇科学》、《国医诊断学》等课程,抗战前即毕业了男生部、女生部各一班。 抗战期间,重庆被炸,传习所迁至郊区山洞,先师又积极筹建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当中医院奠基时,先师挥毫题诗作贺: 中医院奠基(庚辰正月半) 太平旧岁新花朝,父子西山插秀苗。试看他年垂茂日,葡萄累累绿荫娇。 为办学校、医院,先师历尽艰辛,方筹得资金四万元之谱,建成大小楼房三座。环境适中,地势宽敞光线充足,尤为壮观。殊知学校仅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海军部和银行巧取豪夺,强行征用。未毕业的学生只好迁至西山苗圃周宅上课。两年后,因伪政府的重重压迫而停办。先师怀着无限愤慨之情作诗记其事略: 卖母校(一九四二年壬午中秋丙夜) 抱璞陵阳类我痴,劳劳东逐又西驰。 抛将城郭远空袭,留得镃基待好时。 一室高明群鬼瞰,寸心暗淡几人知。 三年两卖母医校,何日长桑饮上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挑起内战,致使山城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当此之时,师欲再办学校,已非易事。乃招小部分学生,在永生堂讲学,培育人才。他曾数次向市中区七星岗警察局交涉,要求归还校舍,但次次都是碰壁而归。一九四九年春,先师曾赋诗一首,记收回校舍之艰,培养学生之难; 花朝(一九四九年春) 萦怀字水溉三巴,块垒难消问酒家。 剪剪春风生意浅,何曾桃李绿天涯。一九四九年底,山城重庆获得解放。建国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但是共产党首先关心民生疾苦,平抑物价,使生产很快恢复,社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历了两重社会的先师,怎能不无限感激党,热爱新中国呢?先师以一技之长,为国为党分忧。一九五零年经重庆市文教局批准,在和平路创办、苏生国医院,又在通远门外归元寺成立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一九五一年春,该所招生,高级班、初级班各五十人,全由先师筹集资金,自编教材,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年秋,党和政府为提高中医技术而兴办了西南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四年先师被聘为该校教师。之后,又成立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先师受委为院长。一九五五年底,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向毛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当时先师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曾赋诗一首纪念: 献图碰杯礼 昔年伪政太昏昏,欲树长桑无处根。 三世医怀卞和璞,今宵一碰入京门。 会议期间,回首往事,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特别是他听到周总理的报告,党和国家要创办四所中医学院时,更是精神振奋,表示愿为培养后代,效尽绵薄之力。 成都中医学院开办,聘先师为医经教研组教师,后委以医经教研组主任,喜看夙愿得偿,祖国医药,后继有人,乃赋诗一首,以舒胸怀: 振兴中华医药(一九五七年秋) 回思十载苦蕉窗,乐此三秋课锦江。 掘展岐黄有夙愿,不甘祖国逊他邦。 院中老李殖秾辛,池上长桑青梓桑。 混混盈科看后进,放乎四海喜洋洋。 先师在校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受师生员工的赞扬。他感到党对自己太尊重,太爱护了,士为知己者死尚不足惜,况共产党完全是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谋幸福的!他决心为党的中医事业奋斗终身,乃将在渝的母亲、妹妹、儿孙等迁来成都定居,时值向党交心活动之际,他向党表示决心,服从工作需要:派我上山,采药炼丹。派我下乡,服务农庄。许我返院(重庆),又把脉看。留我授课(学院),绝不缺课。写毕笑道:此言吾之志也,愿在党的领导下,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先师成为一代名医,与他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分不开。出诊或偶得小憩,他总要随手携带一个提包,内装医书、诗文数册,以备查阅。直到老年,仍查阅典籍,温故知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了学而不厌。 先师待人忠诚,和蔼可亲,对病人、学生、同事,娓娓而谈,百问不厌。每次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总是反复再三,犹恐不能理解。他常说:我要把所知的知识和经验全部交给下一代。课余时间,学生们到宿舍请教,他都热情接待,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故有人评论先师如金铎,叩之则鸣。 但是,象先师这样博学多才,心地善良的忠厚长者,十年内乱期间,却难逃厄运,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含恨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成都中医学院为先师平反昭雪,推翻了强加给先师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倘先师英灵有知,亦可含笑九泉了。 (本文承吴叔亮、吴迪祖,吴慎修、吴传先提供部分资料,又蒙彭宪章副教授、林森荣老师审阅,谨此致谢) 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

