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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医

美国的中医教育和中国的中医教育有什么不同?

美国中医教育访谈录 主持人:魏辉(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TCMAAA、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副会长兼执行长),黄珠英(全美中医药学会网络信息部部长,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编辑部部长,美洲中医学会学术部副部长) 特邀嘉宾:田海河,陈业孟,巩昌镇,焦望义,王德辉,杨观虎,朱燕中,沈晓雄,黄立新,吴潜智,赵振平,杨冰,刘大禾,杨常青 田海河(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TCMAAA、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会长):大家好,我是田海河。首先感谢魏辉院长精心安排和巩昌镇院长费心引领的美国中医教育访谈节目!感谢今天有这么多美国的中医教育大家的鼎力支持,也感谢群里对美国中医教育非常关心的各位朋友们的积极参与。 近代中医进入美国已经有40多个年头,行业的发展需要以教育为根基,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美国的中医教育也随之得到了促进和提升。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中医学院有六七十所,在校学生七八千人,并且逐渐形成了美国中医教育的特色。本人在担任佛州中医学院教务长和临床培训部主任期间对美国的中医教育进行了一些研究,同时担任美国中医高校联合会(CCAOM)多个专业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很多美国中医教育的讨论,此外,还承担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院校论证委员会(ACAOM)硕士和博士点的评估工作近20年,这些让我对美国的中医教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我认为美国的中医教育受到了中国教育的一些影响,并借鉴了美国职业教育的一些特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深专家们,在很多美国的中医学院里担当着教学的重任,对美国中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大的责任,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观点对美国的中医教育发展能起到一定的影响,期待着听到各位专家的进一步剖析。 第一部分 魏辉:第1个问题,首先请问陈业孟校长,作为ACAOM副主席,你对目前美国中医学校的整体情况能做个简要介绍吗?你们ACAOM评估学校的标准是什么? 陈业孟(纽约中医学院院长、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院校论证委员会ACAOM 副主席):美国中医针灸教育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最早如加州针灸学院等,其实在1969年Samra大学已经开设了中医针灸课程。全美第一个政府批准的针灸学校是新英格兰针灸学校,成立于1976年。经过40多年的发展,获得ACAOM论证,也就是说联邦教育部认可的中医针灸院(系)有56个,遍布22个州。可以这样说,美国的中医针灸教育在中国大陆以外最具规模、最具体系,考试制度、学校论证、执照颁发均已成熟。 目前大多数院系开设硕士文凭的针灸或东方医学课程,作为本行业的准入水平,准入水平的博士(First Professional Doctorate)课程已经开始,黄校长的美洲中医学院是第一个被批准的学校,也就是说学生入学从零开始修学,经过4年学习获得博士学位,这是全美中医针灸教育的趋势,估计10年后整个中医针灸教育都会从硕士教育过渡到博士化,届时针灸师就像脊柱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药剂师等一样,整个行业为博士化教育。除了上述两种准入水平教育外,目前有十几个学校被批准开设DAOM课程,这是硕士后(Post-graduate)的专科博士教育,或是痛症为主、或是妇科为主、或是肿瘤学为主。所以全美中医针灸教育分以上三大类。 硕士课程入学条件为大学60学分(博士为90学分);针灸硕士学制为3年(东方医学硕士学制为4年;DAOM学制为2年、博士学制为4年。 ACAOM是由CCAOM在80年代初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NCCA,三个组织各司其职,NCCA主管考试、CCAOM为学校理事会主管课程设置、ACAOM论证并评估学校的教育质量。ACAOM是联邦教育部认可的唯一针灸与东方医学教育论证机构(去年刚通过联邦教育部审核,指标全部合格,获得5年的批准期)。自ACAOM成立以来,许多美国中医针灸的华裔先贤在ACAOM任职,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纽约中医学院的老校长周杞医师、美洲中医学院的老前辈Stanley Leung、加州的屠英等,还包括洛杉矶的乔艺医生、杨常青博士,刚卸任ACAOM主席的华美中医学院梁思东院长等。目前在ACAOM任职的华裔还有黄立新校长、圣地亚哥的冀棟博士。 论证工作分为学校论证、专业论证两种,由于绝大多数是单纯的针灸学校,ACAOM为这些学校同时进行学校论证与专业论证。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通过区域认证(regional accreditation),ACAOM仅为这些学校的中医针灸课程进行专业认证。论证分两个阶段,院系新成立,首先申请论证预备资格,然后是完全论证资格,完全论证资格期限最高为7年,可根据检查结果而给予不同年限的论证期。当然也会根据违规情况而做出不同的处罚决定,直至吊销论证资格。 除了NCCAOM(或加州CAB考试)考试通过率、在校学生保持率、学生毕业率、毕业学生就业率等一些硬性指标外,ACAOM制定14个标准,包括目的(包括教育目标)、合法组织、管治、行政、档案、招生(包括入学条件、学分转换政策、先修课程等)、质量评定(assessment)、课程设置、教师、学生服务(包括投诉政策)、图书馆与学习资源、学校设施与设备、财政资源、出版物与广告。这些标准指导学校各项工作。 ACAOM主要功能是为联邦教育部掌控学校教育质量,以让学生能过获得联邦学生贷款(Financial Aid)。 巩昌镇(美国中医学院院长、美国中医健康中心主任):我补充一点,美国的一条治理原则是:民有、民享、民治。这条治理原则既适用于国家机构也适用于民间组织。我们的中医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的认证机构ACAOM也是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民间机构,它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但是它服从于教育部机构的认证,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中医学院服从于ACAOM的认证一样。这是美国的特质,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方。 魏辉:第2个问题,美国的中医针灸教育包括哪些方面?各有什么特点?评估一个学校水平高低的指标是什么?是毕业生通过美国全国针灸和东方医学资格鉴定委员会(NCCAOM)考试?还是ACAOM评估?你们学校做了什么确保学校的教学质量? 巩昌镇:在我看来,美国的中医教育包含3个核心要素:技能、交流、职业化。(1)理论基础与中医技能的训练;这些训练体现在教学大纲里,教室和诊所是训练的场所。(2)专业交流与创业本领的训练;体现在学校文化与传统里,西医课程的一个目标就是增加和加强与西医大夫联系和沟通的能力,临床管理课对创业本领的训练应该是一个核心要素。(3)职业水平与道德伦理的训练;体现在临床管理、职业道德的课程里,以及临床实践的过程中。 下面5项指标对评估学校极其重要:(1)毕业学生成功率:这是一个主观指标,但是它反映出毕业生进入行业后生活的意义。(2)学生毕业率:对任何学校这是一项重要指标。这项指标也显示出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3)NCCAOM考试通过率:通过职业考试是毕业生通向专业服务的钥匙。(4)在中医行业就业率:这个指标对于毕业生个人、对于学校、对于整个行业都是重要的。(5)执照考试通过率:这项考试不是每个州都有,但是有这项考试的州,考试通过率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毕业生将在学校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训练转换成服务于市场的技能是很重要的。毕业生在市场上的成功才是检验一个学校水平高低的黄金标准。 陈业孟:确保学校的教学质量,关键是遴选优秀教师,保证教师资格(从事临床或教学5年以上),在纽约中医学院临床带教老师平均具有近20年临床经验。另外,还要定期审阅教学大纲,定期听课,保障教学质量。每学期教师会获得学生评估、行政听课评估两份资料,在每学期的教师会议学习新的教育方法,并利用IT技术如google classroom等,提供平台让学生及时反馈并进行讨论。纽约中医学院正在建立规范教学质量评定体系(assessment),这也是ACAOM新的要求,从每门课、每个课系到整个学校的教学目标,均有清晰的数据来反映教学实际效果,并以此来改进与完善课程设置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焦望义(美国全国针灸和东方医学资格鉴定委员会NCCAOM中医专家委员会主席、华美中医学院博士学位教务长):美国在过去的40年中,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奋斗,建立了中囯大陆之外最完整的、最具规模的中医教育体系。首先,在80年代成立的美国针灸东方医学院校资格认证委员会得到了联邦教育部的认可。其认证的中医针灸学院、大学遍布全国,有50余家之多,他们可以授予中医针灸硕士学位,部分学校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因此,从法律上保证了办学的合法性,为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第二,因为美国移民政策的严格管理、美国自由的学术风气、多元文化的融合、社会经济的繁荣、政策法规的完善等因素,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最优秀的中医人材,这些专家学者在中医学院中均是挑大梁、担重任的师资力量。第三,美国的中医学院以5版教材为主,近20门基础课程的教材都有英文的译本,许多书已经出版到第二、第三修订版。完整的英文版教科书为中医针灸的教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各个人种、族裔都有,因此各种疾病在临床上都可遇到,各家中医学院按照联邦和州法律的规定,都建立了学生诊所,提供了必要的实习条件。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和正规的西医医院合作,建立更大的临床教学基地。第五,由于博士学位的开设,各中医院校也在积极和著名医学院开展中医的科硏合作项目,争取为中医的循证医学打开出路。 王德辉(全美中医药学会内科学术委员会主任、俄亥俄州医学会针灸和东方医学顾问委员会顾问):美国的中医针灸教育是多方面的,我个人认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中医针灸专业教育;(2)中医针灸知识教育;(3)中医针灸西学中教育;(4)中医针灸科普教育。中医针灸专业教育是以培养中医针灸人才为目的的教育。它包括中医学院的正规教育和师带徒教育。中医学院的教育是主流。目前有针灸专业和东方医学专业的硕士教育、针灸和东方医学的临床博士教育、first professional doctorate 教育。承担教学任务的中医学院需要得到ACAOM的资格认证,其毕业生才能参加NCCAOM的证书考试。师带徒的老师需要按照NCCAOM的要求进行申请和审批。徒弟需要完成必要的理论和临床学习,并通过每门课的考试,才有资格参加NCCAOM的考试。中医针灸专业教育关系到我们中医针灸在美国的传承发展和生死存亡。中医知识教育,我认为就是西医院校为医学生和住院医师提供的中医针灸教育。这门课一般是选修课,包含替代医学或整合医学。中医针灸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一定的课时和临床转科要求。一般只要求学生对中医针灸进行知识性了解,比如,什么是中医针灸?它能干什么?是否安全?等等。他们不要求听太多的中医理论,但是,如果能从现代医学或现代研究解释其作用机理,学生比较感兴趣。在谈到针灸能治什么病时,他们喜欢听相关的临床研究报告。另外,学生还会到临床转科,亲眼看看中医针灸的诊治过程和临床疗效。虽然学生学的课时和内容不多,但这个教育为未来的医生种下了中医针灸的种子。对中医针灸在美国的发展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医针灸西学中教育,就是西医学习针灸的教育,这里还包括整脊医生学习针灸。目前最有名的西医学习针灸课程是UCLA的300学时针灸课程。据说由集中学习和自学两部分组成。完成这个课程的西医医生,就可以得到针灸的证书。他们可以把针灸结合到西医的临床实践中。他们称自己所做的针灸为医学针灸(medical acupuncture)。目前大约有5000名左右这样的医生。有些州允许整脊医生做针灸,但他们必须参加一定学时的针灸培训。比如俄亥俄州的整脊医生需要300学时学习就可以做针灸,称之为整脊针灸(Chiropractic acupuncture)。西医做针灸一般不需要针灸执照,有的州甚至不需要任何针灸培训就可以做针灸,例如俄亥俄州。中医针灸科普教育,就是向社区或其它的医务工作者宣传中医针灸,目的是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医针灸。相信在美国的每一位中医针灸医生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评估一个学校水平高低的指标,我个人认为,主要应该是:NCCAOM的考试通过率和诊所的成功率。NCCAOM的考试是对学生中医针灸知识掌握程度的测试,是将来从事中医针灸事业的入门考试。学生学得越好,NCCAOM的考试通过率就越高。开诊所是否成功虽然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临床疗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学校教学水平高,学生得到很好的培养,就业率就高;临床治病疗效好,诊所的成功率自然就高。 杨观虎(全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温州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兼中美联合针灸康复研究所美方所长):我曾负责过俄亥俄州SHI针灸学校的筹建与4年运行工作,美国中医教育不外乎理论学习与临床实习,理论方面包括中医与西医两大方面,我们当时考虑到美国学生的文化背景与理解能力,中医课程不设经典的内经、伤寒、金匮及温病,而是把经典的内容全部分散到医史、中基、中诊、中医临床各科、中医营养与养生等课程中去,这样更具实用性。一个学校水平的高低当然是可以用NCCAOM考试及格率来衡量,但学校财务制度的完善也是学术后继性的保证,ACAOM的评价更加重要,我们的SHI就因财务不到位而没通过ACAOM的评估。   魏辉:第3个问题,美国中医针灸专业在教学内容上有什么特点?在教学内容的分配上,应该重视什么?哪一部分教学内容需要特别加强?根据您的观察,当今的毕业生是否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的中医针灸知识,正确地处理病人?是否能够适应当今中医针灸的发展? 巩昌镇:美国中医院校的中医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管理结构,没有统一的师资队伍,更没有统一文化背景的学生群体,这是由美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决定的。正是这些多元性决定了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点。 在我们美国中医学院,西医教学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525学时),就中医内容来讲,我们的硕士教学大纲包含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分别中医基础、六个方面、临床各科、临床实践。中医基础包含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病理学、中医诊断学、经络学、中医治则学、中医文化学(300学时);四部经典板块(90学时)。六个方面是指针灸、中药、推拿、食疗、太极、气功,针灸和中药(各400学时)并行;推拿和食疗(各60学时)附加;太极和气功(各30学时)运动保健。临床各科包含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皮肤病学、中医神经病学、中医骨伤学、中医心理学(330学时),治疗上都是针灸中药并行。临床实践包含临床观察和临床实习(900学时),临床实习既包含校内,也包含校外。 这里的关键是各部分之间如何衔接。学生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理论是临床的基础,临床是理论的检验。如何分析病人症状,如何诊断病人的病情,如何产生治疗的思路,如何实施治疗方案,这里一环扣一环,最后成功地落实在病人身上。所有的教学和临床实践应该服务于这一链条的某一环节,并且环环相扣。 吴潜智(奥斯汀东方医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全美针灸与东方医学院校论证委员会ACAOM评审专家):首先,美国中医针灸专业在教学内容上特别注重实用性。在教学大纲中,我们鲜有“实验针灸学”一类的课程。相反,许多针灸学校都开设了“四大经典”,甚至“金元四大家”等课程,希冀从中医针灸几千年的临床实践经验积累中寻求提高疗效的方法。我们在“无心插柳”和“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海外“纯中医”的发展模式。其次,美国的中医针灸教学尤其注重医技的提高和临床技能的培训。比如,对针刺手法的教学,我们除了要求教师在课堂上一步步的演示外,还将国内针灸技能培训的影像资料一遍遍地放给学生看,并要求该课一半到2/3的时间是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练习操作,达到教学大纲的各项要求。因此,美国的中医针灸毕业生普遍具有比国内毕业生更强的针灸操作技能。既然我们走的是一条纯中医的道路,我个人认为,中医针灸的各家学说,以及针灸的百家针法亟待加强,我们应当从中医经典中寻求灵感,从古方古法中捜寻治疗方案,从历代医案中获得启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适时编写一部“海外中医丛书”,包括“海外中医医案”“海外中医医话”“海外中医医术”对过去几十年美国中医针灸教育的发展进行总结。当然,我们也毫不讳言,与国内中医教育体系相比,美国中医针灸教育也是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学生对整个中医体系的了解和掌握不如国内学生,学生对西医的系统学习还有欠缺,尤其是学生的临床实习缺乏国内学生在医院门诊和病房转科的实践经验。这导致当今的部分毕业生不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的中医针灸知识正确地处理病人,不利于中医针灸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对美国中医针灸进行系统、正规的临床实践的培训,提供分科(内、外、妇、儿)以及具有专科特色(如针灸镇痛、中医减肥、中医美容等)的临床实习环境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杨观虎:美国针灸专业的课时设计注重各种基础理论对各科的临床实用性,但缺乏深度,学生对病案分析的综合能力不够,必须加强师生一对一的实习指导时间,把课本知识融入临床才能避免教条与机械性。目前的学生对一些简单的痛证处理基本没有问题,但对一些疑难杂症就束手无策。中医针灸师类似于全科服务的家庭医生,毕业后应该继续跟师学习一段时间,或者在独立开诊的第一年,每周把疑难问题与指导者进行讨论。另外,中医的科研方法也应适当加入教育中去。 王德辉:中医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要拿执照、开诊所的。而美国各州的中医针灸法律不尽相同,执照各异,但绝大多数的州只发针灸执照。根据美国针灸为先的客观事实,虽然在专业划分上有针灸专业和东方医学专业的不同,但我个人认为教学内容还是应以针灸及其相关知识的学习为主。东方医学专业实际上是在针灸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中药、方剂及其它相关知识的学习。另外,学生还要学市场、学经营、学管理、学保险、学相关法律法规等。每个学校的教学内容,在满足ACAOM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办学特点和理念,增加不同的内容,从而形成了类似于树干的不同分枝,百花齐放。我认为这是美国中医针灸教学内容上的一些特点。 在教学内容的分配上,我个人认为应该重视在老师指导下的临床学习,包括临床病案讨论、医案学习等,尽量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接触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情、不同的病种,广开视野,深入学习。这是提高临床技能的捷径之一。 中医针灸教育在美国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已经比较成熟。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教学当中可以适当加强以下3方面的内容:(1)病人教育方面:面对新病人,如何来沟通和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得到病人的信任,这是一个医生能否留住病人,诊所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非常重要!我认为强化这方面的教育,学生毕业后开诊所,看病人,一定会受益匪浅!(2)西医基础知识的学习:对常见多发病的了解,常见症状和体征的分析,实验室检查报告的阅读,基本体检方法的掌握等等。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病人病情的了解,避免在西医面前说外行话,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与西医的交流。(3)诊所数字化管理,这是一个趋势。学校应该传授学生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如何来设置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诊所,目前市场有一些什么样的软件供选择,各自的功能特点及其优缺点等。 根据我从所接触的毕业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只是打了一个基础,在处理病人方面,对简单病症(如痛证)没有什么问题,但对稍微复杂的疾病的处理,可能还需要继续深入学习。 为了帮助毕业生继续成长和提高,我认为可以利用学校的网络平台,开创一个像校友论坛之类的平台,以供本校毕业生学习交流之用,学校可以安排老师参与其中,对学生进行辅导。这样一个平台,既可以加强毕业生与学校的联系,又可以帮助毕业生提高中医针灸水平。毕业生发展好了,其实也是学校的活广告。 赵振平(协助创建加州五系中医药大学FBU,担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教授、校教学医疗中心主任):美国的毕业生从美国的中医学院毕业后,比较注重如何为病人治疗。美国的继续教育也抓得比较正规。而且学习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多样。在美国,学生毕业后除了少数学生能在正规医院服务,绝大多数是开私人诊所或联合诊所,所以做医生还要学会做保险,学会如何做广告和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因此这里的中医教育除了有1000学时的诊所实习要求外,还有巿场开发、社区推广活动教育、怎样做医疗保险等课程。我认为,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医教育比中国国内的中医教育更有机会培养学生走向社会,服务大众的能力。这里的毕业生普遍依赖性较少,更有信心独当一面。当然也有所欠缺,那就是较少有及时向专家老中医请教的机会。正因如此,本校除了根据ACAOM和加州针灸局的要求,设计了3435学时的教学课程,包括中医针灸、内妇儿外、骨伤推拿等全科,还加了中医心理学。学校还设计了毕业生服务项目。其中一项是,毕业生可以向任何一位老师请教疑难杂症或专科的治疗。这项服务弥补了美国毕业生在私人诊所工作缺乏老师或中老年资医师指导的不足。另外还有一点,我认为,在美国,各中医院校除了有良性竞争,也应在教学领域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只有大团体成了气候,才会受主流的尊重,才能真正广泛地打入主流社会。 朱燕中(全美中医药学会经典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班导师,经典教研室主任):美国中医教学应当更强调中医经典的学习,与大陆中医院校相比,在这里缺少西医诊治手段,对经典学习更有帮助,没有太多干扰。另外,美国学生学习中医,更多是主动的、自愿的,尤其是美国学生更希望了解中医理论的逻辑性,这不但有利于学生学习,也有利于传统中医的发展。不管是中药还是针灸,都当以讲理论为先,临床也很必要,但不是唯一的,不能以临床代替中医理论。本人的一点认识,仅供参考。   第二部分 魏辉:第4个问题,美国中医学院的教师队伍有什么特点?是否有教师培养的措施,方案和途径?对于教师队伍培养有什么建议?美国的中医学院怎么能招到资质上乘的老师(大家知道教师的收入远远低于诊所收入)? 焦望义:怎样才是一位优秀的、成功的、受学生欢迎的中医教师?第一,应具备雄厚扎实的中医专业知识,广博的西医诊疗理论知识,虽然二者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但二者所研究和治疗的是同一人体,可以互相解释、互相切换、互相补充。我们所面临的学生、病人均来自西方文化、西医教育、西医的治疗体系,要用他们听得懂的医学术语来教育,当然也要介绍中医的特定医学术语给他们。第二,要有坚实的中文基础,尤其精通古汉语,可以流畅阅读、分析、理解古典医籍。同时,又要在英文的听、说、读、写上流利通顺,这是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和病人沟通之必备条件,可以将满腹的经纶分享给学生。第三,充分了解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美国中医学校的入学标准最起码要有二年以上初级大学的基础教育,固定的生理、解剖学分,具有本科学历更佳。中医的硕士教育是给学生打下一个坚固的中医理论、诊断、中药、方剂、针灸经络穴位治疗的基础,可以独立从事日常的中医针灸诊疗的工作。而博士学位的课程设计是加强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强化临床各科的专业知识。培养目标是高级的临床专科医生,具有基本科研能力的中医科研人材,具有雄厚知识的后备教师新生力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未来中医界业界领袖。第四,详细了解所教对象的教育背景,中医学院的新生生源质量在逐歩提升中,其中来自长春藤、斯坦福、加大的本科生的比例越来越高。要向他们灌输最纯正的中医学,使他们掌握完整的中医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技能。他们将是中医的接班人、中坚力量、医疗临床的主力军、向美国社会传播中医的核心媒介。而教授西医大夫学中医时,则需侧重将中医的核心理念、医疗技术介绍给他们,使西医从根本上建立对中医的信任,成为中医的拥护者、合作者、同盟军,从而为中医的百年基业打好基础。在政策、法规、医疗保险等各方面对中医作出有利的决策,将中医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第五,中医学是一门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任何理论的表述都需要临床的实践为依托。60年代,五老上书中央卫生部,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要早临床、多临床。伤寒大家陈慎吾教授当时就要求教学大纲一式两份,一份任课老师用,一份抄送附属医院。