先师蒲辅周的治学精神与医学成就

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三世精匡,祖父尤知名。十五岁始继承家学,三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倾心中医事业凡七十余午,医理精深,经验宏富,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临床家。一生忙于诊务,未暇从事著作,晚年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先师蒲辅周,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在其七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医学成就,深为医药界所敬仰。现仅就个人从师学习的浅薄体会,简介其治学精神和主要经验如下: 治学谨严吾辈师表 先师治学的特点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首先,注重一个勤字。他在读书和思考方面是十分刻苦的。每当凌晨和夜静的时候,他书桌上的灯光总是准时拨亮,伏案阅读,孜孜不倦。并常说,一来这时头脑清爽,效力最高,二来没有白天的干扰,精力集中。就这样,他不论阴晴寒暑,每天早晚坚持学习四,五小时,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对所读之书,还要认真思考,深入领会,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丝毫也不马虎。他要求学生也是同样。谆谆教导说:经典著作要精读深思;各家学说要博览兼收;基础知识书籍要勤读牢记。真正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书读通弄懂。 他一生不耻下问。在梓潼时,幕龚老名,谦恭追随数年不懈,龚老甚为感动,于临逝世前,授以内眼病秘方九子地黄丸。他广泛收集民间有效疗法,随闻随采。他交往医界名流,总是虚怀若谷,善以人之长补已之短,从不存门户之见,他经常说,学问学问,不但要勤学,而且要好问。只学不问,无以启思,只问不学,无以明理。要有每事问的精神,才能在学识上有所进益。 其次,坚持一个恒字。他认为,中医理论深奥,没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和领会的。他每读一部中医文献,无论是巨著,还是中短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从头读起,一字一句,一章一节,竭泽而渔,不使遗漏。即使读两遍、三遍,也不改易这种方法。我追随先师十七年,亲眼看到他系统阅读《内经》、《千金》、《外台》、《证治准绳》、《张氏医通》、《本草纲目》各一遍,《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寒温条辨》、《伤寒指掌》和《金匮冀》、《医学心悟》等两遍,没有持之以恒的顽强意志是办不到的。他常说:学无止境,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 其三,要求一个严字,他认为,治学严谨与否,不仅是科学态度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问题。他自己订立了三条:①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则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不作采菊东篱之陶渊明。②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要学传道解惑的韩昌黎。③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效法治医有素之孙思邈。记得在一次重型乙型脑炎会诊讨论中,在座同道分析: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三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下之。他力排众议,指出虽有痞满而不坚,脉非沉实而两尺滑,苔非老黄而见厚腻,不待下,大便将自行,正当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土来报,溏粪已下。同座莫不叹服。并称赞他认证之真确,完全由于治医的严谨,分辨细微处,一症一脉从不轻易放过。这种高度负责的作风,值得学习和发扬。 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我曾施治一慢性肾炎患者,肾虚症候比较典型,用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菟丝子、枸杞子等。老师见后,作了严肃的批评:你只会用补法,竟忘了补而勿滞。这使我至今铭记不忘。在先师的直接指导下,我编写一部《温病述义》。动手写作前老师即告诫说:任何科学论著都要有继承性,也要有创造性。写温病学说,首先要继承温病学家已有的学术经验和理论体系,同时要吸取现代成就和自己的实践体会。书名可叫述义或辑义。在编写过程中,我查阅文献,选择素材,综合资料,一边撰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而每一章节,先师都要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细心切磋琢磨。比如论据是否正确,引书是否可靠,辨证是否合理,施治是否切病,文字用语是否通顺扼要,一一加以详尽的批改,鼓舞我不怕困难,不惜精力,通过六次修订,三易其稿,使我不但掌握了习作的基本技巧,提高了独立的治学能力,也提高了研究能力、思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部著作,反映了先师温病学术思想的特点,倾注了他不少心血。 最后,落实一个用字。他认为,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如果只学不用,读书虽多,亦不过埋在故纸堆中,纵然发为议论,多是章句之学,作古人的注脚而已。所以,他极力倡导,学理论是为了用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精到之处。 理论精湛成一家言 周总理曾多次说过:蒲老是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短短两句话,评价何其高!先师之所以高明,主要表现在他既是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又是懂辩证唯物论的中医理论家。他称赞中国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精粹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反对那些认为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不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他还说,《内经》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伤寒论》遵循《内经》的理论指导实践,总结和提高了中医的理论体系。可见他对这两部典籍有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并对其中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湛的阐发。 他珍视祖国医学经典,祟信其理论价值,又从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他对《内经》的解释,不落旧注家的窠臼。例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看法,摆脱了冬日受了寒邪至春病温的伏气论点,而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气必虚,则春日邪之所凑,自然容易病温。焉有寒邪伏藏如此之久而不病,由冬历春始发的道理;即使用潜伏期解释也属牵强。 对治病必求其本的认识。他作了深入发挥,提出处理辨证求本的几个关系: (一)辨证求本,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是统一的有机体,认识疾病的本质,往往从整体较之从局部认识为准确。任何疾病的局部症状,都与整体密切相关,不能片面地只注意局部而忽视整体。他治疗一例尿闭和一例尿失禁,从局部症状看是不同的,但从整体看均为中气不足,可见症状是现象,中气虚才是本质,故都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而取得相同的效果。若只见尿闭则利,不禁则涩,而不求其本,则去经旨愈远。 (二)辨证求本,正确掌握正气与邪气的关系 《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正邪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先师提出无病早防,保持正气;有病去邪,切勿伤正的观点,指示业医者必须注意正气这一根本,掌握扶正以祛邪,去邪以养正的辩证关系。若只见病不见人,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殊失治病求本的原意。 (三)辨证求本,正确区别内伤与外感不同重点的关系 八纲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纲领。先师则强调外感疾病,重点辨表里寒热。因为一切急性热病,无论温热,还是伤寒,初起邪均在表在卫,所以解表为第一要义。表寒者散以辛温,表热者透以辛凉。治疗及时,迎刃而解。若已传里,或传阳明,或入气分,则清气撤热自属正治。慢性内伤疾病,重点辨虚实寒热。一般认为七情内伤杂证多虚。但亦虚中央实,实中夹虚,或大虚似实,大实似虚,均应仔细辨别。不可一概作虚证论。同时内伤为病亦有寒热,如阳虚则寒,阴虚则热,与外感为病之寒热判然不同,亦应认真分清,不可一概论治。先师对八纲的运用,从理论上突出区分外感内伤的不同重点,完全符合治病必求其本的宗旨,并深得《内经》真谛而加以提高。 先师阐明经旨如是,阐明后世医家理论亦如是,每多创见。 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说,丹溪创立此论,值得怀疑。阳为气、为火,气果有余吗?火果真有余吗?那么五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按人体之阳,非火有余,乃其水不足也。这才是王太仆的本意,这个观点直到张介宾才纠正过来。著书立说,教万世人,殊不知立论一锴,反而害人。但是丹溪创立一些补阴方剂,如大补阴丸等,则是他的重要贡献。 对八法的发挥。八法是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战胜各种疾病必须掌握的不可移易的准则。但是,以他多年临床体会,逐步认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具体运用,还需注意分寸,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当用而用得其法,自然应手取效。若当用不用则为失治,不当用而用则为误治,这尚较易觉察;唯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病情往往不见改善,医家病家均认为用法无误,但终不解其何故。观《伤寒论》桂枝汤条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寥寥数语,已道出汗法效与不效的机理。因为微似有汗为用法得当故益佳;如水流离为用法不当故病不除。先师由此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他明确提出,善用八法者必须是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这是医学方面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比如说:汗法用于外感疾病,能收到很好的发汗解表作用,但汗之太过,则会发生大汗亡阳的危险;补法用于虚弱病人,有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作用,但补之不当,则引起胸腹胀满甚至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他对补的意义还有进一步的见解: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不用补药而达到补之目的。八法之蕴,至此大备。 精通内科尤擅温病 先师治内科病,首崇仲景学说,常谓《金匮》、《伤寒论》二书,理详法备,为方书之祖,临床医疗的准绳。下遵历代各家流派,博采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冶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所未备,开后学之法门。他毫无偏见,集思广益,撷取精华,扬弃糟粕。大力倡导治疗以辨证论治为主,不必斤斤于经方派、时方派之争。 他说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古时中医虽有十三科之分,而内科向称为大方脉,包括的范围很广,加之他所治内科的病例又多为疑难大症,欲获高效不易,但由于他理论精通,学识雄厚,经验丰富,故都能把握病机,得心应手。举例如下: (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冠心病在他看来,其证心脏功能不足为虚,营卫阻滞作疼为实,但毕竟虚多实少,故治法当以补为主,通为用。自制益气和血之双和散,临床证实安全有效,是通补兼施的良方。不宜胶执活血化瘀一法,以免蹈虚虚之戒。此种创见,如同犀烛。 例一,张xx,男,年逾耳顺。体质素弱,头晕健忘,神怠思睡,胸膺闷胀,心区隐痛,气短懒言,自汗畏风,腿软作痛,不耐坐立,胃纳欠佳,口干欲饮,小便偏少,脉象两寸沉细,两关弦急左甚,两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师分析脉证,属心气不足,肾气亦衰,髓海渐虚,虚阳欲越,急用附子汤加减,强心益气,滋肾潜阳:西洋参、制川附于、云茯神、白芍药、制龟板、山萸肉,枸杞子、炒杜仲,怀牛膝。 阅三诊后,头晕、胸闷、隐痛、思睡、自汗等症皆明显减轻或消失,食欲略增,二便正常,脉转弦缓,左关亦不急,舌质正,苔白。原方加女贞子、五味子继续调理,日见功效。 例二,刘xx,男,花甲又二。因心肌梗塞合并心力衰竭住某医院,经抢救逐渐平稳,出院后一年中,三次发作心绞痛,常觉疲倦无力,四肢关节酸痛,心悸隐痛,足浮肿,脉象左沉细,右弦缓,舌质正,苔薄白,师诊为心气不足,兼见风湿。方用参麦散加远志,枣仁以益气养心,佐以天麻、桑枝,松节以祛风胜湿:北沙参、麦门冬、五味子、炙远志、炒枣仁、生龙骨、明天麻,嫩桑枝、干松节、化橘红、大红枣。 上方服后,患者云疗效很好,遂按此法出入,坚持服用较长时间,而病情日趋进步。 例三,于x,男,年过知非。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心电图检查:冠状动脉供血不足,陈旧性心肌梗塞。自觉症状,四年多来一直胸闷气短,心前区疼痛彻背,向左腋下及臂部放散,每日发作频繁,隔十余天即有类似休克样发病,兼见头昏头痛,睡眠不佳,时短易醒,易汗出,下肢浮肿,心绞痛重时则胃纳亦差,曾服中药五百余剂,多为瓜蒌薤白半夏汤或炙甘草汤加减,以及西医长期心脏用药,诸症不见改善。诊其脉左关微弦,余均沉细,舌正唇紫,微有苔薄黄,此由营卫不调,心气不足、痰湿阻滞,治宜调营卫、通心气、化痰湿,方以十味温胆汤加减:西洋参、云茯神、炒枣仁,炙远志,九节菖蒲、法半夏、化橘红、炒枳实、淡竹茹、柏子仁、紫丹参、川芎、大红枣。 二诊:头昏痛减轻,饮食略改善,咯少量黄而灰痰。此痰湿欲化之征,仍睡眠不佳,并见耳鸣,左关微弦细数,余脉同前,原方去丹参加石决明、桑寄生。 三诊:诸症悉减,心前区疼痛亦大减,每日发作次数已不频,未再发生类似休克样的表现。睡眠不实,脉象沉细,舌中心有薄黄苔。原方去大枣加宣木瓜,琥珀粉(冲)。 四诊:一般情况很好心前区偶有闷痛,脉沉细,舌苔薄白,唇已不紫,属心气已通,营卫渐和,原方略予增损,除感冒外可常服。此后病情遂趋稳定。 先师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着眼于心脏功能不足。三例均属心气不足之证,但一见肾虚阳越,一兼风湿痹痛,一有痰湿阻滞,故又根据兼症不同决定治疗方法。或用经方附子汤,或用时方参麦散和十味温胆汤,加减进退各有法度,不能稍有迷惑。 (二)胃、十二指肠溃疡(简称溃疡病)先师对消化性溃疡的治疗,不单纯侧重在局部病变,而特别着眼于整体病情,往往按仲景随证治之的原则,屡获奇效。例如: 段xx,男,三十八岁。素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大便检验潜血阳性。近因过度劳累,加之公出途遇大雨受凉,饮冷葡萄酒一杯后,突然吐血不止,精神萎靡,急送某医院救治,诊断胃溃疡大出血,经对症处理两日,大吐血仍不止,恐导致胃穿孔,决定立即施行手术,迟则将失去手术机会,患者家属有顾虑,夜半要求处方止血。师曰:吐血虽已两昼夜,若未穿孔,尚可以服中药止之。询其原因,由劳累,受寒、冷饮致血上溢,未可以凉药止之,宜用《金匮》侧柏叶汤,温通胃阳,消瘀止血;侧柏叶、炮干姜、艾叶浓煎汁,兑童便频频服之。复诊:次晨吐血渐止,脉象沉细涩,舌质淡,无苔。原方加西洋参益气止血,三七和血消瘀,仍如前法。 三诊:止血奏效,神安欲寐,知饥思食,并转矢气,脉两寸微,关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此乃气弱血虚之象,但在大失血之后,脉证相符为吉。治宜温运脾阳,并养荣血,佐以消瘀,改用理中汤。加归、芍补血,佐三七消瘀。服后微觉头晕耳鸣,脉细数,为虚热上冲所致,于前方加地骨皮、生藕节,浓煎取汁,兑童便继服。 四诊;诸症悉平,脉亦和缓,渐能纳谷,但转矢气而大便不下,继宜益气补血,兼养阴润燥消瘀之品:白人参、柏子仁、肉苁蓉、火麻仁、全当归、生藕节、清阿胶(烊化)、新会皮、山楂肉,兑童便温服。 服后宿粪下。化验:潜血阴性,嘱停药,以饮食调摄,逐渐恢复健康,溃疡亦愈合,二十余年未再发。 吴xx,男,四十二岁。患十二指肠溃疡已十三年,秋、冬,春季节之交,易发胃脘疼痛,钡餐照片十二指肠球部有龛影,大便潜血阳性。近来脘腹疼痛,尤以空腹时加重,精神较差,小便黄,脉弦急,舌质红,苔亦黄,此属肝失疏泄,横逆犯胃,用四逆散合左金丸加味以疏肝和胃治之:北柴胡、白芍药、炒枳实、炙甘草、川黄连、吴茱萸、扣青皮,广木香、高良姜、大红枣。 二诊:脘痛减轻,睡眠仍差,大便不爽,小便稍黄,舌质红,苔转黄腻,脉仍弦数,乃肝胃未和,湿热渐露,改用越鞠加味,调肝胃,利湿热:炒苍术、制香附、焦栀子、川芎、建神曲、川厚朴、炒枳壳、绵茵陈、广郁金、干石斛、白通草、广木香、鸡内金。 三诊:脘腹痛消失,大便潜血阴性,食纳增加,脉缓不弦,舌质不红,苔薄黄微腻,议用散剂缓调以资巩固:赤石脂、乌贼骨、陈香橼、炙甘草、鸡内金。共为细末,每服1.5克,日两次,白开水送下。 两例溃疡病的冶则,是从病情需要决定的。当胃溃疡大出血时,急应止血,但考虑因为过劳、受寒、饮冷引起,不同于一般血热妄行,故不采用凉血止血的方法,而用温通胃阳,佐以消瘀,继之以理中温养脾阳以统其血。盖脾胃为中州之司,而甘温具固血之用。避免了一次手术,这种无创伤性医疗,给临床有所启示,无怪乎许多急腹症也用中医疗法取得成功。另一例十二指肠溃疡,由于肝胃不调,兼有湿热,故又直接以调肝胃,利湿热之法为治,与前例一温一清,形成对照,各有妙用。尤其值得探索的是先师在柏叶汤中以童便代马通,童便咸寒之性,不仅能制姜、艾之温燥,而且能止血以化瘀。在吴xx调理善后时,用赤石脂、乌贼骨于养胃中巩固收涩止血之功,并促进局部溃疡之修复,做到温而毋燥,止而不瘀,既重视整体,又注意局部,他技术娴热,运用灵活,实臻炉火纯青的高深境地。 《蒲辅周医案》中内科案例,尽皆准此。以《内经》、《金匮》为理论基础,渗透历代各家之长,善用经方,又不受经方药味的拘束,往往经方时方并用,又不失配伍的准绳。认为临床治病,总是有常有变。一般是治常易,治变难,其实善治常者,亦善治其变。他所诊疗的病人,变证较多,面对疑难症候,总是细心观察,周密思考,甚至查阅文献,务求至当,故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医律愈细,疗效愈高,形成有创造性的医疗特色。 先师对于温病的经验是: ①屏弃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他说,伤寒、温病首见于《内经》,谓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则曰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的学说,为汉以后所宗,伤寒、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吴倡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讦。先师则极力屏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 ②辨清伤寒与温病的同异。前人有始异终同之说,先师则谓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二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人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 ③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以存津液为治疗根本。因为伤寒、温病,皆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吴鞠通说得好,伤寒非汗不解……温病亦宜汗解。唯温病以透达得汗更适宜,不可直接发汗。说明表与透是伤寒、温病的两大法门,是临床的第一要义。前贤还指出:一部《伤寒论》,不外存津液三字为根本。津液的存亡,关系温病的安危。保存一分津液,即增加一分生机。由于先师理论汇集伤寒、温病学说之所长,辨证分清伤寒、温病之区别,论治注意表与透和存津液之要领,故在温病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临床实例,以辨证较多。 例如: 朱xx,男,二十九岁。某医院确诊: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后曾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而高烧持续不退,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濡满,大便稀溏,口唇干,板齿燥,舌质淡,苔白,脉象寸尺弱,关沉弦,属湿温。分析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用吴鞠通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的治法,主以人参泻心汤,去枳实加半夏,辛通苦降为法:白人参、炮干姜、川黄连、枯黄芩、法半夏、白芍药。 服后,尿多利止,胸腹满减,周身得微汗而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却,元气大伤,而见筋惕内瞤,肢厥汗清,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参麦散加附子、龙牡回阳固阴:台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熟川附子、生龙骨、生牡蛎。 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见安睡,肢厥浙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亦减少,舌齿转润,阳回阴生,脉搏徐复,后以养阴益胃法缓缓调养而愈。 此例本暑湿为病,因寒凉过甚,由热中变为寒中,邪热被遏,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降,病机一转,邪热顿折而大虚之候尽露,急用回阳固阴之剂,中阳以复,阴敕以存。综观治疗法度,方宗仲景,法取鞠通,伤寒、温病学说共存,经方时方并用,非先师胆识过人,曷克臻此。 高xx,男,七岁。住某医院已三日,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高烧躁扰,腹满下利,呕恶,予水则拒,爪甲青,面青,日夜不安睡,时而狂叫,亦不食,苔黄少津,唇干,脉象沉数弦急,昏用寒凉重剂及犀羚、牛黄、至宝等病势不减,乃热邪内陷阴中,从太阴寒化,厥阴蛔欲动之象。予以椒梅汤去黄芩、法夏:台党参,川黄连、白芍药、乌梅肉、川花椒、炮干姜,炒枳实。 浓煎温服,一剂热退,睡安躁减。再剂利止,胀消烦除,并下蛔虫一条。续以温脾和胃调治以竟其功。 此亦因服用寒凉太早、太过,已成寒中变证,而苔黄、唇干,脉弦数且急,仍与热中相似,其间仅爪甲青、面青、拒水之差。在疏方时去黄芩、半夏,原因曾服苦寒重坠之剂过多,故减其制,有枳实之苦降,黄连之苦泄,已适中病机。不执成方不变。且椒梅汤系仲景乌梅汤化裁而来,与前例寒中之见证不同,故选方亦异。 梁xx,男,二十八岁。住某医院,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已六日,曾连用清热、解毒、养阴之剂,而病势有增无减,体温高达40.3摄氏度,脉象沉数有力,腹满微硬,哕声连续,目赤不闭,无汗,神昏谵语,烦躁不宁,四肢妄动,有欲狂之势,手足微厥,昨日已见下利纯青黑水,此属热邪羁于阳明、热结旁流之证,但未至大实满,且苔秽腻,色不老黄,未可与大承气汤,乃以小承气汤微和之。服后,哕止便通,汗出厥回,神清热退,改用生津益胃,续清余邪之剂以资恢复。 一般认为乙型脑炎,多属暑温范畴,清热、解毒、养阴,是正治法,何以本例用之无效?盖因患者已见阳明里热,谵语欲狂,身热无汗,目赤肢厥,脉沉数有力,此乃里闭表郁之征,而且热结旁流,,非清热,解毒、养阴所能解,必须下之,下之则里通而表自和。若泥于温病忌下之禁,当下不下,里愈结,表愈郁,热炽津伤,造成内闭外脱者有之。先师对用下法极端审慎,但只要病情急需,又毫不犹疑,非独具匠心,处重果断,岂足望其端倪。 先师既精内科,尤擅温病,已散见于《蒲辅周医案》等书中。其不传之秘,完全自勤奋治医得来。以《内经》、《伤寒论》的理论为经,以刘河间、叶天土、吴鞠通、王孟英各家学说为纬。并对余师愚、杨栗山等有关瘟疫论著,亦悉得其奥。同时,还重视中西医结合,从西医的学术中吸取营养,促成了他在温病学方面的创造和发展。 兼长妇儿独具特点 先师非止精内科,还兼长妇、儿。对昔贤宁医十男子,毋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毋医一小儿之说,认为不切实际。似乎妇、儿较内科难,其实只有见证的异同,并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科有经、带、胎、产,儿科有麻、痘、惊、疳等证外,其余疾病常与内科同。他不囿于分科的局限,而是综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既有区别,又有同一,形成与内科并行不悖,独具特点的妇、儿医疗经验。 他对妇科疾病的诊治,颇多独到之处。积累的心得体会主要有三点: (一)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乃生理之常。生理失常则月事不以时下,故医家论妇人疾病之治,首重血分,采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瘀者行之,滞者通之)等原则,亦治疗的常法。但是,血为气母,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通血和则诸病不起。故治血必须理气。所以,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 (二)妇女病以舒肝和脾为重要环节《内经》指出,百病皆生于气。尤其妇女在中年时期,由于各种因素,情志怫郁为多,往往肝气郁结,气郁则血滞,而致月经不调、痛经和经闭等症。《内经》又说,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这又说明了月经病与脾的关系密切。脾不统血则可引起崩漏,脾湿下困则可导致带下,妊娠脾气不足而食减则胎失所养,产后脾阳不振则影响乳汁分泌等,莫不与脾有关。故舒肝和脾是治疗妇人病的重要环节。 (三)妇人杂病仍以辨证论治为根本原则《金匮》论妇人病凡三篇,除妊娠、产后外,则以杂病目之。所谓杂病,即其证情比较错综复杂,又与妇科有联系,如中风、伤寒而月经适来,热入血室者,可与小柴胡汤和之,亦可以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有与妇科无联系而属内科的,如喉间炙脔之梅核气者,可用半夏厚朴汤调之,证夹虚寒而腹中痛者,可用小建中汤温之,有与外科相似的,如阴中蚀疮烂者,则以狼牙汤外洗之,等等。诸凡妇人杂病,总离不开辨证论治这一根本原则。 他的妇科治验,不越这三条心得体会。 徐xx,女,二十九岁。多年来月经愆期,每次经行时间长而量多,有黑色血块,小腹凉痛,脉象沉迟微涩,舌质稍暗,苔薄白,属气血不调,肝郁夹瘀。治宜调理气血为主,佐以舒肝化瘀,全当归、川芎、官桂、吴茱萸、荆三棱、蓬莪术、制香附、川楝子、延胡索、大茴香。水煎服,日两次。香附丸,每晚睡前白开水送服6克。 阅二月余,月经略有改善,虽仍有小黑血块,小腹已无不适。脉象沉缓不清,舌正,苔薄白。 首次汤方,经期继服。经过后,临睡前服定坤丹9克,化症回生丹(梧桐子大)1~2丸。 又半年后,月经周期较准,量不多,血块很少,经行五天即净。脉沉缓,舌正苔白,仍宗前法,继进一月,以资巩固。 李xx,女,三十八岁。半年来经水零星不断,上半月较多,下半月较少,色紫,时有小块。小腹痛,恶凉喜热,月前于某医院行刮宫术治疗,仍不断流血,血色时紫时红,腰及小腹疼痛,口干喜大量热饮,食纳极差,胃脘堵塞,大便秘,三、四日一行,小便正常,心慌,眠差,多恶梦,疲乏无力,曾服中药和蜂王浆等,效不显,脉象两寸尺弱,两关革,舌质淡微暗,无苔,此属经漏,由气血损伤,兼瘀结。治宜调补气血,温化窃结:炒艾叶、清阿胶(烊化)、全当归、川芎,白芍药、干地黄、川续断、炮干姜,海螵蛸、嫩桂枝、炒白术、柏子仁、茜草。 复诊:前方服三剂,心慌减轻,胃脘胀塞亦轻,食纳见增,阴道流血似多些,有黑色血块,余症同前,脉象舌苔亦无变化,原方去柏子仁加杜仲、黑豆继服。 三诊、四诊;仍加减施治,而病情小有进步。 五诊:因劳累阴道流血又稍多,脉寸尺弱,关弦虚,舌淡无苔。因失血过久,冲任不固,小有操劳,血即失御。治宜强肝肾,固冲任;热地黄、炒白术、鹿角霜、阿胶珠、炒杜仲、川续断、山萸肉、肉苁蓉、炮干姜。 六诊:加地榆。七诊:流血已基本停止,尚有少量粉色液体,胃纳仍欠佳,偶有心悸,余症均消失,脉寸尺弱,两关沉细,据病程长,流血多,心肝脾俱虚,以人参归脾丸缓缓补益,继服一月,血止经调。 黄xx,女,三十岁。半年前曾因月经流血过多,施行刮宫术一次,术后又因淋漓不止,住院治疗两月之久。以后每次经行,仍然大量出血,常致休克,必须至医院进行急救,注射止血针等。月经周期不准,有时为半年一次,有时二十多天,来时有鲜红血块,四肢酸痛难移,头痛,头眩,耳鸣,心慌,面色苍白,食欲不振。诊其脉象右微左涩,舌中心裂如镜。由去血过多,气血两亏,而止之过急,络中瘀滞,因而脉证虚实互见。但毕竟虚多实少,虚者当补,实者当消,拟益血养荣为主,消瘀为佐;鹿角霜、制龟板、红人参、川续断,炒白术、补骨脂、海螵蛸、炒杜仲、龙眼肉。每晨并服化瘀回生丹20丸。 复诊,服后腰痛、腹痛均见减轻,精神亦转佳,因其经前心中紧张喜哭,脉沉迟无力,有脏燥现象,原方参入甘麦大枣汤意:制龟板、川附于、巴戟天、补骨脂、炙甘草、浮小麦、炒杜仲、炒白术、大红枣。 三诊:因其腰痛月半未愈,自腰部至两大腿中部有时酸痛,有时刺痛,改进温补肾阳而强腰膂之法:黄附片,炒白术,炒杜仲、补骨脂、大熟地、枸杞子、桑寄生,川牛膝、鹿角胶(烊化)。 四诊:症状虽有好转,但尚未见显著进步,总由失血过多,气亦大伤,内不足荣脏腑,外不足濡筋骨而利关节,继宜培气血,强心肾,建中气:西洋参,炙甘草、广陈皮、炒白术、云茯神、龙眼肉、淮山药、淡苁蓉、制龟板、阳春砂仁,加姜、枣煎服。 连服十剂,症状大好,全身亦不感太累,又按原方再进,另用参茸卫生丸,每日2丸,分早晚两次开水送下。四十日后,月经来潮五日,血量仅较一般略多,腰腿痛均减大半,并能停止一切西药,给予黄芪建中汤加术、附,早晚另服右归丸。经过两个月,经行已趋正常,月经逾期十六天未来,青蛙试验阳性,已怀孕矣。 以上三例,不难看出,妇人之病,大要以气血为主。徐案月经愆期,故直接调和气血,佐以化瘀而收效甚速。李案经漏半载,除调气、化瘀结外,又继以强肝肾而固冲任,终则心肝脾并调而竟其功。黄案为血崩大症,甚则休克,其气血两亏可知。但止之过急,往往留血成瘀,故第一步以益气补血为主,消瘀为佐,血虚则肝失所养,欲作脏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第二步参入甘麦大枣,气为血帅,血虚则气无所附,故第三步建立中气以统血,则气血调而月事以时下,二五媾精而孕以成。 至若虽属月经为病,而病因不同,有从内科角度辨证论治的,如: 何xx,女,二十一岁,未婚。三年前因寒夜室外大便,感受寒风晕倒,此后每次月经来潮时,即发生麻木抽摘,经后始平。经行腹痛,量多,有紫血块。曾经各医院治疗二年余,未见显效。诊其脉象弦虚,舌正无苔,乃本体血虚,风冷之气乘虚自于户而入,邪气附着,营卫失和,以致经期抽搐。治宜调和营卫,祛风散寒,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全当归、桂枝尖,吴茱萸、北细辛、生黄芪,白芍药,北防风,川芎、桑寄生,加姜、枣。 下月行经,即无抽搐,但觉麻木未除,仍用前法。经净后,即停汤剂,早晚各眼十全大补丸6克。再至下月经期,麻木亦微,唯腹部仍有不适感,已不似从前疼痛,经期仍服汤剂,经后早晚各服十全大补丸6克,晚服虎骨木瓜丸6克。数月后诸症平,经期已复正常。 此例某医院检查,血中之磷、钙均较正常人减少,自服中药后,不仅症状逐渐消失,且血中磷,钙亦转正常,这里是由病愈而磷,钙自动恢复,抑药物有促进磷,钙之增长作用,是值得探索的。 吕xx,女,成年,已婚。月经不准已十余年,周期或早或迟,血量亦或多或少,平时小腹重坠作痛,经前半月即痛渐加剧,既行痛止,经后流黄水十余天。结婚十年,从未孕育。近三个月月经未行,按脉沉数,舌苔黄腻,面色不泽。曾用温脾化湿、和血调经法治疗两次,未见疗效,因之仔细询其病因:冬令严寒,适逢经期,又遇大惊恐,黑夜外出,避居风雪野地,致经水突然停止,从此月经不调,或数月一行,血色带黑,常患腰痛、四肢关节痛、白带多等症。据此由内外二因成病,受恐怖而气乱,感严寒而血凝,治法亦宜内调气血。外去风寒。遂予虎骨木瓜丸,早晚各服6克,不数日月经见而色淡挟块,小腹觉胀,脉象沉迟,汤用;金铃子散、四物去地黄加桂枝、吴萸、藁本、细辛。经净后仍予虎骨木瓜丸,经行时再予金钤子散和四物汤加减。如此更迭使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经行而色正常,量亦较多,改用桂枝汤加味调和营卫。因病情基本好转,一段时间用八珍丸调补。 此后或因劳动,或其他因紊,仍有痛经症状。治法不离调经和血,平时又兼见胃痛、腰痛和腹泻等症,则另用温中化浊、活络等法,随证施治。由于病史较长,症状复杂,经过一年多诊治,逐渐平静,并获妊娠,足月顺产。 本例病程历十二年之久,经中西医治疗,恒以神经衰弱、气血两虚进行调理,但始终未中病机,卒无成效。先师初诊,亦以温脾化湿,和血调经,不见改善。乃详溯病因,得知由经期突遭大恐,受严寒冰雪侵袭,因而经乱渐停,诸症丛生。《内经》: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正在经期,气乱血亦乱,兼受严寒,以致血涩气滞。明其所因后,改用内调气血、外祛风寒之法,病情逐渐好转,调理一年,而十二年之沉痼,竟获根除,婚后九年不孕,终得有子。病家传颂先师为妇科大师,回春有术,诚非过誉。 儿科昔称小方脉,又曰哑科。先师则谓儿科应学居首位,不可目之为小方脉,且婴儿包括儿童不能主诉病苦,或述之不详不确,全赖医者之细心体察,分析病家代诉,方能做到辨证论治精确无误。由于他深明儿科的重要性,加之临床阅历深,见识广,经验丰富,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心得良多。 先师特别强调小儿机体特点,本属稚阳稚阴,原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充分运用四诊、八纲的辨证法则,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凡观乎外,可知其内。