学生上午学伤寒太阳病,下午在医院临床见习,门诊分号台就有筛选出来的外感病人供教学所用,此乃最理想的临床教学医院的设计。所以,做为一名在美中医教师要充分利用每天的临床实践,积累和总结足够多的典型临床实用病历用于每天的教学中,这样讲课的内容才形象、具体、引人入胜。每天临诊,随着经验的积累,治疗的心得都不一样,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深入,理解就更不同。经方组成是死的,但病人是活的,病情变化多端;医生是活的,思维是不断扩大的、是跳跃的。针灸穴位是既定的,但施术者是活的,排针布阵,穴位的组合,针刺的深度、角度、时间长短,都是活的;天地人和,气机调节都需要千锤百炼才能达到精湛的地步。所以老师虽年复一年教同样课目,但理解是递进的,所举病历永远是不会重复的,知识的更新换代是一直进行中,挑战在进行中,自己也在进取中,教学的动力和乐趣不会枯竭。第六,做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直接影响到学生。昨天听白岩松演讲:世界上有两个职业有较高的德性要求,一个是做老师的师德,一个是做医生的医德。所以作为一个医学教师要求更高,师德和医德都要具备。做老师首先要有教书的热情,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拿到这个职位,就要全力以赴,要肯教、敢教、会教、用心教、用脑教。我们的前辈、老师毫无保留的将知识传授给我们,我们就要不忘初心,将所掌握的知识、技巧、经验倾囊相授。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我们至高无尚的天职。教书育人,教学相长,丰富人生,乐在其中。第七,21世纪是电子化、信息化时代,学生已不缺乏得到知识的管道,网上一搜,万事皆知,给老师带来巨大的挑战。所以,作为老师绝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更大的职责是一个解惑者。特别是一个教医学的老师,如何让教科书上白纸黑字的知识立起来,形象地变为立体的知识,如何应用这些知识到临床实践中,如何与活生生的病人相结合,如何启发学生的思维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尤其重要。每一堂课如同我们自己的舞台大秀,之所以称之为秀,是因为一台制作精良的舞台秀是经过深思熟虑,精确细心设计,千百遍用心排练的,从语言、文字、造型、服装的优秀搭配呈现给观众的。所有你的准备、你的精气神、人格魅力完整的传递给学生,你给学生带来的,给学校带来的,独特的、超价值的教学是无可替代的。大幕开启,就是老师的演出时间。冬去春又来,春华秋实,骊歌响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望着一届又一届毕业生考到执照,治病救人,造福人类。手执教鞭,薪火相传。在年会上侃侃而谈,在各学会中执掌大权。为人师者必定精神愉悦,施比受更为有福。中医的千秋大业,参与其中,其乐无穷。 巩昌镇:一方面,老师的动态性/流动性限制了稳定性/连续性。另一方面,在一个地方的疲劳性使得变动成为可能,这样既是老师的最佳选择,也促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状态也是美国的市场结构决定的。美国的劳工市场,包括美国的教师市场都是动态的。这是老师个人和学校理性选择的结果。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说道: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尽管如此,稳定的教师队伍当然是学校的一个重要目标。稳定教师队伍的途径:教学、临床的结合,以临床养教学。中医院校必须建立临床服务平台。庞大的临床平台为教师队伍提供施展自己技能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学校长期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无形资产,这种无形资产也是稳定教师队伍的一种力量。 杨观虎:各中医学院因地域及发展背景不同,师资力量千差万别,纽约及加州的中医学院条件还好一些。我觉得学校门诊部的健全建设是保证师资力量的经济基础,只有具有充足的病源才能吸引好的针灸师来门诊带教,这一点巩昌镇校长的美国中医学院做得很成功。 王德辉:美国的中医学院的教师队伍,总体而言,是一个国际团队。有毕业于中国医学院校的,有美国本土中医学院培养的,美国医学院校毕业的,还有来自其它国家的教师。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各自教授的课程也不相同,但大家在一起,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很多中医学院里面,中国教师担任着主要的中医针灸课程的教学。中国教师中西医知识扎实,临床经验相对丰富。另外,还有得天独厚的懂中文的条件。教学中,他们可以参考中国的中医教科书,弥补美国教材的不足。他们可以阅读中文专业杂志,吸收新的知识。总的来说,他们的专业水平比美国的中医教师要高。所以,一些难度大、要求高的中医针灸课,多由中国老师主讲,很受学生欢迎。他们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开始教学时,英文水平有待提高。由于语言的限制,致使茶壶倒饺子,有货说不出。当然,经过1-2年的锻炼后,会有很大的改观。早期的被招聘到中医学院的中国教师,在出国前,已经是国内的精英,因为那时候没有真本事也不可能出来。现在中医学院招老师,也要求有博士学位。所以,总体来说,美国中医学院的师资队伍一直以来还是很不错的。 对于中国教师的培养,尤其是新教师的培养,我认为应该在英文上加强,在了解美国文化和教学特点上加强。对于美国本土老师的培养,主要深化中医知识的学习,临床水平的提高。建议美国中医药学会在组织年会时,有教师学习、培训和交流的一块内容。 教学虽然比临床辛苦,收入比诊所低,但我认为,还是有很多老师愿意教学的。究其原因,上面各位老师,已经说得非常详细。在这里我想补充两点:(1)学校可以帮助办绿卡,没有绿卡的老师,愿意到学校任职;(2)学校可以提高老师的声誉,有绿卡的老师,自己在外面开了诊所,也愿意在学校进行部分课程的教学,和学校保持联系。就是美国老师,也愿意在学校任部分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样可以提高信任度,对自己诊所也有利。学校对老师好,老师把学校当家,很多学校的老师和学校保持着长期的良好关系。 沈晓雄(全美中医药学会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洛杉矶南湾中医药针灸大学教授,博士生班导师):中医教育在海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早期主要是短期培训。随着中医立法的推进,中医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医院校在许多州陆续设立,不少地方为了提高中医针灸的地位和素质,还开设了博士课程。美国的中医教学,特别是我自己所了解的洛杉矶地区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随着华人的经济实力增加,华人办学也逐渐增加。中国国内开始在海外寻找合资办学,例如有人希望在孔子学院的基础上筹办孔子针灸学院;第二,本土培养的中医针灸讲师以及教务长在逐渐增加。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医针灸讲师没有统一的培训考核制度,学生刚毕业即可担任主讲。对于如何管控中医针灸的教学质量,还缺乏一定的经验;第三,质量不高的针灸学院开始关门倒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针灸师开始出现饱和的趋向,毕业生毕业后很难立即找到工作,因此学院生源开始减少。当然,针灸学校的恶性竞争,也降低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毕业后考照合格率下降,也淘汰了一部分中医针灸学院。第四,在教材方面,目前还没有较为权威的中医针灸整套教材。华人教师往往根据中国国内大学的统编教材,结合个人的教学临床经验,再参照当地的教材和教学计划给学生授课。这样即使有了教学大纲,在具体的教学质量上还是很难统一管控。举例来说,在教授中药药名时,具体使用拼音还是使用西方药学名,历来就有争议。第六,绝大多数中医学院还缺乏临床的科研条件,所以很难发挥中医院校应有的学术地位。第七,中医院校的实习基地,包括中医药及西医知识的可见习、实习的基地都存在严重不足。缺少临床实习基地,学生们的实际临床看病能力就很难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中医教育在海外发展的这数十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坎坷,即使到了今天仍在迈着艰辛的步履在前进。中医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科研方面还没有正式起步。今天在我们群里,既有许多在教务方面很出色的领导,也有深受学生们爱戴的优秀中医老师,他们今天可能没有机会发言,他们为美国中医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说到底,中医临床也好、教育也好,要发展,中医疗效是根本,经费是保证,科研是必备。 魏辉:第5个问题,学生实习至关重要,但由于美国的中医学校没有实习医院,中医师大都是独立开诊的个体诊所。学生抱怨没有足够的病人可以用来临床实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吴潜智:我个人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走出去”,因为只有走出去,才能“请进来”。这要求我们应当将学生送到当地的社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医针灸,扩大中医针灸在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们充分利用健康展销会等活动,对本市民众进行免费针灸治疗,散发中医宣传资料,扩大了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坚持数年,必有回报。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和发展。短线的操作当然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在当地的平面媒体上打广告,并提供折扣,减免或者暂时取消学生诊所的收费。我相信大多数学校也是这么做的。我提几条个人的想法,请大家指正。一是“以师带学”,即在学生门诊里,由学校年资高并在当地病人群中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力的老师挂牌带教,利用老师的名气吸引病人到学生门诊就医,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扎针治疗,或者老师扎一边,学生扎另一边。二是在学生门诊中实行特色门诊或专科门诊,醒目地打出 “针灸治疗痛证”“针灸减肥”“针灸中药调经”等。可能不少人担心这样的特色门诊会减少就诊的病人,但我们几年来的学生门诊经验证明,这类特色门诊恰恰能吸引到更多的病人就诊。因为从病人心理学的角度讲,这类门诊正是针对他们的疾患而设计的,所以特别能打动他们,吸引他们。但说一千,道一万,能否吸引病人和留住病人,根本的一点还在于带习教师和学生是否具有过硬的医技和以病人为中心为宗旨的治疗态度,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陈业孟:纽约中医学院有4处临床教学基地,包括长岛与曼哈顿两处的门诊部、高云尼医院康复病房、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健康中心,提供不同社区、不同病种的患者。偶尔由于天气原因病人数量不够时,学生也可自愿成为患者,如同平时同样的病史采集过程,在带教老师指导下给予治疗;或者带教老师准备一些病例供讨论。 巩昌镇:我指出下面几点:(1)这个问题长期来讲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短期存在,学校的管理观念需要调整,学校是一个中医教育中心,也是一个中医服务中心。现在美国的中医院校虽然还不能三架齐驱,但至少需要两驾齐驱:教学和临床。(2)循序渐进。对每一个学生来讲,学生进入临床的第一阶段病人不足,逐步增加,最后阶段病人过剩。(3)学校周围的戒毒中心、学校周围的不同健康人群的支持群体(Support Groups)有大量的中医服务的需求。(4)训练学生保留病人的技巧。这是衡量学生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更是将来毕业后经营诊所的最重要的一环。(5)训练学生成为自己社区的一员。训练学生使用一条简单的原则:加倍认识周围的人,则病人的数量会加倍。 王德辉:根据ACAOM的要求,针灸专业的学生在临床上至少要看250人次的病人。尽管要求不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往往有学生抱怨没有足够的病人用来临床学习。学生不得不全民皆兵,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动用一切亲朋好友来学校看病,支持其完成临床学习。其中,有些是真病人,有些没有什么病,或只是可看或不看的轻微小毛病。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学生好像是完成了临床学习,但接触到真正的病人并不多。致使学生的临床学习质量受到影响。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为学生找到更多的病人。学校做宣传,学生走出去,宣传中医针灸、宣传学校诊所、宣传治疗特色、学生诊所采取折扣收费等,非常重要。但由于学生没有足够的可信度,有时收效不大。我个人认为,学生诊所在做宣传时,可以和带教老师绑定在一起。强调学生治疗病人是在名师的指导下进行,病人能够以较低的治疗费,获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另外,学校的教师门诊是否能够和学生的临床学习连在一起?是否可以和中国的医院合作建立实习基地?     第三部分 魏辉:第6个问题,美国的中医教育和中国的中医教育有什么不同?您认为中医学院的教育重点是什么? 杨冰(马萨诸塞州药科大学副教授、新英格兰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美国中医教育和国内的比较,一是实用性强,追求显著的临床疗效。而经典理论研究不足,大部分学生也不感兴趣。另外是在中医教育的同时也培养学生的经营管理技能。这两条都是紧扣美国中医的发展特点,美国中医教育和临床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驱动。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是自己经营诊所,临床疗效高,病人多,诊所经营就好。和国内不同,美国的中医师没有处方权,不可以开西药,所以必须坚持以纯中医的手段诊病,这就促进了学生和医师致力于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所以在学校教育方面,也是根据学生的需要和要求,突出临床实践,以提高临床疗效为重点。 黄立新(加州整和大学副校长,原美洲中医学院院长):美国的中医教育和中国的中医教育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仅仅谈谈其中的两点。第一,就是两个国家的中医院校拥有者的体制完全不同。中国的中医药大学是政府投资建立、创办的,校长及书记由政府任命,大学里的教授、师资、管理人员都属于政府的雇员,包括大学的临床医院也都是国家政府的资产。美国的针灸及中医院校自1974年出现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学院是政府投资建立的,都是美国的社会群体或个人注册成立的独立院校,包括赢利或非赢利的两类院校,学校聘请自己的师资及管理人员,目前的六十多所院校中,此类院校的比例各占一半。这种拥有体制的差别就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中医院校无法进行对比,因为他们建立的基础完全不一样。第二,中国的中医药大学以本科生教育为主,学生本科毕业之后才有医师资格考试。美国的医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学生在完成大学本科或专科学历之后,才开始学习针灸、中医中药。因此,在中国中医院校的学生平均年龄为二十岁,在美国中医院校的学生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中美两国学习针灸和中医的学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年龄不同,文化不同,阅历和经历不同,对中医的认知度也不同。中国学生注重书本上的中西医基础知识,却不会看病,而美国学生注重临床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去理解、掌握和巩固基础知识,但缺乏西医的实验室技能和培训,更没有教学医院的设施和环境,无法达到高标准医生的培养条件。以上仅仅是许许多多的中美中医药教育不同之处的对比。 巩昌镇:在对中国和美国的中医针灸教育作比较时。我观察到了下面几点:(1)美国学生学习4年毕业后学生临床执业;中国学生学习5年毕业后考研。一个是为自己开业做准备,一个是为继续深造做准备。(2)美国中医院校的教学大纲的主体是中医;中国中医院校的教学大纲里文、理、西医、语言类课程占压倒性多数。(3)美国中医院校的老师来自临床一线;中国中医院校的大部分老师是教育专家。(4)美国中医院校的学生中医是第二、第三专业;中国的学生都是第一专业。(5)在美国,医(包含针)过于药(中药);而中国,药(中药加西药)过于医(包含针)。正是这些差别造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毕业生群体。 杨观虎:美国的中医学生大多年龄偏大,是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后再来学习中医,所以大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学习和期望学到什么,在努力程度方面可能比国内的学生更强一些。美国师资大都是临床一线的中医师,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师们把自己的知识、技能分享给学生们,学生们刻苦学习,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才是中医明天的希望。中国中医教育面临困境,学生学习目的很多不明了,授业也困难。中医人才培养成为一大关键问题。我认为中国可以在保持已有的中医学校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开设一些3年制、面向社会和其他专业人才的学习课程,中医的教育不应该局限于中医学校。此外,培养中医人才一定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院校一般是学生第3年才接触临床。学生应该从第1年开始理论学习时就要同步开始临床跟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是否是“国内开花国外香”?目前还不好说,但是中医药的根在中国,中国有强大的中医基础结构和庞大的组织结构,从政府层面讲中医又是中国的一项战略产业,这些条件使得中医药在国内的发展有着优越的条件。但是美国中医药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是按照经济市场的走向而决定的,只要有疗效,相信会继续发展。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在美国只表现出临床医学应用的一面。我在想将来会不会出现一种“文化的中医在中国,医学的中医在美国”局面。 陈业孟:相对来说,美国中医教育资源与中国不能相比,但美国的中医教育也有优势。小班教育、限制临床带教学生人数等等都保证了手把手教育,课程更细,课时增加,举一反三。当然这里接触到的病人以门诊为主(纽约中医学院也只有小部分学生可以到医院实习),未能到医院接触病人,而对病人病情变化的总体了解是欠缺的。所以每年都会派一些学生到国内大学附属医院去实习,当然这仅仅是一部分学生,不属于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另外美国中医针灸教育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各学校特色明显,或以传统中医为主(TCM),或以五行针灸为主、或以经典针灸为主、或以日本针灸为主、或以韩国针灸为主、或以物理针灸为主,百花齐放,这也是一个特点。在中国用的是统编教材,而美国是不允许有统编教材的,违反“反托拉斯”法。中医学院的教育重点应该是培养临床技能,他们今后都是以开业为主,应该让毕业生能够掌握扎实的临床技能。 杨常青(全美中医药学会中医神志病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美教育的不同有如下几点:一是教育目标不同,即中国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出国家级标准的中医医生,优点是集国家之力量使教育和训练标准化,并且能够实现正规教育的规模与水准。缺点是缺乏个性化和灵活性,往往是医生缺乏个性和创造力,个人的潜能受到一定的限制。美国的教育是以将来个体开业为主的,因此着重点会大不相同,灵活性和学生个性的发挥都好于国内。二是教学方式不同,中国国内的教学强调标准化,教学大纲非常详细,每个担任教学任务教师都是经过一定的代教、观摩和实习,具有较好口才才能胜任,优点是保证教师的质量,但教师且拘束于教学大纲而缺乏自由发挥的空间。而美国则是百花争艳,ACAOM给的是纲要,而各个学校可以因地制宜,因此教学的多样性、灵活性大大优于国内。 王德辉:美国的中医教育和中国的中医教育有着很多不同。除了在体制上、管理上、规模上、办学条件上、生源上有很大的不同外,在专业设置,课时安排,内容学习,实习要求,毕业去向等也很不相同。 我总结了以下表格。(见表1) 表1美国的中医教育和中国的中医教育的区别 项目 美国 中国 体制 非政府(盈利或非盈利机构) 政府 管理 私人或董事会 政府 规模 小规模 大规模 条件 能够胜任办学,满足ACAOM要求 优越,先进,高,大,上 生源 生源比较杂,多数为工作多年后,对中医感兴趣或想以中医为职业者,岁数偏大 基本为通过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年龄偏小 专业 针灸,东方医学 中医,针灸,推拿等 课时 根据ACAOM的要求:针灸至少1905学时,一般2000多学时,学制3年;东方医学要求:至少2625学时,一般3000多学时,学制4年 至少全日制学习5年 内容 重点以学习中医针灸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主,同时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市场宣传,诊所经营,相关法律法规等 中医、西医系统学习 实习 ACAOM要求:针灸至少660学时;东方医学要求:至少870学时;每个学校一般都会超过这个数字 完成第2年学习,见习3个月,有些临床课可能在教学医院完成;完成第2年学习,实习1年 去向 自己开业,或联合开诊所 住院医规培3年,然后去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等单位工作 7 魏辉:第7个问题,美国的中医院校如何保证和扩大学生来源?如何控制学生素质? 陈业孟:纽约中医学院在大纽约地区的华裔、韩裔社区已有相当的知名度,生源充足,近年来在校学生人数在稳步上升,其中有许多“中二代”“针二代”,众多中医针灸医师会推荐他们的子女到纽约中医学院读书。对于非华裔学生,学院进入社区开设讲座、参与附近大学的“Job fair”以扩大中医针灸影响,同时为学院提供潜在生源。如今学生的平均年龄在下降,中医针灸成为他们第一职业选择者增加。对于本学院来说,严格掌握入学资格,就要严格执行限定英语能力的规定,严格要求TOEFL或雅思成绩。如符合要求,不能拒绝新生的入学要求。但学院设法让学生一起参与“street fair”等项活动、针刺手法比赛、鼓励学生总结有效病例并发表(目前已有4篇临床病例发表在peer review杂志上)对学生进行各种素质培养。 巩昌镇:我们中西部情况还不是很理想,相对于东西两岸滞后一些,这主要表现在学校对学生的选择性很小;学校对满足最低要求的合格申请者通吃;招生一直是美国中医院校发展的瓶颈。当然生源不足也是美国一般高等院校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也来源于各种医疗行业对生源的激烈竞争。学生就业是病人需要派生出来的需求。生源扩大的根本解决方案还是来自病人基数的扩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学生来源的扩大。只有学生来源的扩大才能使学校对学生有选择性,从而产生高素质的学生。 杨观虎:各个学校规模偏小,浪费了很多重要资源,学校间的合并,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布局也许是应该考虑的选项。应该鼓励想进医学院大门而没机会的孩子们选择中医学院。 杨冰:学生生源是学校收入的保证。这就需要学校有很强大的招生办公室。NESA一般是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到各处参加“health fair”以及各个毕业生招聘会,并会定期举办“open house”,学生素质一般不错。因为入学之初就要求有学士学位,入学后各种考试,不过的话需要重修,否则就不能继续。感觉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很努力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费不菲,毕竟投入了时间和金钱。 刘大禾(博士班导师,美国中医针灸教育学院院长):在上百种传统医学中,中医针灸能成为医学系统理论发展了几千年,又在近百年来走向全世界,可以说中医针灸教育的功劳是功不可没。在美国中医针灸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和几十所中医针灸学校的学校领导及老师们的艰辛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医针灸的教育分学位教育、专科教育、继续教育和普及教育。美国的学位教育和中国的体制有所不同,中国是仿照苏俄体制,入学前并不要求入学前教育,而美国则需要入学前教育。中医针灸如要进入美国医学领域的主流社会,本人认为一定要遵从美国的医学教育体制。 限于历史的缘故,美国中医针灸的学位教育当时制定的入门标准学位是硕士,反观美国西医的学位教育入门标准是博士。所以若想和西医的地位平起平坐,中医针灸学位教育体制就要看齐西医。几十年来中医针灸的元老一直在为此目标奋斗,从80年代的OMD到90年代的PhD,从2000年的DOM到目前DAOM教育过程,中医针灸高等学位教育一步一步在前进。由于DAOM只是属于学位后教育,而近年来入门标准学位DACM是今后中医针灸学位教育的方向,也是美国的中医学院的目标。目前已有几个中医学院获得美国大学学位鉴定联盟的授权,在举办中医针灸博士入门标准学位课程。 纵观美国中医学院几十年来的教育成果,是丰硕的,也是成功的。每个中医学院都在有限的课时中精简课程,突出重点,既有理论又强调结合临床实际,既有经典又突出现代和传统的结合。在美国中医学院教育中,最大的优点是强调学术多元化和自由化,每位老师都可以和学生分享自己最有价值和优势的学术思想,所以美国中医针灸界的学术气氛是非常活跃和自由的。 由于学生入学前都有不同的学历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加上主动学习积极性高,通常领悟和动手能力远远超过中国中医学院学生。许多毕业生一毕业即自己开诊所,诊所事业成功人士不少。如笔者的一位学生毕业十年,现任内华达州针灸委员会主席,她热心社会工作,诊所业务繁忙雇用多位针灸师助诊。 在学位教育之后,笔者认为可仿效西医开展专科证书教育,学制一到二年,如妇科、伤科和肿瘤科等等。目前其实已经有类似的证书班。 美国的中医针灸学院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行医资格学位教育,学校还是应该着重中医针灸的理论学说、基本的临床技术和动手实践教育,待羽翼丰满学成毕业后,再到临床实践中不断学习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累积经验。不能指望只学4年的毕业生立即成为临床名医。所以笔者认为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培养学生今后自我学习提高的能力比填鸭式的旧式教育显得更重要。 为此笔者在90年代起就一直举办高质量的继续教育讲座及学习班,在于提高在职医师的整体水准,效果是显着的,在职医师学员的反映也能够证明。 王德辉:要保证和扩大生源,首先要大力宣传中医针灸,展示中医针灸在医疗保健中的价值。有了价值,就有需求,然后,就有生源。生源丰富了,我们才有挑选的条件。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中医针灸,宣传学校,重视在校学生这块活广告。重视教学质量,重视学校口碑。才有可能吸引到素质高的学生。才能选到好的学生。 来源:世界传统医药网