比如,眉颦多啼者为腹痛,睡卧不安者为胃不和,大便酸臭者多食伤,爱吃泥土者有虫积,坐卧爱冷定生烦热,伸缩就暖知畏风寒。借先贤识病之法,作自己辨证之据。判断宜准,治疗须慎,不可苦寒以伤阳,亦勿温燥以灼阴,这就是稚阳稚阴之体不任攻伐的道理。千万勿谓体属纯阳,恣用苦寒滋腻,戕其生机。 小儿另一特点,是天真、单纯、活泼,无七情内伤为病,发病主要因素,多是六淫外邪或非时疫疠之气。加之小儿肌肤娇嫩,腠理不密,卫外之力不强。一般易感风寒咳嗽,尤其对急性烈性传染病,小儿最易受病。若见小儿精神不振,畏寒发热,就应注意是否属伤寒还是温病,总以透邪解表为第一。若为急性传染病更应如此。因为小儿经络脏腑之气未充,最易传变。即使神昏谵语,热入心包,亦宜透营转气,清热开窍。治疗随病情之变化而变化,则胸中有主,病无遁形。 小儿肠胃脆弱,加之父母溺爱,饮食自倍,故伤食、伤冷之症居多。尝见骤然发热,而无流涕、咳嗽等症候,则宜询问饮食情况,有无嗳腐厌食,以区别是伤食发热,还是外痞发热,不可混淆。还有低热不退,食欲不振,日见消瘦,面色萎黄,则为伤食成积。最常见的是小儿开始食欲很好,发育胖白可爱,由于不知节制,肠胃渐伤,吸收功能减退,由消化不良,造成营养不良之症。俗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这是小儿保健的又一特点。 麻疹是小儿最常见的病症。《幼幼集成》说:麻虽胎毒,多带时行,气候寒温非令,男女传染而成。治法以宣透为先,使疹毒外出,故有疹宜发表透为先,形出毒解即无忧之说。先师治疗麻疹之法,亦以此为准。但对特殊情况,则又不拘守成法。一九四五年暑季,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时至立秋,小儿率皆发热,麻疹隐伏于皮下不出,医用宣透卒不奏效,先师默思良久,恍然大悟,乃暑令多雨,热从湿化,宜按湿温论治,改用通阳利湿之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他见用之获效,急告诸同道,试用皆应手。问其故,师曰:此本《内经》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之旨。麻疹发于暑湿时令,理应如此,其他温病,亦莫不如此。 先师来京后,医望甚高,求治者多疑难大症,尤其是急性病之变症,往往因寒凉太过,造成寒中者不少,他果断地用温法以挽救之,屡建奇效。因而有谓先师为辛温派、经方派,其实是一种错觉。他所以用温法以治急性热病,皆为救逆应变而施。如流行性乙型脑炎属中医暑温、湿温范畴。患儿张xx,女,4岁。发病七日,曾服中药寒凉之剂和西医冬眠疗法、冰降温等。夜半延师会诊,患儿前三日有汗,后四日无汗,测体温仍在39摄氏度以上,但肤冷,肢凉,呼吸微弱,呈深度昏迷状态,大便近日未解,脉伏,舌正红,苔隐伏。先师云:现正气微弱,病邪内陷,为内闭外脱危象,急宜扶正开闭,温清合用:西洋参(另煎)、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各1丸,共磨成汁,分十次服,洋参水送下,每小时服一次,俟病情有转机再议。 复诊;上药服后,胸前及两臂有微汗出,皮肤微回温,四肢仍清冷,呼吸稍好,痰见多,面青黄,眼睑水肿,脉略现,危象减一分,生机即增一分。原法继进,改为二小时一次,观察体温、血压、脉象和汗出等情况,以后原法改三小时一次,四小时一次,连续十五日,而内闭渐开,白痞方出。其后或宣痹解毒息风,或通阳利湿通络,或养血舒筋活络,最终佐以大活络丹日一丸。共历五十天冶疗而内闭开,外脱回,正气徐复,病邪日退,神识始清,不仅挽救病儿生命,而且未留任何后遗症。 苏合香丸为辛温开闭之法,尽人皆知。本例因冰伏热邪而成内闭外脱,非温开不足以启其闭,但乙脑本为热病,邪热虽伏,仍需牛黄清心丸凉开之法以助之。相反相成,且借西洋参补益正气之力,何患外脱不固,内闭不开,病气不服! 另有三岁女孩,患腺病毒肺炎,中医属冬温范畴。亦因寒凉过量,肺阳大伤,气弱息微,喘嗽不已,体温尚高而汗冷肢凉,胃阳亦败,大便泄下清水,脉象细微,舌不红,苔薄白。先师诊为寒凉伤阳,肺冷金寒,用甘温之甘草干姜汤,救胃阳以复肺阳。小量频服,犹如旭日临空,阳气渐苏,而泄利止,汗不冷,肢不凉,呼吸匀静,喘嗽有力,脉象渐起,舌质红润,病势转危为安。可见治热不远热,知权达变,又何惧用温热法于温热病? 先师对儿科辨证论治有鲜明的独创性。他既继承张仲景《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又饱读北宋以来儿科学家如钱乙、陈文中、陈复正等人的著作,择善而从,并科学地对待从钱乙,陈文中开始的寒温对立的两大学派。尝谓善用寒凉的诋毁温热,固属偏见习用温热的非议寒凉,亦失全面。他一贯主张吸取各派的优点,当清则清,当温则温,不存私念,运用自如,方为上工。上述案例,由于病情所需,不得已而用温开启闭,沮热复阳,只是他儿科治验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就不一一例举了。 处方用药轻灵纯正 清代温病学派代表之一叶天士,处方用药以轻灵擅长,已为医林所眼膺和称颂。先师效法叶氏,不但擅长轻灵,而且力求纯正。他说;轻灵是圆机活法、精简扼要、看似平常、恰到好处之意,纯正是冲和切当、剔除芜杂、配伍严密、不落肤浅之谓。当然,这个轻,不是十剂中轻可去实和用药剂量轻重的轻,这个纯,也不是一意求稳,只用平安药品的纯。而是在处方时于清淡处见神奇,用药上从简练里收效果,是通过他数十年的实践,几经千锤百炼而得来的举重若轻,深思熟虑而达到的炉火纯青。 先师每处一方,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去治病,也不是弃古法立奇炫异以制方。他在四十余岁时自制二鲜饮(即鲜芦根、鲜竹叶),凡外感热病,肺胃津伤,不能达热外出,烧热不退,烦渴,不能再用表剂,亦不可用下法,唯此方生津退热,轻宣透达引邪出表,譬若久早得甘雨,烦热顿消。如热及血分见鼻衄者,加鲜茅根,酌用童便为引亦佳。此方意仿白虎而法清新。他临重症恒以轻灵取胜。一九五六年会诊一危重乙型脑炎,因呼吸障碍置铁肺内,当时凡用此类人工呼吸器者多难得救。先师细察病情,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之桑菊饮,终于挽回危局。一老前辈见之,心服先师之善用轻灵,屡兴望尘莫及之叹。他尝论白虎汤方义,谓此方虽是辛凉重剂,但清凉甘润,凉而不凝,清而能达。作用虽宏,仍不失轻清举气分热邪而出于外。若妄加苦寒,则成为毫无生机之死虎,安望有清气透邪之功。此乃广轻灵之义而大之。他所以教人不要妄加苦寒,亦于轻灵中求纯正,即便加味,也要避免庞杂,辛凉平剂银翘散,他加葱白一味,即复一葱豉汤,透发之力倍加,而纯正之义无损。 其在用药方面,注意分寸,灵活之中有法度,讲求配伍,稳妥之下寓变化。他说:一病有一病之特征,尤要辨药,才能药与证合,丝丝入扣。大凡用药如用兵,贵精不贵多,他用药很简练,通常六、七味,少则二、三味,至多不越十一、二味,反对杂乱无章,甚则相互抵消。一次,我们同学治一流感,辛凉辛温并投,他批评说;寒邪宜辛温,温邪宜辛凉,今不分寒温,二者同用,则寒者自寒,温者犹温,病焉能解。他处方用量极轻,常谓治病犹轻舟荡桨,着力不多,航运自速。称赞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每味药量不过几分,而转运中焦气机,功效极大。相反,如果用量太大,药过病所,不唯无益,反而有害。张仲景五苓散,亦只以钱匕计。某些药物,如砂、蔻、丁香之类,小量则悦脾化湿,醒胃理气,大量则燥胃伤津而耗气。目前存在一种倾向,用量以大为快,无效则再倍之,而不考虑究竟是用药不当,还是用量不足?倍之仍无效,则归咎病重,而不悟是用药失误。他选药极慎,无太过不及。宗《内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认为不仅毒大毒小不可滥用,即苦寒温燥之品亦有节制。当然,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有病则病受之,需用有毒之品时亦不宜一味谨慎,畏惧不用,贻误病机。但一般情况下,中药品种丰富,何患不能选择安全有效者而用之。他强调病愈杂,药愈精,吃紧的是抓住重点,击中要害。诸如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参麦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少仅一味,多不过三味。药不在贵在中病,药之贵贱,不能决定疗效之高低。即使需用贵重药物,亦可找代替之品。《本经逢原》载:羧(伇)羊角与羚羊角性味稍殊,但与羚羊角功效大致相似。他在农村也曾用水牛角代犀牛角,其效亦不低。另外,处方书写,字迹清晰工整,生熟炮炙,不令遗漏,先煎后下,一一注明,便于药房辨认,病家注意,不出差错,其纯正之风,处处可见。 总之,先师处方用药的特点,轻灵有法而不失之轻泛,纯正无瑕而不流于呆板,智圆行方,灵活简便。待病人,胜亲人,体贴入微,先议病,后议药,一丝不苟。做到轻剂能医重症,小方可治大病,逐步形成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 小结 先师生于清末。民国建立后,中医一度遭到废弃。全国解放,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虚无主义态度,中医药学这支东方文化的独秀得到新生。先生慨然以继承发扬、培育人才为己志,努力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实践,取得巨大成就。 先师治学的特点是勤、恒、严、用。他热爱中医事业,勤奋发掘这个伟大宝库,但并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对古代的医学理论,他始终十分重视,又能信而有疑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许多理论阐述精辟,有其鲜明的独创性。他赞成中西医结合,主张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充实、发展和创新中国医药学。 他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溯源内难,师承仲景,博采历代各家学说,坚持辨证论治为临床的根本原则,提出内伤杂病重点辨虚实寒热,外感时病重点辨表里寒热的不同重点,使八纲具体化。精内科,尤擅温病,屏弃伤寒与温病的学派之争,分析温病与伤寒的异同,阐明表与透两大法门和存津液三字的意义,明白晓畅。兼擅妇科、儿科,注意妇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妇科以调气和血,疏肝理脾为主,儿科稚阴稚阳之体,易寒易热、易虚易实,以御外邪、防伤食为要。 先师治疗疾病方法是全面,灵活、广阔的。特别是处方用药,轻灵纯正,看似平淡,恰到好处,达到举重若轻、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辨证准,选方当,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具有独特的、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他晚年声望日隆,求治者,往往辗转多时,病情多危重或为逆证变证,救之之法,恒以温阳固脱、补益扶正为多。他经方时方并重、温补清泻咸宜,从不偏颇。 高辉远 忆先父蒲辅周先生的治学经验 蒲志孝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先父于光绪十四年生于四川梓潼县城西北约五里的西溪沟。弟兄姊妹七人,父亲居长。当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仅靠祖父行医供给,家境比较贫寒。先父幼时上私塾,就不得不依靠祖母娘家(何家)负担。十五岁时,他开始随祖父学医,三年后而为开业医生。 先父早年在行医的同时,颇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梓瞳地瘠民贫,老百姓一旦有了疾病,更是没奈何。于是他在一九三五年主办了让无钱的病者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济施医药社,后来又倡办了平民教养工厂。同济施医药社一直办至解放,平民教养工厂因故中途倒闭。此外,乡里间凡修桥补路诸事他也慷慨解囊,乐于承头,至今犹为人所称道。与他同时代尚存的薛老先生说:蒲老一生乐善好施,兴办慈善事业不少而又不居名位。 但是,在旧社会里,单靠个人力量是不可能拯救广大人民的。先父曾经有过许多实干计划,如将西溪沟改旱地为水田,变荒山为果园等等,虽经多方努力,仍不得实现。特别是当时征收烂粮一事,使他猛醒。所谓烂粮即无法征收的公粮,年复一年,数字也就越拖越大。原以为贫苦农民因天灾人祸,无力交纳,结果经他组织人力多方核查,才知大部分皆地主谎报,借以损公肥私,他决心秉公办理。不料此举竟遭仕绅群起反对,威胁讹诈,不一而足。先父乃深深感到时政的腐朽黑暗,于是闭门读书,专心治医,一九五五年春,先父返梓时曾说:早年我摹范文正公,想为社会尽匹夫之力,谁知能行者,仅医学之一道尔!这就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 勤奋学习,专心治医 早年的清贫生活,促使他奋发学习,而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到他晚年双目失明为止。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在青年时期,只要一有空就看书,行医之暇也抓紧阅读,晚上读书至深夜,几十年都是这样。以前买书哪里有现在这样容易,只好向别人借如期归还,丝毫不敢失信,失信就难再借了。有一次听说别人有一部《皇汉医学》,书主珍藏,周折再三才借到手,约期一月归还。于是,白天诊病,晚上读书,每晚读到四更。到期虽未读完,亦只好如期归还,而人也瘦得脱形。稍作间隔,又厚颜再借。 对于好书,在买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动手抄录,日积月累,盈箱,盈筐。我家中原来保存了不少他早年的抄本,可惜现已十不存一。如侥幸留下的《疫痉疗集》,《白喉自治》、《验方选编》等,字迹工整、清晰,一丝不苟;每当我看到这些厚厚的抄本,就想到这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啊! 先父七旬以后,仍然是起床洗漱后,喝上几口茶,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看书。上班后只要稍有空闲也是手不释卷。在他八十高龄,身体明显衰老的情况下,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就把书拿上手了。家里除了组织上发的学习资料外,全部都是医书,我从没看见其他书籍。我曾因此问过先父,他说:学业贵专,人的精力有限,我的智力也仅中人而已。如果忽而学这,忽而看那,分散精力,终竟一事无成。是以几十年来,他对琴棋书画这些雅好,从不一顾。平生嗜于医,专于医而精于医。 一九六八年,师弟何绍奇从北京回来对我说过:蒲伯的学习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左眼患白内障,就用右眼看书,眼和书的距离仅一寸左右,不是看书,简直象在吃书啊!相比之下,我们太惭愧了! 熟读、精思是先父的读书方法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先父对《伤寒》、《金匮》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到,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难》、《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他还认为《温病条辨》实用价值很大,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再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激之处,不足为怪,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先父常说,读书务必认真,不可走马观花,不然食而不知其味。读书必先看序言、凡例,而后才看内容,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安排、历史背景,就容易融会贯通,事半功倍。他特别强凋读别人的书时,要有自己的头脑,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看丹溪则徒事养阴,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子和构思奇巧,别出手眼,不过最难学,东垣何尝不用苦寒,丹溪何尝不用温补。总之,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务在善化而已。 先父非常尊重古人的经验,但也反对泥古不化,照搬照抬。他以《神农本草经》为例说:书中列上品一百二十多种,云多服久服不伤人,轻身延年不老。历代帝王眼食丹药者不少,能长寿者究竟几人?谁敢把丹砂、云母、朴硝之类矿物药长服久服?此类金石之品其性最烈,其质最重,毒发为害最烈。即使不中毒,重坠之质亦足以伤人脾胃。这些都是《神农本草经》的糟粕。本草书是愈到后世愈精细,周详。 先父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加眉批,每次给我的书也加上按语。这些内容,有些东西真是画龙点睛。如上海锦章图书局影印的《幼幼集成》,纸色暗,字迹细小,无标点符号,阅读起来相当吃力。先父在每篇都加了标点、厘定错讹,重要的地方,结合他的实践都加了批语。如对《神奇外治法》的批语是外治九法皆良,对《治病端本澄源至要口诀》的批语是:举例甚佳;对《瘰疬证治》的批语是各方甚妙,可用。在《医林改错》一书上,他写道;王清任先生苦心医学,究有心得,值得向他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十数具不完整之尸体而确定古人皆非,殊属太过。以绘图立论证之于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且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只论瘀血气滞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全书理论虽个人理想,但亦有可贵之处,所创之方法深得古人之义,有临床参考价值,亦可作研究之参考。所制诸方,余采用多年,有效者,有不效者,未为所言之神也。 这些书评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古代某一人物及其著作的评价,而且对于我们以较为正确的态度接受前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也有很大的帮助。 重视基本功,强调实践,严格掌握辨证论治原则 先父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所在,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经常向我和他的学生们强调;要热练地掌握辨证论治技巧,首先就必须苦练基本功。他认为,从基础理沦说,对《内经》的基本内容如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五运六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等,必须吃透;从临床角度说,对四诊、八纲、八法、药物、方剂,必须牢固掌握。在此基础上,再认真学习仲景著作和各家流派之说,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脚踏实地,得心应手。 他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他的学生高辉远大夫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蒲老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他重视学生自己多临床实践。他授徒的方法是,在学生有了一定中医基础后,最初安排跟他抄方,继而由学生预诊,他审方指正。这样学生们既易掌握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又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这些思想和经验。先父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况,相应地作出具体处理。他曾对何绍奇同学说过:要当一个好医生,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 我保留着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的《健康报》报道:北京地区该年八月,乙型脑炎患者骤然加多,北京地区有人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清热、解毒、养阴三原则,效果较差,有的不仅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因而束手无策。中医研究院脑炎治疗组(先父在内)在研究了有关情况后,认为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问题在于温病有不同类型,病人体质也不同,气候季节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同。由于该年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温热,因而大多数患者偏湿,如果不加辨别,过早地沿用清凉苦寒,就会出现湿遏热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荷叶等),结果效果很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最初连服大剂石膏、犀角、羚羊角而高热不退,改用上述方药后,危急的病势就及时好转了。 先父这样的见解决非偶然。早在一九四五年,全川大雨,成都家家进水,秋后麻疹流行。患儿发病,每每麻疹隐伏,用一般常法辛凉宣透无效。先父仔细分析了上述情况,改用温化,立见透发,就是一例。病虽不同,治法亦异,但基本精神都是要严格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从具体情况出发,灵活地考虑问题,不能因循守旧,对前人经验死搬硬套。 以保胃气为施治中心 强调保胃气,是先父学术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特色。他认为:在患病之初,体尚壮实,强调祛邪即是保胃气,邪气一除,胃气自能通畅。在他的急性病治案中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如《蒲辅周医案》王姓患儿重症麻疹案,始终用辛凉宣透,剂剂有石膏,而麻毒内陷的石姓小女孩,则始终用辛凉宣透佐以苦寒通降,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先父又主张祛邪用小剂量,如轻舟之速行,尽可能祛邪不伤胃气,这样可杜绝病邪乘虚复入,流连不愈。 对于久病正衰,主张大积大聚,衰其大半则止。在疾病调理上尤重食疗,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其性本偏,使用稍有不当,不伤阳即伤阴,胃气首当其冲,胃气一绝,危殆立至。他曾举仅用茶叶一味,治一热病伤阴的老年患者为例。患者系中医研究院家属,热病后生疮,长期服药,热象稍减,但病人烦躁、失眠、不思食,大便七日未行,进而发生呕吐,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服药吐药。病者系高年之人,病程缠绵日久,子女以为已无生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询问先父尚可救否。先父询问病情之后,特意询问病者想吃什么,待得知病者仅想喝茶后,即取龙井茶6克,嘱待水煮沸后两分钟放茶叶,煮两沸,即少少与病者饮,他特别强调了少少二字。第二天病家惊喜来告:茶刚刚煮好,母亲闻见茶香就索饮,缓缓喝了几口未吐,心中顿觉舒畅,随即腹中咕咕作响,放了两个屁,并解燥粪两枚,当晚即能入睡,早晨醒后知饥索食。看还用什么药?先父云:久病年高之人,服药太多,胃气大损,今胃气初苏,切不可再投药石,如用药稍有偏差,胃气一绝,后果不堪设想。嘱用极稀米粥少少与之,以养胃阴和胃气。如此饮食调养月余,垂危之人竞得康复。先父回忆说:愈后同道颇以为奇,以为茶叶一味竟能起如许沉疴。其实何奇之有,彼时病者胃气仅存一线,虽有虚热内蕴,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立竭。故用茶叶之微苦、微甘、微寒,芳香辛开不伤阴,苦降不伤阳,苦兼甘味,可醒胃悦脾。茶后得矢气,解燥粪,是脾胃升降枢机已经运转。能入睡,醒后索食即是阴阳调和的明证。而少少与之,又是给药的关键。如贪功冒进,势必毁于一旦。 我曾治一暑温后期、正虚邪恋病人。病者合目则谵语,面垢不仁,发热不退,渴不思饮,自汗呕逆,六脉沉细,病程已半月左右,由于服药太多,患者一闻药味则呕,以致给药十分困难。在先父的食疗思想启发下,用西瓜少少与之,患者竟得在一夜之内热退身和。事后先父来信说:能知此者,可以为医矣。五谷、瓜果、蔬莱,《内经》云为养,为充、为助,其所以最为宜人者,不伤脾胃最为可贵耳。 他也反对病后过服营养之品。他曾治一乙脑患者,在恢复期由于机械搬用加强营养的原则,牛奶、 豆浆日进五餐,以至病者颊频反胃,腹泻。先父见其舌苔厚腻秽浊,劝其将饮食逐渐减少为每日三餐,不但反胃腹泻好转,健康恢复反而加快。 先父多次讲,不要认为药物能治万病,服药过多,不但不能去病,反而打乱自身气血的调和,形成药病。他以一九五九年在广东休养时,给原国家科委某负责同志治病为例。当时病者问先父;近年来每天中、西药不断,但反觉精神萎顿,胃口不好,自汗,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求妙方。先父详细询问了病情,服药情况,认为是服药过多,反而打乱了自身阴阳的平衡,劝其停药调养。病者谓:天天药不离,尚且不适,如停药恐有他变!后来在先父反复劝导下开始停半天、一天、两天……停药半月后初觉不适,后来反日见好转。愈后这位同志到处讲:是蒲老把我从药堆中拔出来了。 先父常说:胃气的存亡是病者生死的关键,而在治疗中能否保住胃气,是衡量一个医生优劣的标准。 如常达变,贵在多思 先父多次强调,作一个医生,必须知常知变。要知常知变,必须把理论弄清楚,胸有成竹,谨守病机,就不致阴阳混淆,表里不分,寒热颠倒,虚实莫辨,临证仓惶。如高血压病,一般多以清,润、潜、降为大法,很怕用桂附参芪,畏其助阳动风,升高血压。先父曾治一女同志,四十八岁,血压190~150/120~100毫米汞柱,头晕、心慌、心前区发闷,体胖而面白,喜睡,身沉腿软,白带多,苔腻,脉沉迟,据此断为阳虚湿盛而用附子汤温阳益气,血压渐次恢复正常。由此可知,高血压病未见得都是阴虚阳亢,亦有阳虚者,这就是个体差异。需要脉证合参,综合分析,有的放矢,始可中的。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先父生前常用这句话告诫我。 先父认为肝炎多由过度劳累、情志失调引起,这与肝为罢极之本有关。以脾阳不运为本,湿热则为其标。热重于湿者,其治在胃;湿重于热者,其治在脾。治湿热着重在疏利气机,用苦寒不可过剂,因苦寒易损中阳,中阳伤反使本病加重,出现呕逆、便溏,甚者浮肿。他说:我曾以甘草干姜汤为主,治一小儿肝炎即是这类例子。也有气血两伤用金水六君煎者,亦有用加味甘麦大枣汤者,总要依据病机,不可死守清利一法。 先父曾治一慢性肝炎患者,服苦寒重剂后,不思饮食,肢软神倦,便溏,谷丙转氨酶300~400单位,麝絮(++),为肝病及脾,脾胃虚寒,用理中汤加吴萸、草果,一月而肝功恢复。先父亦曾治一胃溃疡病人,住院二日仍大口吐血不止。询其原因由受寒饮酒致血上溢。用金匮侧柏叶汤(柏叶、炮干姜、艾叶、童便)温通胃阳,消瘀止血,收到捷效。若不知其所因,误用寒凉,必致胃阳更伤,危殆立至。又如先父治沈x发热一案,午后身热,身倦纳少无汗,自服辛凉清解,不惟热不退,反致便溏、尿少、不思食。其脉弦滑,舌质暗而苔稍腻。虽其发病于四月,而时值气候反常,阴雨绵绵,断为寒湿困于中焦,用通阳利湿、芳香化浊,其效甚捷。先父曾经指出:外感六淫皆能化热,治当辨何邪而祛之,不可胶执于季节一端。如乙脑本是热证,清热亦是常法,但不可过剂。临床有服寒凉太早、太过,转为寒中,不得不用参附救逆。老父屡诫:凡用清法,便须考虑胃气,体弱者宁可再剂,不可重剂,否则热病未已,寒证即起,变证百出。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二叔患感冒,头痛,周身骨节痛,脉紧,苔白,我用麻黄汤一剂而愈。事后颇为自得,函告先父,以为必得褒奖。谁知先父来信说;你二叔生平嗜酒,湿热素重,但心中烧灼痛数日方缓解,是一险兆。桂枝汤有若病酒客不可与的告诫,你只注意了桂枝汤的汤而忽略了桂枝,此物用内热之人当先考虑动血之弊。寒热外束身痛者可去桂枝加羌活3克。这是只知读死书缺乏思考之过,而缺乏思考是医生的不治之病。 向民间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先父在其《介寿堂随笔》中录有不少民间老医口述方。如治关节痛方,先父注明;此系张东友老友得自民间草药医口述方,遍传亲友,愈治甚众,故录之以作参考。在他离开梓潼多年后,尚有病者来我处专索此方。他自创的二鲜饮(鲜芦根、鲜竹叶)加鲜茅根、童便名三鲜饮,就是根据梓潼的特点在临床中自创的专治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既不可表,亦不可下,唯宜生津退热的良方,而动血者宜三鲜饮。先父说:单方、验方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因为有一个验字。既然有效亦必有理。我们在:临床上就应通过实践加以总结,不要动辄开贵药、补药,因为药无贵贱。这样就能有所进益。 先父相当重视病人的客观反映,从中积累知识,他曾举一脾胃患者,腹胀,胸闷,不思饮食一个多月,形容消瘦,身倦。治疗多次无效,求他诊治。他套用古人消食导滞药如山楂、谷麦芽、鸡内金合阿魏丸,一剂后,病者未再求诊。一个月后在路上碰见,病人面色红润,形体也较前丰满。病者笑着说:上次您那剂药服后并没有什么效果。别人说伤了什么食物就用什么食物烧焦来吃,可以化积。我是吃海参得病的,因此我买了大海参,烧焦服后泻下粘挺不少,胸膈顿觉宽敞,没再服药就好了。先父说;此事对我深有教益。病人讲真话可察知我们治疗上的正确与否。如果病者碍于情面,不讲真话,我们则以非为是,必然不能得到提高。伤于某种食物即以某食物炭为引,大约是同气相求之理,几十年中我用此法确有效果。 我一九六四年侍诊时曾见他治一消渴患者,男性,口渴引饮,饮而复渴,前后半年,服滋阴清热药如六味地黄,玄麦甘桔等五十余剂无寸效。舌苔黄腻,脉沉弱。先父改用茵陈四逆汤,一剂而渴止大半,三剂而基本痊愈,后用参苓白术散小剂煮服以资巩固。事后先父说:虽舌苔口渴属热象,但服滋阴清热药五十余剂无寸效,加之脉象沉弱,显见阳衰不能蒸腾水气,若果系阴亏五十余剂虽不能全好,亦必有所进展;前治者虽未见效,都是我的老师,所谓后车之鉴。放胆用茵陈四逆汤是背水一战,既温中又化湿,湿去热必孤。即使热不去,亦可转属阳明,但实者易治,虚者难为也。 为医者必须重视医德医风 先父不仅毕生勤于医学,精于医学,尤重医德。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道、对病人极度负责,不徇情,不逢迎,事败不推卸责任,功成不掠人之美。他的许多言行堪作典范。 早年先父悬壶成都时,梓潼黄某病重,夤夜迎他返梓诊治。其时已先延名医郭代兴先生,郭先生断为阳明腑实,议急下之,而富贵之家畏硝黄如虎狼。不敢服药。先父诊断后,又索郭先生处方,细加推敲,认为药证相符,他说:方药对证,何必犹豫彷徨,如昨日进药,今日病已解大半。如此兴师动众,真是枉费人力。病家经他解说,将郭先生方煎取半杯,服后半日大便解,尽剂后好转十之八九。事隔多年,先父还经常提及,要注意不要掩人之美,夺人之功。他给我寄《余氏父子经验集》时,信中亦明白指出: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凌养吾先生之誉确非太过。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而著书立说不仰权贵鼻息,不求达官贵人笔墨以沽名钓誉,确为世风日下之中流砥柱!其中病家隐弊说、尽性篇尤为可贵,临证若不予此处时时留意,往往劳而无功。 在我刚开始行医之时,他就告诫我,不要贪名,不要图利,生活要俭朴。他以先祖为例说:你爷爷在年龄已六旬时,尚无分寒暑,足蹬芒鞋,出入于山间田野,不辞辛劳地为病者治疗。有时病家无钱,他还要帮助解决药钱。我在成都行医近五十年,未穿过一件料子衣服。医生衣著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这些家风你应好好继承。业师陈新三老中医说:我在蒲老面前拜门时,蒲老反复告诫,不管病人有钱无钱都应尽心治疗。事隔几十年了,我一直设有违背他的教诲,这也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品德。先父提倡对病者认真负责,他也痛恨一味逢迎病人的不正医风。他常常批评那些开贵药、蛮补药以惊世骇俗的作法。尤其鄙薄那些为迎合某些病者,把营养物品都开在处方上的医生。他曾经说;有人把排骨都开到处方上去了,病家拿去报账,这搞成什么风气了!以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为迎合某些病者而不择手段! 先父尝谓;读古人书宜严,而对时贤宜宽。他很推祟张山雷所著《中风斟诠》一书,在该书不少地方批道:至精至当,至理明言……惜乎他目空四海,言之不逊,语之太过,为其美中不足之处。他又说:张君之国医无一人悟到此理,此非神而明之,别有会心者万不能悟彻此中真理,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等等说法未免骄矜太甚。医者宜惜口德,何况十室之邑有忠信,当虚怀若谷才是。 先父早年在梓潼就兴了会诊磋商之风。梓漳的中医界是伤寒学派占主要地位,涉及温病者尚少。仅有郝氏与薛氏在温病方面颇有心得,先父经常与他们磋商。他认为《伤寒论》讨论的是广义伤寒,已经包括了温病在内。用《伤寒论》的许多方药,也可以治温病,而明清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治法基础上的发展。从而打破了两个学派互立门户、势同水火的对立态度。业师陈新三老中医曾说:蒲老早年在棒潼就开创了会诊之风,为融合伤寒与温病学派作了不懈的努力,在消除门户之见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父在给我的信中,以及与我的日常谈话中,多次谈到关于门户之见的看法。他说:由于时代关系,中医的门户之见根深蒂固。现在时代不同了,年轻一辈应该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些教导,至今言犹在耳。 他在北京工作近廿年,医德风范,至今仍为同道赞许。在他誉满全国之时,犹谓;如果把医生分作三等,我只能算中等者。我经常翻阅如《中医杂志》之类医学杂志,发现有些公社医院的中医,业务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基层大有人才!对于同道中人,如章次公、冉雪峰,秦伯未、岳美中、任应秋,李翰卿等诸先生,他认为他们各有所长,风雨一堂,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其乐何如。岳美中前辈曾手书一律赠我父亲,我爱其文词佳丽带回梓潼,可惜被毁,我仅能记得其中几句:爱怜真至友兼师,得相追随遂所私。削吾点垩常挥斧,青囊乏术负深期……由此可见友谊之深。记得我和兄长志忠,都曾要求能在他身边学习,他说:易子而教最好。志忠跟李老(斯炽),你跟陈新三,都不错。李老系四川名手,陈新三有多年临床经验,跟他们同跟我学习一样。他对于子女从不偏爱。 先父对病人,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他曾批评一见高干来诊,就是人参、鹿茸的作法,认为这不仅浪费国家钱财,而且是害人害已。他说干部、平民都是人,干部之病和常人之病并无二致。有一次他给周总理看病,药费仅几分钱而疗效很好,周总理十分欣赏这类便宜而有效的方药。 一九七五年四月,先父临终前对我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你要牢牢紧记!我的一生就是在读书与实践中度过的。 先父逝世已经五年多了,回首往事,音容宛在,爰作此文,以为纪念。

李斯炽小传

李斯炽(1892~1979),成都市人,生前系成都中医学院教授、院长。二十三岁在四川高等师范作理化助教时,便立志献身于中医事业。通过刻苦自学,终于夙愿得偿。毕生矢志振兴祖国医学事业,曾对汪伪政权扼杀中医行径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捐资,借贷办学,培养了不少中医人 材,为四川地区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六十年间,结合教学和临床,对古典医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医内科杂病》、《医学三宇经浅释》、《运气学说管 窥》、《素问玄机厚病式初探》、《实用内经选释义》、《李斯炽医案》(一、二辑)、《医学歌诀三种》等二十余种。曾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余曾随先父习医多年,现仅就所见所闻,简要记述如下。 矢志中医不挠不屈先父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随即留校作理化助手,时年二十三岁。因目睹庸医杀人,在董稚菴老师的启发下,立志以发扬国粹,改进中医药为己任。在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他从事祖国医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当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薪俸微薄,购书困难,业余自修,时间甚少。但是他认为学习条件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他一面省吃俭用,从微薄的薪俸中抽出一些 钱来,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刻写钢板,领取一些补贴,用以购买中医书籍。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暗淡的油灯下学习古典医籍,直至夜深人静。他的跟睛虽然越来越近 视,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却越来越增长,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 接踵而来的,是极为广泛的社会压力。在旧社会,中医在知识界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他这个进过新学校而又在大学里供职的人改习中医,更是为人讥笑。 在伪政府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情况下,中医不科学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但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了解到中医有其精辟的理论和可靠的疗效,群众基础是 极其广泛的。他认为中医不是不科学,而是一些人不了解中医。应当用易懂的道理向国人宣传:中医是国宝,是玉璞,而不是顽石。对某些不切实用的地方也是可以 通过研究加以改进的。而这些研究、宣传、改进的工作,不由一些具有较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去承担,又由谁来完成呢?他自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巨大意义的。在一 片冷嘲热讽声中,他毅然地从教育界转入了中医界。 他改习医业不久,一九二七年汉奸汪精卫宣布废止中医中药,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再次下令取消中医中药,使祖国医药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是退缩转 回教育界以明哲保身呢,还是为挽救祖国医学的沉沦而斗争呢?他的答复是:中医不可废,矢志哪能挠。他以誓与国医共存亡的决心,团结组织了一些有志于中医事 业的同道,一面请愿呼吁,四处奔走,一面宣传中医,举办学校。一九三六年,他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兴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当时伪政府对他举办国医学校, 以其非法而不予立案。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指出立法必须合理,非理始为非法。尽管他说破喉咙,当局也不予理睬。为了挽救中医事业,他只好与同道们采取社会 筹募、自身捐款、借贷度日、义务上课的办法,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将四川国医学院一直渗淡经营到解放前夕,尽管他自己负债如山,也毫无追悔之意。解放后,共 产党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光明,他个人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善于读书不泥于古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当以自学为主,老师只能指路,不能代劳,故刻苦读书为学医首要关键。读书贵在明理,不应迷信古人。他的读书方法是:读书当细,思虑当深,先明其意,后析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他在阅读古典医著中,提出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注意书中的错别字句。由于古代的印刷术不发达,或刻之竹简,或辗转传抄,或毁于兵燹,背诵流传,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虽经所谓订正,然因受崇 古尊经思想之束缚,特别是对经典著作,总不敢轻易妄动一字,注解者亦因之勉为其注,乃至以讹传讹。如读书不辨真伪,就会将错就错,贻害于人。如《伤寒沦》 中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一段,显然系有脱漏和错字。表热里寒,即真寒假热之阴寒证,阴证而反现浮滑之阳脉,寒证而反投白虎汤之凉剂, 岂有这种道理。 二是注意书中的记述过简。如《伤寒论》中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是针对气阴两虚所出现之心中悸动,脉象歇止的证型而言的,原文则简而未 述,其他证型亦可出现心悸动,脉歇止,若不加分别而一概用炙甘草汤则将铸成大错。如成都地区解放前一老中医,以熟读《伤寒论》自居,在治一青年女性因劳动 后受热出现心悸动、脉歇止时,不加分析地投以炙甘草汤,以致造成死亡的严重事故。故先父常说;不读书不能明理,但不善于读书,则不如不读书。 三是注意书中的片面提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谈病机问题,都以诸、皆二字统括各种病机,即凡是某一种病,其病位都肯定在五脏中的某脏,其病因 绝对是六淫中的某一种病邪因子。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即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论,眩晕病发自肝脏者,只是较为常见而已,绝不能说,所有的眩晕病都是发自 肝脏。譬如临床上常见的眩晕病因,还有肾精不充、肾阳虚衰、清阳不升、营血亏耗、痰浊上蒙、瘀血凝滞、酒食中阻、水饮上干、外感风寒、表里实热等,这些大 多不涉及肝脏,而仍然会导致眩晕。当然,古人因受时代限制,其立论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吾辈继承祖国医学,则应加以发展,力求使其全面地与客观实际相吻合。 四是应注意书中的错误之处。古代医家所著医书能流传于后世,说明其医学知识是丰富的,是有科学价值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绝不可盲目崇拜,一概 置信而必须经过临床检验,方可取用。如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首方即选用桂枝汤,该条云: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如以初...

徐小圃先生治学二三事

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弱冠时即出而问世,并名扬沪滨。后得山阴祝味菊先土善用温阳药的经验,运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苦,用药果敢审慎,屡起沉疴。晚年医名更着,求诊者日盈门庭。积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徐小圃先生初受业其父杏圃公,弱冠时即悬壶问世,为当代著名的儿科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独具创见的学术思想,尤以擅用温药而名噪海上。先生能广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患,由于认病辨证精确,处方善以化裁,配伍灵活,因此,经先生起沉疴、愈废疾者,实不遑计之。特别在晚年,求诊者日盈门庭,其中不少险逆病例,先生虽明知其险而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使获救者不以为喜;即致不治,亦不辞怨谤,从不肯随俗俯仰,一切从求实出发。尝谓:“医乃仁人之术,既要有菩萨的心肠,又要有英雄的肝胆。”此语实为绳医之座右铭也。 先生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哲嗣仲才、伯远,均克绍箕裘,能传衣钵,亦上海之现代名医。余负笈上海中国医学院时,从先生游,临证未及一载,“八·一三”事变爆发而终止实习,未能深入堂室,迄今常引为遗憾。所得者,仅属徐帅之万一耳!故自惭所学者,有若小巫也。 从主“清”到主“温”徐老在行医之初,也曾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以及以“小儿热病最多”为指导思想,所以治疗用药方面,是按温病学的理法方药为准则的。后来,却一跃而转为外感广用麻、桂,里证重用姜、附的崇尚《伤寒论》的一方一药。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的一位哲嗣,正在婴幼儿时期,有一年的夏季,患了“伤寒病”。徐老亲自为之诊治,但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几濒于危,盒家焦急,徐老亦感棘手。当时,家属及诸亲好友,均向徐老建议,曷不请其道友祝味萄先生会诊一决?徐老慨然叹曰:“我与祝君虽屈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莫非温药而已,此明知其『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患儿几将奄奄一息,亲友竭力敦促,与其束手待毙,何妨一试究竟。徐老至此,当不固辞,但亦无所抱望也。迨祝老诊毕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主药就是附子。徐老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消息报来。而祝老则为之亲自煎药,守候病榻,自己奉药喂灌,夜未闭目,以观察病情演变。至东方拂晓,患儿身热渐退,两目张开,吞药服汤可自动张口。再给米汤喂服,已表示有饥饿之感。及至患儿安然入睡,祝老才和衣倒榻休息,盒家无不欣喜自慰。徐师母即至徐老寝室,敲门报喜。当徐老听到门声时,即跃然而起,急问“何时不行的”?迨启门见其老伴脸带春风,喜形于色,并告以病已好转,始知并非自己之所逆料。乃同往病室,细审病情,与昨日之情况,竟判若两人矣。再回顾榻旁,祝老鼻息浓浓,安入梦乡。虽由衷感激,亦不敢扰其清梦。于是含笑回房,加高其枕,坦然无忧地睡其大觉。 徐老在其孩子完全恢复健康后,百感丛生,谓其家属曰,“速将我『儿科专家』的招牌拿下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好,那里够得上这个『儿科专家』的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学成后再开业行医不迟。”意颇坚决,竟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老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我你是道中莫逆之交,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片面之见,兄之治学精神,如此令人敬佩,吾将何辞以对?若对我祝附子有兴趣的话,今后将与兄切磋,相互取长补短。今如此称颂,则将置我于何地耶!如蒙垂青,待令公郎成长后学医,吾必厥尽绵薄,誓不负老兄之厚望也。”所以其哲嗣仲才,伯远后来均受业于祝味菊先生门下。从此,小圃先生即由清凉派转为温阳派而名著当时。这就是先生在学术思想演变的一段历史。 强调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 凡是学者的鲜明学术观点,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结晶。徐老擅长温阳,处处以卫护人体之阳气为重,这与他平时所诊疗的对象有密切的关系。记得我在随师临证时,绝大多数求诊患儿属于久病失治或辗转求治的重危病症,其中又以阳气受损、正不敌邪的脱闭症侯者多,所以在处方中相应地常常使用温阳扶正法则。然先生虽得祝味菊先生运用温阳药的经验,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法,创立了自己使用温阳方法的独特经验。 关于小儿的机体特点,历来就有两种不同认识。 《颅囟经》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小儿药证直诀·序言》也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又强调了“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之说。据此认识,在治疗小儿疾病时,宜用清凉力避温阳药物。但亦有不少儿科学者,对纯阳之体的学说抱有相反的观点。如《保赤存真》的作者余梦塘云:“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此又不可徒执纯阳之论也。”罗整齐在其《鲆溪医论选》中论及小儿机体特点时也说;“小儿年幼,,阴气未充,故曰纯阳,原非阳气之有余也,特稚阳耳!稚阳之阳,其阳几何?”他们在治疗上主张以扶阳为主,称为温阳学派。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了儿科领域中“以清为主”和“以温为主”的两大学派,至今在儿科领域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圃先生从小儿机体“肉脆、血少,气弱”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阴属稚阴,阳为稚阳”,而决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纯阳之体”,所以他在立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欣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以及张介宾在《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中提出的“阳化气,阴成形”、“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热为阳,寒为阴……热能生物”、“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的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而在儿科中尤为重要。在治疗方法上,他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疾病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所以,他在临床上善用辛温解表、扶正达邪、温培脾肾之阳,以及潜阳育阴等治则;在用药配伍中,灵活全面,尤擅于各法之间和各药之间的联系,对于温与清的结合、剂量轻重尺度等,莫不丝丝入扣,恰到好处。 例如他对桂枝的应用,解肌透表必加生姜,有汗发热均伍芍药,无汗表实伍麻黄,项强伍葛根,太少合病用柴胡,清心泻火合黄连,烦渴除热加石膏,肺热,肠热合黄芩,里实腹痛合大黄,与附同用以温阳,与参、芪同用以益气,与甘、枣同用以补心脾,与饴糖同用以建中,与苓、术同用以利水,与五味于同用以纳气,与龙骨、牡蛎同用以潜阳镇惊。且常喜与磁石共投,加强其潜阳宁心的协同作用。他还常使用羌活与桂枝合伍,对风寒入络,头身体痛之寒痹证,效果卓著。 他对麻黄的应用尤多,凡有肺经见证者多用之。认为麻黄作用在于开肺气之闭郁,故喘咳之属实者,佐杏仁以化痰,虽无表证,均可用之,反之,表实无汗而无喘咳者,却并不采用麻黄,因麻黄之发汗解表,需赖桂枝之行血和营,若徒恃麻黄之发汗解表则无益也。以小青龙汤为例,外感风寒、内挟水气者固必用,虽无表证而见喘咳者亦常用,随证加减,尤为灵活。如无汗表实者,用生麻黄去芍药,表虚有汗者用水炙麻黄,但喘咳不发热者用蜜炙麻黄,并去桂枝、芍药;表解但咳不喘者并去麻黄、桂枝。治咳嗽时用五味子,取其五味俱备,非只酸收纳气而已。新咳、暴咳喜用干姜散寒,不宜见咳治咳;久咳不止,则重用五味子;若咳不畅快者,乃邪恋肺经,五味于则在禁用之列。痰多加白芥子;顽痰喘咳,历久不化者加竹节、白附。 小圃先生在临证之暇,常谆谆教诲我们:药不论寒温,要在审辨证情,正确掌握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桂、麻、附于等虽性温力猛,易以化热助火,亡阴劫液,但使用确当,能收奇效。不然,即桑、菊、荆、防亦足偾事。关键在于用之得当与否,世无明知温热偏胜而妄施温药者。若确系风寒表证,因其壮热而不敢及时投以辛温发散,反以轻清宣透或苦寒抑热,则难免贻误病情。殊不知发热者乃正邪相争之反映,邪气盛,正气尚旺,则发热愈壮,如能及时应用麻、桂,使寒邪得以外拗,不使病邪由表及里,由阳及阴,祛其邪,亦即扶其正也。徐老的教导对我们过去畏麻、桂等辛温药如蛇蝎的疑窦,豁然如释。 诊病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先生诊察小儿疾病时,有个最大的特点,即从进入诊室到诊病完毕,整整一天(除中间略事休息外)一直是站立不坐的。他边问病情,边望神志,详细切脉,切腹,听啼哭、咳嗽,气喘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诊病时能注意到许多候诊患儿的特殊咳嗽和异常的啼哭声音,一经发现,即不按挂号次序的前后,随即提早叫入诊室,得到优先的照顾处理。 有一次,我正在写方,开药未及一半时,先生突令暂停,并令工作人员速将外面候诊的咳嗽患儿带进来先看(徐氏诊所大厅内的候诊室非常宽敞,有一百数十人的座位,是一般病的候诊室,在诊察室的外边有一间小候诊室,可容十来个病号,都是病情较重,或者是挂的“拔号”。候诊室有服务人员照料叫号,诊察室内亦有专人负责。病儿按次叫入,诊治后从诊察室后门出去,秩序井然。)当时,我很觉突然。原来,先生听到室外特殊的犬吠样咳嗽后发觉了一个白喉患儿,他凭声识病,对类似病儿立即予以处理,不致延误病情或传染给其它病儿。这件事我至今仍切切怀记,并对我的医疗态度一直起着积极的影响。他常对我们说:“小儿科医生,一定要具备几个基本功,一是看得准,二是听得清,三是问得明,四是摸(切)得细,缺一不可。那种认为诊治小儿疾病,以望为主,脉无可诊的说法,是把四诊割裂了。单凭脉诊,固然不足以全面识病,但亦须同样重视。”他还风趣地说;“做小儿科医生,要有眼观四处,耳听八方的本领,但这还只做到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颗赤子之心”。徐老教导语重心长,实为后学者之楷范。 先生对望诊,确有独特之处。对婴幼儿呼吸道疾病,凡属啼哭无涕泪而鼻翼扇动者,为肺气闭郁,应首先开宣肺气。同时注意口唇舌苔之润燥,并结合其它各项症候,以辨别其寒热之真假,然后决定治疗决策。例如肺闭证,咳不扬声,呼吸气促,面呈晃白,舌苔淡黄质润,脉细数少力,四肢欠温者,有汗用炙麻黄,无汗生麻黄与桂枝同用,并加紫菀、款冬、天浆壳佐利肺气,附子、龙骨、牡蛎、磁石温阳潜阳,防其阳气之暴脱。使用这一开闭救逆之法则,确实收到良好的效果。我经常运用此法治疗先后天不足的重症肺炎,特别在某些病例中出现心力衰竭或早期心衰的患儿,尤感满意。用药后如能听到咳声爽利,啼哭时有眼泪流出者,表示肺气已宣,病情可望由重转轻,转危为安。 过去在徐老处实习时,冬春季节所见麻疹合并肺类者最多,求诊者皆为后期危重患儿。很多病儿除持续发热并常兼有气喘痰鸣、喘息抬肩外,舌苔黄腻或灰黑,舌质淡红有刺,口唇干燥皲裂,饮水则呛咳作恶的一系列毒热炽盛之化火症侯,清热解毒,保津护阴,固在所必须。但徐老只要诊得脉来细软,扪得舌苔尚有潮润,四肢末端欠温者,则以清温并用,祛邪扶正之法为治,用药如黄连、石膏、鲜生地、大黄、天竺黄、乌附块、龙骨、牡蛎,磁石等。徐老认为麻疹为阳毒,化火最速,清热解毒,养阴护津,固属温毒证的治疗常法;热乃火化,炼液成痰,阻于气道,导致肺闭,关键在于“火”之作祟,故虽肺闭,必佐大黄,通达腑气,导火下行。此时如用一般宣肺定喘等法,已非所宜。盖肺与大肠为表里,泻利大肠,乃“上病下取”之意,所谓“扬汤止沸”不及“釜底抽薪”。乌附块性温而不燥,龙、牡、磁石扶正潜阳,证虽属实热,而舌唇尚润,脉呈细软,肢末欠温,按小儿病理特点,易虚易实,最易出现厥脱。夫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故少佐温阳者,取其阳生则阴长之意。方虽复杂,但主次分明,配伍灵活,对麻疹肺炎毒重正气将溃的重症病例,颇能见功。我在以后临证中,对某些麻疹肺炎兼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者,常用此法加重生大黄之量,常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说明徐老之使用温阳药和清温并用之法,确是胸有成竹的。 先生应用附子的指征是;精神萎靡,面色晃白,四肢末端不温,脉息细而软弱,或大便见溏泻,小便清等,只需抓住其一、二主证,即可放手应用。特别出现小便清长者,常重用附子,如小便少者,则改用肉桂。他指出:阳气者,人身之大宝也,无阳则阴无以生。在临证时,如阳虚证端倪初露,即须及时注意,若必待气阳虚衰,阴证毕具而后用之,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矣!介绍几个常用治则的例案 昔日先生诊病,医案均有留底,余亦积累颇多,惜在日军侵华时,散佚大半,所存者又经十年浩劫,残留无几,因此无法整理其全貌。幸仲才学兄曾在先生逝世后一年,撰有《徐小圃儿科经验简介》一文,以资参考。这里,结合我的回忆,略述梗概,以飨后学。 (一)解表擅用辛温外感风邪者,邪客于肺,导致肺气闭塞。证见壮热无汗,咳不扬声,胸高气急,鼻翼扇动,喉间痰声漉漉,神识欠慧,啼哭无泪,舌苔白,脉紧而浮,治从辛温开泄。药用:生麻黄,川桂枝,大杏仁、白芥子,制南星,像贝母、竹半夏、橘红、远志、生姜汁(冲),苏合香丸(研细),用鲜石菖蒲煎汤化服。 本证虽由外感风邪所引起,但已成“肺风痰喘”之重症。痰阻气道,肺气闭塞,痰随气逆,则喉间漉漉鸣响,肺开窍于鼻,肺闭则鼻翼扇动,咳不畅利;身虽壮热,但无汗泄,苔白、脉紧而浮,病机为风寒郁于肌表,痰湿内阻肺络。因病在初起,正气尚盛,所以使用麻,桂辛温发散以开肺气,使邪从外撤,南星,半夏,姜汁温化痰湿;苏合香丸、菖蒲温开泄浊。以上防治结合,祛其邪实,亦即保其正气。若因其壮热而用清凉,徒滋邪机充斥,变证迭起,坐失良机,乃医之过也。 此证多见于冬春季节的婴幼儿,体质肥胖,病来急暴,以喘咳痰鸣、发热为主证,临床多见者为毛细支气管肺炎。如其有上述症侯者,均可参考斟酌使用。 (二)重视扶正达邪麻疹初透患儿,鼻准未显,透而即隐,壮热有汗,咳呛不畅,涕泪俱无,鼻扇气急,面呈青灰,精神萎靡,作恶便溏,肢凉不温,小便不黄,辄见痉厥,苔白不黄,口干不多饮,脉虽数而软,药用水炙麻黄、白杏仁、黄厚附块、活磁石,青龙齿、蝎尾,二味黑锚丹、鲜石菖蒲。 其病机为正气不支,邪陷肺闭,内风蠢动,属麻疹之变证。夫一般麻疹因毒热内闭者固多见,而因正气不足,气阳式微而致疹难透达者亦复不少。此证面色青灰,便溏、溺色清,脉软肢冷,虽有壮热,而见有汗,痧子见而即隐,且频见抽搐,与毒热内陷生风者显属不同。故先生以温阳扶正同宣透并用,止痉不用羚羊而参以潜阳;气喘、汗出不温,当非实邪之喘,所以用二味黑锚丹以温阳镇纳,不用葶苈泻肺以免犯虚虚之戒。且黑锡丹能温纳肾气,凡真阳欲脱之虚喘,先生最善用之。在透疹剂中加用附子以温阳,发中有补,确能达到扶正却邪之目的。 此外,先生对麻疹之出透与否,不以全身四肢密布为凭,而以鼻准有无为标志。因此,他诊视麻疹患儿,必细察鼻准处有无布露,虽周身痧子密布,鼻准未见者,仍以透为主,若鼻准部已有三、五点粒,全身稀疏不多者,即表示痧子已透达向外,无需再用透发。余验之临床,确如其言。附此,以记先生诊视麻疹之卓见。 (三)及时温培脾肾久泻婴儿,屡经治疗,仍泄泻不止,粪色淡黄,挟有粘液乳瓣,小便清长,吮乳作恶,神情萎软,刚匡凹陷,面色萎黄,四肢欠温,寐则露睛,舌净少苔,脉濡细,呼吸浅促。处方用黄厚附块、上安肉桂、茯苓、淮山药,煨肉果、煨益智、破故纸、青龙齿、活磁石。 此为久泻伤脾,脾伤及肾,乃脾肾两伤之证,气阳不足之征毕露,故放手使用温培脾肾之阳,即助火生土之意。 小儿泄泻,夏秋季尤多,湿热泻固属多见,而婴幼儿时期的脾虚泻亦常见及。先生常以钱氏七味白朮散为主方,中寒者加炮姜,阳虚者加附子,对脾伤及肾者常用四神。对泄泻病中具有舌干口渴者,必详辨其伤阴与伤阳之别。伤阴当见舌光色绛,甚则口舌生糜,伤阳舌苔虽净而不干或糙而质润,且多伴小便清长,口虽干而不多饮,饮则作恶(此非阴伤,而是脾不健运,液不上承之故)。肾阳不振,气失摄纳,所以小便虽多,而泻仍不止也。此类病儿临床极为多见,若不及时投以温培脾肾之阳,则必土败木乘,可致虚风暗动,导致慢脾风危候。婴幼儿泄泻之死亡于此者,比比皆是。我在治疗婴幼儿久泻不止,进食进水即泻的脾寒泻时,亦常喜用附子理中汤加生白芍,炙诃子温中安肠,鼓舞脾阳,使之清阳上升,阴霾自散。这与补中益气之升提法具有不同的含义。 (四)潜阳兼顾育阴幼儿在夏秋之交,发热缠绵已将一月,热来起伏,身有微汗,口渴喜饮,尿多色清。近来烦躁不宁,彻夜不寐,咬啮手指,时伴惊搐,面色有时潮红,两足清冷,舌光无苔,脉细数而软。处方为黄厚附片、上川连、磁石、青龙齿、天花粉、蛤粉、覆盆子,莲子心、阿胶、鸡子黄(冲)。 本证已显气阴两虚,属于各种温病范围的后期病症,乃温病之坏证。余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恢复期,伏暑、湿温病的后期,凡出现此类症候,均宗先生施以潜阳育阴之法治之。 盖阴与阳,虽属不同的两个属性,然互有联系,互为制约,阴平则阳秘,偏胜则病,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君火之下,阴精承之”;“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专,必得阳而后行”。此水火阴阳制约的生化规律。故潜其阳,必育其阴。潜阳育阴之法,虽非先生独创,但运用自如,足证先生治法灵活,无固执一法的偏见。从儿科领域中,很多疾病由于邪热消烁真阴,产生水火阴阳制化失常,从而导致肾水的亏损,鸱张了心火的亢盛。诸如出现阴虚阳越的临床症候,若片面育阴,亦难奏效。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张介宾尝云;“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先生以黄连阿胶汤、定风珠立方,佐以温下潜阳之品,化裁出入,泻其有余,补其不足,其可谓临机应变,深得要旨。 由于先生忙于诊务,没有专论著述留世,但先生及门弟子遍布海内,珍藏先生之临证医案及深得先生之奥旨者不乏其人,此非表彰先生毕生之业绩,而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的一分宝贵数据。如能互相献出,公之于世,则对儿科保健工作者提高学术水平,裨益不少,是所祷之。 江育仁