美国20所最佳针灸学校

美国最好的针灸学校 1俄勒冈东方医学院 俄勒冈东方医学院在美国20所最佳针灸学校中排名第#1!俄勒冈东方医学院成立于1983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医学院之一。OCOM 将古典理论与现代健康与健康实践方法相结合。该学院以研究著称,获得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的研究资助。研究部的合作伙伴包括亚利桑那大学、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传统卫生系统和凯撒永久健康研究中心。 俄勒冈东方医学院提供针灸和东方医学硕士学位以及针灸和东方医学博士学位。学生在中草药、针灸、气培养和治疗按摩方面获得基础,并专注于西医和中医的合作。 针灸和东方医学硕士(MAOM)学位课程包括草药、针灸、营养、运动、治疗按摩等实践和理论课程和培训。该计划还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社区健康和从业者/患者动态课程。 俄勒冈东方医学院在波特兰的两家诊所对患者进行研究和治疗,并经营一家草药诊所,硕士生在草药执业期间获得实践经验。 2皇帝学院东方医学院 皇帝学院传统东方医学院成立于1983年,是美国最古老的针灸学校之一。该学院以拥有全国针灸和东方医学院中最杰出的院系之一、其强大的退伍军人临床外展项目以及其项目的全面性而闻名,为每一个主要针灸风格提供深入的研究。学校在提供"气功栽培"部分方面独树一帜,包括五大太极拳风格和几种气锣形式。 皇帝学院的教学诊所向公众开放,提供一对一的实习生与病人的比例,每年报告超过15,000名患者就诊。 学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民参与计划。洛杉矶县对皇帝学院与洛杉矶无家可归老兵社区合作给予了特别赞扬。2015年世界特奥会选定该学院、校友、教职员工以及硕士生和博士生为来自全球165个国家的70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整体健康服务的唯一提供者。 东方传统医学硕士课程包括针灸、生物医学、东方医学、西医和中草药等课程。 学生在校园针灸诊所完成临床培训,并在西方医疗中心接受培训,如罗伊和帕特里夏迪士尼家庭癌症中心和威尼斯家庭诊所,这是一个符合联邦资格的社区健康中心。 硕士学位课程提供集中,如古典针灸,韩国针灸,日本针灸和内公。硕士生还可以通过高级草药、高级太极、古典中医和高级气功等选修课,根据个人和专业目标定制学位。 3新英格兰针灸学院 新英格兰针灸学校(NESA)成立于1975年,是全国第一所针灸学校。NESA 是马萨诸塞州药学和健康科学学院的一部分。NESA 以其研究计划而闻名,是国家卫生研究院支持的补充和替代医学发展研究中心。新英格兰针灸学院已收到500多万美元的赠款。 学校提供两个硕士学位课程,具有多个跟踪选项。 学生可以专注于针灸,获得针灸硕士学位,或将针灸与中草药(CHM)相结合,获得针灸和东方医学硕士学位。 无论他们选择的学位如何,所有学生都完成了中国针灸风格的核心课程。该计划为学生提供了东西方医学基础,包括中医医学理论、诊断和治疗技能等核心课程。 4美国中医学院 美国中医药学院 (ACTCM) 成立于 1980 年,于 2015 年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加州综合研究所合并。这所大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ACTCM 拥有美国最大的中医图书馆之一。 几位教职员工曾担任针灸和东方医学国家认证委员会的领导职务。ACTCM 提供中医和针灸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学院经营针灸和草药诊所,并提供关于中医和东西方医学融合的演讲和讲座。 美国中医学院为开始从事中医事业的学生提供两个项目——中医理学硕士和针灸和中医博士学位。获得执照或已经在该领域执业的学生可以攻读针灸和东方医学博士学位,而寻求弥合硕士和博士课程差距的学生可以攻读过渡博士学位。 课程包括针灸、草药治疗、饮食、按摩、冥想和体育锻炼。 5AOMA综合医学研究生院 AOMA综合医学研究生院成立于1993年,通过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以及向负担不起的人提供免费和低价治疗,帮助社区。学校每年在学生和专业诊所进行约17,500次患者就诊。学校每年举办西南研讨会,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AOMA 与西方医疗机构合作,如塞顿医疗保健家族。 AOMA 提供针灸和东方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针灸和东方医学硕士(MACOM)课程由200个学分或2,898小时组成,包括针灸研究、生物医学科学、草药研究和身心/亚洲身体疗法的研究。通过观察和实习,学生花费超过900小时与患者接触。 AOMA在中国提供留学项目。该计划每两年提供一次,等待招生,是与成都传统东方医科大学的合作。   6巴斯蒂尔大学 巴斯蒂尔大学成立于1978年,招收了约1200名学生。该大学还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提供针灸、营养、草药、助产等课程。巴斯蒂尔大学包括针灸与东亚医学系和自然疗法医学院。 该大学的学位选择包括针灸学士/理学硕士、针灸学士/理学硕士、针灸理学硕士、针灸理学硕士、东方医学硕士和针灸博士及东方医学学位。学生还可以完成中草药证书。 该大学对东方医学和针灸的综合处理方法使学生能够与西医合作。毕业生可以整合西方和东方的医学范式。巴斯蒂尔大学还开展肿瘤学和综合神经科学的研究。 自然疗法医学博士方案获得自然疗法医学教育理事会的认可。针灸和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为针灸理学硕士、针灸理学硕士和东方医学博士提供认证。 7五科大学 五所分校成立于198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和圣何塞设有两个校区。该大学提供与中医和综合医学有关的课程。五布拉奇大学以其药理学系而闻名。 针灸硕士 (MAc) 课程专为有兴趣开发专注于针灸的实践的学生而设计 ,包括获得执照的西方医生,包括学术和临床培训。 这所大学在两个校区都提供英语硕士课程。为期三年的专业学位课程包括2,256小时和119.25个单位。五科大学提供一学期课程,夏季期间进行临床培训。 医学课程包括中医理论、草药学、针灸及临床医学。博士课程包括中医实践的中西医视角。 8马里兰综合健康大学 针灸学校成立于1974年,是一家针灸诊所,成立于1981年。马里兰综合健康大学 (MUHI) 提供针灸和东方医学、健康与健康辅导、草药、营养与综合健康、健康促进和瑜伽疗法等课程。 该大学设有东方医学硕士、针灸硕士、东方医学博士和针灸博士等学位。该大学还在其自然护理中心提供综合健康咨询和治疗。 针灸硕士和东方医学硕士课程将课堂教学与临床经验相结合。东方医学课程还集中了中药材的研究。 东方医学博士学位课程将针灸博士课程与中药集中相结合。 9 西北健康科学大学 西北健康科学大学是一所私立的非营利性大学,招收了大约870名学生。该学院成立于1941年,是西北脊医学院,1999年增加了针灸、东方医学和按摩课程。 这所大学是两所脊医和健康与健康学院的所在地。该大学提供许多学位和证书选项,包括人类生物学、针灸、东方医学和治疗按摩。 学校强调临床培训、实践技能建设以及东方传统和现代科学的基础。学校每三名实习生提供一名临床教职员工。核心教职员工来自中国或在中国与硕士一起学习。 针灸硕士课程包括中医文化基础、点位、针灸治疗原理、图纳和生物医学临床科学方面的培训。 10太平洋东方医学院-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太平洋东方医学院(PCOM-SD)成立于1986年,为学生提供综合医学方法培训,学习东西方医学理论和实践。该学院还在纽约市和芝加哥设有校区。该学院获得了国家健康研究所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成果研究所的研究补助金。 学生在专业针灸诊所接受培训,其中包括一个草药药房。学生有机会通过位于医院、诊所和指定治疗场所的异地实习获得经验。学生有机会在各种健康和保健活动中为公众提供治疗。学生还可以使用广泛的东方医学图书馆。 太平洋学院的学生接受传统东方医学理论和技术、草药、图伊纳、针灸点和经络以及药理学、营养学和解剖学的教学。 学生还可以参加学院的按摩课程,并获得按摩执照,同时攻读针灸硕士或博士学位。 东方医学硕士(MSTOM)项目将亚洲医学与西医基础相结合。为期四年的课程包括191.5个单位和3,510个临床实践和理论的信用小时。课程包括:针灸点、解剖学和生理学、草药学、东方营养学和针灸。 11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学院 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学院(ACAOM)成立于1991年,提供针灸和东方医学硕士课程、综合医疗领导和综合健康管理、针灸和东方医学博士学位以及中草药证书。ACAOM整合了中西医结合,为学生提供具有浓厚整体医学和自然健康的背景。 该学院在台湾和中国拥有六所姊妹学校,并与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医疗保健系统合作。该学院还经营着一家诊所,每月治疗约1000名患者。 163学期的针灸和东方医学学士课程包括教学课程和临床培训。课程主题包括药理学、太极学、图纳学、生物医学科学和综合医学研究。 学生可以在四年内完成这个项目。学院在晚上提供大多数课程,在工作日和周六提供临床培训。 为期60学期的针灸和东方医学博士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东方医学和针灸经典知识。 该计划包括草药、研究方法和针灸课程,以及与妇科有关的草药和针灸专业培训。 12大西洋东方医学研究所 大西洋东方医学研究所(ATOM)成立于1994年,提供东方医学硕士学位、针灸和东方医学博士学位以及继续教育课程。ATOM 的临床课程为学生提供了生物医学基础,他们可以申请东方医疗实践。大多数教师都有中西医背景。DAOM 访问、兼职教师大多具有中医和西医背景。他们大多在中国中医教育机构担任高级职位。 东方医学硕士课程包括中医内科、头皮针灸、西病理学等中西医题材。该计划包括3,232小时和183.47个贷信小时。学生可以在三个月制下完成课程,大约四年后完成。 13太平洋东方医学院-纽约 纽约太平洋东方医学院为学生提供综合医学方法培训,学习东西方医学理论和实践。 学生在设有草药药房的专业针灸诊所接受培训。学生可以通过位于医院、诊所和指定治疗场所的异地实习获得经验。学院还提供了广泛的东方医学图书馆。 东方医学硕士(MSTOM)项目将亚洲医学与西医基础相结合。为期四年的课程包括191.5个单位和3,510个临床实践和理论的信用小时。 MSTOM 课程包括:针灸点、解剖学和生理学、草药学、东方营养学和针灸。 针灸硕士课程侧重于针灸和东方医学,以实现健康和福祉。学生选择专注于传统或古典东方医学。 14三州针灸学院 三国针灸学院成立于1979年,将古典传统和现代方法融入针灸培训,为生物医学专业人员和针灸师提供继续教育。学院提供针灸理学硕士和东方医学理学硕士学位以及中医证书课程。 三州针灸学院通过与社区保健中心和医院以及针灸和中草药诊所的合作,为公众提供服务。 为期三年的针灸硕士课程为学生提供针灸、中医、针灸物理医学和日本针灸三种类型的实践培训。 学生参加临床实践课程,在那里他们给予和接受治疗,并在学院的现场社区诊所工作。他们还完成了临床实习。 15德克萨斯健康与科学大学 德克萨斯健康与科学大学成立于1990年,提供针灸和中医、商业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项目。该大学还在圣安东尼奥设有分校,并在奥斯汀开设学生实习和专业诊所,并在圣安东尼奥开设针灸健康诊所。 德克萨斯健康科学大学在中国和台湾拥有多所姊妹学校,并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提供双学位课程。 通过中医学院,学生可以攻读中医学士学位、针灸硕士和东方医学硕士学位、针灸和东方医学联合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或医疗保健管理硕士、针灸博士和东方医学学位。 所有学生必须在大学学生实习诊所治疗至少350名患者。 中医学士课程向在另一所学校完成普通教育要求的学生开放,课程包括中文术语和语音学、点位、生物医学概念和西方医学史、反射学和草药学。 16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学会 美国针灸与东方医学学会(AAAOM)成立于1997年,提供针灸和东方医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按摩证书。教学将西医和中医的基本概念与传统疗愈实践与西医相结合的重点结合起来。 AAAOM 拥有全国最大的中医图书馆之一。学院已联合发表了600多篇文章、书籍和研究。AAAOM 报告有...

为什么会选择留学到澳洲来学习中医呢?

2014年,为了推动中医药海外传播,作为中澳自贸协议的一部分,成立了中澳中医中心。这个中心设在 西悉尼大学的坎贝尔校区 ,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西悉尼大学合作的里程碑项目,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项目,受到双方政府和热爱中医人士们的支持。 来自我们大学的国家辅助医学研究院,科学与健康学院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在此项国际合作上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这里,中澳双方竭力合作,从教育,医疗,科研和文化四大方面,推动中医药在海外的正规化发展,培养人才,结合中西医药研究与融合,促进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感。 说到这里,很多人不禁会想,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学习中医,却离开中国前往海外,是不是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呢? 然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样的学习道路呢?究竟在大洋彼岸的大学,会给你一些怎样的独特优势呢?西悉尼大学,又有哪些特别吸引同学的地方呢? 今天,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小编采访了西悉尼科学与健康学院的朱副院长,以及西悉尼大学中医学院的几位优秀毕业生。通过他们的回答,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西悉尼大学的这个专业,由此,也希望能给正在考虑申请这个专业的你,带来一些实际的,可参考的建议。 首先,让我们跟着朱副院长,了解一些西悉尼大学中医专业的一些重要信息和杰出成绩。 Xiaoshu Zhu, 副教授, PhD, MMed, BMed,副院长 (国际合作) | 西悉尼大学科学与健康学院 1、既然中医源自中国,大家为什么会选择留学到澳洲来学习呢? 朱院长: 因为在这里,你不仅能享受著名的澳洲先进教育理念和设施,还能有机会开拓眼界,获得大量的交流和实习机会,接触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更重要的是你能学到到原汁原味的中医。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非常吸引中医学子的地方,那就是她是第一个对中医药行业立法并编入国家医疗健康执业监管系统的西方国家,即中医教育乃至临床均有严格的标准。 想想学习中医之时仰望蔚蓝的天空和浩瀚的大海,感受到他乡异国的别样风情岂不是非常美妙? 2、西悉尼大学的中医专业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呢? 朱院长: 这说来就话长了。在我看来,西悉尼大学的优势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于我们为学生提供的与众不同的中医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则在于我们在业内的影响力。 3、能展开来跟我们说说提供中医教育机会方面的优势吗? 朱院长: 西悉尼大学中医专业的与众不同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学历的多品种: 西悉尼大学拥有澳洲最全的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内的中医学历课程,还有访问学者的短期课程。本科学历由澳大利亚中医课程论证委员会论证,毕业生可以免试而直接进入中医药针灸行业执业。 由于与中国各大中医院校的密切合作,西悉尼大学的同学更可以拿到由不同大学 共授的学历和证书 。譬如说,通过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合作,澳洲籍的本科毕业生除获得西悉尼大学中医本科学历外,还可同时获取南京中医药大学颁发的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医学本科学位证书; 中医博士双培毕业生可获北京中医药大学颁发的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博士学位证书。 还有很多合作项目合同正在更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起来。 再就是 卓越的师资水平和备受赞许的教学内容 :西悉尼大学的学生接受严格而传统的中医药和针灸的理论及临床技能培训。由于 在中医高等教育方面成就显著,西悉尼大学的中医专业在2017年获得了中国国家奖学金理事会的嘉许。通过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打造了一个为中国中医药院校培养优秀师资的海外研修基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领导人见证了两校合作协议的签署。作为中外合作项目,大学的主讲老师也是中国教育部委托北京中医药大学主办的年度全国师资研修项目的讲员。 同时有 丰富的实践机会 :西悉尼大学的学生不仅可以于大学的校园门诊部在拥有注册准证的、有经验的中医临床医生指导下临床见习,还可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或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进行临床实习。 我们大学管理层极其重视学生的实践经历,每年都飞赴实习基地探访合作单位的领导带教老师和学生们。 通过与 上海中医药大学和福建中医药大学 的合作协议,还有许多的交换学习项目等待我们的学生。由于与设立在大学内的其他学院的密切联系,如 国家辅助医学研究院 ,学生们也享有诸多的科研实践机会。 最后 受益于澳洲政府奖学金的支持 : 西悉尼大学的中医专业以其与中国优秀大学共同培育合格中医毕业生的业绩,荣获澳大利亚政府外经部的新哥伦布计划的资助(2016-2019)和亚洲勤勉硕士项目奖(2017)。通过澳洲政府对临床实习的的专项资助,澳洲学生可赴中医药的起源地中国,学习中医药治病救人的医德医术。 4、关于业内的影响力,能多说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吗? 朱院长: 虽然我们常说谦虚是美德,但西悉尼大学的中医专业,的确在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在澳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们 与中澳中医中心的紧密合作 :西悉尼大学的中医专业与中国最优秀的中医药大学有着举世瞩目的合作。其中包括与 北京中医药大学创建的中澳中医中心 ,也就是那个201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心在澳大利亚全面开展有关中医的教育、诊疗、以及肿瘤科研和绿色中药种植等项目。 我们吸引了 当地中医药企业的支持 :每年的大学年度授奖仪式,我们总是接受来自行业奖项最多的专业,优秀的学生们以他们在学习中药,针灸,临床和科研优异的成绩获得本地优秀中医行业的资助和支持。 为了支持我们中医教育和海外推广中医的事业,我们期盼收到来自更多的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致力于与国内科研人员的广泛合作 : 由于长年接受海外中医科研教学访问学者,西悉尼大学的同学拥有大量与国内教育科研人员的沟通和合作机会。 5、对于考虑学习中医的同学们,院长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朱院长: 中国有句老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学习中医可以首先帮助自己和家人关注身体的健康,更能进一步服务到众生。中医理念关注整体,通过对于中医的学习,你也会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 在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小编不禁好奇,从西悉尼大学中医专业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他们都有怎样的体验呢?他们在澳洲这片土地,从事着怎样的工作?说到母校,大家又都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呢? 受访优秀毕业生:李东平 萧亚玢 罗思宁 曾祥旭...

匈牙利近600名当地医师开设中医诊所

“从2010年起,匈牙利塞梅尔维斯大学就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培养中医人才,2017年两校开始共建中国—中东欧中医药中心(匈牙利),多年来为匈牙利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的中医人才,为在匈牙利推广和传播中医药文化发挥了独特作用。”中心中医教育负责人于福年说,匈牙利目前约有3万名西医,其中3000多人经过了针灸培训,有近600名匈牙利医师开设了自己的中医诊所。 不久前,匈牙利政府向塞梅尔维斯大学投资59亿福林(约合1.3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强该校的传统中医药学科研究,同时支持中国—中东欧中医药中心的建设。从建立第一家符合欧盟标准的中药厂到欧盟内第一个为中医药立法,从建立欧洲第一所中医特色的孔子学院到成立中东欧地区第一家中医药中心,匈牙利的中医药发展一直走在欧洲前列。 今年6月,在塞梅尔维斯大学,一栋新的教学楼破土动工。塞梅尔维斯大学卫生科学院院长多尔乃伊·高比介绍说,这是中医药中心的新家,大楼占地4000平方米,建有中医教室、中医实验室、中医临床实习基地等中医教学配套设施,塞梅尔维斯大学将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中医药培训中心。 “中医药在匈牙利的医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匈牙利和中国都有很长的使用植物类药物治疗疾病的历史,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更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和神奇功效。今天,在匈牙利的任何一家药店都能买到中医药产品,这充分说明了匈牙利人对中医药的信任,中医药在匈牙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塞梅尔维斯大学卫生科学院前院长梅萨罗什·尤迪特说。 36岁的莉拉是中医的“铁粉”,年轻时就深受胃病的困扰。5年前,她在朋友的介绍下第一次到访匈牙利的中医诊所,医生通过针灸和药熏等方式,很快就让她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莉拉发现,“中医更注重身体整体的调理和治疗”。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匈牙利中医界积极行动,多方筹备防疫物资,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华人中医师在布达佩斯“煮大锅中药”,免费提供增强免疫力的汤药,受到当地民众欢迎。中东欧中医药学会会长陈震说:“中国应对疫情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西方国家也在借鉴中国经验。国内已经验证了中医药在预防和缓解轻中症病症的作用,匈牙利是第一个煮大锅中药进行预防的国家。”在中医药中心和匈牙利多家中医药协会的协调下,一批以中药产品为主的抗疫物资运抵匈牙利。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表示:“中国抗击疫情成绩有目共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传统中医与西医治疗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于福年说:“匈牙利成为欧洲最早立法支持中医药行业发展的国家,离不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也离不开几代中医人深耕社区的不懈努力。在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的进程中,中医药将发挥独特的文化优势,为匈牙利乃至整个中东欧民众提供健康服务。” 来源:人民网

瑞士有一群学过中医的欧洲人

在距中国万里之遥的瑞士,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欧洲人远赴东方学习中医,然后回到家乡,用古老的东方医学为西方的患者服务。近日,瑞士“瑞士资讯”网站刊发文章,讲述了这些瑞士中医的故事。 瑞士社会逐渐接受“东方疗法” “瑞士资讯”称,瑞士医疗保险开始涵盖中医治疗之后,近30年来,瑞士社会增进了对中医的了解,慢慢接受了这种“东方疗法”。走进瑞士的中医诊所,你见到的不再只是亚洲面孔,瑞士当地的中医大夫也越来越多。他们或自行开业,或与瑞士医院合作,使中医能够不借助翻译、直接为当地患者服务。 瑞士中医协会前会长西蒙·贝克尔目前服务于苏黎世州的湖院中医,这是一个与瑞士当地医院合作的中医项目。他在美国接受了中医培训,取得学位,曾在中国的哈尔滨实习。 贝克尔对“瑞士资讯”表示,“目前在瑞士约有1000名医生受过中医的训练,能中西医兼治,但是很积极投入中医领域的只有约500人,他们是瑞士医疗系统认可的医师。而像我这样只受过中医培训、没有西医医师执照的,在瑞士称为治疗师,目前约有1300位。” 尼古拉斯·兰明博尔医生在北京接受了中医培训,曾在瑞士医院里的中医部门服务,目前自行开业。他告诉“瑞士资讯”:“目前瑞士开放的中医项目为针灸、草药与推拿,这容易让瑞士患者以为这些就是中医的全貌。然而中医能治的比这些更多,中医的强项就是对人体的全面关照。” “瑞士资讯”报道称,在瑞士政府认可的体系中,自然疗法分为针灸推拿、中医中药、顺势疗法、欧洲草药与印度传统医疗体系。瑞士中医治疗师的考试内容除了针灸推拿和中医中药两项之外,还包括西医知识、生理学、病理学、急诊学、医学伦理与职业伦理。 瑞士人眼中的中医培训 贝克尔曾任瑞士驰魏(Chiway)中医学院的校长,这是瑞士最古老的针灸和亚洲医学学校。他对“瑞士资讯”表示:“能与病人进行良好的沟通是在瑞士行医很重要的一部分,受过训练的瑞士治疗师没有语言障碍,也熟悉当地的文化。15年前,接受中医训练或许还需要会中文,但今天许多典籍都已经有了德语和英语的译本,所以中文不再是一个中医治疗师的必需能力了。在瑞士的德语区行医,反而是德语更为重要,因为这对促进诊疗有很大的帮助。” 先在瑞士学习中医、后到中国留学的尼娜·赵-塞勒尔赞同这一观点。她告诉“瑞士资讯”:“瑞士人注重交流,医生需要关注病患的心理,教授其养生的思想和方法,这一点瑞士是领先世界的。教病患观察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提高抵抗力,就能增强中医药治病的效果,持续治疗也可以减少疾病复发的可能。”因此在瑞士,中医大夫有时会将中医与欧洲自然疗法并用。 赵-塞勒尔认为:“中瑞两国的中医教学重点不同,目的也不同。中国的教学重点在于让毕业生能够做到中西医结合,要能在中国的医院里工作;瑞士中医的重点则在于配合西医原有的治疗,用中医的方法来教病人养生,认识到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提升整体治疗效果的可持续性。” 她同时认为:“瑞士中医学校都是私立的,老师们很博学,授课的积极性很强,内容也精彩。中医学校的教学虽好,翻译的中医作品却多半是节选式的,可能只是一派,不够完整,无法纵观中医全貌,颇有局限性。” “他们在来看中医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医生” “瑞士资讯”报道称,总的来说,在瑞士求诊中医的人数近年来增加了。这部分是由于在化学药物兴起前,使用草药进行治疗也是欧洲的传统做法,所以当地人不难接受东方的医学智慧。 在赵-塞勒尔的诊所里,老中青三代的患者都有。根据她的观察,“这20年来患者的结构的确有些变化,从前女患者多,现在男性增加了。尤其是中年人,他们在来看中医之前,其实已经看过很多医生,他们需要口碑,需要快速、看得到效果的治疗。有的治疗生效之后,他们也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她补充说:“年轻人喜欢时髦、好奇,也很能接受中医疗法。” 中医的触角广博,不同年龄的瑞士人会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医。“瑞士资讯”称,近年来医疗保险的补助使患者尝试中医的意愿提高,中医调养的效果则是东方医学建立口碑的主要原因。 兰明博尔医生发现:“瑞士人的精神压力大,来求诊的病患许多是慢性病。在苏黎世看中医的病人里,也有不少外国人。” 贝克尔表示:“目前在我们医院里,将中医置入西医外科手术后的疗养过程,是重点工作。不仅是疼痛科、皮肤科、妇科、儿科等,甚至连缓解患者压力和癌症术后的休养,也都是我们的工作。没有一个医疗方式可以完全治愈一个疾病,中西医合用在治疗效果上会更好,也更容易。” 赵-塞勒尔也认为:“我们学习和应用中医不但能治病,还能助自己养生,教病人养生、调理身体,也就是所谓的‘治未病’。而且通过中医的‘人通天地,通则不痛’和‘气’等思想,以及通过与药用植物的接触,还可以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奥妙,体会到它的宝贵,理解人与自然相依的关系。” “瑞士资讯”称,事物总是一体两面,疾病亦同。和西医相互促进,全面观照身体,这就是中医在瑞士的定位。 我筹备培训课,最初是因为自己想继续学习” “瑞士资讯”报道称,三位接受采访的中医均表示,虽然他们都已进入这个领域超过20年,但在专业上对进步与突破的追求是不能停的。 赵-塞勒尔在自己诊室的醒目位置放了几本中文和德文的中医典籍,每天都会拿起来研读,勉励自己坚持不懈地探寻中医的奥秘。她说:“在瑞士,我们和中国来的中医交流很少,这很可惜。不过一直还是有一些交流的,双方都有人在搭桥。” 每年,兰明博尔都会为瑞士的中医治疗师安排不同内容的进修培训,他对“瑞士资讯”说:“我在北京学中医时,开始几年背诵了很多知识,毕业后便跟着一个老师从病人的实例中学习行医的技巧,才有了实际的经验。回到瑞士后,我因为有了新的疑问,所以就继续寻找老师,继续进修。我筹备培训课,最初便是因为自己想继续学习。” 他刚从美国聘请了一位曾住在中国、有28年行医经验的中医医生到苏黎世授课。由于瑞士身处欧陆中心,这个课程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医师。培训已经进行了3年,以英语授课、德语辅助,受到很多同行的欢迎和支持,所以会继续办下去。 贝克尔认为:“中医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演变中产生出不同的流派,要说谁是正宗非常困难,各家都有长处。我们在医院里每年都有国际交流的机会,也会到美国、中国等地进行参访,不断了解同行们的进步和不同的做法。一个好的中医治疗师同时也应是一个富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会反省、审视自己行医的过程。” 在行医中关注文化差异 “瑞士资讯”报道称,在如今的瑞士,中医诊所的数量增长迅速,竞争十分激烈。贝克尔因此表示,除了医术,大夫们还应该注意其他方面的技巧:“外国中医在瑞士行医,语言能力是首要的,如此才能和病人全面沟通;再者,一定要考虑到文化融合这个因素,若是把东方的那一套完全搬到瑞士,会遇到患者不适应的问题。针灸的针是粗是细,都藏着文化的细节。” 赵-塞勒尔则认为:“我希望在将来,我们能够超越中医-西医这种对立概念,不管什么医学都应该注重人的身心健康与平衡。中国悠久的医学史中流传着许多对医学特别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中医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的科学医学与经验医学之间相互连接、沟通的渠道,让两者都更加完整,更接近于人的需要,也更有持续性的疗效。” 她表示:“当然,做到这些的条件是,我们中医师不能只重视不同门派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我更加希望,在瑞士,中医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潜在价值。” 顾海波   青年参考