王静斋小传

王静斋〔1883-1953〕,名功镇,山东历城人。世代业医,自学成才。青年时代在当地即有医名,后悬壶济南,一九二八年起在天津操业,井巡诊于京、唐、保等地,声誉日隆,成为一时名医。精通医理,擅长湿病,又精儿科,著有《养生医药浅说》等。解放后,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市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 我家世代业医,曾祖父王允中,祖父王晋封,均为当时名医,事迹载历城县志。先父王静斋幼失怙恃,惧祖业之将坠,乃勤求古训,努力钻研,年甫弱冠而医名已著。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一面设塾课徒,一面在当地行医,一时颇具威望。后移寓济南,设一小药铺,前面卖药,后面为诊室。此时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但仍以行医为正式职业。一九二五年到大连出诊,治愈濒危之小儿,病家为表示谢意,介绍到直隶(即河北省)两摄县篆。北伐后(一九二八年)退居天津,仍理旧业,誉隆遐迩,时到北京、保定、唐山,北戴河等地出诊。诊余之暇,著有《养生医药浅说》行世。解放前后,屡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中医考试委员。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极为友好,每逢孔先生来津出诊,即与终日相聚,探讨病理,互相会诊,在当时中医界传为佳话。 医学渊源 先父读儒书时,即取《内经》、《难经》而读之。数年,以为医学一道,非《内经》不足以明其理。熟读《内经》以后,继之以《本草经》、《伤寒》《金匮》,均能熟诵,至老不忘。认为熟读《内经》则增人智慧,于病理可左右逢源,熟读《本草》则方自我出,不受古方局限,熟读《伤寒》、《金匮》,则辨证施治有法可循。正如朱丹溪所说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又说: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见《格致余论》)先父认为《内经》文词古奥,初学颇不易读,须广看各家注解,其义始通。王太仆为注《素问》之先河,其中有很多精辟之处,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注解诚高出千古。马元台、张隐庵之注解,亦有超乎前贤之处。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王注,四维为筋骨血肉;马张二人注,四维为四肢,似较王注为优。正如虞天民说:《内经》其书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考辩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医学正传》)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学医要从四部经典著作入手,熟读以后,再博览群书;经过认真临床,方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如《千金》、《外台》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金元四家,补前人所不及。历代各家著作及名医医案,须要多读多看。总之,开卷有益也。尤其清代叶天士之《温热论》,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王盂英之《温热经纬》更为必读之书。然先父临床运用,不执前人成见,师古而不泥古,不论经方时方,善于化裁。如在治温病之神昏谵语时,常配一种粉剂,处方为:羚羊角、犀角各1克,麝香、牛黄,珍珠粉、薄荷冰各0.3克,琥珀5克,冰片0.3克,朱砂5克。同研细,大人海服2克,小儿每服1克。此方即由局方至宝丹化裁而来,对温病之神昏谵语及剧烈头痛,疗效突出,较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药力单纯,直达病所。尝谓以古方治新病,譬如拆旧屋盖新房,必须经匠人之手而后可。量体裁衣,自无不合,削足适履,定受其害。 先父治学,既不厚古薄今,也不是今非古,既不主中排酉,也不泥古不化。常谓吴鞠通之《温病条辨》似主杂气,实偏于阴虚,故药多寒凉,陈修园之书,偏于阳虚,故药多温补。二人虽各有所偏,因其所处之时代不同,气运各异也。如中西医书,汗牛充栋,约其宗旨,要皆在济人利物。西医之言细菌,即中医所谓病邪,西医能杀菌灭毒,中医亦能杀菌灭毒。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或表或化,或吐或下,使邪尽而病愈者,皆杀菌之法也。中西医所操之术不同,而治病教人的目的则同,当互相取长补短,只要有利于病者,医何分中西哉?在那还投有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而能有此见解,实属可贵。又常说,民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杀人盈野,空气中含有一种厉气,故温疫病为多。吴又可著《温疫论》,亦是因当时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著此书。可见古今医家皆是以气运为转移,先父以善治温病名于世,亦因时代所致也。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 先父常谓:医虽小道,人命所司,必须明阴阳,察运气,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庶不致贻误病机。 凡病总不出三因,揆其因治其病,不难治愈;万勿以其人平素虚弱,不问病之所在,一味滋补,致令邪留于中,固蔽既久,永不能出,重则丧命,轻则缠绵终身。须知病去后脏腑虽虚,亦能借谷气以生,所谓药补不如食补;病留,脏腑虽实亦死。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复。或曰服补药气不能脱,服热药阳不能绝。须知滋补之剂,固外邪而助内热,病留于中,致使邪气愈炽,于人何益哉!故补虚宜于平日不宜于病时。误服燥药则阴竭;偏于滋腻,湿痰阻滞,补气补血,皆宜慎之。 治病宜分三期:病之初起,元气强壮,无论轻重,当以猛剂峻剂,急去其病,是为第一期,病之中路,元气渐衰,正邪宜兼筹并顾,当以宽猛相济之药,缓急得宜,方能收效,是为第二期;病至末路,元气已亏,惟宜养正为先,正气充足,邪气自除,此时用药万勿猛烈,须缓图而不可急功,是为第三期。我尝遵守这些治疗法则,每收指臂之效。 先父对温病尤为特长,每年活人无算,津市人多称其为伤寒专家。盖西医所谓之伤寒,即温病之类。温病发病急变化快,病死率高,每遇此症,即以峻剂猛剂,不但药味多,而且剂量重,每剂药中生石膏有用90一120克者,甚或有用生石膏煎水作饮料者,故药下即效。并谓治温病如擒虎,稍一放松,回噬伤人,故必须用大剂量,使病邪无反袭之力,所谓治外感如将,如大将之用兵,兵贵神速,除恶务尽也。病愈后,仍须彻底清理,以免死灰复燃。但当时天津人最怕生石膏,以为石膏大寒,入胃后,虑如做豆腐者用石膏之点卤。患者既不敢服,医者也不敢用,如用之,也是用煅者。殊不知生石膏辛凉,体重气轻,体重可泻胃热,气轻可解肌表。丹溪谓其味辛甘。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发汗上行至头。近人张锡纯对石膏论述极精,可资参考。故生石膏主要功能,大清阳明之热,解肌表而发汗,为治温病之特效药,不似芩连之苦寒凝滞也。因而先父与药肆中相识者洽商,嘱其煎好,名之曰清热露,使病人不知为石膏制剂,可以放心服之。津市有一名医某君,素不用石膏,见先父之用清热露颇有疗效,故亦常大量用之,盖其不知即石膏也。 对于内伤虚证,则用药极轻,不但药味少,而且剂量轻,盖以胃气虚弱不能胜药力,药汁入胃不能消化,病必增剧,勿急于求功,须缓缓图之,使正气复而邪气退,所谓治内伤如相,如良相之治国,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得可见,而民登寿域。可见治病不在用药之轻重,而在辨证之精确。辨证不明,用药必误。长于治疗中凤、肺痨和麻疹先父对中风、肺痨等大症,均有独到之处。如论中风说:唐宋以前,多主外风,金元四家,刘主火,李主气,朱主痰,因而后人有真中类中之分。实际《内经》中早有记载,不过不名中风,而名大厥薄厥之类。如《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这正是本病的致病因素。盖人身气血,上下循环,周流不息。血随气上,上行极必然造成脑充血,故卒然倒仆不省人事;气上行极而下,则血亦随之下行,是为气复返则生;假如气血上行不止,势必造成脑血管破裂而出血,出血不止,是为不返则死。又《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这说明肝阳旺盛的人易于动怒,怒则气上,血亦随之,故血菀于上,而造成昏迷,临床常见到血压高的人,往往因大怒而突然发生脑溢血,可见大怒为本病诱因之一。又《素问·通评虚实论》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可见嗜高梁厚味的肥胖人,多属半身不遂病的易发体质。因此,本病固不必有真中类中之分,不过有中脏腑,中经络之异,有虚实闭脱之别。虚者益气以通络,实者活血以通络,闭者先用芳香以开之,脱者以补脾肾强心以固之。常用药;益气用参芪白术,养血用归芍熟地,通络用桑寄生、威灵仙、稀莶草、牛膝,活血用山甲、蜇虫,地龙、鸡血藤(活血用虫类药者,以其亦有通络之力也),口歪用僵蚕、全蝎,肝阳旺者用石决明、生龙牡、胆草、旋复花、赭石、羚羊角,脉滑数者是内热较盛,用生石膏,知柏、竹茹、栀子,痰盛者用黛蛤粉、半夏,广皮,天竺黄、竹沥水,开闭用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菖蒲等,固脱强心用圆肉、山茱萸、茯神、枸杞子、菟丝子,或加参芪,龙牡。先父每年治中风病不下数十人,很少留有后遗症,因其最后皆令病人加强锻炼,每逢此病治到一定程度,患者已能站立活动,即将太极拳教师李君介绍去帮助患者练习太极拳,故大多数能恢复正常。 先父认为,肺痨有真假之别。先就真肺痨言之:其人先天禀赋不足。若其处境顺者,或能脱过;如日处逆境,心思败乱,虽将其培于参芪之中,亦难幸免于死。盖草根树皮,可以疗病,不能补其将绝之根源也。然此病初得,亦多有因风寒而起者。此时先以辛散解之,清凉化之,使邪不留经,亦可愈于无形;及至骨蒸发热,交阴时则剧,两颧红如拇指一点,此心阳将绝之兆;干咳无痰,或唾涎沫,或大便溏,脉来细疾而软,是肺绝脾败,病人膏盲,无能为力矣。古人多以滋补气血,填精益髓,以延寿命,亦恐于事无济。 再以假肺痨论之:其人平素气充体实,或受风寒外感,邪既郁,脉必闭,不但不见浮数,反涩小而缓,身亦不热头亦不痛,但只咳嗽,此风热闭于内,治当火郁发之。如误认为虚用滋腻之剂,补邪于内,热邪内伏,上蒸于肺,肺被热蒸,久则肿胀,气道不通,咳嗽愈急,血被火炼,烧无定时,或先恶寒而后发烧,形同疟疾,此乃肺部肿腐之时,气盛者阳时发烧,气弱者阴时发烧,风火交煽,则精神萎靡,饮食不进,类似真肺痨矣。烧时满面发红,间有不红者,得汗则解,口渴,脉滑数,洪大,或涩或迟而脉体宽大,不但证为纯阳,而胃亦太热。欲救其急,非釜底抽薪不可,只要大便不见溏泄,即可用生石膏治阳明胃热而清通肺气,犀黄丸消肺中之肿腐,再加紫雪以开之,使浮游之火散,而他脏自安。常用方剂,以麻杏甘石汤、桑菊饮加减。然麻黄辛热,须少用(至多不超过半分,用以搜肺经所郁之风寒),若多则受其害矣。重用生石膏以清其热,使热不上冲,则咳嗽自愈,此方乃治蕴藏风热之坏症,而非治阴火痨瘵也。然此时如用滋补,则风火不得宣泻,内耗真阴,阴愈虚则热愈盛,肺被熏蒸,势必肿烂而死。 一九三零年,患者羊幼甫,女性,十七岁,初患风热,误服补剂,以致发烧不退,咳嗽,痰中带血,经x光照像为肺结核,求治于先父,其脉细数而疾,时烧时止,饮食减少,形体瘦削,肺痨已成,即用桑菊饮加生石膏,服七十余剂而愈。越三年,其姊又病,复受传染,肺痨又作,仍以前方加生鳖甲、生龙牡、知母、黄柏,犀黄丸、紫雪丹出入为方,服药二百余剂,方治痊愈,观察二十年未再反复。如患者急于求愈,医者不耐心治疗,末见其能愈也。 先父对儿科有较深的研究,尤其对麻疹更有独到之处。曾著有《疹科心法》一卷,附于《养生医药浅说》之中。 先父认为,古人著痘疹之书,皆精于痘而略于疹,因往昔种痘者少,而痘之伤人亦最烈,故痘有专科,疹则附之而已,其实无治疹之专书。按麻疹一症,只要护理得当,用药不误,则十全十,百全百,其死者,非护理不当,即调治失宜也。先父在《疹科心法》中首先指出疹有麻疹痧疹之分。麻疹之原虽系胎毒,未有不由天行厉气而发者。痧疹之原,虽系后天所伏热毒,亦由感天地之厉气而发,其原虽异,其毒则同。麻疹为先天之正毒,由血分而入气分,痧疹为后天之变毒,由气分而入血分。按痧疹古人谓之烂喉丹痧,即现代医学之猩红热,较之麻疹尤深一层。治疗之法,皆宜辛凉清解,则轻者化无,重者转轻。如误投辛温燥热之剂,则热愈炽,毒愈盛,将变成紫黑痧痘,轻者重,重者危矣。治法与温病同者,喜清凉而恶燥热。其与温病异者,温病见里证,便用承气汤攻下排毒,所谓温病下不厌早也,痧麻虽亦有里证,而治之必以双解法,大便燥者加酒炒大黄及元明粉微利之,但不可加枳实厚朴峻攻,恐伤中气,致在腠理之邪内陷发生变症。古人治疹,有主可汗者,有主不可汗者。先父认为麻疹服药后宜微微取汗,俾麻疹易于透出,所谓火郁发之也。痧疹药后不必强之出汗,顺其自然,有汗不可遽止,但二者均忌大发汗。用药切忌温补,酸收,固涩,燥热,峻攻,升提等。盖温补、酸收、固涩皆能固邪于中,毒热不得外达,燥热则毒热愈炽,易使神昏谵语,峻攻则邪陷,升提则咽喉肿痛,且能衄血。总之宜辛凉解毒,清热化痧为主,药宜轻清透邪,疹以透出为顺。 麻疹初起与感冒相似,鼻流清涕,眼珠光亮色赤如涵水中,眼倦难睁,困顿不起,咳嗽食少,烦躁不安,甚则发颐,咽喉肿痛。小儿见此征象,勿认为感冒,验其中指凉,耳轮凉,睾丸凉,再验其口唇内及颊粘膜上有麻疹粘膜斑,即为麻疹先兆,应以桑菊饮辛凉解表,清热化毒。轻者发烧一二日即隐隐现于皮肤之下,红若丹硃。其出也,疏疏朗朗,颗粒匀停。毒盛者,发烧三四日后始见点,当此之时,居处宜暖,万勿透风。饮食宜清淡,且勿多食以助胃热,致使小儿烦躁不安。倘被风寒所袭,麻疹立回,疹毒内陷,上则结胸喘急,下则泄利,肺为邪气所遏,不能行治节之气,再加以口舌生疮,津液枯竭,咽痛声嘶,则病危矣。自出疹之日起,护理非常重要,勿受风,勿伤食,虽有咳嗽,不可过于止咳,因咳嗽则毛孔开而疹易出。过三日后,徐徐收回为顺症。至于疹后痢疾,口渴心烦,乃余毒不净,宜养阴解毒为主,切不可辄用补剂,留邪于中。如发烧七八日而疹不出者,为毒邪郁闭,可用芫荽一握,用黄酒煮烂,遍身搓之,使毛孔开则疹出矣。如一出即回者即为疹毒内陷,非为风寒所袭,即为泻利气弱,输送力薄。风寒所袭者,急以解肌透毒,如僵蚕,蝉蜕、薄荷、牛蒡子,生山甲,生鳖甲,蜇虫、地龙、西河柳、大青叶等,如神昏谵语加安宫牛黄丸,如泻利气弱者,少用补托之剂,如西洋参,茯神、当归,生地、蝉蜕、天麻、僵蚕,麦冬、甘草、西河柳等,使其复出。民间有一验方;用癞蛤蟆一个煎水徐徐服之,疹可立转红活,无论风寒气弱皆效,但切勿多饮。物虽至贱,功极宏伟。如气促喘急,是合并肺炎,亟宜宣肺透表,泻热解毒,麻杏石甘汤加葶苈于、苏于、双花、连翘、苇根等。如疹出七八天尚不回收,或按期收回仍发烧不退,皆是毒热不净,宜育阴清热解毒,如石斛、生地、元参、麦冬、双花、羚羊角、犀角,已回而不退低烧加生鳖甲、地骨皮。一九二五年先父在济南行医时,曾到大连出诊。患者为一小儿,年四五岁,患麻疹已频于危,先父到时见其发烧气喘,二便俱无,全家啼哭,已备后事。先父临行时,曾带鲜苇根一握,遂亲与煎药,徐徐饲之。少顷,见其小便如注,随谓其母曰,小儿已有生机,勿事啼哭也。继与清肺透邪而愈。盖疹毒内陷于肺,肺失消肃之令,且肺为水之上源而与大肠相表里,故二便俱无。苇根甘寒,功能清肺泻火且能透疹,一药而表里两清,药虽至微,功效颇著。患儿为一独生子,治愈后其家极为感激,先父在直隶两摄县篆,即小儿之父介绍也。 痧疹初起,亦与麻疹相似,起病有高烧头痛,咽喉肿痛。发病较麻疹为急,故发烧一日即出现弥漫性朱红皮疹,先见头面,次及胸腹四肢,凡皮肤褶皱之处,更为明显,惟口唇周围无疹,呈苍白色。毒盛者瞀闷,泻利,唇焦,神昏谵语,呕吐厥逆,查其耳后筋红者轻,紫青者重,黑者危,治法亦用辛凉解肌,清热透毒,误用辛温危险之至。一九三二年左右,天津谦祥益号练习生姜某患瘟疫,遍身密布黑痧,色如乌枣,粒大如黄豆,初得时,某医误用苏梗,生姜,遂寒禁战栗,神昏谵语。延先父诊视时,六脉皆闭,先以局方至宝丹芳香以开之,似稍有转机,复以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一剂而痧痘全出,但音哑神昏未减也。仍以前方加羚羊角,犀角,安宫牛黄丸之属,频频与饮,并以西瓜汁代茶饮之。如是者四日,其神智亦渐清晰,但音哑不能语,要纸笔自书吃西瓜、小便等事,其父与舅在旁看护,以先父治法太缓,另延专门痘疹之某医诊视,处方:荆防、生地、麦冬等,一剂而复失知觉,三剂而夭。一误于前,再误于后,致使功败垂成。夫厉气为害,热毒内炽,五脏如焚,咽喉与胃皆有痧痘,此病清凉救阴之不遑,何能再用辛温滋腻之品,终至祸不旋踵,其父追悔莫及,可叹也。 四诊并重尤精脉诊 先父尝说:凡诊病,四诊缺一不可,问诊更为重要。有的患者隐其所患以求诊脉,以验医者之能否,而医者亦不问病情,但凭诊脉即可知症结所在,皆是自欺欺人。苏东坡曾说:吾平生求医,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沈括亦说:古人云:视疾必察其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情性,嗜好,问其所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二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也。(《苏沈良方》)苏沈是儒而兼通医者,面其对四诊的重视,诚万古不易之定论。 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持脉须令患者平臂,勿使高低侧斜,以免脉道来去有碍。医与患者不可对面坐,以免气息传染。以三指之端积起处谓之指目(此处敏感度较强,故称指目),长人指须疏,短人指须密,定呼吸,慎容止,静心平辨,会二十八脉于胸中,心领神会,庶不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最要者脉贵有神,即不徐不急,从容和缓之象也。李东垣以脉有力为有神,无力为无神,此说虽近情理,但亦不尽然,如微弱濡细等脉,虽知为力之不足,亦不能认为是绝脉,夫神者精聚之谓,不论脉之大小,只要指下聚而不散,清楚自如,而无颓靡不振懒散徘徊之象即为有神,非但有力之谓也。例如病极虚,脉极有力,或伤寒瘟病汗下后,脉不为汗衰,或大病之后,新产之后,脉反博大有力,此病脉不符,属危险之象,虽有力不得谓之有神。况脉有禀赋之异:有生成六阴者,即细小缓弱沉迟,勿认为虚寒,有生成六阳者,即洪滑实大浮长,勿认为实热。曾治一女同志,诊其脉正部反关均无脉,观其症则呕吐,似为暑热,乃问其家属其常脉如何,则云平素无脉,何部脉见,何部有病,可见脉有禀赋之不同,知其常然后知其变。又有一种经气结脉,两关脉滑实如豆,中有一线硬如刀刃,此为阴虚肝旺,金衰土败之象,春得秋死,秋得春死。一九三零年前后,岁在己巳,清状元王寿彭于季春患咳嗽,左关即见经结,右寸滑实。遂谓其家属曰:现症虽仅咳嗽,然脉实不佳,若不速治,恐至秋堪虚,竟弗听,至仲秋而殁。又治一徐君,时在初秋,左关亦见经结,当时患者只觉心烦,不觉有其他征象,遂直言相告,嘱其速速治疗,否则至立春恐难幸免,并嘱其弟劝之,弗听,果然至春而殁。按经气结之脉,皆由七情所伤,胸中非有大忿怒,大不如意事,不能使三经之气结于一处也。初见此脉,病人强自宽解,医者施以养阴柔肝,解结和脾之法,可不致郁郁以终。曾有一患者邀出诊,先父曰:今日暂不开方。病人问何故。先父曰:今日脉证不符,至晚间恐有吐泻之患,如药后适逢其会,将谓药不对证,归咎 于大大矣。果然至晚间上吐下泻,幸预留一丸药,嘱其吐泻后服之。其诊脉之精如此。 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 一九三七年春,先父与天津李实忱先生谋设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并先组施诊所,联络中医界名流,均到施诊所施诊服务,以为将来师资作准备。先父每周去施诊所三个半天,夏初开诊,仅两个月,医而愈者约七千人。适值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因而停诊,以致宿愿未偿。华北沦陷后,更是郁郁不舒,乃于诊余著有《养生医药浅说》,书中为医患之间着想,定有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兹录于下:医家十要:①存心仁慈,以救人为天职;②精通医学,多参群书,③精通脉理,洞悉脏腑经络,④识病源病机,晓运气盛衰,⑤辨识药性药形,炮制适宜,⑥同道互相提携,莫相嫉妒仇视,⑦品行端方,自重自爱;⑧诊病一视同仁,勿重富轻贫;⑨勿重视资财,轻忽人命;⑩常备灵药,随时救人。病家十要:①择名医;②肯服药;③宜早治;④绝色欲;⑤戒忿怒;⑥息妄念;⑦节饮食;⑧慎起居;⑨莫信邪说;勿惜金钱。 以上十要,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身体力行,如某老大夫医学渊博,惟临床处方颇泥古不化,业务稀少,先父时与纠偏,并与之宣扬,因而该君诊务日有起色。又如针灸医生某君,一度诊务不佳,几至不能糊口,先父不时送与米面,并与介绍病人。又津市有一名医某君,每遇疑难即来向先父求教,先父即详为分析,帮助其制定治疗方案。记得在沦陷时期,时常有来求助者,无不慷慨解囊。一次,一老者因断绝回乡路费,特来求助。临行时说有一药方,专治水臌痞积,今奉赠以作答谢。其方:圆肉、甘遂,白硃砂(江西磁)、黑殊砂(旧砂锅)各60克研细,枣肉为丸,每服3克,小儿减半。服后,在上则吐,在下则泄。先父认为处方颇有道理,遂配成丸药,专门施送,服之者颇有疗效,于此可见先父之虚怀若谷。尝谓经验不单纯从书本上来,从个人临床实践中来,也有很多来自病人。只要言之有理,就采纳试用【孔伯华小传】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少年随祖父学医。二十五岁始悬壶于京师,凡五十年,医名渐噪,一时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九二九年与肖龙友合创北京国医学院,井与肖合任院长,历时十五载,培育中医人才七百余人。解放后,历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生前与曹巽轩、陈世珍,陈企董编著《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十卷行世,另著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 志洁行芳的一生 先生少年刻苦读书,并随祖父宦游于河北各地。 祖父善歧黄之术,耳濡目染,遂渐有志于医学。十六岁时,随家移居易州,得与蔡秋堂、梁纯仁研讨《内经》等典籍。二十五岁时,应京师之邀,就职于外城官医院,与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赵云卿诸名医共事,颇得各家教益。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政府图谋取消中医,孔师联合同道,在京师创立中医药学会,奔走呼吁,竭尽全力,终于迫使政府取消前议。同年,与肖龙友先生合力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与肖共任院长,亲临讲坛,努力造就中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济困难时,他与肖龙友在学院开设门诊,以其收入资助学院经费之不足。 对习学的生徒,先生循循善诱。对疑难病症,先生善于深刻分析,说明得病原因,医治方法,同时发扬民主,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先生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先生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联合中医同道中的有志之士,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参加了扑灭晋绥地区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工作。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河南、河北省的广大农村,对贫苦大众非常熟悉和同情。他常送医上门,甚至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病人。这种高尚医德,在旧社会来说,是甚为难得的。 解放后,先生精神振奋,政治热情很高,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他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结合。于一九五二年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有云: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先生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先生生前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辛勤努力,获得高度评价,故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先生尝以诊务过忙,无暇著述,不克将经验心得总结出来,公诸于世,贡献给人民,颇引以为憾。故在晚年常深夜执笔,其遗稿如《脏腑发挥》、《时斋医话》等,皆此时所留。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出诊之中,忽觉腹痛寒战,勉力把六位病家诊毕,思回寓所调治恢复,讵料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先生自知不起,遂对亲属谆谆嘱咐;儿孙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应尽其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亟我未尽之志。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故去,享年七十一岁。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往寓所吊唁。对于先生辛勤的一生,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 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 先生主张: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 先生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生深韪是论,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 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先生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分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 重视旰脾之关系 先生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他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 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 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 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 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 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 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僵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 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 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 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 附:石膏药性辨 (此文系先生生前一次讲课的记录本文作者附记。) 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

汪逢春小传

汪逢春小传 汪逢春(1884~1949),江苏苏州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毕生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努力提携后学。一九三八年曾任国医职业公会会长,并筹办《北京医药月刊》;一九四二年在北京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培养中医人材做出了贡献。学术上擅长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亦多有阐发。著作主要有《中医病理学》、《泊庐医案》等。 汪逢春,生于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五月初五日),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 日(农历己丑年七月二十日)。毕生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一九三八年成立国医职业公会,汪逢春被选为公会会长,同时筹备《北京医药月刊》,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创刊,先生亲自主持笔政,并为该刊撰文,以资号召倡导。一九四二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于北京天安门内侧朝房,为中医中药界培养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纠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瞿文楼,杨叔澄、赵树屏等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王鸿士等就是当时的学员。 汪逢春精究医学,博览群籍,虚怀深求,治病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辨证施治,在京悬壶,门庭若市,妇孺皆知其名。《泊庐医案》一书序云:“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诚所谓法古而不泥于古者也。每有奇变百出之病,他医束手者,夫子则临之自若,手挥目送,条理井然,处方治之,辄获神效。”他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仅见有:《中医病理学》(1942年,北京医学讲习所铅印本)《泊庐医案》(1941年,谢子衡等学员手辑,华北国医学院铅印本)《今冬风湿症之我见,愿与诸同人商榷之》刊《北京医药月刊》第二期(1939.2)《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刊《北京医药月刊》第四期(1939.4)《为本市小儿科专家谨陈刍言,希鉴纳之》刊《北京医药月刊》第五期(1939.5) 《泊庐医案》是门人弟子辑录的,可代表汪逢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他去世后门人冯仰曾医师曾在《中医杂志》一九五八年八月号中介绍医案数则。北京中医学院温病学教授赵绍琴医师曾在他所编着的《温病纵横》中洋为介绍其业师汪逢春治麻疹经验。“麻疹初起,风热内蕴,肺先受邪,咳嗽声重,鼻塞流涕,夜寐不安,小溲色黄,舌绛苔厚,脉象滑数。治以清风热而兼透疹。宜避风慎口,防其增重,疹不出者加防风三分。”“麻疹合并肺炎,风湿蕴热,互阻肺胃,势将咳逆致厥。治宜宣化肃降,清热化痰。”治猩虹热的经验:“温毒化热发斑,胃肠积滞尚重,深恐神昏致厥,饮食寒暖皆需小心,防其增重,禁用风药。”语虽不多,字字珠玑,理法方药护,无不悉备,堪为后世法。 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 汪逢春先生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诚如其弟子们所言;“盖吾师于诸杂病,经验宏富,方案多有奇效。”他认为脾胃乃气血化生之源,五脏之精气皆赖脾胃运化、转输,皆需脾胃化生后天水谷精微的补充,若脾胃化源乏竭则灾害至矣。经云:“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及“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就是强调脾胃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些时令病或胃肠病,多因劳倦过度,饱饥无时,贪凉饮冷,恣食肥甘,过嗜辛辣,食饮不洁等引起。病势来之虽急,若治疗得当,邪去也速。如若迁延,累及五脏六腑,祸不旋踵。汪逢春先生于时令病、胃肠病审其虚实寒热,辨证细腻,立法严谨,组方灵活,用药轻灵。常用淡附片、淡吴萸、淡干姜、鲜煨姜、紫油肉桂以温中,党参、薏米,炙甘草、连皮苓、红枣、秫米、陈廪米,建莲肉等以补益脾气、脾阴,焦苍朮、川厚朴以燥湿健脾,木香、枳壳、新会皮、香橼皮,玫瑰花、鲜藿佩芳香化浊以疏肝理气和胃,砂仁,蔻仁以醒脾开胃,生熟谷麦芽、枣儿槟榔、范志曲、鸡内金等化滞和中,还常常喜用成药如加味保和丸、枳术丸、越鞠丸、香砂养胃丸等入汤剂同煎,以加强疗效。其单味药用量在一钱至三钱之间,药味不过十味左右,成药入煎剂不过三至六钱上下,方药并不奇特,皆医者习用之品,而且味少量轻,然疗效卓著,所谓“轻可去实”,用药精良者也。 如《泊庐医案》王左泄泻案。患者六十七岁,大便泄泻,嗳噫泛恶,胸闷不舒,中脘嘈杂。辨证为老年中气已衰,脾胃两惫,拟以辛温和中,甘润疏化,所谓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也。处方为:淡吴萸4.5克,淡干姜2.1克,生热苡米9克,连皮苓12克,香橼皮4.5克,生熟谷麦芽各9克,范志曲9克,香砂六君子丸(包煎)12克,淡附片3克,玫瑰花2.1克,北秫米30克,潞党参、饴糖各15克,煎汤代水。 二诊时,拟以温和摄纳,佐以补中之味;三诊时再以前法加减,病告痊愈。 又如,顾左泄泻案:泄泻颇甚,腹胀且痛,舌苔白腻,两脉细濡,饮食失调,辨证为寒伤肠胃,势将转痢,亟以芳香分利法。嘱生冷宜忌。处方:鲜佩兰6克,制厚朴4.5克,花槟榔9克,木香、煨葛根各3克,焦苍朮9克,保和丸12克,枳壳片4.5克,鲜藿香4.5克,鲜煨姜2.1克,焦麦芽,赤苓皮各12克,生赤芍4.5克,建泻片9克,白蔻仁、落水沉香各O.6克。二味同研细末,匀两次药汤送下。 二诊时,泻滞并下,次数已减,腹痛后重亦除舌苔白腻而厚,两脉细弦而濡,辨为:饮滞化而未净,拟再以升阳和中,推荡宿垢,饮食小心。前方稍事加减,服后立愈。 即使其它杂病治疗,也常喜于方中酌加各种曲类,范志曲,霞天曲、沉香曲等,以振奋胃气,增加食欲,使化源足气血充,体质增强。 先生又善治湿温病。湿温病治疗相当复杂,吴鞠通医案有化邪法,用豆豉、荆芥、青蒿、桔梗、杏仁、郁金、连翘、银花,治身热面赤,肢微冷,舌苔满布,口反不渴,在芳香清解之中重用宣透。薛生白《湿温病篇》亦指出:“湿热证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痛,湿在肌肉,不为汗解,宜滑石、大豆卷,茯苓皮,苍朮皮、藿香,荷叶,通草,桔梗等味。”又说;“湿温证初起,发热汗出胸闷,口渴舌白,湿伏中焦,宜藿香、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朮、厚朴、草果、半夏,菖蒲,佩兰、六一散”。汪逢春先生治疗湿温病效法古人,,而不胶柱鼓瑟。从其医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湿偏重,还是热偏重而用药;同时,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法来分解病势。尤善以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取效,而最忌见热清热,因此时不仅热不能清,反使湿愈凝滞,造成缠绵之局势。选方大略为藿朴夏苓汤,甘露消毒丹之属进退。他善用大豆黄卷,香青蒿、藿香、佩兰、荷叶、薄荷、桔梗等轻清宣透、芳香化浊,厚朴、半夏、苍朮、蔻仁,菖蒲,甘辛苦温芳化,山栀子、黄芩、丹皮,连翘,银花、茵陈等清热,木通、滑石、竹叶,通草、灯心、泽泻、赤苓皮、猪苓、苡米等淡渗清利,酒军,槟榔缓泻。清、化、宣、利、泻并施,使湿清热解,诸恙得除。 即使对于湿温重症,亦主张轻出轻入,高热病人也不宜苦寒之晶过重,而选用芳香宣化之品,如大豆黄卷、山栀子、藿香、佩兰、银花、连翘等。尤不主张用生石膏,如邪在卫分,恶寒未罢,而早用石膏,可有“冰伏凉遏”之弊。至于“三宝”,则认为可酌病情恰当选用,而且可以早用,认为“三宝”有芳香醒脑开窍之功,对于一些重症出现时昏时昧者,用之苏醒较快。 湿温病治疗虽如剥茧抽蕉之难,汪逢春先生积多年之临床经验,却得心应手,其治疗湿温病之经验,可师可法。仅举二案例,以见一斑。 例一,邢左湿温案,二十一岁,九月四日初诊。 身热头痛如裂,项强一身拘挛,呕吐,大便七日未通,舌苔垢厚,两脉弦滑而数,重按无力。辨其:病甚重,势将痛甚致厥,姑以金匮法加减备候。处方:煨葛根3克,姜竹茹9克,九孔石决明(先煎)30克,连皮苓12克,鲜佩兰(后下)、鲜藿香(后下)、枯子芩各4.5克,紫贝齿30克,建泻片9克,龙胆草2.1克,丝瓜络9克,川军炭(后下)4.5克,香豆豉12克,白蒺藜9克,羚羊角尖O.3克,研末分两次冲服。 九月七日四诊时,头痛减而大便亦通,通而甚畅,呕吐不止,身热依然,舌苔垢黄且厚,小溲艰涩,两脉弦滑且数,拟以辛香通腑为治。处方:香豆豉15克,制厚朴4.5克,佛手片9克,保和丸(布包)15克,赤苓皮12克,嫩前胡4.5克,全瓜蒌15克,新会皮4.5克,花槟榔、建泽泻各9克,鲜佩兰4.5克,姜竹茹、白蒺藜、焦苡米各9克,酒大黄、方通草各4.5克。羚羊角0.3克、太乙玉枢丹O.6克、食盐O.3克,三味共研细末小胶管装用,鲜煨姜1.5克、佛手9克,煎汤匀两次送下,药先服。 七诊时,热亦退,头痛已止,据证辨为湿热蕴蓄中阻,再以芳香疏和,泄化余热等法。于十五诊时而病向愈。又以泻化余热,甘润和中法而收全功。处方:细枝川斛,火麻仁、甜杏仁、鸡内金各9克,粉丹皮4.5克,香砂枳术丸(布包)15克,赤茯苓12克,冬瓜仁30克,香青蒿4.5克,南花粉9克,全瓜蒌30克,生熟谷麦芽各12克,鲜苹果(连皮去核切片)1枚。 例二,李景熙湿温案。四十一岁。 身热六日头痛掣及左耳之后,两目懒睁,咳嗽甚微,恶心,舌苔白腻浮黄质绛,一身疼痛,寐则两手抽掣,大便自泄,两日之后,五日未通,小溲色赤,左脉细小而滑,右弦滑而数。素嗜茶酒,外感温邪,治以轻香宣化佐以苦泻之味。病情危重,一日初诊。 处方:白蒺藜(去刺)9克,家苏子、制厚朴各4.5克,苦杏仁、建泻片各9克,省头草4.5克,莱菔子6克,姜竹茹、焦苡米、鲜佛手各9克,嫩前胡3克,像贝母、香豆豉各9克,赤苓皮12克,真郁金4.5克,鲜枇杷叶9克,西秦艽4.5克,保和丸(布包)15克,白蔻仁O.9克,酒军O.6克,后二味同研细末,以小胶管装,匀两次药送下。 二诊时,据证拟轻香宣解,苦泻通腑法,上方加减,三诊,又加以分渗化湿法,加猪苓、木通、茵陈。 六诊时,病已告愈。 热性病高烧达39.5摄氏度以上,而白细胞在15,O0O~20,O0O,汪先生也不主张用抗生素,仍用清热解毒的金银花、连翘、蒲公英、芦根,白茅根等,颇能得心应手取效,使体温、白细胞均趋于正常。 温热病后期养阴亦很重要,尤以口干等伤津者,常选用鲜石斛、鲜芦根、连翘、肥知母、牡丹皮、生地等。服用激素二月以上,汪先生认为可致阴分大伤,选用增液汤效好;增液汤为很好的养阴增液剂,即由玄参、麦冬、生地组成。 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热性病四肢厥逆,汪逢春不用四逆辈,而是用点扶正药即可回阳。这些药都比较清淡,如南北沙参、川浙贝母(尤其呼吸困难)等。如他治过一个外地患者,曾用过苏叶五钱,以致大汗淋漓,经用生脉散加浮小麦、麻黄根少量以后(主用太子参)即可回厥。主张正不胜邪时,甚至可以不用清解药。又心率过缓者(每分钟不到五十次),也是采用这种治法。 汪逢春常说,查查病人的旧病历,了解一下以往症状很要紧,对于住院病人,尤其便于中医插手。讲究季节与发病的关系。如北京地区每年六至八月上旬,“乙脑”流行不论轻中重死亡率少,而八月中旬以后死亡率高。一般两周可以退烧,两个月以内治愈可以不留后遗症,半年以内意识完全正常,即为痊愈。其中在二至四个月内宜清热养阴,可以帮助好转。 又“乙脑”病,疗效成人比小儿差。智力及记忆力尚未恢复者,用黑芝麻炒香与四维葡萄糖合在一起常服,又黑芝麻、何首乌,黑桑椹久服,对恢复有一定的帮助。 临证用药,别具匠心 讲究炮制及处方用药注意药物间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关系。入煎剂用时常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或某药与某药同打烂,其药物伍用颇有“药对”之意。有的取古方,经方配伍之原旨,有的依本人临证经验搭配,有的是意在去性取味,有的意在去味取性,颇具匠心。如香豆豉与焦山栀同炒,取栀子豉汤之意,清胸膈之热;厚朴和川连同炒,黄连之寒监制厚朴之温,意在宽中行气,苦以燥湿,小枳壳与苦桔梗同炒,一升一降,用于肺失宣肃咳喘之证;大豆卷与西秦艽同炒,有宣散解表,清泻虚热之功,绿茵陈与焦山栀同炒,取茵陈蒿汤之意,有清利湿热之力;桑枝与丝瓜络同炒,宣痹以通络,建泽泻与赤苓皮同炒,两者协同,建脾以利尿;松子仁与大麻仁同炒,两者协同,甘润和中,润肠通便;全瓜蒌与薤白头同打烂,仿瓜蒌薤白白酒汤之意,有宽胸通痹之功。汪逢春先生上述用药之经验,今天仍可师可法。 善用药物粉剂装配胶囊使用,与汤剂同服。有的药物入煎后,破坏有效成分,影响药力发挥;有的药物价值昂贵,入煎需量大,有浪费之嫌,或患者也苦于负担过重;有些药物不宜入煎者,多装入胶囊,随汤吞服。这样少量吞服的方法,既能节约药材,又能充分发挥药效,简捷、方便、价廉,利民利病,又开辟了新的给药门路。据不完全统计,仅《泊庐医案》一书,使用胶囊装药随汤同服者,达七十五处之多。汪逢春先生常视病情出入,选定多种配方以随机应用。如治疗湿温病供选配方;羚羊角尖O.3克,太乙玉枢丹、白蔻仁各0.6克;白蔻仁、太乙玉枢丹、酒军各O.6克,白蔻仁O.6克,生熟大黄各1.2克;香犀角、白蔻仁各O.6克,香犀角、真郁金各O.6克,酒军、白蔻仁各O.6克。此多种配方,皆分研细末,装入胶囊,随汤药分两次送服。镇惊熄风,常以琥珀抱龙丸,太乙玉枢丹各O.6克,薤白头1.5克,研细末,装小胶囊中匀二次送下;妊娠恶阻,饮水即吐者,以明矾、食盐各O.3克,装入胶囊内服用,呕吐酸苦水者,以白蔻仁0.6克,枯矾、食盐各0.3克,装入小胶管内服用,食后上泛者,落水沉香O.3克、白蔻仁O.6克、食盐O.3克,共研细末,装入小胶管内同服。其中食盐以用大粗盐研细为好,精制盐、再生盐不用。因这两种盐服后舌根有涩感,不舒服,食盐不要炒用,如炒成胡盐,服之坠气。泄泻者,常用上上落水沉香末二分(即质量好的沉香)、白蔻仁二分,同研细末后,装入胶囊,随汤服下。又凡口中粘腻苦涩者,可用莲子心,沉香,食盐各一分,装小胶囊吞服效好。由此可见,其配方 十分灵活,视病情而定,可谓变通有方,圆机活法。 喜用曲类。如沉香曲、范志曲、霞天曲,治疗肠胃病应用曲类自不待言,对一些杂病的恢复期,善后调理时尤多于方中加入曲类药物,意在振奋胃气,开胃进食,增强体质。 善用药物鲜品。常用鲜藿香、鲜佩兰、鲜枇杷叶、鲜菖蒲、鲜荷叶、鲜佛手、鲜西瓜翠衣、鲜芦根、鲜柠檬皮、鲜竹叶、鲜煨姜等。鲜品有干品不可比的优点,一些轻宣疏解药物,鲜品芳香之气较大,取其芳香化浊之力较强。鲜品其植物精汁尚较丰富,汪逢春先生认为暑温证及温病滋阴尤以鲜晶效佳。 成药入煎剂。中成药取其适量入煎剂同煎煮,既可以起到协同或佐药的作用,又可以弥补单纯汤剂的某些不足。用汤剂以解决主要矛盾,丸药入煎可解决次要矛盾,有主有从,并行不悖。常用入煎中成药有:越鞠保和丸、香砂六君子丸、枳术丸等,不一而足。 注重医德,从不宣传自己 汪逢春先生注重医德,对于同道不贬低,不攻击。尝遇病人经前医治疗不效者,也积极想方设法扭转病势,一旦无望,也不发怨言,不找借口推卸责任。他尝说,如怨天尤人,自我吹嘘,等于自我报复,结果必将一败涂地。 他从来不宣传自己,即使《泊庐医案》之刊行,也是“务求其实用,毋事虚饰”。将“普通门诊所录方案之有效者,略分为内、妇、儿三科,简单分类,以便仿阅。”“意在存真,非为立言着说。”他从不登广告。记得曾有一学生登汪先生去某地出诊的广告,他知道后非常恼火,对该生严加申斥,并告之以后绝不可如此。他说,我个人是不主张自我宣传的,至于技术高低,群众会给以正确评价的。 汪先生严格要求学生,虽已考取执照,有的仍不许其挂牌开业,需要再现察一段时间,并嘱其小心从事,遇有疑难多向别人请教,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定期指导学生,讨论病例,不分中西。在西河沿行医时,每逢月之初一、十五则停诊,讨论病例。凡遇疑难大症,有时也邀著名西医刘士豪、方石珊、汪国桢一起讨论研究,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很能接受新事物,平时妇科会诊常请林巧稚、田凤鸾,皮科请赵炳南,他常说不能抱残守缺,孤陋寡闻。 定期举行同砚小集,地址在椿树三条荀慧生宅。每周一、三、五讲课,听讲者达二十余人。讲《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及《医案分析》等。他最佩服清·徐灵胎,认为其文笔犀利,脉案清爽,可师可法。 指导学生到西鹤年堂看标本、实习制药过程;到窑台去看锯鹿茸,天坛复泰参茸庄去看制茸。他常说,自古医药不分,医生必明药物制法,这样才能心中有数。什么叫酒炒当归、吴萸制黄连,前胡为何用麻黄水炙等,明乎此,临证时才能得心应手。 汪先生一生信佛,喜读书,二者常结合在一起,自来京住在江苏会馆起,题书斋曰“五斗斋”。每早五时起床,即读佛经、打坐(气功)、读医书。每天食饮定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毫无痛苦。一生中收藏图书甚丰,且喜爱古玩字画,故后书籍归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生前曾与庞敦敏(细菌学家)、韩世昌(昆曲家)等有诗文酒会的组织,每逢生辰、忌日举行,一方面 消遣,一方面讨论交流对时事的看法,这是一种民间的爱国行为。当时政府在公共场所均悬有“莫谈国事”字条,而一些爱国忧民有志之士,均利用各种机会聚会交换意见。如一九二九年对付汪蒋政府取消中医的斗争,也是利用这种形式发起的。 他有子名孟涵,虽不以医名,但为文史界知名之士,生前供职中华书局为编审。 他的弟子很多,现尚健在者有吴子桢(原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刘少章(北京市第四医院中医院主任)、李鼎铭(北京市中医院妇科老大夫)、李君楚(原宣武医院中医科主任)、李建昌(原东四产院中医老大夫)、王植楷、王华昌(广渠门医院中医老大夫)、谢子衡(原平安医院中医科老大夫)、赵绍琴(北京中医学院教授)等。 谢海洲胡荫奇协助整理