德国小镇的中医情缘

古老的中医无疑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如今,据不完全统计,中医已走进海外183个国家和地区,有8万多家中医诊所,从业人员达30万人。日前,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海茵地区,从上世纪中叶至今已走出了超过6.5万名中医理疗师。他们遵循中医针灸按摩的方法,用手掌大小的金属棒刮压穴位经络的方式,为病患祛除疾病。而这一切,得益于建立于此的欧洲彭策尔学院。   为救病妻 与中医结不解之缘 一迈进海茵村的中心地带,就能看到欧洲彭策尔学院标志性的五面金字塔建筑,其设计融入了浓浓的中医元素——五面墙代表着中医五行学说,每面还以不同颜色的窗户各代表“金木水火土”中的一种元素。这所由德国人威廉·彭策尔于1972年创立的学院,如今以每年毕业2100名理疗师的速度,培养着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学员。 欧洲彭策尔学院现任院长贡特尔·科尔斯告诉本报记者,这所学院之所以从创立之初就坚持着中医理疗教学,是因为中医理论拯救了彭策尔妻子的生命。上世纪50年代,彭策尔的妻子罹患严重的肝病,看遍当时的名医都表示无计可施。救妻心切的彭策尔开始大量翻阅医学著作,寻找生机。偶然间,他翻阅到一本介绍中医按摩对内脏治疗作用的书籍,并尝试用书中的方法为妻子按摩治病,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坚持数周之后,妻子竟可以出院回家,并在彭策尔坚持不懈的按摩治疗下最终完全康复。 这一消息震惊了附近村庄乃至城市的居民。当初为救妻子“半路出家”的彭策尔,实际只是一名造船厂职工。随着越来越多病人上门求医,为了能合法地治疗更多病人,彭策尔拜师维也纳路德威希波尔兹曼学院,师从当时有西方针灸“教父”的约翰纳斯·毕世科教授,结合有限的中医德语著作,最终开创了彭策尔中华按摩疗法,并创立学院以培训更多的理疗师。这一基于中医针灸理论形成的无针无血的治疗方法,成为欧洲最早的经络按摩之一,发展至今,分校已扩大到欧洲以外的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   中西合璧 理念相同发展广阔 如何让注重“气道”“五行”“经络”的中医理论能够更好地被西方人理解并最终接受?在彭策尔学院的教室墙壁上,随处可见非常“德国式”的教学示意图。以阴阳五行图为例,“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以饼图形式出现,每个饼图详细列举了这些元素的表现形式,比如“火”上详细标注了“苦”“热”“心急”“灼烧”等字样,抽象的定义一下子变得准确清晰,一目了然。 “中医教学方面,东西方接受习惯差异很大。对东方人而言,文字叙述比图形更加全面,更多的具象理解需要去‘悟’;而中医蕴藏的例如‘阴阳平衡’等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西方人缺少先入为主的认知,必须通过图表形式教学,更好地去理解中医理论。”在彭策尔学院教学针灸按摩多年的刘晋告诉本报记者。 科尔斯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的治疗方法虽然是创始人彭策尔发明的,但始终是中医在欧洲的小女儿。”因此,如何让中医理论本土化,为西方人所接受,也是他们一直尝试的内容。例如,如何让学员与病患了解身体中经络中气血的运通?科尔斯径直走到学院教室的照明开关处,一开一合,满屋的顶灯随之一亮一灭。“我们告诉学员和病患,灯管与电线就是经络,电流就是气血,开关就是穴位。而针灸与按摩,则能促进气血的运通,就像能让点灯照明一样,保证身体内部的良性运转。” 在彭策尔学院多年的影响下,位于海茵地区附近的德国著名疗养城市——巴德皮尔蒙特,也逐渐以加入中医理疗方法而在德国理疗城市中独具特色。作为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温泉疗养城市,巴德皮尔蒙特曾经是欧洲皇家贵族夏天疗养的必选之地,如今也常年吸引欧洲大量游客前来疗养度假。近20年来,德国巴德皮尔蒙特国家疗养集团一直在旗下的健康康复中心提供中医药浴、按摩等康复手段。“因为工作关系,我在1995年第一次接触中医。事实上,中医理疗以其健康自然的疗养方式,在德国越来越为人所知并接受。例如,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练习太极拳。”德国巴德皮尔蒙特国家疗养集团副总裁安德烈·舒伯特告诉本报记者,中医在治疗骨科、内分泌、风湿等方面,与传统西医诊疗方法相比,有着显著疗效,大部分前来疗养的病人都乐于接受。 “当时有关中医理疗的德语书籍十分有限,彭策尔疗法毕竟只接触到了中医极小的一部分。”科尔斯介绍,为了更好地将中医理疗方法传入德国,彭策尔学院于2015年初和湖北中医药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随后成立德国欧洲中医学院,加强双方学术交流讨论。目前,双方正在一同积极申请成立孔子学院,希冀进一步培养中医双语人才。 “学中医的人不懂外语,学外文的人不懂中医。这恐怕是中医海外传播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阻碍。” 曾任湖北中医药大学校长、现任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的王华教授向本报记者表示,通过多年的中医教学经历,他深刻感受到中医双语人才的紧缺问题,很多“身怀绝技”的中医大师,却只能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语言翻译问题,鲜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露面”。 今年初,《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颁发,明确了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的目标,强调迫切需要推动中医药海外创新发展。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提出“治未病”的思想,防患于未然。而“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也指出医学艺术的范畴是“不让人们生病或至少减轻病情”。 “实际上,中西医学的共同理念是想通的。”王华表示,随着中医走出去、与西医交融膨胀,必将互相补长去短,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来源:新华网 德国“老中医” 针灸四十载 从7枚来之不易的针灸针开始,40年前,德国医生丽吉娜·施瓦尼茨走上了自己的针灸行医之路。72岁高龄,她仍然坚持给德国医生开授针灸培训课。如今,在德国东部,提起针灸,就会想到施瓦尼茨的名字。 在德国,针灸被越来越多的病患以及医生所知晓,并且成为许多大学医学院的选修课,这离不开像施瓦尼茨这样热衷针灸的德国医生的努力。   “中医针灸等自然疗法在某些方面可以有效缓解、治疗病人的症状,达到西医没有的疗效” “我觉得,我们应该称‘中医’而不再使用‘传统中医’的翻译方法。因为中医是一门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完善的医学,而不总是停留在过去的经验。”讲台上,丽吉娜·施瓦尼茨精神饱满,向台下15名从德国各地慕名前来的医生,传授中医针灸知识。 每年5月初,德国针灸和神经治疗学会都会在德国北部城市罗斯托克的瓦尔内明德区举办为期一周的培训,面向全德国的医生提供各类医学培训,中医方面的知识培训一直是一个重点。做了12年学会针灸分管主席的施瓦尼茨,虽然今年4月起卸下了学会职务,却依然活跃在讲台上,手把手地向学员展示穴位和扎针技巧。 台下的学员们聚精会神地边听边做笔记。这些学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医生,都有着自己的医学专业背景——骨外科医生、耳鼻喉科医生、儿童医生等等。德国医生协会规定,拥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只要上满200个学时的针灸培训并通过考试,就可以在自己的行医领域里加上“针灸”一项。 克里斯托夫·雷卡普的本职是一名耳鼻喉科医生,他向本报记者“抱怨”针灸课的难度:“中医和西医的思考方式从根本上就充满差异,更不要说去记忆各类针灸穴位的名称、针法和对应作用了。”既然已经是一名耳鼻喉科医生,有自己稳定的患者群体,为什么还要费心得到一个针灸师的行医资格呢?面对记者的提问,雷卡普答道:“中医针灸等自然疗法在某些方面可以有效缓解、治疗病人的症状,达到西医没有的疗效。”而现代西医在治疗很多疾病的时候都存在局限,尤其是一些抗生素药品和CT扫描等现代治疗仪器,对人体健康有着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例如在德国因春天花粉含量骤升而盛行的过敏性鼻炎,只需要简单地针灸几下就可以明显缓解症状,而不需要大把地吃药。 “从运动员第一次告诉我疼痛症状明显缓解的时候起,我就坚定了使用针灸、传播针灸的信念” 拥有3000多名成员的德国针灸和神经治疗学会,每年会给超过2000人次的学员传授中医针灸知识,仅施瓦尼茨个人每年就要给累计100多人次授课。现如今,在德国东部,提到针灸人们就会想到施瓦尼茨。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针灸课程已经纳入当地罗斯托克大学医学院的选修课程。大部分前来培训的医生都抱着和雷卡普同样的想法,希望能够用针灸帮助病人缓解疼痛,缩短治疗时间。实际上,施瓦尼茨和针灸的缘分,也是这样开始的。 施瓦尼茨告诉本报记者,1974年拿到运动医学医生的资质后,她便成为一名专职的运动医学医生。“作为一名运动医学医生,为专业运动员快速缓解运动造成的各类扭伤,让他们早日返回比赛场,是我的职责。”因此,必须找到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大量阅读医疗书籍的时候,她发现了使用针灸缓解筋骨疼痛的有关记录。然而,当时的东德物资匮乏,连得到针灸针都异常困难。“直到1977年,一名病人有机会前往西德,借着‘研究用医疗器材’的名头,才给我带回了7枚针灸针。”施瓦尼茨和同事利用这7根针,按照书里的针灸方法,反复在人偶和对方的身上扎针练习,摸索要领。1979年,施瓦尼茨作为自学成才的针灸师,迎来了去苏联出差学习的机会,在那里得以第一次向“科班出身”的针灸师学习。 施瓦尼茨的针灸路一晃走过了40年。“从运动员第一次告诉我疼痛症状明显缓解的时候起,我就坚定了使用针灸、传播针灸的信念。”她告诉记者,这条道路并不平坦。由于中医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很难被现代医学理论论证,尤其是“经络”“气血”等概念很难被西医理解,很长时间内,中医在西方都被贴上了“伪科学”的标签。直到上世纪末,都会有同行甚至同事,背地里向医生协会写投诉信。面对这些诋毁,施瓦尼茨表示:“我是医生,我关心的是症状得以缓解治愈,希望得到病人而不是某些医生的承认。” 目前在德国拥有针灸行医资格的医生约有5万人,从事中医针灸的医生不在少数 为证明中医针灸在治疗慢性头痛、腰痛和膝关节痛方面的有效性,给针灸正名,德国在2002年至2007年进行了一次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针灸有效性对比实验,被称为“德国针灸实验”(亦称为“Gerac研究”)。来自包括波鸿鲁尔大学、海德堡大学、马格德堡大学等六所大学的统计学、骨科、神经病学等专业的专家,组成实验统筹委员会,在全德国范围内动员超过100名科学家参与研究。实验将患者分为三组,一组对经络穴位进行针灸;一组对阿是穴,即没有固定位置、“有痛便是穴”的部位针灸;还有一组采取例如服用止痛片等西医方法进行治疗。6所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公司投入750万欧元,在7300多家诊所对超过50万患者进行分组治疗观察,最终结果出乎人们想象。例如在治疗腰痛方面,经络穴位组的治愈率高达47.6%,阿是穴组为44.2%,而西医组的治愈率仅有27.4%。 全程参与其中的施瓦尼茨表示,在针灸不可否认的疗效下,从2007年开始,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公司将针灸治疗慢性腰痛和膝关节痛纳入报销目录,越来越多的私立保险公司也为针灸治疗埋单。“然而,一些医药行业公司因为想要卖西药,不希望人们用针灸治疗头痛等疾病,所以给更多的针灸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制造了困难。为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和争取。” 据有关统计,目前在德国拥有针灸行医资格的医生约有5万人。在德国从事中医针灸20年的欧洲中医学院业务院长刘晋告诉记者,像施瓦尼茨一样自发学习、从事、宣传中医针灸的医生不在少数。两年前去世的瓦尔堡·马里奇—奥勒教授,不仅自己研究了一辈子中医,还将她的女儿索尼娅·马里奇培养为一名藏医专家;运动医学医生莱因哈特·瓦格纳一直在探寻神经节段支配理论与针灸取穴之间的关联……“他们自编教材,用德国的思维模式和图表形式进行中医针灸的教学,使德国学员容易理解和掌握,中国式的文字教学方式不适合在德国进行中医针灸教学。没有他们的努力,近几十年中医在德国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又快又稳。” 记者  冯雪珺 来源:人民网

德国之声:德国理应认可中医大夫

传统中医在德国火爆,但中医大夫得不到承认。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应改变这一情况。 诊断是:肝热、眼燥、阳偏盛。谁要是因疼痛而让一位传统中医专家给自己瞧病,就会在诊断上看到这样一些让人摸不着边的用词。作为治病手段,通常不是开药单,而是针灸、配草药。对西方病人来说,这一切起初都显得陌生。他习惯于西方医生的那种分析性的和技术性的医疗方式。抽血化验、听诊器听呼吸,有时做心电图,—以此查出可能的病因。区别恰恰就在这里。现代医学试图通过科学手段找到病因和解释。传统中医学走的路却全然不同。它并不寻求解释。对它来说,成百上千年来都行之有效,这种治疗方法本身就有了存在的理由。而且,中医还考虑到病者乍看之下与病本身无关的个人各种情况或症候。因此,许多在西医看来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便转向了传统中医大夫。 医保公司支付针灸费 很久以来,西方人对这个陌生并被认为落后的治疗手段狐疑满腹。而现在,各种中医治疗手段在德国越来越频繁得到使用。2007年起,多个医疗保险公司报销针灸治疗费。2012年,德国从中国进口了约值5700万欧元的传统中药,在西方工业国中排名第二。只有美国进口了更多的中国草药和药品。医药巨头拜耳新近宣布,收购中国滇红药业公司。该公司生产以植物为基础的药品。这说明,人们认识到了这一行业所具有的潜力。“阴阳”生意对药业巨头们来说也早已是有利可图的了。 传统中医医生得不到许可证 只不过:由于难以通过科学方法得到验证,因此,传统中医的许多治疗方法的有效性依然得不到很多西方专家的认可。因此,运用传统方法的中国大夫在德国无法作为医生执业。而谁若仍想行医,就只能作为自然医疗师(Heilpraktiker)开业。而根据权威杂志《科学》称,在一千多种作用物质中,只有一种植物提取物被确证在人体内起作用。然而,无论如何,传统中医有效。两千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同相对年轻的西医之间的最大区别恐怕也就在这里。另一方面,西医也理应进行系统性研究,争取揭开这个谜。 不过,在中国,人们更愿意在事实中寻找真理。按照中国改革派人物邓小平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重要的只是结果。传统中医的病人并不知道,一小瓶绿褐色的难闻的草药汁是怎么让身体重归平衡的。医生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秘密。 一个药品在德国得到许可证的过程则完全不同。在能够在药店上架前,该药品必须经过长达数年的无害检测、研究、实验和试验过程,由此,对该药品可能的风险和副作用不再会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关信息。 殊途同归 不管西医和传统中医所走的途径如何不同,两者的目标却是一样的:让人恢复健康。不同的只是理念、治疗手段。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长处呢?尽管某些治疗效果比西方同行要好,中国大夫却仅因为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而在德国受歧视,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些中国大夫可不是那些扔甲骨片看病的江湖郎中,而是受过高质训练的经验丰富的专家。西方试图在这个领域独自确定游戏规则,这是不是有点儿狂妄呢? 作者:泽林 针灸在德国渐受欢迎 过去,西方人也把针灸笼统地归到“巫术”一类,绝大部分人都抱着排斥态度。但针灸确实灵验,至少对一定的病症来说,针灸的效力有目共睹。近年来,针灸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中医的针灸近年来在西方普及得很快。过去,西方人也把针灸笼统地归到“巫术”一类,只有极少数人感兴趣,绝大部分人都抱着排斥态度,医疗保险公司也拒绝承担费用。但针灸确实灵验,至少对一定的病症来说,针灸的效力有目共睹。因此,近年来,针灸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甚至保守的医疗保险公司也承认针灸的疗效,开始承担针灸费用。德国学术界也开始探讨针灸课题,最近有两项研究结果公布于众。 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针灸虽然至今还是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证明其疗效,但是近年来这一疗法却深受西方人的特别喜爱。据估计,单在德国就有大约两万名医生除了对病人进行西医治疗外,也把针灸作为其常规治疗的手段之一。因此,德国科学家有关针灸法的两项新的研究便拥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研究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行家圈内引起了很大疑惑。 其中一项研究是德国里根斯堡大学附属矫正科医院的哈克及其同事进行的。他们探讨的是严格根据中医规定,也就是100%地对准穴位进行的针灸治疗对减轻慢性背痛症究竟有多大的帮助。为了便于比较,他们还选择了两种其它方法:一种是对模糊穴位,也就是故意不摸准的穴位进行针灸,另一种是西医的常规疼痛疗法。 研究结果让西医“露丑”,其疗效最差,而且是差得很多。但就是对坚信中医的人来说,这项研究的结果也不大令他们满意,因为对准穴位的针灸疗效并不比对模糊穴位的疗效好。也就是说,不管医生是把针严格地插到经脉上的穴位也好,还是偏离穴位的地方,治疗结果都是一样的,都起到了有效的止痛作用。 参加这项研究的私人诊所近400家,接受治疗的慢性背痛症患者为1162名。每次疗程历时1个半月,治疗次数为10次。受试者要么接受针灸治疗,要么接受一种西医的常规疼痛疗法,也就是结合应用止痛药和像理疗这样的一般性治疗。半年以后,科学家们进行了总结。 哈克介绍道,在接受西医疗法的背痛患者中,获得持续性止痛效果或者其背部变得灵活的患者比例只占到27%。相反,48%接受严格针灸治疗的患者以及44%接受模糊穴位针灸的患者,其症状得到了明显好转。只不过其中一部分患者“开了小差”,没有严格遵守医生的要求,也同时接受了其它疗法。举例来说,医生的要求是参加两种针灸疗法的受试者不应当同时也接受体操疗法和注射疗法,接受西医疗法的受试者不应当同时接受针灸疗法,因为对三组受试者来说,同时也接受其它疗法都有助于提高疗效。如果排除开小差的因素,则中医针灸法的持续止痛率为78%,模糊穴位针灸的为72%,西医还是27%。 另一项还没有最终完成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加这项研究的男女患者人数有1000多名,他们都患有膝盖关节病。西医的疗效在此也远远落后于针灸。两种针灸法,也就是模糊穴位法和严格穴位法,都为一半以上的患者减轻了病痛,而西医的成功率却只有三分之一。 英国针灸协会创始人、并多年担任其会长一职的伦敦医生曼多年前就发现,即使在离经脉较远的地方扎针也一样有效。他在90年代中撰写了“针灸革命——古老疗法的新方案”一书,总结介绍了他多年扎针的经验。他写道,有疗效的穴位区域,远比传统中医规定的范围要大。 针灸止痛的原理人们基本上还是一无所知,因此,人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不管你怎么下针都无所谓。德国学者哈克提醒道,或许针灸可以刺激人的大脑分泌更多的内啡肽,俗称为幸福激素,也就是人体自身的一种止痛素。他告知,不同的研究曾证明过针灸有这一效应。德国波鸿一家医院的止痛专家芩茨猜测道,针灸的疗效可能也和某种“超安慰效应”有关。他介绍道,经验表明,像注射和手术这一类侵入人体的治疗方法的安慰效果一般都比非侵入性质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服药等要大很多。芩茨不带丝毫贬低之意地告知,对止痛来说,安慰效应非常重要。这位医生也同时表示,针灸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病症。他建议,由癌症或者其它严重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疼痛还是接受西医疗法比较合适。 德国之声 在德华人系列:中医医师 杨大夫的中医诊所就坐落在杜塞尔多夫的闹市区,面对十字路口,左手边是电车站,有些嘈杂。推进门去,倒是一室的幽静。室内布置得典雅大方,让人不自觉轻松下来。 杨兴生大夫,48岁,已婚,有一个小孩,在中医方面家学渊源,是真正科班出身的。杨大夫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他的族人中许多也是从事医生的职业,比如他的外祖父就是广州一个著名老中医,杨大夫在中国也跟他学了不少时间。 杨大夫在中国行医多年后,1989年来德国,主要目的是想多读一点书,多看看。同时他原先也以为中医在德国会有市场,可以来德国试一试。但是在德国等了一年半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医学院的位置。这中间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中国餐馆工作。太太当跑堂,杨大夫自己在厨房帮忙。这般打工的日子,自然不是原先想要的。杨大夫于是放弃了读西医的想法,想重操旧业,走中医的路子。但又因为德国政府不承认他在中国的中医师执照,只好另起炉灶,准备考自然疗法医师的执照。 他先在别人开的诊所内帮忙。如此工作多年,直到近几年考上自然疗法医师的执照后,才自行开业。又在不久之前才搬到这个新的地点,如今有四个医疗房,一间问诊室,客人人数日渐增加。 根据杨医师的说法,在德国开中医诊所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德国人对中医的认同度仍然很低。杨大夫解释:“最大的困难在于同行的竞争,这里的同行指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德国人一般在看中医以前,会去跟他原来的西医讨论。这些西医通常会说,中医只是一种心理治疗,一种心理安慰。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尽管有病人在中医这里的确治疗好了,他们的西医生还是会说这是骗人的。大部分的德国病人对中医其实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只是来尝试一下。如果他们试了二、三次没有立即看到成效,往往就不再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草药很难进口到德国来也是个问题。本来中医的治疗80%靠草药,仅20%靠针灸。如今被迫大部分靠针灸,效力自然要减低。不容易进口中国草药的原因主要是德国对中国草药的陌生和不了解。另外,中药的种类太过繁杂,也让德国人束手无策。 而且德国政府曾多次在进口的草药中检验出过多的霉菌、农药和化学肥料,所以日后检验中药时就更加严格。再者,德国政府对的医院和药材管理,分别属于不同的单位,所以在诊所内不得附设药局,这也增加了中医抓药的困难。 如今杨大夫的病人中98%是德国人,老中青都有,但是只有约2%的病人是中国人。德国病人和中国病人看病的态度有一些差异。同时也在医院工作的杨太太说:“德国病人比较老实,没有多少自己的要求,中国病人常会要求做几次针灸,德国人不习惯讲价钱,中国人会讲价钱。” 此外,德国病人不喜欢扎针时有太强烈的涨麻感,所以杨大夫在下针时通常会注意不能太猛。因为德国病人不喜欢每两天就去看一次门诊,所以杨大夫也得更改他原先的做法。再加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质不同,饮食习惯有异,所以杨大夫在看诊时往往得迁就这里种种不同于中国的情况。 杨大夫还提到,中国病人一般不化妆,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出病情。某些德国人病人乍看之下,气色很好,结果居然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因为他们化妆化得很好,显得红光满面,其实可能已经奄奄一息。基于种种的差异,杨大夫只得慢慢适应德国的情况。 如今否极泰来,回首来时路,杨大夫认为这十几年的奋斗值得吗?满意现今的生活吗?杨大夫的答案是:“一半一半,在德国过的是小康生活,想大财应该是不可能的。一来是受到政治和地方环境的限制,光凭两只手和几根针,无法成就很大的事业。而且因为是独自一人在德国孤军奋战,对个人的医疗水平的提高也没什么帮助。发表不了文章,写不了专书。但是生活是过得很轻松。诊所早上八九点才开门,我可以睡到7点半,中午可以休息,周末打打高尔夫球,晚上上健身房,生活轻松,没有压力。和国内同行相比,我虽赚的钱不如他们多,但是很少有应酬,少压力,活得比他们自由自在,还可以经常旅行,生活多彩多姿。” 来源:德国之声

中医学在德国:异国他乡散芬芳,保守的德国人是如何接受的?