宋慈

宋慈(1186年-1249年),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乡,祖籍河北邢台市南和县,唐相宋璟后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南宋著名法医学家,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 宋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曾任广东、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办案著重实地检验。公元一二四七年著有《洗冤集录》五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广传国内外,对于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在“慎刑”的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 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然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同时打击,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了。想到这一层,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 “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 如何将检验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外,宋慈认为主要取决于为官者。“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是当时统治阶级一直坚守的执政信念。他给今人的启示是:相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言,司法的组织规则更重要。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实体法有什么用呢? 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慈诞生于福建建阳县童游里。祖籍河北顺德县,其祖上曾迁居浙江建德县。北宋时,宋慈的高祖宋世卿从浙江建德县至建阳任建阳丞而家居此地。父宋巩曾任广州节度推官(节度使幕府掌管刑狱的官员),家境小康。宋慈从小受学于父,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朱熹的高弟吴稚,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李方子等名人指教。他重视实践,力求真知。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他进京入太学,深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遂拜其为师。 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中乙科进士,授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县尉,遇父病未赴任。 宝庆二年(1226年)始走上仕途,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典颁文书,办理事务)。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水深火热中,民反和兵乱频频发生。安抚使郑性之慕其有拨乱反治才,延入幕府参预军事。刘克庄饯别宋慈时写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一词。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赣南数百里地方都很混乱,刘克庄在词中不仅希望宋慈尽快平定叛乱,好快点回家。也劝友人不要残酷镇压起义的峒民,而应采取招安的措施,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宋慈听后当场允诺。 后来宋慈参与了平定“三峒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堡饥民,又率兵三百大破石门寨,俘获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任期届满,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聘宋慈为幕僚。 不久,在真德秀推荐下,宋慈又进入福建路招捕使陈韡幕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洲进,且行且战三百余里”,就连久经锋镝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他“忠勇过武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访于宋慈。 因得到陈赏识,绍定四年(1231年),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宋慈得任长汀县令。县境百姓苦于盐价高昂,从海口溯闽江,盐运至长汀,要隔年才能运到。他莅任之初,改从潮洲沿韩江、汀江而至长汀,往返仅3月,大大节省运费。官府将盐廉价出售,百姓无不讴歌载道。 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擅权,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境土日蹙,内政愈加腐败。 端平三年(1236年),同知枢密使魏了翁聘宋慈为幕僚。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他任职邵武军(今属福建)通判,仅及周年,民有余念。次年,浙西饥荒,宋慈奉诏入境,叹曰:"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赋,终闭粜以邀利,吾当其谋尔。"于是实行"济粜法",将人户分为五等;最富有者出存粮半济半粜;较富有者只粜而济助;中等不济也不粜;次贫者半济助;赤贫者全济,济米由官府拨付,停征一半租税。富户不敢违命,贫者得以度过荒年。 不久,他调任毗陵郡守。虽频繁调任,但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佳誉鹊起。 嘉熙三年(1239年)升任司农丞知赣州。次年,提点广东刑狱,发现所属官员多不履行职责,有拘押数年的案犯,都未理清曲直。于是制订办案规约,责令所属官员限期执行,仅8个月,就处理了200多个案犯。移任江西提点刑狱,为赣民作主,严办违法的盐贩。 淳佑五年(1245年),转任常州知州,议重修《毗陵志》,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任满,转任广西提点刑狱,巡行各部,雪冤禁暴,虽偏僻恶溺处所,亦必亲往视察。宋慈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尤其是"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淳佑七年(1247年),任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是年冬,撰成《洗冤集录》。 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听讼清明,决事果断。翌年,升任焕章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他忽患头晕病,仍然参加祭孔典礼。从此委顿不起。同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享年64岁。于次年七月十五日,归葬建阳县崇雒里(今崇雒乡)建阳宋氏祖居地昌茂村。  

杨士瀛

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生卒不详,南宋三山(今福建省福州)人,南宋名医,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习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及历代医学名著研究颇深,在脉学、伤寒、儿科及内科杂病方面有一定成就。 杨氏对内科杂病,从五脏阴阳虚实、营卫气血、脉病顺逆等逐一加以论述,剖析病源,极为详细。他区别不同的病证,据证释方,所搜之方,多载历代诸家有效之方和家传有效之方。 杨士瀛撰有医学著作多部,主要有《仁斋直指方论》、《仁斋直指小儿方论》、《伤寒类书活人总括》、《医学真经》和《察脉总括》等。因其年代较远,其书原版多已散佚,所幸明人朱崇正将前四部重刊,后《四库全书》、《鲍氏汇校医学四种》等也有于部分重刊。故现存著作有《仁斋直指方论》、《仁斋直指小儿方论》、《医学真经》和《伤寒类书活人总括》四种。所撰《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乃总括张仲景《伤寒论》及朱肱《类证活人书》,并参附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成,每条都冠以歌诀,便于后学记诵,其《仁斋直指方论》26卷,融会前人效方及自家经验,据证释方,对内科杂病证治作了综合论述,示读者以规矩准绳。 杨士瀛、苏颂、宋慈和陈修园,近称福建四大名医。他们在福建医学史上,乃至祖国医学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中,后三者专科成就突出,历史地位出众,声名远播,有关他们的专项研究一直在进行,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而对杨氏,大家却知之甚少,相关研究也不足。细究之,并非杨氏医理不精,没有特色,原因大体在于:其一,杨氏为民间中医,当时的身份地位并不高,所以即使医术高明,在医生地位普遍不高的历史中,也很难被引起重视;二者,其所处年代久远,原版著作已有散佚,研究起来颇为困难;三者,宋朝医药书籍颇多,特别是方书,官修民著层出不穷,杨氏学术思想易为其他著作所掩盖;四者,福建地域环境偏僻,交通不便,学术传播受限;五者,杨氏生活于南宋末年,在其出版《仁斋直指方论》(公元1264年)15年后,宋朝就灭亡了,元代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福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受摧残,这些对其学术传播都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俞慎初先生认为杨氏不仅知识全面,医术高明,而且在医学理论的探讨创新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感冒”、“梅核气”等病名最早见于《仁斋直指方》中,并且有相应的治法方药;又如其临证重视气血,提出“气为血之帅”、“调气为上,调血次之”等观点被历代医家所引用;他本人被多次载入不同时代的各种版本中医名医传记中,其学术理论,处方用药也常常被提及,比如在《医学入门》中,李梴将杨氏列为“德医”,并大量引用杨氏著作。

许叔微

许叔微(1079~1154年),字知可,宋真州(今江苏仪征市)白沙人,南宋医学家。曾为翰林学士,成年后发愤钻研医学,活人甚众。所著《普济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书中共收录方剂三百余首,按病种分为二十五门。该书是许氏数十年医疗经验的结晶,采方简要,理论清晰,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著《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类证普济本事方》、《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著书存世较少。此外,尚有《活法》、《辨证》、《翼伤寒论》等书,因久已失传,无从稽考。 元按五年(1090年),因父母双亡,再加屡试不举,遂弃儒习医。南宋建炎元年(l127年),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上门为百姓诊治,十活八九。后南渡居常州,又迁太湖马迹山(今无锡马山)。绍兴二年(l132年)中进士,历任徽州、杭州府学教授及翰林学士,人称许学士。因不满高宗苟安江南及秦桧陷害忠良,退隐乡里,行医济人。与抗金名将韩世忠过从甚密。岳飞被害后,韩世忠自请解职,移居苏州,常渡太湖访许叔微,共抒忧国情怀。许叔微是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他说:“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在其学术思想中较突出的是对脾肾关系的理解,认为肾是一身之根抵,脾胃乃生死之所系,二者之中又当以肾为主,补脾“常须暖补肾气”。这一见解对后世进一步研究脾肾关系和临床座用,很有启发。 许叔微是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他说:“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在其学术思想中较突出的是对脾肾关系的理解,认为肾是一身之根抵,脾胃乃生死之所系,二者之中又当以肾为主,补脾“常须暖补肾气”。这一见解对后世进一步研究脾肾关系和临床座用,很有启发。《伤寒百证歌》,是以歌诀体裁将仲景方论编成100证,以便后学记习,遇有“有证无方”者,就以《千金》等所载之方补上;有议论不足者,多取《巢氏病源》及朱弘、孙尚、孙用和等人言论加以发挥。《伤寒发微论》共22论。第一论列举伤寒72证,详加阐释。第二论以下多为作者心得的零散札记。《伤寒九十论》,每论首记病例症状及治疗经过,加以评论,颇似今日之病案讨论。《普济本事方》是“漫集已试之方及所得心意,录以传远”的著作,按病分为23门,收录300余方;每方首列主治、方名及药味分量,次录治法、服法,后附一二个病例,并加评述。其中关于言气撅不可作中风候、益肾宜用滋补之品以及区别肠风、脏毒、血痔的不同等论点都颇有见地。 许叔微对金元四大家的临证和温补学派的形成也有巨大影响。清代名医叶天士奉《普济本事方》为至宝,视同“枕中秘”;晚清张锡纯则誉之为“海上仙方”。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引述许氏论述、化裁许氏之方每每可见。叶氏治疗杂病的经验、对脾胃学说的阐发、对奇经八脉用药的探讨和久病入络说的提出等卓越成就,大都是汲取许氏的思想和观点发展而成的。叶天士曾赞许氏:“盖士而精于医者也。观其用药制方,穷源悉委,深得古人三昧。苟非三折肱,良不易辨。盖其心存普济,于以阐发前人之秘,以嘉惠后人者,厥功伟矣”。 1143年,64岁的许叔微,将“已试之方,及所得新意,录以传远,题为《普济本事方》”,全书10卷,为23门,包括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心小肠脾胃病,肺肾病等脏脏常见病,及其他内科杂病,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伤寒时疫,旁及针灸,靡不悉备,每门分列数证,证下系方若干,共收录330余方,每方均简述主证、病因、病机、用药、炮制及服法,或载医论、病案、灸治、煨治法等内容。是书文字简明,辑方切于临床,为许氏多年“刻意方书”所积累的验方汇编,书中用医案医话形式写就论证73则,见解精辟,如认为惊悸多魇,通夕不寐症属肝不藏魄,不治心而治肝;对阴毒证由浅入深分为始得、渐深、沉困三候,以正元散、玉女散、灼艾脐中等方药分治;言气厥不可作中风候;益肾宜用滋补之品;治积以所恶者攻之,以所喜者诱之,对积证依病情分为酒、肉、血、气、水、涎、食七类,分别治疗;鉴别肠风、脏毒、血痔之不同的论点皆颇有见地。取名“本事”,意其所记皆为亲身体验的事实。此书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专书,在当时的医药界起到了振衰继微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该书许多方为后世医家吸取或借鉴,如治疗中风的豨莶丸被《寿世保元》、《兰台轨范》、《成方切用》等书收录;治疗肠风的槐花散流传至今,已成为治疗痔疾的名方。 1149年。许叔微70岁,已是桑榆之年,仍手不释卷,不废耕耘,将平生运用经方的案例整理编撰成书,定名《伤寒九十论》,书中选择了九十个不同的伤寒病案,记载详细而真实,包括了十一例死亡病案,每例之后以《内经》、《难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等医籍为基础,结合个人的见解加以剖析;案案皆用仲景法,又灵活变通,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如治热入血室用小柴胡加地黄汤;用大柴胡汤治二阳合病;主张大黄为伤寒之要药,生用有力,不需酒洗;论伤寒慎用丸药;桂枝汤中的赤芍白芍辨等论皆高出前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书中提出“十剂”的方剂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是许氏研读《伤寒论》并实践于临床的经验总结,既裨补仲景,又启迪后学。后世的《经方实验录》即仿此例。它不仅仅最早的伤寒医案专集,也是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是书在医案学发展史上以及仲景学术临床应用方面均有不容忽视的开创意义。 许氏的《百证歌》、《发微论》、《九十论》奠定了其在伤寒学术领域的地位,被后世尊为经方派的代表、清·陆心源“重雕元刻伤寒百证歌发微论叙”称:“宋时为其学者有成无己之注、李柽之要旨、王宝之证治、韩袛和之微旨、庞安常之总病论、朱翼中之活人书、钱文礼之百问歌,虽皆各有所长,而知可之书,为最能得其意,”又称“发微论探微索颐,妙悟神通,于以叹知可之学之深且邃,非薄技偏长执一是之见者所能及也”;清·徐彬曾有“古来伤寒之圣,唯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唯许叔微为最”之语;清·俞震在《古今医案按》赞曰:“仲景《伤寒论》,犹儒书之《大学》、《中庸》也,文辞古奥,理法精深,自晋迄今,善用其书者,惟许学士叔微一人而已,所存医案数十条,皆有发明,可为后学楷模。”

陈师文

陈师文,生卒年不详,宋代医官,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朝奉郎、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精于医术,与裴宗元齐名。 大观年间(1107~1110),陈师文等建议朝廷修订方书。不久宋徽宗诏准这一请求,并施陈师文、陈承、裴宗元等对和剂局配方进行校订。陈师文等多方搜集资料,严格校订,“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成《和剂局方》(全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5卷,对后世影响极大。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中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此书最初为“熟药所” (国家药局前身)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属太医局,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 此书由陈师文、裴宗元等人奉敕整理,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全书共10卷,分为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经数次增补,载方由297首增至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制剂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合适成药。 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中医临床常用,如三拗汤、华盖散、藿香正气散、至宝丹、苏合香、四君子、四物汤、逍遥散等。该书既是官药局的制剂规范,又成为推广成药的途径。这些成药的流行对杂病的治疗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董汲

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著有《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脚气治法总要》2卷。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一卷。 董汲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年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 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获奇效。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济。  

杨介

杨介,字吉老,生卒年不详,泗州(江苏盱眙)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为太医生。杨氏治病每多奇效。相传宋徽宗苦脾疾,即以理中汤冰煎获愈,当时运气学说盛行,杨氏却反对根据运气巡方用药。 崇宁年间(1002~1063)泗州处决犯人,郡守李夷行遣医生及画工解剖胸腹,察验脏腑,并一一绘制成图。杨介取此图参校古书,又取烟萝子所画,整理订正益以十二经图,撰成《存真环中图》(又名《存真图》)一卷,可借已佚。 杨介自幼聪明,举孝廉不就,立志学医,悬壶济世,成为一代名医。 据文献记载,杨介虽不是皇家御医,却给皇上看病,上至皇帝、士大夫,下至普通黎民百姓,凡遇上棘手的疑难杂症,都会想起这个民间神医,连御医都治不好的病,到他手上便药到病除。一生为无数患者解除病苦,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杨介诊病疗疾的传奇故事。《盱眙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有一年夏天,为驱除炎热饮冰解暑,得了个脾脏方面的疾病,宫中的御医按正常治疗方法,让他服用理中丸。但用药多日,始终不见效果。徽宗这位皇帝老儿寝食难安,心急如焚,整个后宫为之焦虑。后闻泗州有个杨介,便派快马到泗州召杨介去东京为他复诊。杨介到后宫一看,徽宗被病魔折腾的苦不堪言,查明了病因后,仍使用理中丸,以冰煎服,立马痊愈。只这简简单单的一着,就让这位“万岁爷”从病苦中解脱出来,并很快能处理国家大事。杨介此举在东京汴梁可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楚州杨立之任广州通判。任满归楚,喉咙生痈,红肿溃烂,脓血如注,茶水不能进,觉也睡不好。多方求医问药,都没有什么好办法。适逢杨介来楚,杨立之两个儿子看父亲久病不愈,十分不忍,便亲自去邀请杨介到家为其父看病。杨介随杨立之儿来到府上,熟视良久,并不去把脉,只是轻轻松松地对杨家人说:“不须看脉已得之矣。此疾甚异,须先啖生姜片一斤,乃可投药,否则无法”。杨家人一听这话,面有难色,心中之话:杨介,你小子不会是糊弄我们家吧,这喉咙中已经浓肿溃烂疼痛难忍,怎么能火上浇油,再食这辛辣的生姜呢?当时这位通判大人杨立之还算沉得住气,没有怀疑杨介的话,对家人说:“吉老医术通神,言必不妄,试啖我”。家人听杨立之发话了,才按照杨介的吩咐取过一斤生姜,洗净,家人虽动刀切片仍不踏实,切一片,杨立之拿来送入口中咀嚼,开始时,只觉得生姜味道甘香,愈嚼愈觉得舒服,好吃。就这样切着吃着,吃到半斤时,喉中疼痛渐止,家人不停地切,杨立之就不停地吃,姜切完了,他也吃完了,将好一斤数。这时候,他才感觉生姜的辛辣味,再给他吃饭粥,入口已无滞碍。至此,杨大人完全康复了。第二天,杨立之召吉老谢而问之,杨介对他说:“你在广州做官,那南方多鹧鸪鸟,平时你必多吃鹧鸪,而鹧鸪喜食半夏(一种中草药),久而毒发,所以我用生姜制之,今病源已清,不须再服用其它药物了”。俗话说,偏方治大病,平平常常的生姜吃好了杨立之的喉痛,杨家及邻里都觉得很是神奇。杨立之的全家更对吉老感恩不尽。 有一富翁的公子突然患上一种怪病———在他眼中,所有正物皆以为是斜的。家中的书桌椅子之类本来摆放的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有条有理。他看了不顺眼,非让家人重新挪移令其斜位,惟如此他才以为正。在他家中连书写尺牍都是斜的。这位富家子弟的毛病,让父母十分忧虑,俗话说病急乱投医,为此家人遍访名医高手,远处的,近处的,全找过了,这些医生到他家一看,都束手无策,弄不清是得的什么病,更不消说下手治疗了。一日,富翁的一位乡邻跟他家人说:“不妨请杨吉老先生来看看,或许有好办法呢”于是,富翁亲自带领儿子登门请求杨介为儿子诊治。杨介望闻问切后心中有数了,并令其父先归,留下其子在杨家。杨介吩咐家人摆下一桌酒菜,并找人陪他喝酒,席中杨先生不断酬劝这个小子开怀畅饮,一直让他喝的酩酊大醉,方才罢饮。酒后,杨介既不开药方,也未动针。而是将他扶起坐进一顶大轿,邀8个人抬着,让抬轿人走起来不停地旋转颠倒,轿夫们抬着患者,颠颠转转,久之,再令他坐塌而卧,一直睡到天明,患者也醒了。杨介叫人送他回家。这小子到家后,看家中以前斜视之物都让理正。这一饮一醉一颠一转病好了。其父母十分高兴,问杨介是如何治好了儿子这个怪病的。吉老云:“令嗣无他疾,由于喝醉酒,没有正形,醉中摔倒,倒肝之一叶搭于肺上不得下,故视正物为斜。令复饮之醉,则肺胀,辗转之间,肝不下垂矣,药安能治之哉!”杨介治好了这个富翁儿子的怪病,富翁还拿出重金酬谢。 杨介在泗州盱眙间行医创制了一种“都梁丸”专治伤风头痛,具有神奇的疗效。有一个叫王定国的人病风头疼,至都梁(今盱眙古称)访求名医治疗,杨介收治,连进三丸,病痛立即消失。王定国感到神奇,恳求其方,杨介告诉他“则用香白芷一味,洗晒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嚼一丸,以茶清或荆芥汤化下,即可祛病”。因在都梁境内得丸故名“都梁丸”。 1997年版《辞海》2880页载,杨介,泗州人,工医。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编绘《存真环中图》。据文献记载,此图内容有食道、胸腹腔、内脏、血管、横隔膜等各图,并有详细文字说明。原书已佚,但元代孙焕《重刻玄门脉识内照图》保存了杨介编绘的图谱,如内脏(正背面)肺侧图,心气图,气海隔膜图,命门大小肠膀胱图。对我国古代人体解剖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据宋史记载,这位传奇名医有《四时伤寒从病论》六卷,可惜这书也已佚。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介绍杨介,说张耒是他的娘舅。张耒字文潜,江苏淮安人,北宋著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时任泗州临淮主簿。舅甥间过从甚密。张耒不仅器重这位贤甥的医名,而且常以诗词相赠,所以,杨介医名远播与当时的文人骚客的诗词文章不无关系。

钱乙

钱乙,字仲阳,宋代东平人,约生于北宋仁宗至徽宗年间(约公元1032~1113年),享年82年,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家。钱氏治学,当初先以《颅囟方》而成名,行医儿科,曾治愈皇亲国戚的小儿疾病,声誉卓著,被授予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院丞,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钱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当时著名医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言不为过。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 钱乙,字仲阳。生于公元1032年,卒于公元1113年,他本来和吴越王钱俶有宗属关系,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人。 钱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小儿药证直诀》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氏专业儿科四十年,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1114年,他的学生阎季忠将他的理论、医案和验方加以整理,编成了《小儿药证直诀》,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钱乙是北宋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六味地黄丸为补阴代表方,原名地黄圆(丸),最早见于北宋钱乙之《小儿药证直诀》。 主要经历 钱乙的父亲钱颖精于医道,但特别爱喝酒,又喜欢外出旅游。有一天他东游海上,便没有再回来。那时钱乙才三岁,他的母亲在那以前已经去世了。 钱乙的姑妈出嫁到姓吕的医生家里,因为可怜他是孤儿,就把他收为义子,并且长期教他学习医术,又将他父母亲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哭了一场,请求出门去寻找他的父亲,前后一共往返了八九次,总共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父亲接回家来,但那离父亲出走已经三十年了。乡亲们对此感慨万千,写诗赞颂此事。他对待吕医生就象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吕医生没有儿子,死后钱乙为他装殓埋葬,并穿孝服为他守丧。 钱乙原来就有羸弱的老毛病,他经常按自己的意念来治疗。后来病情加剧,他叹息着说:“这种病就是‘周痹’啊,如果侵入内脏,就会死人的。我大概是要死了吧”。不久他又说:“我可以把病转移到手、脚上去。”于是自己制作药剂,日夜饮用。他的左手和左脚便突然间卷曲不能伸展了。他高兴地说:“可以了!”他的亲朋好友到东山去采到了比斗还大的茯苓,他就按医方上的方法服用,直到把它吃完。这样他虽然半边手足偏废不能用,但却骨节坚强和健康人一样。后来他以有病为理由,辞官回家,再也没有出过门。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钱乙的“保养养生”法,被后代证实是科学而有实效的养生方法。钱乙曾说过:“欲得小儿安,常要三分饥与寒。”就是说,小儿脏腑娇嫩,消化吸收功能还不健全,保持七分饱,脏腑就不容易受损,孩子不愿意吃饭,不必追着喂饭,孩子饿了,自然有吃的意愿。小儿元阳充足天性好动,如果衣服过暖,容易出汗受凉,导致伤风感冒,因此,让小儿处于“七分暖”的环境中,不容易患咳嗽、哮喘等病。 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幼小儿童还不能语言,即使能语言的儿童,亦往往词不达意。钱乙通过四十余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出了小儿的生理特点,并逐步摸索出一整套诊治方法。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钱乙博览群书,深通古代五运天气。青年时常夜宿东平王墓,观察气象,至“逾月不寐”。老年后更是手不释卷。不因医高才广而有丝毫懈怠。他这种高尚的医德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的。

苏颂

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字子容,原籍福建路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同安区),后徙居润州丹阳县。北宋中期官员,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苏颂出身闽南望族,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第,授宿州观察推官。此后长期在馆阁供职,广涉古籍,留心医学。嘉祐六年(1061年)后多次出知地方,治绩斐然,并两次出使辽朝、三任馆伴使。宋神宗时曾参与元丰改制。宋哲宗即位之初,历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丞,元祐七年(1092年)拜相。他执政时量能授任,务使百官守法遵职。同时不立党援、以礼自持,故能于哲宗亲政后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徽宗时进拜太子太保,封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颂逝世,终年八十二岁。获赠司空。后追封魏国公。宋理宗时追谥“正简”。 苏颂于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及算法、地志、山经、本草、训诂、律吕等学无所不通。他领导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被称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廉静自守”  ,专心校正编撰古籍,由此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接触药物学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年)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补注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嘉祐二年(1057年),苏颂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 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本草图经》。 《本草图经》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苏颂提出了六项原则。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了《本草图经》21卷。 《本草图经》在前代药图散佚殆尽的情况下诞生,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本草图经》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甚细。”使后人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本草图经》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 《本草图经》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如: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本草图经》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本草图经》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本草图经》是当时最新最全的药物志和药物图谱,明人李时珍推崇它“考证详明,颇有发挥”。 《本草图经》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苏颂)在1061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

朱肱

朱肱(1050—1125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周密《齐东野语》载曰:“肱,祖父名承逸,为湖州孔目官。父名临,字正夫,皇佑元年进士,官至殿中丞。兄名服,字行中,官至集贤殿修撰。弟名彤,以学问道德著称乡闾”,朱肱则于元佑三年中进士。朱氏堪称儒学世家,里中称之为“一门三进士”,即临、服、肱三人也。 朱肱中第后曾任雄州(今河北保定)防御推官、邓州(今河南南阳)录事参军、奉议郎直秘阁等职。曾因上谏言“灾异”,并陈诉当政时弊,触犯曾布而罢官,乃隐居杭州大隐坊,究心医学。自《内》、《难》之后,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始订定辨证论治的规范,但乏人进行系统研究,肱则潜心研读《伤寒》,提问析疑,“考古验今,首尾二十一年”,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著成《无求子伤寒百问》,刊行首部专著问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复经修补,增为二十卷,并更名为《南阳活人书》。当时朝廷大兴医学,“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师,起肱为医学博士”,乃于政和四年负责朝廷医药政令。 政和五年,肱又因“坐书苏轼诗”,贬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复职朝奉郎洞霄宫。史载其由达州返京途中,经洪州闻宋道方之医名,乃携《活人书》求教,经“指驳数十条,皆有考据,肱惘然自失”,返京后重作修改。故《活人书》重刊时,“附记”即有“乙未秋,以罪去国。明年,就领宫祠以归”之记录。其医学著称,还有于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取嘉佑中丁德用“左右手足井荣合原”及石藏用画“任督二脉、十二经注”、杨介画“心、肺、胆、脾、胃之系属,大小肠、膀胱之营垒”,校其错误,补以针法,著《内外二景图》三卷。 《活人书》 原名《伤寒百问》,又名《南阳活人书》、《类证活人书》、《无求子活人书》等,成书于公元1108年(北宋大观二年)。全书共二十卷,卷一至卷十一,以问答为体例,论述经络、脉穴,剖析伤寒的各种证候;卷十二至卷十五,详释仲景《伤寒论》一百一十二正方;卷十六至卷十八,采撷《外台》、《千金》、《圣惠》等各家一百二十六杂方;卷十九至卷二十,兼论妇人、小儿伤寒病证及方药。全书学宗仲景,参合各家,首倡以经络论六经方证,提出“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强调脉证合参以辨病性,对仲景学术颇多发挥,是《伤寒论》研究早期较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朱肱于1118年在他的著作《重校证活人书》中绘制了6幅“经络图”,把经脉循行文字以图的形式予以展示。虽然它是以杨介《环中图》为主要绘制依据,但因论述经脉循行的早期文献,如《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书的现存本中都未见到经脉图,而杨介《环中图》长期以来也未见其宋刊本,所以朱肱绘制“经络图”在针灸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经脉图的传承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使得经脉循行有图可依,不仅为后人学习、理解经脉循行提供了形象、直观的史料,也对后世绘制经脉图提供有有益的借鉴。同时,从现存之“经络图”来看,朱肱的《内外二景图》和《活人书》“经络图”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世“经络图”,在整个“经络图”的源流演变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朱肱治伤冷从经络立论。着重六经方证的定位与定性题目的阐发,指出鉴别诊断的重要性。对伤冷脉法颇有研究,他并憾于“仲景证多而药少”,采取后代诸方补而备之,其对《伤寒论》的整理和阐释有重要的贡献。 朱氏研究《伤寒论》别开生面的以方类证,详述方药的加减之法。他主张遣方用药应方证相合。将药合病。灵活加减,不可执方疗病,并主要着眼病机增损方药。这是其高人一筹之处。朱肱深感《伤寒论》所载证多药少,以为“仲景药方缺者甚多,至如阴毒伤冷、时行温疫、温毒发斑之类、全无方书”,因此他从《外台》、《千金》、《圣惠》等书中,选录方剂100余首。补而备之,大大丰富了伤冷方药的内容,其所补充的方剂对后人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他熟悉到妇人与小儿的体质特点,提出妇人伤冷与小儿伤冷遣方用药的留意点,以及对阴毒伤冷的很多阐发,均是仲景所未备。通过朱肱对《伤寒论》内容的充实和发展。无论是研究阴冷证或研究温热病的医家,都受到很大启发。 朱肱不但医理精通,并且临床经验亦非常丰富。《泊宅编》曾载其在邓州长时“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视之,曰:小柴胡证也,请进三服。至晚,乃觉满;又视之,问所服药安在?取而视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制剂,谓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之曰汤,所以入经络,攻病取快。今乃为散,滞在膈上,所以胃满而病自如也。因依法旋制,自煮,以进二服,是夕遂安”。 朱肱的著作在宋代即扬厉于世,达到“至知有活人书,而不知有长沙之书也”,清代医学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评曰:“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其友人张蒇将华佗赞扬仲景“活人”之语,用以名朱肱之书,正是名至实归。朱肱在伤寒领域的成就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 朱肱治伤寒有较高造诣。他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用“经络说”解释六经方证发生与演变的机理;主张脉证合参辨别病证表里虚实阴阳的性质;夸大病证的鉴别诊断,熟悉到辨病与辨证相辅相成,并开创了以方类证,以证论方的先河;指出遣方用药须方证相合,将药合病,灵活加减。不可执方疗病。同时还大量补充了仲景方药等。朱氏能融会贯通《伤寒论》的精义,深进浅出地阐明其理法方药,使之明白易晓。推广使用,并知其所长,补其不足,为发展仲景学说作出了一定贡献。

庞安时

庞安时(约1042~1099年),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被誉为“北宋医王”。庞安时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安时(约1042~1099年),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 庞安时兼收并蓄,颇有心得,而尤精于《伤寒论》,以善治伤寒名闻当世,苏轼曾赞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时人有“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之称。 庞安时年方20岁时,医名就传遍江淮间。他性喜读书,即使寒暑疾病也不释卷,听说大有异书,便如饥似渴地购买。他生平讲侠义,也爱斗鸡走狗击球、博奕音乐等等。他为人治病,不分贵贱,招待住食,尊老慈幼,就像是病在自己身上一样;其中不治者,必定如实相告,不再治疗;病家持金来谢,也不尽取,其医德高尚可称。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主对集》、《本草补遗》,因年代久远,这些医学著作现在大多遗失,仅存着一部《伤寒总病论》。 在学术思想方面,庞安时既精于伤寒,也熟谙温病,内妇儿科,皆有研究;是一位拥有广泛实践经验的医家,其于伤寒与温病尤有发挥。 庞安时对伤寒治疗,虽宗仲景法则,而善于灵活变化,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治,在治疗上也有不少宝贵经验,丰富了伤寒病的治疗方法。 庞安时治伤寒是从病因、发病着手,强调体质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广义伤寒的病因是“寒毒”,而天行温病则由“异气”引起,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指出温病中以温毒最为重险,对温毒五大证的治法遣方颇具特色,其重视预防的思想,也实为可贵。不仅如此,其高尚的医德也是可取的,为医药界树立了典范。

唐慎微

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佑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唐慎微虽是“深于经方,一时知名”,但决不因此恃才傲物,作风非常朴实,为人治病诊断处方仍很谨慎。他终生热爱医学事业。不为官禄所动,当他完成《证类本草》的编著之后,尚书右丞蒲传正准备给他请官,唐慎微坚决的谢绝了,仍然埋头于他的医业。后来还把他的两个儿子和—个女婿都培养成为精通医理的名医。 据同乡宇文虚中的回忆,元祐年间,在他还是儿童的时候,家里有位长辈患有非常严重的风毒病,请唐慎微治疗后很快就好了。但是,唐慎微指出,这病在一定的时候还要复发,可能仓促发作一时难请医生,于是预留方药,嘱咐他家里的人在某年某月旧病复发时,将预留方药启封如法治疗。果然,到了唐慎微预定的时间,宇文虚中那位长辈的病突然复发,家里人赶忙取出唐慎微预先留下的方药并依法救治,经过半月的时间就痊愈了。 《证类本草》共三十二卷,六十余万字,是我国宋以前本草学集大成之著作。问世后,历朝修刊,并数次作为国家法定本草颁布,沿用近五百年之久。 该书使我国本草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除收载药物齐全外,还记载了药物性能功效、应用方法、药物来源、栽培训养、药材鉴别、泡炙制剂等方面的知识。另外,《证类本草》中,收录了仲景以来至北宋时期如《雷公炮灸》及《唐本草》 、《食疗》等系列历代名家的方论、民间验方和自己的临证验之有效的处方,共三千余条,分别附于有关药物之下,便于医生在学习时使用。唐氏以此收载药房,开创“方药对照”研究之先河。成为后世本草学著作编写的范例。 《证类本草》规模巨大、内容详博、药物众多、方药并举,集宋代以前中药学成就之大成,是一部研究中药学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对后人在现代中医药健康养生领域研究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慎微在《证类本草》中,不仅合并了宋代掌禹锡的《嘉祐本草》和苏颂著的《图经本草》的全部内容,而且旁征博引,精细考察,采用“图文对照”形式,辑录了宋以前各家医药著作,从而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医药文献。《神农本草经》、《本经集注》、《新修本草》、《炮炙论》、《开宝本草》、《海药本草》等已散失的珍贵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都依靠《证类本草》得以保存下来,利于后世辑复。 《证类本草》载药1580种,其中新添药物就有476种,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该书对药物形态、真伪、炮制和具体用法等药物知识,兼收并蓄、汇编一体,使人开卷了然。 《证类本草》除引用《神农本草经》等历代本草医书外,还广泛搜集了古代的经史、笔记和文集等有关药物的记载,故后世已经失传和散佚的古书,也可从其引文中略窥便概。 《证类本草》重视药材道地,所记道地计有144名,较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所记的“其出药地凡一百三十三州”情况有所发展。慎微为四川人,故对四川道地药材记载尤为详实,如戎州(今宜宾市)产巴豆;梓州(今三台县)、龙州(今平武、江油县)产附子、川楝子、猪苓;茂州(今茂县)、眉州(今眉山县)产独活、升麻、决明子、使君子等。 王筠默在《浙江中医杂志》1980年第4期择文说:“该书摘录古代文献十分慎重认真,详实完整记录原著,从而保留下很多古书的原始面貌,使千百年后的读者在古代文献大量散失的情况下,仍可籍以了解有关原文,益觉珍贵。因此其文献学的价值远远超出其后明清时代其他本草学著作。” 唐慎微与《证类本草》 唐慎微(公元1056~1093年),字审元,成都华阳人,北宋蜀中著名医家、药物学家。唐出身于医学世家,对经方颇有研究,宋哲宗元祐年间,他应蜀帅李端伯的召请,到成都行医。唐氏诊病时,每每述说症候不过数言,而用药则精准效验,当时就是一位极受人爱戴的名医。 唐氏对医药的最大贡献是:他完成了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药学专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这是一本北宋药物学集大成之著,全书31卷60余万言。 在此书以前,北宋政府已先后编修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药书。其中《嘉祐本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增补了50余种文献中的药物资料,取材精审;《本草图经》则反映了嘉祐年间全国药物大普查的丰硕成果。但此二书独立成书,不便检阅,于是唐慎微将其融合,又从240余种医药及经史百家书中补充摘引了大量药物资料,使《证类本草》囊括了北宋以前主要本草的精华。像《雷公炮炙论》、《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重要药学著作中的许多内容被保存在《证类本草》中。另外,唐氏还从80余种方书中引录了方剂数千首,其中包括不少今已失传的医方书。唐氏能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做到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证类本草》收载药物1558种,新增药物达476种,如灵砂、桑牛等皆为首次载入,多附药图,查阅时有按图索骥之便。唐氏治学十分严谨,在编撰时,对其药物主治等方面,他既详加阐述与考证,说明药物的采集、炮制方法和主治功能,又在每药之后附载有关方剂,便于对照使用,临床价值也高。他还首创了沿用至今的“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集书传所记单方,附于本条之下,殊为详博”,其写法也被后世本草书撰写者所沿用。此书自刊印后,屡经政府多次增补,并作为国家药典而颁行全国,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还传至朝鲜、日本等,对促进中外医药交流做出了贡献。(蒲昭和 成都中医药大学)

王惟一

王惟一,或名惟德,北宋医家,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籍贯不详。王惟一历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医官,仁宗时为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 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皇帝命令,纂集旧闻,订正廖误,考订针灸著作。他按人形绘制人体正面、侧面图,标明腧穴的精确位置,并搜采古今临床经验,汇集诸家针灸理论,着成医书3卷,共载腧穴657个,采用按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穴排列方法,既使人了解经络系统,又便于临证取穴需要。 仁宗以为“古经训诂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0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仁宗下令将一具置于医官院,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两具针灸铜人均仿成年男子而制,躯壳由前后两件构成,内置脏腑,外刻腧穴,各穴均与体内相通,外涂黄蜡,内灌水或水银,刺中穴位,则液体溢出,稍差则针不能入,因而可使医生按此试针,以供教学和考试之用。王氏前所撰针灸著作也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后世宋铸铜人丢失,对其去向,说法不一。据传,一具流入襄阳,后来由“赵内仲归之内府”。属何“内府”,尚需考证。另一具,《元史》称“此宣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则这具铜人是贡品,与一般所说金人南侵时曾掠其一而去,到元代又从金人那里夺回的说法不一。 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视铜人为国宝。《元史·方技工艺传》详载了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的经过。至元二年(1265年),新像修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精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受到世祖嘉奖并赐官。 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铜像因年久失修,昏暗难辨,下令重铸铜人模型,以代替宋铜人。至此,这一座宋铸铜人的下落,亦趋于不明。 明清两代,公私铸造铜人很多。现存于世的,大多是明清两代所造,包括流传于国外的。日本帝室博物馆藏有一具大型铜人模型,有人认为这就是宋铜人。但是,据亲眼目睹这铜人的人描述,这铜人为“二个断片缀合组成”,而不是“背面二器相合,浑然全身”,故不能“中实以汞”。其腧穴名称于鎏金书写的,而不是镶嵌“错金而书穴名于旁”。据此,可以断定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的这具铜人,绝非宋铜人。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负责,将全书内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 宋代,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图经》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建成“针灸石壁堂”(1042改称“仁济殿”)。 元代至元(1277-1294)或元贞(公元1295-1296年)年间,将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1445-1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劈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 1965年至1971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为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刘通讳使然。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看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 《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

刘翰

刘翰(生卒年不详),沧州临津(今山东宁津)人,五代、北宋时期名医。 刘翰出身中医世家,曾做过护国军节度使巡官。后进献医书,被周世宗任命为翰林医官、卫尉寺主簿。周亡宋兴,刘翰地位更进一步,历任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尚药奉御、检校工部员外郎、翰林医官使、检校户部郎中。主持编纂了《开宝本草》。后因给滑州守将刘遇治病误诊,被贬为和州团练副使。数年后复出,重新担任尚药奉御、翰林医官使。 刘翰出身中医世家,世代研习医道。刘翰最初担任护国军节度使手下的巡官(节度使的僚属,位居判官、推官之次)。 显德元年(954年),周太祖郭威驾崩,晋王柴荣按遗命在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周世宗。柴荣励精图治,招揽天下人才。刘翰于显德(954年~959年)初期,赶赴京都汴梁,到朝中献上祖传的中医秘笈《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体治世集》二十卷。周世宗十分高兴,下诏嘉奖他,还任命刘翰为翰林医官,他所进献的医书也被交到史馆珍藏、研究。不久,刘翰又加官为卫尉寺的主簿。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建立宋朝,改元“建隆”。刘翰在新朝继续任职。 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后周昭义节度使(治潞州,今山西长治)李筠举兵反宋。宋太祖赵匡胤下诏亲征,刘翰受命随御驾北行。平叛归翰之后,刘翰被加封为朝散大夫、鸿胪寺丞。 赵匡胤登基之后,讲求治道,事事都要核实,所以方技(医术、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相术等)之士定要精通本职。乾德(963年~968年)初期,赵匡胤命太常寺(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考核翰林医官的技艺,因为医术不精被贬退的医官达二十六人,刘翰则被为优。此后,赵匡胤又下诏命各州查访医术优秀的人,一旦找到就登记他们的姓名,并衡量距离京城的远近赐给他们路费,送他们到京城来,在他们所过之处命官府供给食物。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患病,赵匡胤下诏命刘翰和马志前去晋王府为赵光义诊视治疗。经精心调治,二人治好了赵光义的病。晋王病愈之后,刘翰升调为尚药奉御,并得到银器、缗钱、马及鞍勒的赏赐。 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下诏令刘翰重订中医的药典《本草》。刘翰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煦、张素、吴复珪、王光祐、陈昭遇、王从蕴、安自良共同对时过300余年的唐代《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修订,编纂成《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次年,宋太祖再次诏命刘翰马志等人重新修订《开宝新详定本草》。这次修订对原书“颇有增损”。最后成书后全书合目录共21卷,命名为《开宝重定本草》。详定后的《本草》包括的药物有:《神农本经》三百六十种,《名医录》一百八十二种,《唐本草》先附的一百一十四种,有名无用的一百九十四种。 新书编成后,皇上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详细审察后把它献上。李昉等人为新定本草一书做序。 编纂修订《本草》之后,刘翰加官为检校(散官,与正职并存)工部员外郎。 《开宝本草》编纂者成功地制定了严谨的体例,这一体例为宋代其它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首先是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开宝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内容用朱笔抄写;《名医别录》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其次,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而《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则冠以“今按”,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冠以“今注”。这一体例规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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