中医学在德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其神奇的疗效征服了众多的德国患者,但中医在德国的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中医被医学界称为“中国传统医学”,与其它传统医学一样,被称为“非常规医学”,因此长期受到西医界的排斥和抵制,得不到政府卫生部门和卫生法规的正式承认,但伴随针灸进入德国,就慢慢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而今中医在德国的发展已柳暗花明,时机越来越成熟。 中医学在德国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德国人是非常保守的,因此相比周边国家,对外来文化接受是很慎重的,接受中医的起步也较晚。 17世纪下半叶,中医学经荷兰、印尼、日本等国传入德国,开始为引进中医作了准备。19世纪初,德国的一些学者开始进行规模很小的针灸的临床及基础试验,中医发展到新的水平。 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人从针灸治疗、推拿和气功健身逐步认识了中医药,中医学在德国才得到一些发展。 1950年前后,波恩大学博士巴赫曼(Bachmann G)首先向德国人介绍了中医诊断学和基础理论,被誉为中医理论研究的先驱。 1971年,中美建交,伴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随行记者雷斯通(James Reston)因阑尾炎后遗症而接受针灸治疗获愈,并在《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上报道了他在北京治病与观摩针麻的经过,针刺麻醉很快传入德国并迅速普及开来。莱比锡大学外科中心、慕尼黑大学心脏中心、慕尼黑马克西来兰大学外科医院、杜塞尔多夫大学及海德堡大学门诊部等医疗部门的学者都纷纷尝试进行针刺麻醉并取得一定成功。 伴随着这一特大新闻不胫而走,传遍全球,引发了针灸热。针刺疗法的国际性交流,也促成多种新疗法的相继使用,有关疗效机理研究呈多元性发展。德国各界对针灸、中医的兴趣与日俱增,大量中医出版物面世,1977-1978年达到顶峰。 在书架上,古代经典或现代佳作,个人研究或群体合体的结晶,琳琅瞒目,中医在德国的前景开始趋于一片利好。 中医学在德国的发展现状 尽管德国的现代医学当属世界一流,但是对一些疑难病症仍显束手无策,仍有它的局限性,患者经过西医多年治疗疗效欠佳,这些患者大多都希望采用中医治疗;同时现在时代提倡自然、科学,人们对合成化学药品中不可避免的毒副作用越来越恐惧,因此自然地求助于非西医方法治疗,这些为中医在德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医在思维方式、防治原理、治疗方法等诸多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有别于西医,可正好弥补了西医之不足。 如今,中医在德国成了吃香的行业。据德国卫生部门统计,该国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接受中医治疗,约有61%的德国人表示,非常希望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许多德国人将中医称为“神奇的医学”。 中医也逐渐走向了主流医院,德国下萨克森州著名泉水疗养城市巴特皮尔蒙特的巴帝尔迪斯医院8年前创建了一家中医研究所,这是德国第一家设立在急诊医院里的中医机构,院长瓦尔茨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不把中医看作是对西医的竞争,而认为是对装备高度现代化的医院的一个有益补充,特别在治疗疼痛疾患和慢性病方面中医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也标志着西方对中医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将中医作为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德国主流医院已有近30家。德国洪堡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柏林夏里特医院已决定在医院设立中医教授的位置,以领导医院的中医研究工作。德国《明镜》周刊评论称,在西方主流医院设立中医教授的位置,意味着把中医作为西医的辅助疗法的“配角”,提升为与西医同等的“主角”。 目前在德国,据保守统计,约有3.5万名医生从事中医行业,其中大部分是针灸。虽然中医在德国的发展如火如荼,但是也遇到不少问题。 1、中草药的担忧 在德国,病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医针灸,往往认为中医就等同于针灸,而中医治疗病人的精华主要靠中药,中草药尤其是中药处方还远远没有全面进入德国市场,尚未得到西方的普遍认可。 据了解,在中国,针灸临床治疗仅占中医治疗的15%左右,中草药占80%左右。而在德国,临床治疗上针灸占中医治疗的80%以上。专家认为,中医讲究系统治疗,如果只注重针灸,不用中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医的治疗效果。 与此同时,大部分的中草药在德国一般市场上购买不到,只有部分的中草药如人参、当归、杜仲、枸杞、天麻等补品类,而且欧洲市场的中草药价格远高于中国。 再有政府对药店的管理非常严格,因此以中药为主的药店很难申请下来,一般只能以食品饮料的名义开业,这样就会受到多重限制。 2、中医医疗费用高昂 德国卫生以及医疗保险部门曾一直对中医持怀疑态度,中医治疗费一直未被纳入医保,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在德国,看中医是一种贵族享受,个人支付的费用是看西医的10倍以上,一次针灸治疗费用是25~80欧元,而针灸治疗是按疗程计算,一个疗程是10次,可见看中医的花费很高。 看中医者,很多都是有钱人,比如艺术家、商人、高管、高薪白领,都是中医的“粉丝”,还有一些小孩也被父母带去看中医。 3、中医仍缺乏专业人才 在德国从事中医的医务人员很多,但真正的中医医生极少。 中国的中医医生在德国一般不允许自己行医,德国的西医医生进修80~300个课时的中医就算是中医医师了,因此德裔中医大多是西医出身,只进行过140个小时的专业培训,依然只能根据西医的诊断给病人开药;一般的医务人员通过3个月的针灸学习班学习,就可在诊所开展针灸和拔火罐的治疗业务,所以德国的针灸师特别多,以至于人们常将针灸师误认为就是华裔;加之中医有语言和文化障碍,翻译得再好也有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 因此,直到现在,不少中医还过着依附西医的生活。尽管中医在欧洲逐渐得到重视,但欧洲的确缺少真正好的中医医生。 中医药在德国的发展前景 目前中医药要突破长年囿于针灸的瓶颈,全面进入德国,让德国人认识中国传统医学的显著疗效,既有潜力又有困难。 在德国的医学界、卫生管理部门有关人员仍对中医药很难理解。德国是一个法治严谨的国家,对医学、医药的法律很严格,对中医药的管制可谓是世界上最严格的。 在德国,注册一个药品,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少则几十万欧元,多则几千万欧元。但并没有因为巨额的金钱影响中草药在德国的市场,德国是西欧国家中使用中草药最多的,其市场约占全欧市场的40%。德国人普遍认为,中草药在中国用了几千年,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安全的。德国政府提出,允许使用中草药,但要在实践中对中药跟踪检验、检测,一旦发现副作用严重的药材,马上禁用。 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而对医药行业而言,中国作为世界中医中药应用最早、经验最多、理论最为丰富的国家,最有希望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就是中药。 因此,我们应大力加强中医药的对外宣传,扩大中德两国医学界高层人员的医学交流,使中医进一步的走向世界,在西方有立足之地,我们相信随着中德两国的深入发展,中医药事业在德国将有一个新的飞跃。 作者:睿汐ghy 来源:简书

德国老人:希望中国不要培养假中医,人类不能缺少中医

导读:这篇文章是一位德国老人对中医的认识与思考。国外有一批铁杆中医人,他们热爱并真正用心研究中医。记得毛嘉陵老师曾有过类似“让好的中医到国外去,留下中医的种子,将来我们再去国外学习中医”的说法,许文忠老师也曾说起“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们好好学中医,大不了将来出国”,虽显悲观,但也不无道理。看看“科学”的欧美人对中医的理解,是否值得国人深思呢…… 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 ——访德国中医药学家波克特博士 曼·波克特,一位谦和友善、年逾古稀的德国老人,一位受人尊敬的汉学家。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满晰驳,取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 他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欧洲,他不仅是与李约瑟齐名的汉学家,而且是一位中医学家。 他的名片上印着:“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中医理论基础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中医规范辞典执行主编”。 他精通德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以及俄语等,中国话讲得相当不错。他的藏书甚丰,收藏的中文书籍有近万册。 四书五经,老子、孟子,唐诗宋词,红楼、水浒,以至《平妖传>,《大同书》无不研读。 他读得更多的,还是包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在内的诸多中医典藉及现代中医著作。 在40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他编著出版中医图书有:《中医临床药理学》、《中医方剂学》、《中医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中医基础理论》。其中他的《中医基础理论》一书,风靡欧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多次出版。 他在德国慕尼里创办过“国际中医社团”,开展专题研究,并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学习班、报告会、学术交流会。数十年里,矢志努力,耕耘不懈。 他为了中医的振兴和发展,1979年以来先后5次来到中国。他的中国同事和朋友亲切地称他“老满”,或“满教授”、“满先生”。有人把他誉之为活着的白求恩。他对中医发展的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 前不久,波克特教授应邀来北京。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会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希望中国不要培养假中医 《科技中国》:满教授,您在讲演中说:没有中医,我早就不存在了。是您把中医药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视为生命一样重要呢,还是中医药使您的健康大受裨益,甚至挽救过您的生命呢? 波克特:应该说,这两个含义都有。早在50年代,我就被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征服了。我结识了不少华人朋友,并向他们学习汉语。在巴黎大学求学,有幸结识了李约瑟博士,更加深了我对汉学的兴趣。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道藏》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德国学习西医,同时研读了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从此我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作了我一生最主要的事业。 作为中医学家,我当然知道中医的保健方法,并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有一年外出受寒,肩膀疼得很厉害,下飞机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开始时用西医方法治疗,很久不见效果。后来我改用艾灸,三次就完全恢复了。 1989年,我患了膝关节炎,西医先让服用可的松,没有效果,后来建议动手术,换金属关节。 一位姓周的中医师给我推拿、针灸,配中药吃,不到6个月,彻底好了。你看见我今天在会上,两个多小时都是站着讲演的吧,完全正常。 两年前,我的眼睛视物模糊,西医说是中心性渗出性视网膜炎,没有办法治,搞不好会失明的。 读书人眼睛失明是最可怕的事,我用中医方剂学里的茯菟丹和六味地黄丸为基础,做成药粉来吃,几个月后就好了。现在我73岁了,视力1.5,你看,我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 《科技中国》:您的太太和家人、朋友,是不是也相信中医,有病时是不是也请中医师来看? 波克特:当然!我这次来北京,从王府井的平心堂给我的太太配了中药散剂,还要带回一些在欧洲不便买到的中成药呢! 《科技中国》:听说您能用中医诊病,并能开中药方? 波克特:当然。我研究中医药几十年了,60年代时曾经拜台湾一位老中医为师,他的脉诊很特别,诊断不错。我也是个满不错的中医师啊。 《科技中国》:在德国,认可中医中药的人多不多? 波克特:德国是使用植物药最多的欧共体国家,占领了欧洲草药市场的70%左右。据调查,58%的德国人服用天然药物,85%的德国人认为天然药物有效,毒性低。 可是现在到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中医师,大多数水平不高。有的人到中国进修中医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开中医诊所,真正能用中医理论和方法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多,许多中医师不会望闻问切。他们其实是假中医。 中医是一门科学,希望中国要严格掌握培养标准,不要培养这样的假中医,这对中医在世界的传播影响很不好。 真正好的中药也不容易买到,有些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药效得不到保证,这很影响中医药在国外的声誉。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科技中国》:您在各种场合都说过,中医是成熟的科学。我们相信这是您对中医药学多年研究和深刻理解的结果。在您看来,中西医是不是各有所长,它们各自的长短主要是哪些? 波克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要多说一点。国外是有许多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奇怪的是,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 我在世界许多地方讲演,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什么叫科学?在我看来,科学必须符合以下三条标准: 一、以正面经验为基础。“正面经验”是针对确凿的事实而取得的实际效果。正面的事实与主观的臆测是相对立的,离开了事实,科学便失去了形成的必要条件。所以“正面经验”,是经验的事实资料的积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 二、陈述的单一性。即在一定的上下文意中,具体名词术语的含义是单一的。所陈述的内容都是有一致规定的,并排除其他含义,那怕是稍微相似的含义。 三、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严格的”,是指不是任意的、含糊的和近似的;“合理的综合”,是指从收集到的经验资料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就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能使人们对未来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灵活推断,并使原有的结果再度产生。 按照这三条标准,可大致将二十世纪的各种科学分为精密科学、原始科学和伪科学。少数学科属于精密科学,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几乎完全符合三条标准,是精密科学。多数学科只符合第一条,可称为原始科学。离开了取得正面经验的确凿事实,则应称为伪科学。 在现代医学(西医)中,绝大多数是原始科学的知识,只有一小部分是精密科学,其中还有较大的伪科学的成份。 与此相反,中医除了还有一部份是原始科学和伪科学的残余外,就绝大部分或者主体而言,应当称得上是精密科学。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等中国古代医书的传世,表明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而且很早就有自己的药物学专著,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 我的好朋友、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教授李致重先生在他的《中医复兴论》里说: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机理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及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经络、四肢百骸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医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中医辨证论治所形成的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是中医最突出的特色,也是西医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我完全认同。 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 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 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 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西方医学已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它不能像中医那样对个体机能失调作出精确的、特异的判断,并进行治疗。 西医盲目用药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抗生素、激素,经常服用很容易造成药物依赖,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抗生素、激素的滥用,使高血压、心脏病、血栓等等病症随处可见。 我开始是学西医的,而且在慕尼黑大学医学系当过老师,也有行医资格。如果不了解西医,我就没有资格批评西医。 当然,我决不是说西医一无是处,这里我是从科学与技术的比较上讲的。从长远来看,中医应该比西医有更广阔的前景。因此,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 《科技中国》:中医既然是成熟的科学,具有广阔的前景,那么,它是不是就应该具有全球化的条件?您对中医全球化乐观吗? 波克特:这个问题很难用乐观或不乐观这样简单的结论来回答。从当前看,情况不容乐观。从长远看,如果中国同道们和中国的领导人足够的意识到当前的问题,并着手加以纠正,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正如我这次演讲的主题那样,"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呀! 中国把自己的宝贝当垃圾丢掉了 《科技中国》:在您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影响中医药全球化的因素是什么? 波克特: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忽视甚至丢掉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医药在中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就象刚才讲的: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至今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全人类福祉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的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认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 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 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在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行政规定,但在医疗的事实上,中医不能和西医享有同等的学术地位。 专门研究中医的机构少,经费少,更危险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谬。研究人员没能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据去证实中医药的科学特点。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医院中,病历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一种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这样,那就悲惨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医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走向衰落。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竣的社会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美国2003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中国13亿人,如果没有中医,谁能支付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呢?到过欧美的人就会知道,欧美的医疗效果并不一定好,许多病的治疗上并不满意。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美做中医呢?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医疗,当然更不能缺少中医。 中国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 《科技中国》:针对您看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请您开个"药方",您会怎么开? 波克特: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有几点看法要说一说。 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几年前我看了崔月犁先生的《中医沉思录》,我高兴地看到有许多人在深刻地思考中医的问题了。 最近我读了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我们的理解完全一致。太让我高兴了!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学,志同道合的学中医的学生呀。 我认为,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做好。中医应当在中国的国学传统上尽快复兴起来! 实际上,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 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 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让人家说你是伪科学。 现在,西方人也已经觉察到西医西药的局限性了,但又没有其它办法,很多人把目光转向植物药物,希望从传统医药中寻找出路,这是中医中药发展的好时机。 中国应该加强中医中药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要培养大批真正能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是一万人,而是五十万、一百万人。这样,输送到世界各国的假中医也就少了。 中国应该制定中医药学的标准,当然不是以西医学方法来评判的标准,并使它逐步成为国际遵循的唯一标准。 这样才能消除国际市场上那种传统中药按植物药物,或者西药标准划定的混乱局面。中医中药有自己的标准,用别人的标准就不是中医中药了。 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有三条:一是设法使中国的一些一流学者掌握认识论,即有关现代科学在方法学上与中医学相适应的认识论。二是继承、开发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三是系统地发展属于中医自己的现代技术。 比如研制鉴定中药的新技术;药物功能论断的新技术;在医学文献迄今还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医治疗功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等等。这些工作要靠中国的同仁来做,也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科技中国》:您是不是早就与中国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波克特:是的。我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已经有很多年了。与中方签订了几项协议书,合作编纂中英文《中医学规范辞典》、改编《传统针灸学教程》、编写《中医学概论》等等。我很热心于这些工作,因为只有首先把中医的事情做好才行。 我常常肯说:我不知道。这好像是我的口头语。不过真的,我不知道中国不少人已经看清了中医的问题,为什么改起来这么慢;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能够为中医做一些什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会一直努力的。 来源《科技中国》

严谨较真的德国人,是怎么接受中医的?

即使对于德国很多人而言,去魁茨汀市也不算特别方便。从慕尼黑出发,穿过云雾缭绕的巴伐利亚山林,沿着蜿蜒的公路向东北驱车200多公里,才能到达这座小城。 然而,每年仍有超过3000名患者来到这里,寻求中医的帮助。28年来,保险公司付费、收治住院病人的中医院,放眼全欧洲,也只有魁茨汀医院一家。 11月2日,“岭南中医药文化欧洲行”第三站就来到了魁茨汀医院。广东中医药专家和德国的医学界权威人士,就中医发展话题开启了一场“德中中医论坛”。会后,广东中医名家各展身手,让与会嘉宾和观众深度体验了中医疗法。 求医者众 至少需提前3个月预约 魁茨汀靠近捷克边境,四周山木环绕,环境清幽。魁茨汀医院的入口处坐镇的石狮子彰显中国元素,大门上大大的“寿”字则揭示了创办者的用心。 说到魁茨汀医院的成立,颇具传奇色彩。1991年,来自魁茨汀的老施道丁尔,在感受到中医的魅力后,克服种种困难,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合作,在德国落地第一所中医院。2010年,该院挂牌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德国魁茨汀医院。2018年12月8日,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魁茨汀)在此落地。 盛行自然疗法的德国,民众对中医持甚为开放的态度。魁茨汀中医院德方经理施道丁尔先生介绍,该医院有75张床位,每年有1200名住院病人和2000名门诊病人。90%以上的住院病人由基础保险覆盖,10%的病人由私人保险支付。统计显示,这些病人平均年龄在55岁,大约74%为女性。 “来到魁茨汀医院治疗的病人,大多病情非常复杂,西医已经无法解决,平均患病时长达到11年。”施道丁尔先生介绍,这里的病人平均住院时间是4周,由于希望来到魁茨汀医院治疗的病人太多,至少需要提前3个月预约。 在这家医院,中药使用率是100%。记者在魁茨汀医院看到,这里不仅有传统的中药材百子柜,而且给病人服用的中药也是按照传统方式煎煮成汤。 “在医院参观时,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们的饭堂,刚开始我以为是职工饭堂,因为没有一个病人穿着病号服,大家围坐一起吃饭聊天,没有一个痛苦的面容,这是中医治病以人为本的体现。”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未病学专家陈瑞芳教授告诉记者,中医药要走向国际,更重要的是中医思维走出去,魁茨汀医院传承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同时健康管理非常人性化,这一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 虽然中医的疗效受到了认可,但28年来,这样的中医院在全欧洲只有一家。 “要复制这一模式并不容易。”魁茨汀医院中方院长戴京璋教授告诉记者,其中涉及中医人才工作许可、法律审批等多个现实问题。虽然德国的自然疗法盛行,对植物药的使用也非常普遍,但在法律上,中医仍缺乏相应的地位。“在德国,主要有三类人可以从事中医治疗,一类是西医学中医,大约有5万名西医有针灸执照;一类是牙医;一类是通过国家考试的自然疗法治疗师,但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医的执业资格考试,而中国的中医师要到德国执业,首先面临的就是执业资格难题。” 深入研究 医学权威“深耕”中医药逾30年 在来到“德中中医论坛”前,IT工程师弗兰茨·佩廷格的脖子已经疼了一年。论坛上,当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陈秀华向现场征求一名“小白鼠”体验岭南陈氏针法时,佩廷格第一个举起了手。 指尖轻捻,银针飞旋,第一次体验针灸的佩廷格告诉记者,岭南飞针之快让他几乎感觉不到进针。针灸之后让他感觉脖子马上放松了下来。“太有意思了!有机会还想再多试试中医。”他说。 陈瑞芳教授则分享了利用中医膏方帮助患者减肥,缓解抑郁症状的案例,演讲结束后,马上有观众找她咨询哪里可以买到这神奇的膏方。 在义诊环节,广东中医药专家更是大展身手。“鬼手神针”石学敏院士的弟子、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针康科学术带头人张春红,分享了针灸“醒脑开窍”之奇。面对满脸密密麻麻的细针,有的体验者甚至玩起了自拍。小小的医院康复中心大楼内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不仅德国民众对中医的疗效高度认可,德国多名医学权威也对中医进行了深入研究。今年66岁的米夏埃尔·奈里希,是德国圣约瑟夫医院创伤外科主任,雷根斯堡大学医学院教授。从10年前就开始对中医倍感兴趣的他,来到活动现场体验了一把中医手法。由于常年做手术,他深受颈椎疼痛的困扰,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骨伤科负责人齐伟,施展“魔术手指”为他进行治疗,一顿操作之后,奈里希教授连呼“Excellent!” 德方慕尼黑工业大学的迪特·梅卡特教授研究中药接近30年,在现场分享了团队最近关于中医药的科研项目。他认为,传统中医药仍需要加强研究,缺乏完整的病理学、毒理学方面的数据,是中药未来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当天,中德医药界有关人士还召开会谈。广东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锋在会上表示,今后双方要在中医药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加强合作。 深圳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院长徐庆十指出,中医药走出去,除了政府搭建平台外,更需要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落地。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已经出台外国医师注册执业的相关办法,可以作为中医药文化交流的试点,从互派医生坐诊到建立中医教育交流,再到开展临床科研合作,与国外医疗机构进一步推动中西医深度合作,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对话 德国达姆施塔特中医诊所杜煦电博士: 海外中医文化形象上升趋势明显 在德国黑森州第四大城市达姆施塔特,有一间远近闻名的中医诊所——杜医生中医诊所。诊所创办人杜煦电博士在国内接受了8年中医教育,1992年公派留学德国,2002年在当地开办私人诊所,至今在德国行医已近20年。他也是当地少数拥有西医资质的中医。中医在德国发展现状如何?杜煦电博士接受了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的专访。 南方日报:中医在德国处于一种怎样的现状? 杜煦电:德国人是个很谨慎的民族,但他们一旦接受一种外来文化,认知程度也会更高。中医确实有疗效,当地老百姓对中医药的接受度非常高。我的中医诊所有15张床位,每天要接待约50名病人,其中95%以上都是德国当地居民或者来自周边国家的病人。有的病人从纽伦堡、德累斯顿甚至意大利远道而来。 南方日报:来看中医的病人以什么疾病为主? 杜煦电:病人大多以疑难杂症为主,其中包括消化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疼痛疾病等。比如过敏、哮喘、慢性腹泻、偏头痛、慢性骨关节病等,中医的疗效都非常明显。肿瘤康复病人的数量也不少,其中以乳腺癌患者居多。中药治疗可以帮助病人提高免疫力,让白细胞回升。 南方日报:德国的中医治疗是否仍以针灸为主? 杜煦电:我的病人中,一半都会开有中药处方,包括提供艾灸,让病人拿回家自己治疗。虽然德国还没有允许中药饮片进入,但病人拿到处方后,可以向英国或荷兰的药店订购中药饮片快递到德国的方式,实现传统中药汤剂的治疗。来这里的病人,他们的病历往往有厚厚的一本,一般都是西医实在治不好了才会来中医诊所,即便如此,中医的疗效仍然很好。 南方日报:中医药在德国的发展趋势如何? 杜煦电:中医是个很好的东西,但在国外受到限制还是很多。在德国,中医可以说是“奢侈品”,只有收入高的人群才能负担得起中医治疗。这是因为,在德国,中医并没有被列为现代医学体系之外的分支。具有西医资质,经过一定的培训,就可以用针灸给病人治病,国家保险也覆盖这部分费用。而对于没有西医资质的自然治疗师来说,提供的中医治疗要么是病人自费,要么是私人保险偿付。在德国行中医的人大多是德国人,德国医生使用针灸的范围之广,可能在全球也数一数二。 南方日报:您对中医药走出去有什么好的建议? 杜煦电:一个民族最重要是自己的文化。中国的中餐举世闻名,目前中医文化形象的上升趋势也非常明显。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在认知程度上已经超过了中餐。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我们在海外的中医也是切实在推广中国的文化。比如,德国产妇没有“坐月子”的说法,生完孩子三天后,产妇一般该干嘛就干嘛去了。而中国的“坐月子”文化是来自中医对女性生理的认识,认为产后气血丧失,需要调理。我现在影响了很多德国的产妇,让她们产后用中药和饮食调理,现在越来越多德国妇女开始接受这个观点。 在德国行医时我们也发现,外国人对中医药的治疗更为敏感,往往只需要小剂量的中药即可实现很好的效果。我常说,西医很强大,中医很伟大,西医讲究深度,中医讲究广度,中西医结合又强大又伟大。中医药宝库需要好好挖掘和传承,要让全球人民都能享受到这个好东西。 【来源】 南方报

屠呦呦获奖火了瑞典中医馆:不用再苦劝病人喝中药了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15-12-12),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诺奖的奖章和证书。 这个对国人来说意义重大的历史性时刻,所有人都可以给出各种角度的解读,而对于瑞典当地人来说,实际意义更加明显——他们也许一辈子都不需要用到青蒿素治疗疟疾,不过在遍布大街小巷的中医馆看病时,更愿意尝试苦口的中药了。 瑞典时间昨天早上10点,马雪红的“马医生针灸健康诊所”开门营业了。 没一会儿,她的老病人卡塔拉就上门了,熟练得脱掉鞋子,穿上带有脚底穴位按摩的拖鞋,将大衣挂在衣架上,走进针灸间。 “她是来治腰疼的。”在为卡塔拉的腰部穴位插上针之后,马欣红趁着空隙和钱江晚报记者聊了起来,“来找中医针灸、看病的,都是他们自己医院治不好的病。” 在瑞典,这个冬天异常寒冷又遍地宠物的国度,关节疼痛、花粉宠物过敏的病人很多,不过在当地医院,医生们往往开出止疼药和抗过敏的扑尔敏作为药方,“治标不治本。”而中医的针灸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效果很好,瑞典人对于针灸的信任,让她在20年前刚到这里时就吓了一跳。 20年前,马雪红刚刚到瑞典,和她同机的都是前来开中餐馆的老乡们,每一个人对她的中医事业有信心,“瑞典人谁会找中医看病啊?”大家这么说道。 在斯德哥尔摩开出了当地最早的中医馆之后,她发现老乡们并不了解瑞典人的真正想法,在瑞典的医疗体系当中,存在着为病人放松、止疼的“理疗师”角色,他们用到的方法,就是针灸治疗,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助产士也会询问产妇们需不需要针灸止疼。 一次几百克朗的治疗费用并不便宜,马雪红的病人们大多都是年收入40万克朗以上的中高产阶级。 不过在接受针灸的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对中药都有着天生的敏感,“有些不孕不育的病人来我这里看病,我除了给她们针灸之外还开一些中药给她们,几乎没人愿意服用,只想针灸治病。” 除了苦之外,中药的配方、用量都是按照中医生们的经验来进行的,对于习惯用精确单位针对病症的西方人来说,很少有人愿意捏着鼻子喝下一碗“内容不明”的药。 不过自从10月5日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名单公布后,马雪红在“推荐”中药时就方便多了,“你看,这是中国科学家获奖了,她的研究领域就是中药元素治疟疾。”每当她拿着报纸给病人们看之后,病人们想都没想就同意马雪红开出中药药方了。 “我让他们把中药带回去自己用锅煮。”瑞典人们显然没有煮中药这个技能,也没有砂锅,比如昨天马雪红的第一位病人卡塔拉,就是每次煮好的中药都是一大锅,每次得喝下一大碗,“没办法,我得根据他们的煮药方法,改变一下配方和剂量。”马雪红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她一天要看10几个病人的马雪红,抽不出时间为他们煮药。 在马雪红的诊所200米开外,一家北京同仁堂药房昨天正式开张,随同屠呦呦参加诺贝尔活动周的中国中药研究院的领导们参与了剪彩,“除了中药药房之外,我们在和瑞典政府商量,在瑞典种植中医药的事情。”负责人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瑞典当地医学界,大咖们是怎么看待屠呦呦这次获奖的? 通过斯德哥尔摩当地报社的帮助,记者采访到了几位专家,让他们谈谈看法。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实至名归。”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首位华人教授曹义海说,“我早就有预感,因为屠呦呦的发现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太大了,这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整个非洲都用这个药,这贡献太大了。而且我认为这是中国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在西方一切发明都有专利保护,但中国那时候却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完全是无偿奉献。” “屠呦呦是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首位获得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而且还是女性。在大陆出生长大的,没有出过国留学。完全是本土的科学家。这一下突破了很多首次。”卡罗林斯卡首位华人女教授潘墙也对屠呦呦获奖感到非常自豪,“她为传统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未来,中医的发展不仅仅是传承传统技艺,还要在制药上取得繁荣。”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传染病防护学教授马茨·瓦赫格林说,“我对屠老师获奖很开心。她是一位很好的获奖人,她的研究工作对世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疟疾是导致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她的抗疟工作对整个人类意义非凡。” 瑞典针灸协会主席伊娃玛丽·简内楼说,“我们在瑞典听到屠呦呦得奖后真是太高兴了。她的获奖意味着中医打开了在欧洲以及北美洲的认可度。”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克劳斯·约兰·约斯腾松教授表示,“我非常高兴屠呦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她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从未与屠呦呦共事过,也没有见过她本人,但是我了解她的研究成果,以及她是如何受中医典籍的启发,为世界带来青蒿素。” 瑞典针灸学院教师彼得·陶赛勒从事中医临床已经27年了。他希望屠呦呦这次获奖能够将中医药带向世界。他说,“我为整个中医界感到高兴。我希望屠呦呦获奖在中国以及全世界能引起更多人对中国传统医药的关注和兴趣。” 在“瑞典对话中国医药”活动上,专家们借着屠呦呦获得诺奖的话题,讨论了更多中西医研究的方向,“比如西医的一些方法可以在中医中得到应用,尤其是中药化学成分的提取。”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约斯坦森说,“我就很想知道传统中药有没有可以治疗糖尿病的有效药。”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张苗 朱丽珍 一位同仁堂中医师在瑞典的抗疫故事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广泛参与,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也为世界所瞩目。瑞典北京同仁堂的医师王泽丰在疫情期间坚持接诊,为帮助当地民众战胜病毒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出中医药学的独特作用和价值。 3月份,瑞典疫情逐渐严重起来。但瑞典北京同仁堂仍然正常接诊,直到3月20日一位女患者前来就诊。这位病人自述发烧一周,全身痛、乏力,声音沙哑。王泽丰在问诊、号脉和看舌诊后,为患者先是针灸,又开了汤药。4天后,患者反馈信息说已经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但当地医院不收治,只能在家中隔离。王泽丰又为她开了7服汤药。患者4月6日电话告知,在吃了第二次开的3服汤药后,就已经退烧了,感觉完全好了;服完剩下的4服药后,休息几天就正常上班了,现在一切都很好。她对医生们表示感谢,也担心医生们受到她的传染。 该患者3月24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王泽丰第一时间向同仁堂负责人汇报了情况,并回家隔离观察两周。隔离期间,王泽丰坚持网络接诊问诊,开具处方发给药店经理,再把药邮寄给患者。在接诊的患者中,有疑似病例40多人,确诊新冠肺炎患者2人,其中瑞典当地人疑似病例5人,总问诊超过200人次。从患者陆续反馈的信息看,治疗效果都比较满意。 王泽丰认为,通过这次实践,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肯定,且见效快,没有出现并发症,病患恢复快,但前提是要按照中医法则辨证论治,方可取得满意效果。疫情期间,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通过远程网络问诊实现就医取药,避免了感染扩大的隐患。数十位远程问诊患者无法号脉,只能通过舌诊和问诊的方式就医,实打实地检验了中医师的功底。 王泽丰认为,这次疫情是对所有中医师的一次大考,检验了医生是否具备扎实的应对处置能力和在疫情面前处变不惊的定力。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成熟地掌握了科学规律。中医药针对传染病的治疗,主要集中在清热、化湿和解毒三个方面。王泽丰在接诊所有确诊和疑似患者时,都严格遵循了“一对一”和“三因治宜”的核心治疗原则,即按证、凭舌图所提示病症处方用药。国内湖北等地情况与瑞典不同,中医治疗需要按照当地气候特点、人体质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处方。不少瑞典新冠肺炎病患表现为低热、干咳、焦虑情绪明显,并伴胃肠症状等,治疗应以清虚热和润肺养阴止咳和疏肝解郁为基本思路,兼顾益气化湿等,如此治疗方略可确保疗效。 在凶险的疫情中救死扶伤,王泽丰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医生不上前谁上前! 光明日报记者 张智勇

宗金波:悬壶济世二十载 守得中医盛北欧

宗金波,1954年出生于天津,现任中国侨联海外委员、瑞典中国中医药集团董事长、瑞典华人总会名誉主席、瑞典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北欧国际新闻中心总裁、北欧华人报社社长。 他参过军,当过医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他在中国打拼,创办了自己的中医诊所和医院;后20年,他出国打拼,致力于推广中国中医药在北欧落地开花。如今,在宗金波和大批瑞典中医工作者努力下成立的瑞典中华中医药学会,已成为传播中医文化、激励瑞典中医界人士发展中医事业的有力靠山。宗金波作为瑞典华人侨领,更在加强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传递中国声音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的努力。 初到瑞典小诊所无人问津 上世纪70年代,宗金波从部队复员后,通过努力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从此与中医结缘。1984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在天津创办了自己的中医诊所。1993年,他又放弃了铁饭碗,正式下海办起一家专业为中老年人服务的天津市枫叶正红医院。几年下来,宗金波把医院办成了真正的老年人之家。 正当“枫叶正红”的时候,宗金波选择了到国外发展。1998年,他来到瑞典南方的一座小城——隆德。他期待中国的中医文化在这个北欧国家落地开花。但是,20年前还把针灸称为“魔针”的瑞典人,对中医知之甚少,甚至误认为中国医生还是李时珍年代“郎中”的模样。中医要在瑞典立足,困难重重。一个曾经的医院院长、中医专家,在瑞典每天面对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诊所和寥寥无几、将信将疑的几个患者,实在感到沮丧。“当时看一个病人要做一个多小时的解释工作,真的是难啊!不过我没有灰心,我们要走出去。” 宗金波带着自己的团队,到一些疾病中心、健康大会去开讲座,到人多的地区发广告,开办中医教学和培训班。几年间,他们走过了瑞典的大小城市和乡村,让更多当地民众亲眼见证中医药在治疗疾病上的效果。 2005年8月28日,宗金波从隆德搬到了首都斯德哥尔摩,成立了北欧第一家中医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官员出席了开诊典礼。从此,中药能摆在医院的大厅里公开销售了,病人也逐渐增加。经过两年运营,2007年8月1日,宗金波投资成立了瑞典中国中医药集团,集中医院、教学、中药公司、中医药研究于一体。集团成立那天,时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吕凤鼎、经商参赞邱德亚,瑞典斯德哥尔摩前省长莫兹和知名人士等出席了成立大会。 中国针灸被报道引起轰动 宗金波在瑞典行医,转眼之间20年过去。他的实践和服务,换来患者的笑容和满足。 几年前,一位叫安妮卡的32岁女患者,由于车祸造成严重的颈椎甩鞭性损伤,在瑞典和周边多个国家医治均效果不佳。经她母亲的朋友推荐,找到了宗金波。安妮卡第一次前去就诊时就像一个“木头人”。她母亲含泪对宗金波说:“安妮卡已经多次想轻生,现在到你这儿来是最后的希望,你们一定帮帮她啊!”安妮卡根本不相信中国医生能治好她的损伤。宗金波问诊时,她一言不发,检查时也不配合。宗金波征得家属的同意,用针灸针在她手上扎了一针,然后让她活动活动头部,她却只是用怀疑的目光瞪了宗金波一眼。几次劝说后,安妮卡迫不得已小心翼翼试着扭动头部。奇迹出现了,她的头可以轻轻转动了。安妮卡的眼泪也随之落下来,在场的人发出了欢呼。 经过三周的治疗,安妮卡便自己开车回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卡尔玛市。车一进卡尔玛市,人们都惊呆了。因为当地很多人都知道安妮卡出车祸的事情。就在三周前,人们还看到她爱人用轮椅推着她,而现在居然能自己开车了。当地记者闻讯,也赶去采访,并发表了一篇《神奇的中国针灸》长篇报道,轰动周边几个城市。 73岁的Nilsson(化名)患有严重的哮喘已经30多年,每天服用大量的激素和抗哮喘药,后来药物已经无法控制她的哮喘,每天难以平卧。Nilsson通过一位患者介绍找到宗金波。第一次就诊时,她严肃地问:“我的哮喘病已经30多年,还有希望吗?” Nilsson非常尊重医生,每天认真地自己煎煮中药喝。在停服西药几个月后,她再也没有发生哮喘。Nilsson激动地逢人便说:“喝中药真苦呀,不过,是中国医生治好了我30年的哮喘病。” 在瑞典从事中医的华人不少,从2008年起,瑞典中医界就开始筹备成立中医药学会,但由于整个中医界学术氛围尚不成熟,加上从事中医工作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学会一直处于筹备阶段。2015年10月5日,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其成功提取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物理或医学奖。借此机遇,经过周密筹备,瑞典中华中医药学会宣布成立,并以每年10月5日作为成立纪念日,以此激励瑞典中医界人士努力发展中医事业。瑞典中华中医药学会推选宗金波为学会会长。 瑞典中医界从此更为活跃。学会每年召开多次学术会、中医讲座,为瑞典的华人华侨开展义诊活动等。 为瑞典华人建设自己的“家园” 天津人是瑞典华人中为数不多的群体,过去瑞典天津人很少有人参与瑞典侨界和使馆组织的活动,与家乡的联系更少。2005年,宗金波搬到首都斯德哥尔摩后,于当年11月成立了瑞典天津人联合会,而宗金波则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13年来,瑞典天津人已经把联合会当作自己的“家”。无论是天津人有困难,还是家乡天津发生事情,大家都会齐心帮助解决。2012年,一位刚到瑞典的天津女士到瑞典结婚受骗,在家里受到欺侮。她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领事部主任的帮助下,找到了联合会。宗金波了解了情况,为她安抚心理创伤,并且为她解决了后顾之忧。 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发生8·12特大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联合会立即组织瑞典华人华侨捐款捐物,短短3天时间捐款达73600瑞典克郎。 联合会每年都要举办多次联谊会和文艺活动。每到春节,联合会就组织在瑞典的天津人,“过团圆年”包饺子,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 联合会始终与天津市涉侨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派代表参加天津市举办的各项活动,为天津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宗金波本人作为天津市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天津市侨联委员,也多次列席天津市政协会议。 2009年,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关怀和指导下,瑞典华人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瑞典华人总会”。宗金波先后当选总会的常务理事、副主席、名誉主席。 2013年8月,瑞典华人总会在首都举办首届大型“中国节”活动,并在繁华的国王公园演出。为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年近花甲的宗金波也登上了舞台,表演了中国武术形意拳等。3天的时间里,他表演了7场。 出钱出力创办华文媒体 为了服务和宣传北欧华人,加强北欧华人与祖国的联系,2010年4月10日瑞典华人总会成立了北欧华人报社。经相关机构推举,宗金波出任北欧华人报社社长、总编辑。时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陈明明出席了成立大会。同年8月1日报社开通了“北欧华人网”,2011年1月1日,《北欧华人报》正式创刊。 宗金波说,当时,瑞典华人总会刚成立不久,还没什么经费来源。一无资金,二无人力,更关键的是他自己也从来没做过媒体工作,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份重任。“没有钱,我自己出钱,没有人才,我从头学起,并到处挖掘人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白天没时间就利用夜间工作。” 宗金波学会了编辑、排版、网页设计。人手不够,他拉妻子、孩子全家人齐上阵,硬是白手起家,把北欧华人报办成一份有相当影响力的华文媒体,并跻身世界华文主流媒体行列。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宗金波率团队在北京成立了北欧国际新闻中心,及时报道大会新闻和各界反应。 9年来,北欧华人报的新闻报道与言论始终坚持与祖国保持一致,宣传报道北欧与中国友好交往和正能量,发出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的故事。得到了中国各界和北欧华人的认可。2017年10月,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刚到任不久,就在大使馆接受了《北欧华人报》等三家华文媒体的集体采访。 今年春节,桂从友大使还特意致信慰问北欧华人报社和北欧国际新闻中心采编团队,并通过“双北欧”向读者和广大北欧乃至世界华人致以新春祝贺和良好祝愿。(本稿来源 新民晚报数字报)

瑞典小中医跟你聊国内外的医疗话题

英国瑞典的放任政策与中国西医专家的揽功 英国在官媒上承认这个决策是基于英国政府无力应对大规模的传染疾病,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不过英国的医生坦言这一决策是政府单方面的,并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如果中国做出同样的决定,不知道要被外媒怎样以人权为名义来批评了吧。英国脱欧的前夕,很多英国人抓紧换成了瑞典国籍。不过目前看了结果没差,瑞典对轻症患者也是“三不管政策”不检验不统计不控制。这两个国家只说死亡率低,别忘了中国有中医。境外可没这么多资源。当然像当年Sars一样,中医治疗的效果最好,可最后的功劳都归功了西医。这次WHO寻求专家意见,中国的专家团队竟然没邀请一位中医专家出席。张伯礼院士在答记者问时说,有人把中医放在辅助地位,可辅助地位产生的治疗效果比你主地位的西医效果还好,他也不明白为何中国的西医专家代表没让中医专家参与WHO的讨论。 下面是一例中医专家的临床效果回顾: 刘清泉教授以中药为主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567人无一例转重症,所在的医院209位医护人员服中药预防无一例被感染。 由张伯礼院士与刘清泉教授写请战书,中央指导组同意后,刘清泉教授任院长组建了一支中医医疗队,完全接管武汉江夏方舱医院,里面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 江夏方舱医院2月14日开舱,3月10日休舱,运行26天。从HIS系统统计共收治病人567人,治愈出院392人,其中今天治愈出院95人,最让人欣慰的是:江夏方舱医院目前收治的所有患者中,没有一个转为重症的,医护人员也是零感染,没有一例治愈后复阳性。江夏方舱院长刘清泉说,“这是中医第一次以阵地战的形式加入到国家级疫情防治中,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刘清泉教授在与众多患者"望诊,问诊,切诊"后拟定了符合江夏方舱医院患者的中药方案,取得很好的疗效,现在公开如下(有待不断总结改进): 作为第一批抵达武汉的中医专家,刘清泉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疫病”“湿瘟”的范畴,病因属性以“湿”为主。患病初起多为湿困脾闭肺,气机升降失司,湿毒化热、阳明腑实,后出现湿毒瘀热内闭,热深厥深。如果会有一些轻微的差异,要结合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与热结合而成湿热,与寒结合形成寒湿,与燥结合而成燥湿……但总归“湿毒”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核心,特别是轻中症状的患者。 本病潜伏期长,确诊病例分为四类 (轻症、普通型、重型、危重型),临床表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重症患者多在发病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值得注意的是,轻症病例可无发热,临床症状轻,影像学与无改变;普通型,甚至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也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大部分患者并无热甚的表现。” 普通的患者有以发热前来就诊的,但体温不高,还有一部分患者没有发热症状,而更多的表现为乏力、倦怠、食欲不好,甚至出现一些恶心、胸闷、脘痞、大便溏泻等症状;绝大部分患者都有咽干、咽痛的表现,有些病人还伴随干咳无痰。这个过程一般持续5~7天,期间患者不发热或仅有低热,体温多在37℃多一点,很少超过38.5℃。 如果这个时期,患者体温持续在37℃~38℃,六七天以后,经过治疗,患者一般会逐渐会进入恢复期。但如果这个时期的两三天内,患者突然体温达到39℃以上,病情往往一下子就还会进入危重症状态,喘憋气急,氧合很差,肺部CT检查有大量的渗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舌象,不管舌苔偏黄还是偏白,但总的呈厚腻苔。武汉的气候状态,一个是阴雨,一个是湿冷。尽管较以往冬天,温度偏高一些,但没有阳光。结合患者的舌苔、脉象、症状,判断其病因属性以“湿”为主,湿困脾闭肺,气机升降失司,湿毒化热、阳明腑实,后期才湿毒瘀热内闭,热深厥深。 所以在制定方案的时候,就考虑早期如何化湿,以防湿邪郁闭以后化热,进入阳明,腑实不通,会加重肺气的郁闭。因为阳明属于胃肠,肺与大肠相表里,这样肺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阳明腑实证重了以后,湿就极易化成湿毒,湿、热、毒、瘀合并,就容易出现热深厥深,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以“湿毒”为主,并不是热毒夹湿。热毒夹湿证,用清热解毒加祛湿之法即可。热毒一清,湿自然就没了。对于湿毒化热、湿毒蕴热的情况下,如果贸然清热解毒,过早用上寒凉药物,必然会导致湿邪加重,会出现“冰伏”,反而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本病应该化湿为主,芳香化浊避秽,透表散邪,升降脾胃,这是我们治疗的核心。湿一化,郁热就散,毒也就没有了,症状自然就慢慢消失。 以下中医药方药适合轻症及普通型。寒湿型用国家处方"清肺排毒汤"这里不再重复,从轻症及普通型来看多为:湿疫郁肺,热毒闭肺,毒损肺络三型为主,刘清泉教授与中医医疗团队分析探讨后,根据临床实践,拟定了宣肺排毒汤系列对应方药: 一、湿疫郁肺: 临床症状:低热或不出现发热,干咳,少痰,咽干咽痛,倦怠乏力,胸闷,脘痞,或呕恶,便溏,舌质淡或淡红,苔白或白腻,脉濡或滑或数。 处方: 生麻黄6∽15g 杏仁10∽15g 生甘草6∽15g 苍术10∽20g 桔梗10g 草果10g 槟榔10g 蝉衣10g 连翘10∽20g 黄芩10g 牛蒡子10g 加减: 便秘加枳壳 发热轻加栀子、豆豉 发热重加柴胡、羚羊角 二、热毒闭肺 临床症状:发热,口渴,不欲饮,胸闷,咽干少痰,纳差,大便不畅或便溏,舌边尖红,苔黄,脉浮数或弦滑。 处方: 生麻黄6∽15g 杏仁10∽20g 生石膏30∽90g(先煎) 生甘草6∽10g 桑白皮15g 银花15∽30g 连翘20g 黄芩10g 浙贝母15g 加减: 发热重加羚羊角、柴胡、青蒿 尿黄赤加滑石 三、毒损肺络 临床症状:高热不退,咳嗽痰少,胸闷气促,或伴咯血,痰中带血,多伴黄痰,腹胀便秘,舌质红或绛,舌苔黄腻或黄燥,脉滑数或洪大。 处方: 生麻黄6g 杏仁10g 生石膏30∽90g (先煎) 瓜蒌30g 生大黄10∽20g (后入) 葶苈子15g 桃仁10g 赤芍20g 生甘草10g 羚羊角粉1g冲服。 咯血加田七 口干加知母 附:重症救逆方: 一:用于用上了呼吸机、用上了ECMO的危重患者,往往表现为胸腹灼热、手足逆冷,处于脓毒症休克的状态。为中医的脱证,辨证为:气脱阳衰阴伤证。 处方: 红参30g 黑附片15∽30g 山萸肉30∽60g 红花15g 浓煎频服,每2小时服一次,每次20mL,病情轻、早期小剂量,病情重大剂量。 二:低容量出血性休克,为中医气随血脱证。 处方: 红参60g 生甘草15g 三七块15g 浓煎频服,每2小时服一次,每次20mL。 新冠在瑞典的情况及预测 我和先生最近才讨论,我到底何时回瑞典,就看到新闻瑞典截止昨天有11人感染。说实话我觉得瑞典秋冬的气候其实很适合新冠,湿冷还没太阳。本想着春天一来瑞典就干燥了,比较不利于新冠生存了。怎奈还是提前到了瑞典。五运六气确实神奇预测今年春天会倒春寒。这运势看来全球通用,斯京前几天才下雪了。本来回升的气温又骤降了。看看瑞典新闻,这担忧又更多了几分。 瑞典学生有sportlovet假。他们去世界各地哪儿都有。当然也有去意大利,泰国,韩国的。顺便插播一条文化介绍:sportlovet,最早是瑞典困难时期由于冬天最寒冷时学校负担不起取暖费,就让学生们回家休息了。后来经济好了,就保留下来给学生出国体验。只是好像不同区域放假的时间会不同。说回来,我个人觉得瑞典Folkhälsömyndigheten,也就是官方的卫生部对这个疫情的危害程度和传播速度有些低估了。SVT官媒说学校这些休假回来的学生和教职工可以正常上学,不用隔离。当然有些学校还是对去过感染地区的人让他们自愿居家隔离,但大部分学校貌似没有强制隔离。瑞典卫生部回答记者如果返校的人有任何疑似症状要主动隔离观察,不好转的再去医院。可是中国很多例子显示这个病毒是有潜伏期的而且不发病的人也会携带传染。我个人觉得未来瑞典还会有更多病例出现。一个是官方对危险评估不够,二是瑞典的倒春寒天气使得春天干燥的气候迟迟不来。而且就算春天来了,瑞典人花粉过敏的患者很普遍,这些都会给区别新冠造成干扰。 目前在斯德哥尔摩药房买不到口罩,当然按照bbc采访的传染病专家的建议,其实国内普通的一次性外科口罩是无法隔绝病毒的,因为它是nano小的,所以除非佩戴防护级别高的口罩,否则只是浪费钱。那为什么国内还说普通外科口罩就可以,因为至少国人的喷嚏唾液不会喷出来。所以如果你在国外买不到口罩又遇到人比较多,其实围巾手绢什么的和一次性口罩的效果也差不多,隔绝不了病毒但可隔绝唾液喷嚏等。回家要马上清洗就是了。 如果你在瑞典,在春天干燥空气没有到来前,只要外界依然湿度很大,就不要摄入水果,海鲜等这类增加寒湿的食物了。其他的预防方法可以参照我的另一篇文章“新型冠状病毒居家预防误区,你中几招?” 适当的桑拿和户外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不小心着凉感冒了,马上煮些姜枣水是简单有效的办法。我们瑞典的邻居是个芬兰过来的老奶奶,她桑拿的温度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受不了。有次我先生遇见她刚好见她有点感冒,我先生给她送了些姜枣水,后来就好了。她很感谢还问哪里可以买到中国的大枣。 当然好的地方是,好在瑞典人口少,武汉的人口比瑞典全国人口还多。瑞典的空气好,可以经常去森林里洗洗肺。持续关注瑞典的情况吧,毕竟我的家人在瑞典。 中医在新冠状病毒肺炎的重要作用 今天听了张伯礼这个所谓的中医院士的访问,真觉得让人气愤,回答记者提问说不到重点,还有很多误导大众的言论。除了说了板蓝根,他就没从中医的角度论述如何分析这次疫情。听到最后只能让人翻白眼。什么鼻流清涕,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这不正是很多经方老师反对的吗。这个张伯礼一定是个温病派的,相比较还是工小林院士的答记者问比较像经方家的结论,他发现这次的病机以寒湿为主,应以驱寒散湿为主,特别提到不能乱用板蓝根等寒冷药物。很遗憾为何不多征集些经方的中医师,好在国家的第四版指导方案还是以经方为基本方。还是听一下黄煌教授的说法更靠谱些。 中成药双黄连的锅,中医人不背 某些所谓推崇现代医学的人,又拿这个事来挤兑中医。殊不知正是你们这些所谓现代医学把中药当西药去研究分析,才会得出这么粗陋卑浅的结论。忽悠普罗大众哄抢。最后帅锅给中医。这些西医师自己在本领域学术不精,没有拿得出手的临床有效案例,只会引用国外的学术研究,你以为就你能看懂英文呀?太搞笑,我精通英语,法语。国外的医疗信息不比你知道的少好吗! 客观的讲,我从不直接诋毁现代医学,即便我在临床看到可怜的瑞典妹子只是妇科感染,却因应用大量抗生素后几乎瘫痪,不得不求助中医。又有瑞典病人哭着来说不相信自己的西医大夫。这些都不构成我诋毁现代医学的案例。因为我坚信现代医学的仪器和检测可以更好的揭示中医的有效性。但绝对不是把中药按照西药的成分去分析使用。更何况中医也不只有中药。 请这些研究现代医学的医师们坦然的承认你们没深入研究过中医就那么难吗?除了显摆你们能看懂国外的医学论文以外,你们能拿得出自己真实有效的临床案例吗!当然我在这里起誓,我一定要考入瑞典著名的卡罗琳斯卡皇家医学院,让古老的中医文化在更大的世界舞台验明正身。至于你们这些只会在国内写论文引用国外文章的医师。请感谢中国的医疗系统还能罩着你。因为你们如果真拼现代医学,不是也为其他国家马首是瞻吗! 最后回到文章标题,中医人不背你们这些现代医学下研究中药的锅。 宅家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几大误区,你中几招? 本来应该飞回瑞典的我,航班被取消了。再加上不放心家里老人。索性陪他们一同宅家。这几点铺天盖地的各种消息只有这个新冠。当然有些所谓专家和权威的话,除了让人翻白眼,也顺利让我在自己专栏里成了开篇吐槽篇。当然听我吐槽你的收获是,不被坑。:) 本篇适合非医学人士,如果想找药物预防新冠的,请找我其他文章,里面有很多经方家的详细分析和建议。 误区1 多吃水果 家里采买新鲜蔬菜的责任在我身上,我自己观察超市里,确实不少人玩命买水果。可能是专家鼓吹多吃蔬菜水果,补偿维生素C,会增强抵抗力。我很奇怪大家似乎习惯了把蔬菜和水果放在一起讲。其实差别很大好吧!敲黑板。多吃蔬菜不等于多吃水果。当然蔬菜如果你整天吃沙拉或生吃,对身体也不太好。在瑞典,很多人有风湿关节炎,女性各种妇科病,不孕不育等很多。抛开天气因素,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蔬菜他们很少吃熟的,可能跟这几年国外流行raw food...

川妹子在法国办学校教中医 针灸按摩最受学生热捧

近日(2017/03/14),法国来华的“洋中医”阿贝乐在成都中医馆坐诊引来了不少关注。然而,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这位法国小伙子最开始接触中医,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法国就完成了中医的基础理论学习。不少人好奇,在法国学习中医?他们的老师是谁?在法国学中医又是一种什么体验? 3月8日这天,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了在法国开办中医培训学校的马帆。这位地道的川妹子,在四川完成中医学习后,1995年在法国正式创办中医学校,截至目前已在法国和瑞士发展了3所分校。马帆说,在法国学习中医越来越流行,工程师、护士、银行职员等,都自费找到这些中医学校进行中医理论学习。   学员人数从个位数 增至百位数 一群法国人,围着经络人体模型图,听着眼前这位中国来的中医老师讲解经络系统与脏腑之间的关系。在法国里昂的少阳国际中医药大学,每到周末,都有上百名学生来这里上课。 马帆是学校的校长,曾在西南医科大学中医专业读了5年本科,后来到成都中医药大学继续攻读中医内科研究生,1993年到了法国里昂,在那里开了一家中医馆行医。“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名卡车司机,因为常年开车的原因,腰痛成了他的老毛病。”随着中医馆名气越来越大,病人开始多起来,看病也需要预约,1994年,两名瑞士女孩专程赶到里昂,想要跟着马帆学习中医,她因此萌生了创办中医学校的想法。 “学校创办之初,只有8个学生,现在学校学生每年保持在400人左右。” 马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学校创办至今,已有2000多名毕业生顺利结业。“在国外,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很受尊重”。如今,法国大大小小的中医培训学校已经有30多所。   针灸按摩受热捧  中药药材最难记 虽然学校远在法国,但这些法国学生所学到的课程,跟国内中医学校课程保持了统一的步调。办学之初,马帆曾担心这些习惯西方思维的学生是否会对这些东方经典感兴趣。在推广的过程中,她发现欧洲学生对气血经络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同时也借此学习中文,可以说是以中医为窗口,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众多学科中,中药药材对法国学生来说,是最难的一个学科。甘草、山药、黄芪、细辛、附子……一连串的中药名字,不要说法国人,就连中国人自己记起来也很痛苦。“非常难,只能死记硬背。”马帆介绍,与其他翻译成法语的中医经典不一样,中药名称都是通过拼音标注的,只能强行记忆。每次回到成都时,她都会带上一些中药材到法国,作为实物展示,让学生们更好理解。 在学校里,最受学生热捧的是针灸和按摩,“气功和食疗也有很多人学习。”马帆介绍,在法国,中医还是比较有市场,虽然到中医馆不能报社会保险,但像关节炎这些病症,患者都很愿意到中医馆进行治疗。 法国电视台介绍中医 专门讲了成都中药材 里昂时间与北京时间相差7个小时,当地时间3月8日晚11时许,马帆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客厅里的电视上碰巧出现了关于中国中医的纪录片。“真是太巧了,这是法国国家电视二台专门做的一档节目。”马帆非常兴奋,她将电视画面拍照发给了记者,法语节目中出现了乡音和熟悉的画面,还是让她在异国他乡倍感亲切。她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告诉记者电视节目中的内容:“里面还专门讲了成都,介绍那里中药材的一些情况。”在电视画面中,一些中国人打太极的场景,也让她一睹了家乡闲适安逸的生活。 “作为一门预防医学,在法国推广中医没有什么困难。”马帆告诉记者,这些节目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法国当地民众对于中医这门经典兴趣正浓。在法国推广中医的经历,还让马帆有了更大的收获,2009年,她出现在了法国“骑士国家勋章”颁奖典礼现场。马帆表示,能够获此殊荣,也是中医在当地发挥出来的影响力。 马帆表示,中医国际化是一种趋势,现在欧洲和美国都对中医有了解,我们这些中医人在国外都非常骄傲,因为祖国的传统文化对世界发挥了自己的贡献。而在国际化过程中,国内中医不能丢掉传统,完全按照现代医学的模式去搞,是行不通的。中医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思维,拥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做中医药还是应该保持它的整体观,用整体思维去思考。 中医在海外走红,这些成都中医人都有贡献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每年都有20多名留学生(不含葡萄牙分校及港台生侨学生)在这里完成学历教育。今年9月,又将有一批外籍中医学生从葡萄牙飞往成都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 “我们在海外设了分校,学习内容不仅有《内经》、《伤寒》等中医药传统经典,也有‘四诊八纲’等实际操作。”成都中医药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姚洪武介绍,在2007年,中国教育部批准成都中医药大学在葡萄牙成立宝德分校,任教老师都是一些葡萄牙籍的留学生,学校还会定期选派一些老师过去指导教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0多名欧洲学员通过这一渠道拿到了学士学位。学校还会在有合作基础的国家,比如马其顿、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一些中医中心,让中医走出国门。 姚洪武分析,学习中医的外国人有三类,一种是想把中医当做一项技能,一种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而选择中医为切入点,还有一种就纯属兴趣。“在这些人中,学习中医当做谋生技能的占多数”。 在中医教学中,西方人的逻辑思维也让进行中医教学的老师们“头疼”,“他们有时候很较真,比如‘一小撮’,非要精确到多少克。” 姚洪武在这个时候就会找些东西方都能够理解的例子来消除他们的疑问,“我就会问他们妈妈做的菜好不好吃,是否看到妈妈做饭菜的时候回去纠结盐放多少克。”姚洪武告诉记者,抓药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久而久之就对药量形成一种“感觉”。 今年已经79岁,中医内科专家杨明均与自己的研究生学生马帆一直保持着联系,马帆在法国教学期间,他还专程应邀过去开展过学术讲座。“我的很多学生在国外开诊所、办学校,最开始我还经常过去‘压阵’。”杨明均笑着说,现在他们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尽管中医在国外备受推崇,这位老中医还是保持着客观谨慎的态度,“不能去神话它,实事求是才是让它走向国际的根本。”杨明均介绍,中医擅长治疗一些慢性病、功能性疾病,就应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足功夫。对于中医教学,他也表示要对西医有系统了解,同时还忌讳 “只教书、不看病”。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唐婕 苗言

中医在法国被认为是边缘医学,仅针灸作为补充治疗被承认

据法国《欧洲时报》微信公众号报道,法国医生和健康工作者近日联合签名反对包括针灸、整骨、顺势治疗在内的补充疗法。他们认为这些治疗方法没用、危险,并且花费巨大。顺势疗法联合会日前对质疑声做出回复,并强调:近百年来,补充疗法一直在遭受传统西医的质疑。中医进入法国之后一直被认为是边缘医学,只有针灸作为“补充治疗”被主流社会承认。 “神秘的”、“虚假治疗导致虚幻疗效”、“庸医”、“欺诈”……这些词语频繁出现在《费加罗报》日前公开的讨论栏目中。124名医生和专业人士联合刊文声讨近年来法国日益兴盛的补充疗法,指责这些治疗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道德”。 拥有双重头衔的医生(医师-顺势疗法、医师-针灸……)被指为“不道德行业的商业代表”,被指责提供“没有科学依据”的医疗。医疗行业协会和政府当局也成为反对者指责的对象:违反自己制定的医疗道德规范,参与、甚至资助其他人不道德行医。 反对者指出,这些“假药”、“假医生”导致的负面疗效远不止“无效”,可以导致“危险”,尤其在目前法国人对传统西医越来越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下,更多人求助于“江湖郎中”。政府增加强制疫苗导致的质疑,抗甲状腺功能低下药物Lévothyrox的配方纠纷,Dépakine、Médiator、Essure等医药丑闻……确实影响到正统西医的信誉。 签名者同时指出,替代疗法可能会延误必要的诊断,有时会导致严重后果,尤其在治疗癌症等重大疾病方面。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应当停止对相关培训的官方支持,停止对相关行业资质的认可,停止相关医疗费用报销。目前针灸、正骨等疗法可以得到法国社会保险30-90%的报销。 当地时间3月19日,法国顺势疗法医生联盟(SNMHF)通过新闻稿做出回复。SNMHF对联合声明“不仅污蔑替代疗法,也污蔑了使用不同疗法(中医、整骨等)的医生”表示遗憾。另外,协会强调1932年以来,SNMHF经常被迫回复反对者提出的医学、科学、社保角度质疑,因此本次挑衅“毫无意义”。 SNMHF同时提醒反对者,顺势疗法医生“在诊断、处方能力,以及对病人负责等方面与普通西医一样,并深知自己的局限性”。新闻稿总结说:“我们相信只有一种正确的诊疗方法,即准确问诊、尊重患者的基础上实施治疗。医学需要包括所有疗法。” 补充疗法在法国日益崛起,2015年,法国有56%的受调查者表示已经尝试过顺势疗法。法国医疗协会承认四种补充疗法:顺势疗法、针灸、中胚层疗法和整骨疗法。现在法国约有6000名获得资质认证的补充疗法医生,并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西医传统治疗支持,尤其是新生儿学、肿瘤学、肠胃疾病,以及烟草依赖等治疗。 中医在欧洲:任重而道远 目前西方医学界将西医视为常规或正规医学,其他医学被命名为非常规医学、替代医学或者自然医学,它们只是正规医学的补充。获得自然医疗师资质的过程并不困难,只需掌握一定水平的当地语言,经过培训、考核即可开业“行医”。 欧洲各国中,对中医接受程度最大的是瑞士。2009年5月17日,瑞士以67.0%的明显优势通过将中医等补充疗法列入基础保险的议案。保险法规定,医治方法及其药物,只有在证明其疗效、适用性和经济性之后,才能被纳入基础保险。除了西方传统医学之外,瑞士还有近200种补充疗法,并深得瑞士国民的信任。目前瑞士共有20000名治疗师和3000名医生提供补充疗法。 在英国,中医曾历经两次发展高潮:一次是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他观看用针灸麻醉进行手术的镜头轰动了西方;1986年,一位在英国医院没有治愈的皮肤病患者求助在伦敦开设中医诊所的罗鼎辉,服用几副中药之后,病情奇迹般转好。经BBC等主流媒体报道后,英国人在中医诊所前排起了长队。 中医通过商人、传教士的介绍进入法国,迄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然而一直保持尴尬的“边缘医学”身份,法国承认的中医疗法只有针灸。1985年,法国卫生部成立了针灸管理机构--针灸专门委员会,规定只有正式医生才能操作针灸术。1987年,法国医学界表示赞同针刺术及其管理措施,患者可为此获取医疗保险。 欧盟2004年出台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规定,植物药在申请日之前至少要有30年的药用历史,其中包括在欧盟地区至少15年的使用历史。以西药标准对中成药的各种成分进行量化分析、形成药检报告,过程并不现实;申请认证、注册、生产、经销等费用昂贵,使得中草药生产商和供应商望而却步。 来自侨报 中医在法国的传播 学界普遍认为,中医传播到法国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法国被称作是中医的“第二故乡”,由此也折射出中医在法国社会中赢得了足够的认可。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3世纪的时候最早把中医知识带到了欧洲。自17世纪开始,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欧洲各国的商人、外交官,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医西传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间,大量有关中医的著作开始在法国传播,它们基本上都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的。直到20世纪,一些医学专业人士才参与到中医在法国的推介之中,并把它更专业地带到了法国人的生活里边。与此同时,不但有更多的中医书籍出版,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设中医诊所,其中旅法华人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如今,各类大众媒介已经成为中医在法国传播的有力推手。随着人们对中医的愈多了解,不仅看中医的人多了起来,中医诊所多了,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与中医有关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重视。早在1996年,巴黎开设了第一家中医医院,它是在中法两国卫生部的倡议下,由欧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下开设的。 我在里昂做田野调查期间,结识了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的女士玛丽安娜,后来我们也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玛丽安娜特别喜欢中医,有时身体不舒服,她会选择去看中医,同时也练太极拳,还对中国的风水文化很有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易经文化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并颇有研究心得。她在年近50岁时开始学习汉语,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有时参加一些教授汉语的社团组织的培训班,甚至还到大学里注册了中文课程。 我发现,在法国人的认知中,中医基本上扮演着五个角色:治病方法、养生之道、哲学思想、文化中介和消费商品。 中医在法国社会中的角色 在法国人眼中,中医首先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的治病医术。有很多医生用中药、针灸、推拿等为病人治病,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从医治病痛的角度来说,针灸是中医知识中最被法国人所广泛接受的,它也因其神奇的疗效为中医在法国赢得了声誉。法国科学界对于中医科学性的置疑,似乎并没有影响人们对针灸疗效的信任。相比之下,中药在法国的接受度比较小。 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有些法国人在调整身体紊乱、疲劳、失眠、上火、憔悴等不适症状时,比较青睐于中医;选择中医医生作为自己的私人医生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在里昂可以找得到很多中医诊所,它们还在当地的各类媒介中打广告。当然,开这些诊所的人,除了中国人外,还有法国人,以及一些源自东南亚的华裔或其他亚裔。 另外,尽管目前法国人对中药的接触并不是很多,但在法国的传统医学中,也有使用植物、药草治病的传统,这就使得中医药“天然地”具备了让法国人对之感兴趣的文化基础。 中医知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除了看中医外,有些针对家庭保健的医疗手册也越来越常见于法国人的家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得力助手。不过,这些有关中医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出现在喜欢中国文化的人群之中。而且,在大多数法国人的认知里,中医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文化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医术进入到法国人的生活之中的。 其次,法国人所理解的中医并非仅仅限于可以治疗某些病痛的针灸,还同样包括按摩推拿、饮食,以及“健身文化”(如气功、太极拳)等,这些恰恰符合法国社会中同样也流行的养生时尚。 如今,通过练习气功与太极拳来强身健体的法国人越来越多。在玛丽安娜的理解中,太极拳是一门防御艺术,还显露着一种实用哲学,它探讨的是如何保持平衡、柔韧、饱满,学会自控,它在所有的生活领域内都有帮助。练习太极拳,不但可以帮助她驱赶工作压力、消除紧张,让她感觉浑身更和谐,还让她学会了如何调控自己的身体协作、提高准确性、提高自信心。玛丽安娜还在太极拳的运作中看到了一种自由精神。 与中医打交道多年,玛丽安娜体会到中医透出深刻的哲学思想。在她看来,西医忽视了预防,它从来就不知道怎样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也不教人们如何恢复身体的力量。西医看起来感兴趣的是“病”,而不是“病人”。西医治病,而中医治人,后者更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的西医每天都在不停地进行研究,开发新的药物产品,新的完美的诊断仪器,而它却只是一种化学药物治疗的方法,这种方法变得越来越复杂造作,越来越贵,而其疗效却是二流的,有时候还会是有害的。”玛丽安娜曾告诉我。她特别喜欢中医所讲的“适中”的观念,并把它延长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当中,凡事求度,不做极端之事。在她看来,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生活情境中似乎不懂得“适中”的原则,这会使得大家很快地浪费掉自己的健康资本。玛丽安娜及其法国同胞对于中医的热爱,与2006年中国国内掀起的“中医存废”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喜欢中医的人总能够从中医治病救人、调养身体的方法和思路中理解到具有中国智慧的哲学思想。很多法国人特别喜欢中医里边所特别强调的辩证论治和整体观念,“阴阳”之说就非常形象地阐释了这些理念。而且,“Yin-Yang”也已经作为专门的术语成为法语中很流行的一个常用词,并没有使用其他的翻译词汇。 与此同时,中医也成为法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媒介。如今在里昂可以发现,活跃着一些以中医文化推广为主要目标的协会,开展中医知识的学习、培训等活动。这些社团组织同时也积极地推广中国的其他文化,比如教授汉语、气功、太极拳等。可以说,中医和其他文化要素互为不同群体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中介。 玛丽安娜参加过很多与之相关的社团组织,并乐此不疲。但她也告诉我,自己为此在经济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法国,看中医是比较昂贵的,一些与中医实践相关的器具、学习培训课程的费用等都比较贵。随着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越来越大,其背后蕴藏着潜力巨大的商业空间。 中医融入法国仍需时日 中医之所以能在当代法国社会中广泛传播,并受到一些民众的喜爱,主要是因为在数百年的传承中,它在法国的民间社会中逐渐赢得了信任,拥有了文化基础。中医在法国社会中所获得的广泛认知,并非是仅靠部分精英的推动而成的,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扎根。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文化在法国社会的传播,仍然是作为一个“文化他者”出现的,甚至还带有“异国情调”的成分,正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吸引了法国社会的目光,而人们在与中医等中国文化事项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所获取的积极体验,则又激发了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 但是作为一种医术,它在法国的医疗制度体系中所占有的位置并不令人乐观。目前,中医还没有被纳入法国医疗保险体系。这就妨碍了作为医术的中医在现代社会制度之下真正地进入到当代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中医仍旧是更多地以文化的身份存在于法国社会之中。 不过,中法两国已经开始努力推动中医药方面的合作,而且法国的高等教育中已经开始授予中医学学位。这不仅仅是医术的合作,更为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具感知性的实物与实践。中医从文化层面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度,将会有益于它未来在法国医疗体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我们希望,未来在法国人的眼中,中医不仅仅是一种充满哲学思想的文化符号,增进两个民族的理解与交往,同样也是一种从制度上在法国获得更多认可的治愈病痛的医术,与西医互有补充,成为法国人医病强体的保障。 张金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自 今日中国

新冠治疗让英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医

英国伦敦中医针灸学院院长王天俊教授,自2020年3月率先组织发“英国中医抗疫援助行动”。至今该团队100多名中医已经咨询援助了上万人,用中医中药治疗两千多人,其中确诊新冠病人约500人。近日王教授接受专访,介绍了中医药在英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贡献以及未来的发展。 Q: 请您介绍下中医在英国抗击新冠疫情做的工作? A:我们从2020年3月6号开始,牵头组织了一个英国中医抗击新冠援助行动,我们在英国是第一个团队组织抗疫援助的,然后有一些个人和团体逐步开始了类似抗疫援助活动,接受了华人华侨以及本地西人的咨询。我们在9月6号开个总结会,正好半年时间。一共在网上接受咨询的人数大概在6000人次,治疗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 后来英国第二波疫情出来以后,我们继续升级服务网络,在全英各地组建了20多个微信群,直接的咨询帮助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大概到1月份为止,我们接受咨询的人数超过一万人。通过远程网上的咨询,打电话,微信看实拍照片等,提供各种中药治疗,帮助人数超过2000人。其中确诊新股病人有几百个。我自己远程诊疗帮助的新冠确诊病人有几十个。 Q:在您治好的这些新冠患者当中,有没有本地的英国人? A:当然有。其中一个典型的是来自当地NHS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劳拉感染新冠,她知道我是因为其家里人曾经是我的病人接受过治疗。因为英国的轻症病例是不做治疗的,只能居家隔离。她很焦虑,担心万一发展到重症,所以找到我说,王先生救救我。我就通过网上会诊,邮寄中药,指导康复治疗。第二个星期,因为邮寄耽误,她没有收到中药,很是焦急。我就另外配了一副,开车送到她家,救了急。她一共服用了四个星期的中药后完全康复。复查结果是转阴性后又回到医院工作去了。我们团队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Q: 针对目前英国第二轮疫情,咱们中医药做了什么工作? A: 以前我们是被动式的,把中医师名单发出去,然后华人如果有需要了直接联系我们。第二轮疫情下,我们在大使馆的支持下,成立了覆盖全英的20多个微信群,比如伦敦我们有4个群。这些微信群统一叫英国中医抗疫援助网群,让学生和家长加入群里面,万一有什么情况就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每个群里面都有一些我们团队在当地的中医,他们大都参加了第一轮的抗击新冠援助工作,都有经验,而且他们都在英国有中医中药执业资质。 Q: 能否介绍下中医药在英国发展情况? A: 虽然从各种由于历史原因文化原因,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对中药的使用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允许草药在一对一的咨询诊断后使用。因为传统上英国人也用草药,正常的使用草药是合理合法。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中成药是允许在英国销售的。 Q: 除了华人华侨,英国人有主动学习中医药的吗? A: 跟我们联系咨询的,开始还是以中国人为主,然后陆陆续续有本地人来咨询。到现在10个咨询者里面有两到三个是西人,原来是不到10分之一,比例在稳步增加。另外愿意学习中医药的西方学生也在增加。 西方人总体来讲对于中医中药,对中国了解的都很少。这一次新冠治疗是一个契机,因为中医药在救治上的确有效,所以知名度在英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最近我们在筹备成立伦敦中医针灸学院。英文名字叫London Academy of Chinese Acupuncture. 我们希望不断扩大中医中药影响,由我们在国内受到过系统全名教育和临床经验的中国中医直接去教西人,让西方人来学习我们正宗的中医中药。 我们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了,已经完成了政府注册,公司注册,还有网站建设。这也是英国目前第一家完全由正宗的中国中医博士来提供三年制中医基础教育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本人,我的合作伙伴,我们的骨干老师都是在中国获得过中医药大学的中医针灸博士学位并在英国有十年以上的临床和教学经验的老师,我本人和部分老师还是国内中医药大学的客座教授,可以确保教学质量。 来自网易

中医在英国竟然发展得这么好!

2016年12月6日,国务院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对中医药给予了高度评价,表达了在国内外推广中医药、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探索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合作模式的愿景。 坐落在英国伦敦查令十字街上的康泰中医馆第11号店与我们印象中的医疗诊所相去甚远,它看上去更像是个普通小店铺,和旁边的手机维修店、古币交易所、咖啡馆等小店铺一起,构成了伦敦小街道最寻常不过的风景。 中医店里装修也十分简陋,15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一侧摆着柜台,负责接待的前台人员就在这里登记预约,同时也出售药品。柜台外侧摆着3把椅子,算作等候区。房间里另隔出来一间诊疗室,王以胜教授每天就在这里接待病人。 王以胜教授以前是河南中医研究院的主任医生,退休后接受了北京同仁堂伦敦分店的邀请,来到英国。店里的另一位医生叫张静(化名),这位70岁的老中医退休前在北京护国寺医院就已经小有名气,经常为各国驻华使馆人士看病。擅长针灸的她现在被英国中医业内一些人士誉为“伦敦第一针”。 张静每周只来诊所两次,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她的预约表提前几周就排满了名字。 来找张静看病的病人各国人都有,以英国人居多,既有普通百姓,也有王室贵族。“现在看中医的人已经少多了,鼎盛的时期我每天要看五六十个病人。”张静说。 这种中医连锁店,现在在唐人街附近有十五六家,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后的幸存者。巅峰时期,整个英国的中医店有2000多家,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医业成了仅次于餐饮的英国华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英国也成为亚洲之外第二大中成药市场。 发端阶段:神奇的中国医生和中国茶治好了孩子的湿疹 英国与中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中医药最早是在17世纪时由传教士带到英国的。由于英国人一直有使用西草药的传统,所以接受中药并不困难。 回顾起中医药在英国的发展历程,英国中医药学会的学术会长汤淑兰告诉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英国人去中国学习针灸,然后回到英国开办诊所。当时英国还有十几家私立针灸学校。 这个时期英国也迎来了第一批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和香港地区,到了英国之后都是以开餐馆为生,所以当时在很多英国人心里,都有“中国人只会开餐馆”的印象。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一批真正学过中医的很优秀的医生来到英国,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唐人街开起了中医店。 在这批医生中,最著名的要数罗鼎辉。罗鼎辉和程铭钊一样,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她曾在广东省中医院儿科工作。来到英国后,她在唐人街租了一个店面,开办了“康宁堂”中医诊所,她治病以中药方剂为主,也因此带动了英国第一批中药的进口。 当时英国有许多儿童湿疹的病例,西医疗法对皮肤病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中医治疗皮肤病效果却非常好。当时,罗鼎辉治好了许多患有湿疹的儿童,连英国著名皮肤病专家David Atherton也把自己的病人送到她的诊所看病。David Atherton还著文指出,在其所在医院未能治愈的病人,有70%被罗鼎辉治好。 英国主流媒体,例如《卫报》《观察家》、BBC等都竞相对其进行报道,其中英国电视台BBC1收视率最高的节目EQD在黄金播放时段,用半个小时报道了罗鼎辉医生成功治疗湿疹的事迹。英国人把罗鼎辉奉为“中国神医”,把她开的中药称为“神奇的茶”。 她的诊所看病不接受预约,先到先看,所以每天天不亮就有人排队等候。那时候罗鼎辉每天要看一两百个病人,所以市政府每天要派6名警察在她的诊所前维持排队秩序。20多年来,罗鼎辉诊治的不同肤色的病人达10万人次。 程铭钊告诉记者,让中医在英国燃起“燎原之火”的另一个契机是尼克松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访的一名记者詹姆斯·罗斯顿患上了急性阑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手术后采取针灸疗法来消除疼痛,非常有效。 詹姆斯在华期间还参观了针刺麻醉,回国后即在《纽约时报》上大篇幅发表了有关针灸的报道,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美国卫生院对中国针灸疗法的注意,也在英国掀起了一股“中医热”,针灸、拔罐等传统技能受到了英国上至王族政要、下至平民百姓的推崇和欢迎。 当时伦敦有位叫梅万方的华人,看到了中医的商机,于是开始销售中医用品。他是英国第一个发明和使用一次性针灸用针的人。梅万方后来又学习了中医,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经营中医诊所。从一个很小的店面做起,渐渐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名望也越来越高。 到90年代,英国很多名人都来梅家看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戴安娜王妃。当英国媒体报道此事后,梅家诊所在英国变得尽人皆知。梅万方的儿子梅栋理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对记者说:“当年戴安娜王妃经常来我们诊所,做针灸或是买中药。她和普通病人一样,在等候室等待。” 汤淑兰刚开始来英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把中医发展到什么程度,只因为是学中医出身,所以来到英国时在兰卡斯特一家英国医疗中心用中医看病。刚开始医院很不重视她,也没给她桌子椅子,只有一张修脚的躺椅,她就在这张躺椅上给病人看病。很快,因为疗效好,病人越来越多,后来医院划出了5个诊室给她使用。 1993年,汤淑兰在曼彻斯特开了自己的中医诊所,同时也给学生讲课,传授中医知识,她的课程很受欢迎,学生们从各地开好几个小时的车过来听她讲课。 据汤淑兰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了英国,中医师也越来越多。汤淑兰说,中医起到了很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它从文化上慢慢改变了中国人在英国人心中的形象,让英国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只能做餐馆的,也让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在汤淑兰看来,那个时期是中医在英国发展的萌芽阶段。“英国人简单、善良、友好,对中医的态度也是这样,只要能治好病他们就会尊重。英国政府也很开明,对中医没有限制,因此,中医发展有了很宽松的环境。”汤淑兰感觉如鱼得水。 当时欧洲很多国家不允许进口中成药,但是英国却很宽容,什么药都可以进。汤淑兰是学中药方剂出身,看病时会根据英国人的具体情况,开一些符合现代病情的药方,像湿疹、牛皮癣、花粉过敏、慢性疲劳等,药在中国药厂做好,然后一批批运过来。当时,开中医诊所的英国中医师和华人中医师都在用她做的药。 鼎盛阶段:中医诊所从雨后春笋到无序竞争 如鱼得水,可能是很多中医师来到英国后的感觉,这个时期,大量中医诊所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不是学中医的人也开始做起了中医药行业,“因为除了做餐馆,只有中医是个比较好的市场。”汤淑兰说。 程铭钊解释说,“中医在英国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辅助医疗,没有正式的国家立法管理。而英国的内科医生、牙医、护士都是有立法管理的,连正骨医生、脊椎推拿医生也有立法管理,受法律保护。可是中医却不受立法管理和保护,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开设中医诊所,无需资质审核,就像开商铺一样简单。 很多生意人看到了中医的商机,于是开起了中医店,从国内请个医生,找一个人当前台,就开始看病了。靠着卖中药、中成药以及针灸治疗、拔罐、推拿、艾灸等方法,一个医生每天至少能为店里赚到1000英镑,于是商家又开了第二个、第三个分店……这样兴起的中医连锁店层出不穷。” 汤淑兰把从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称为中医的“无序竞争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一批用商业模式经营中医诊所的连锁公司。他们在很多大型超市、购物中心,以及商业街区都开了中医店。 那些中医连锁公司的老板拿着地图,看哪里还没有店就在哪里开。10年间,英国遍地开满了中医店。这个时期的英国政府也不限制工签,不审核学历,只要交1.2万英镑的税钱,谁都可以办,来英国4年后,就可以得到永久居留身份,所以很多没有真正学过中医的人也办了工签来到英国从业。有的连锁公司每3个星期就开一间新诊所,因为诊所开得又快又多,甚至还有了自己的装修队。”汤淑兰说。 张静告诉记者,她以前在伦敦高档街区切尔西的中医诊所工作时,最多的时候,两个星期就给店里赚到了1.6万英镑,而她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英镑。王以胜最初是在北京同仁堂伦敦分店工作,由于店里管吃管住,他拿到的工资就更少,每月只有400多英镑。 由于是中医连锁店给办理的工作签证,所以这些从中国来的医生要一直为店铺打工4年,才能拿到永久居留身份,4年后,有的医生选择离开连锁店自己开店,但是更多的像张静和王以胜这样只懂得看病、不懂得经营生意的医生,还是继续打工。中医店的老板也因此而获得了暴利,赚得盆满钵满。 中医药生意的火爆也催生了中医药产品批发业的迅猛发展。程铭钊透露,当时英国最大的中药经销商英国长城公司,靠出售中成药、中医器材等产品,赚足了银子。 被中医连锁店从国内请来的医生也越来越多。据王以胜透露,他们从河南中医大学毕业后来英国当中医医生的人成立了一个校友会,有50多人。来英国中医连锁店当中医医生,在当年甚至成为国内中医学院的毕业生解决工作问题的一条出路。 英国公立大学:中医系的兴衰变化 由于中医发展势头蓬勃,在中医诊所任职成了很好的就业方向,以至于英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办了中医课程。据汤淑兰了解,当时开设中医系、针灸系的公立大学一共有18家。程铭钊所在的Middlesex大学也是其中之一。 程铭钊向记者介绍说,当时Middlesex大学下设的健康和环境科学学院的负责人Henry Lee,是从中国香港来的。 1997年,Henry Lee决定在Middlesex大学开设中医课程,按照中国的教学模式,教授针灸、中药和中医临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皮肤科的内容都有所涉及,采用5年教学制,前4年上理论课,最后一年去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实习。这个模式从1997年开始一直进行到2005年。 后来,由于北京方面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也因为英国学生不想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在学校学习,想要早点毕业赚钱,所以从2005年开始,Middlesex大学的中医班改成了4年制,主要学习针灸,实习也改为在学校基地完成。 程铭钊说,这些学生毕业后,只要懂得一点市场营销,做一个漂亮的网站,就可以自己开中医店接待病人了。 这些“中医速成班”培养出的学生水平如何呢?中医连锁店Herbmedic的老板陈晓轩向记者表示,他曾经雇用过几个Middlesex大学中医班毕业的学生,“事实证明,这些毕业生的水平与中国医生相去甚远,他们没有系统学过传统中医理论,很多人只会针灸,不会把脉,更不会开药。 即使是做针灸,也只是照葫芦画瓢,达不到治病的效果,病人很不满意。不仅损失了病患资源,还损害了中医的声誉,让许多人认为中医是治不好病的”。 “治不好病的中医”却大有人在。由于有机可乘,混水摸鱼的人比比皆是。程铭钊告诉记者:“最开始过来的医生都是资质很高的,后来好医生不够了,一些中医连锁店老板只好到下级医院去找医生,这些医生很多是厂医,退休后过来英国‘打游击’。还有很多人是西医出身,但来英国以后不能做西医,只能做中医,他们自己都不信中医,更不可能用中医治好病。” 大浪淘沙阶段:中医必须“五脏俱全” 英国政府的开明,促进了中医的蓬勃发展,但同时因为缺乏监管,而导致了中医行业发展失控的局面。“经过10年的接触,慢慢地英国人发现有的诊所能治好病,有的却不能,所以英国人看中医也变得小心了,中医渐渐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做了。”汤淑兰说。 英国政府渐渐发现中医诊所参差不齐的状况后,在2004年决定进行立法管理,也就是实行欧盟的《传统植物药法》,该法令要求包括中药在内的传统植物药必须向成员国主管部门申请注册,只有经审批同意才能在欧盟市场上继续作为药品销售和使用。 英国政府允许有10年过渡期,也就是从2014年开始执行。在此之前,中医诊所已购入的中成药可继续销售,直到保质期结束。 “按照这条法令,所有中成药进口必须申请许可,而许可的前提是对中成药中的每一种成分进行检验。”程铭钊说,“这项检测的成本很高,中药厂商对此没有兴趣,而中医诊所又没有实力承担。因此,直到过渡期结束,也没有中药通过注册。”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整体下滑,对中医业也是一个冲击,加上中医又面临着立法管理,前途未卜。汤淑兰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医药在英国进入了“大浪淘沙”的阶段。 “开在商业街的连锁店租金太高,很多诊所因为看不好病,生意也变得不好,再加上以前能一箱箱出售减肥药、人参蜂王浆等中成药,现在中成药进口受到限制,很多店铺撑不下去都关闭了。 还有一些水平很好的中医医生的诊所,因为不善于经营也倒闭了。大连锁店关门,小诊所也倒闭,很多好医生只好去了瑞士,或者被迫改行。”汤淑兰说。 说到大型中医连锁店,陈晓轩是一个在英国中医业界无人不知晓的名字。他经营的Herbmedic中医连锁店在最高峰时期达到199家,同时期的大型中医连锁公司还有 DR. Herbs、Dr.China等。 陈晓轩向记者介绍说,2007年,他曾策划与另一家中医连锁公司“香港境外医疗”合作,收购Dr.China,然后在香港上市,不料却遇上金融危机,扩张计划随之流产。Herbmedic急剧缩水,大量店面被迫纷纷关闭,连锁店迅速缩减到55家,现在,尚在营业的只剩6家。 程铭钊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英国的中医药业带来致命打击。由于中医药在全民医疗免费的英国没有被纳入国民医疗保健系统。金融危机后,英国失业率上升,民众收入普遍减少,中医药成了不少英国人从家庭消费中删去的对象。 Middlesex大学的中医班最初一届有30多个学生,到现在只有十几个人。一方面政府提高了公立大学的收费,从以前的免费到现在每年要付9000英镑学费,学习4年中医要花费3.6万英镑,而毕业后却不能确保找到工作,所以中医班的招生成了问题,现在这个班到2018年结业,之后就不再开中医课程班了。 陈晓轩认为,除了金融危机,导致自己中医生意迅速滑坡的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竞争者的互相竞价角逐,Herbmedic在扩张后期,每收购一家店面,都要付出很高的价格。 陈晓轩向记者透露,在生意惨淡的时期,光靠中医看病根本无法维持店面的正常运转。而许多店铺的房租合同都是长期的,不能中途终止,只好硬着头皮经营。为了维持店铺运转,应付高额的租金,中医店不得不动其他脑筋,增添了按摩等服务,其中也有个别色情服务。 行业的乱象也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陈晓轩说,从2012年开始,英国提高了工签的要求,首先对英语水平有了要求,雅思成绩要在7分以上,其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后来干脆取消了中医店申请办理工签的资格,现在,所有的中医店都不能再从国内聘请医生了。 而对中医店生意造成致命打击的,还是英国政府对中成药进口的限制。据程铭钊透露,出售中成药占了对中医店收入来源的很大一部分比重。“中成药利润空间非常大,1英镑进口的药,可以10英镑卖出。这项限制不仅是中医药店,对中成药批发公司更是致命的打击。”程铭钊说。 对中成药的禁止,也严重考验着中医师的职业水平,很多诊所因此无法继续经营,特别是一些主要靠出售中成药的诊所,不得不退出行业。 王以胜医生笑道:“我以前有个病人,看中医生意好,自己也开了诊所,后来中成药不许卖了,他又不会开中药方,每次都打电话问我该配什么方子,这样下去自然混不长。” 程铭钊也认为,中医业从巅峰跌入低谷,其实也不是全无益处,在大浪淘沙的重新洗牌中,那些混水摸鱼的“江湖郎中”已被清洗出局,只有真正有资质的中医师才能留存下来。 “在英国做中医不仅要会看病,英文也要好,得懂得沟通、管理和经营,就是说得‘五脏俱全’。”汤淑兰笑着说。 平稳阶段:中医是没有国界的 经过了“大浪淘沙”的震荡和整理,很多中医店被淘汰出局,但是真正优秀的好医生却依然毫发无损。汤淑兰、程铭钊以及梅万方和儿子梅栋理开办的诊所仍然经营得很好,张静和王以胜也依然忙得不可开交。 在汤淑兰看来,现在其实是考验和体现医生整体水平的时候。“没有中成药并不要紧,可以自己开药方,中草药的进口是没有受限的。所以英国政府那些限制的“框框”,对真正有实力的中医医生没有影响。虽然英国经济遭遇滑坡,但是对英国人来说,看病并不是奢侈品,只要能真正治好病,他们是愿意在这方面花钱的。 英国人开的中医诊所,经营得一直不错。很多中国人没有完全融入英国社会,没有真正了解英国市场文化,不理解该怎么去做,诊所的卫生条件、诊疗环境没能与时俱进,或者医生的英文和沟通能力有所欠缺,所以才会感到危机。只要不断提高自己,适应病人需求,是不愁经营不好的”。 汤淑兰的中医导师是国医大师王绵之,现在已经过世,汤淑兰不仅跟王绵之学到了用中医治病的方法,更学会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演化、推广、发展学到的东西。 “思求经旨,演其所知。《黄帝内经》《伤寒论》里写的都是几千年前的理论和方子,治的也是中国人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病,当时的生活条件、人体素质和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英国的气候环境更是和《黄帝内经》《伤寒论》里的不一样,所以要把中医运用到现代社会、运用到西方人体质上,治疗他们的疾病。”汤淑兰说。 梅万方已经过世,他的儿子梅栋理自小就接触中医,在父亲中医诊所已经工作了17年。他说自己虽然不会说中文,但一生都活在中医里,深谙中医的精髓。 与中医连锁店不同,梅家的中医馆只有一个店面。梅栋理告诉记者,不过度发展,只打造一个核心的经营中心,是他们的经营理念。 他说:“连锁经营方式,不利于确保质量和声誉,因为连锁经营要有固定的模式,例如,麦当劳里每个汉堡包的牛肉煎多长时间都是固定的。而中医是非常灵活的东西,每个患者的情况和对药物的反应都不一样。 所以,把所有高质量的中医师,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相互交流,交换看法,这比开设大量分店,每个店面放置一名医生要好很多。” 梅栋理经营的中医馆,宽敞、高雅而大气,有三层楼,馆里有8名医生,全部来自中国,5名推拿按摩师,来自世界各地,加上其他工作人员,共有40名员工,是英国最大的中医诊所,也是全欧洲最大的中医诊所之一。 “我们要做的,是搭建中西方交流的桥梁,让英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医,了解中国中医理念、哲学。也就是要做‘中医文化的翻译者’,而不仅是展示者。”梅栋理说。他现在是世界中医药大会(WCCM)的副主席之一,每年向大会报告,介绍他如何为中医在英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搭建桥梁”。 梅栋理认为,中医连锁店走入经营困境,除了外界的客观原因,很多问题也产生于自己本身,产生于经营者短视和利润至上的经营模式。 这些经营者并无医学背景,绝大多数都是商人,在英国各地都采用统一的商业模式经营——在商业街开店、采用“1+1+1”(一个医生+一个按摩治疗师+一个接待员)的经营模式,不是按照实际需要而是按照疗程收费。这种模式短期内收益很大,但是缺少可持续发展性。 “我们的做法与此相反,我们会参考病人的病例,提供免费咨询,而且当我们认为无法用中医治疗时,就会推荐病人去医院接受西医治疗。” 梅栋理说:“很多中医诊所因为种种困难,纷纷倒闭,这对中医在英国发展是一件坏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就像把一片有问题的森林烧掉,让它更好地重新生长。中医要想在英国更好发展,就需要好的推广者,也就是那些对病人负责的诊所,而不是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意人。” 很多人都说英国的中医药进入了“寒冬”期,汤淑兰却认为现在是进入了平稳期。“经过了风风雨雨和大浪淘沙,能生存下来的基本都是有实力的好医生和诊所。中医的哲学是阴盛必阳,阳盛必阴,阴阳互相消长转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平稳期正好可以思考,展望未来”。 汤淑兰告诉记者,“现在英国所有公立大学的中医针灸班都已经停掉了。原因有两点:一是市场需求减少;二是英国大学教出来的中医学生不适宜临床,也就是说看病效果不佳,也很难做到以此谋生。”但是私立的中医学校却一直都在,而她成立的“英国淑兰中医学院”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正规、也最被认可的。 淑兰中医学院中药班毕业的学生可以自动成为英国中医药学会的会员,而其他想要成为这个学会会员的医生都是要经过严格考试的。 为了让海外的中医教学更加规范和正规,淑兰中医学院去年还开始跟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面向外国人开设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从淑兰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将可以获得中国教育部颁发的学位证书。 很多人会认为外国人是学不好中医的,但淑兰学校毕业的英国人中医却做得很好。汤淑兰说 :“中医是不分国界的,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中国人,只要深刻理解、领悟了中医,都可以做一个好医生。” 她教的英国学生在爱尔兰开了中医学校,学校的老师大部分也都是英国人,主管中医学校的Rob是她的第三代学生,她的第四代学生也开始主管教学了。 一提起中医,汤淑兰就兴致勃勃,她说,“中医优越于西医的,不仅是治疗皮肤病、妇科病、不孕不育症、精神压抑、头痛耳鸣、中风等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更是整体观念。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让身体、心理、精神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除了自己的整体,还有与周围的和谐,与气候环境的和谐,天人合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来源:中国日报

他在肯尼亚开了一家中医馆,并帮助肯尼亚女孩成为中医

对赵汗青而言,用老祖宗的法子“帮当地人解除病痛”,更是一种久久漂泊时的心灵慰藉,也是身处异乡的身份认同。 2004年资助自认是郑和船队船员后裔的肯尼亚女孩夏瑞馥 (Mwamaka Sharif)上学,直到她高中毕业,并非赵汗青最得意的一件事。和别人说起时,他往往会神采奕奕地添上一句“你知道吗?她现在是一名中医哦!” 受助女孩夏瑞馥为感谢恩人,曾特地前往赵汗青在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所开设的中医馆道谢,闻到了诊所里弥漫的中草药气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迷上了中医”,对于她来说,中医既来自自己祖先的国度,也代表着广阔的世界。 2005年,夏瑞馥负笈中国,学的便是中医。15年过去,她已拿到学士、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她曾说,“我学中医的梦想实现了,但我还有一个中国梦想,就是让中医传播到非洲的各个地方。” 而这也是赵汗青正在做的事情。 出国,弄潮 时年50岁的赵汗青,常常喟叹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国家大事和民族前途都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管什么呢?考试、工作、交房贷、繁衍后代”。赵汗青觉得,他们那一代,是“中国最后一批有理想、有情怀的大学生”。 赵汗青1970年生于四川成都,长于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出国潮”。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高考恢复,次年,改革开放启动,认准“科教兴国”的邓小平决定大规模向海外选派留学生。此后30年,学英语、考托福、出国留学,成为年轻人最时髦的梦想。 “那个年代公派出国不是靠关系,就是靠金钱”,“打破脑袋也要出国”的赵汗青明白工薪阶层的父母没有能力送自己出去,但他深信“英语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只要走这条路,总有机会出国的”。1987年,赵汗青考上了成都师范学院的英语专业。 80年代,一批又一批留学生被送往海外,中国洋溢着对西方的热情,1988年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河殇》批判着黄土文明,呼吁拥抱“蓝色的海洋文明”。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让关于国家未来走向的辩论戛然而止。 “模模糊糊的自由主义立场”驱使着时任班长的赵汗青,带领全班同学,数次上街游行示威。提起30年前的往事,年逾半百的他嘴上满不在乎地说自己当时是“不甘于寂寞”、“幼稚的幻觉”,但一旦聊起当时社会对价格双轨制、言论受限等种种不满时,他却滔滔不绝,又觉得年轻的自己是“注重群体大我,不顾个人小我,满怀义愤的勇士”。 学潮被军队镇压,参加学潮的经历也被记录在案。1991年毕业后,开朗乐观的赵汗青却跌入低谷期。为了安慰父母,他答应考公务员,但尝试了几次,都因政审不合格,无法被录取。残酷的现实唤醒了他沉睡许久的梦想——出国。这一次,他更加坚定。 但他失败了两次。92年,他正为去奥地利“摩拳擦掌”,但后来因前一批中国员工不愿回国,赵汗青这一批被迫取消。93年,他靠对外劳务公司谋求了一个在科威特担任酒店管理兼泳池救生员的职位,不料临出国,海湾战争爆发。“个体在时代和命运面前,没得选择”,赵汗青苦笑。 94年,赵汗青打听到在非洲肯尼亚的尼罗河流域,中川国际承接的一个水电站工程在招募机械操作工。培训了几个月之后,这次赵汗青终于如愿以偿,迈出国门。 四年后,靠着帮公司同事学英语、拉关系,他平步青云,从机械工人上升到物资部门,再到船务代理,从乡村小河岸调到了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从小平房搬出,住进了别墅洋房。 他乡,故乡 在肯尼亚的第五载,弄潮儿赵汗青29岁,船务工作清闲起来。 在海边度假村一间华侨旅馆的乒乓球桌上,赵汗青结识了球友老蔡。彼时老蔡盘算着搬去内罗毕,和他女友一起生活,但又舍不得自己开了四年的中医诊所。赵汗青出了个主意——老蔡教他中医,由他来继承诊所。老蔡答应了,从“球友”变成了“师傅”。 老蔡生于50年代末,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毕业,1995年来到肯尼亚,在蒙巴萨港开了一间私人诊所。和许多散落在非洲各地的中国诊所一样,这属于私人营业。 对赵汗青来说,中医是“家的味道”。赵汗青的爷爷是一位老中医,从小到大都闻着家里的草药味,漂洋出海,这股味道也一直飘在他的记忆里。在异国他乡与熟悉的中草药味再次相遇,家与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对于长期在非洲工作生活、被一种漂泊的心理所笼罩的赵汗青来说,这股味道就是故乡。 于是,中医成了赵汗青的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老蔡毫无保留地向徒弟赵汗青传授经验,甚至比原计划多呆了一年,2002年,老蔡去了内罗毕成婚,诊所顺利交给了徒弟。当时的赵汗青不曾想到两年之后,从老蔡接下的这根棒子,还将继续传给一个黑皮肤的女孩。 2004年4月,赵汗青偶然读到当地报纸《海滨快报》(系肯尼亚知名报刊《民族日报》的下属报纸)中的一篇报道:在肯尼亚的拉穆群岛上,留有一批中国人后裔,相传明朝“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艘船途径此处时触礁,20多位船员遂上岸流落,在此定居。报道中提及了一位名叫夏瑞馥(Mwamaka Shari)的肯尼亚女孩,她自称是中国船员的后裔。 赵汗青联系到了报社提出捐献2万先令(约合2000元人民币)资助当时18岁的夏瑞馥读完高中。“如果不伸手,我愧做炎黄子孙”。 收到捐款的夏瑞馥与母亲,一同前往赵汗青的诊所登门答谢。赵汗青见夏瑞馥的母亲患有高血压,随即给她开了罗布麻。那是夏瑞馥第一次与中医相遇,也因此在心中悄然种下了学中医的种子。她告诉歪脑,“(当时)妈妈的病很快就好了,我觉着中医很神奇,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所以决定来中国学中医。” 在异国他乡与熟悉的中草药味再次相遇,家与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对于长期在非洲工作生活、被一种漂泊的心理所笼罩的赵汗青来说,这股味道就是故乡。 2005年,经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协助,夏瑞馥获得了公费留学中国的名额,抵达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了两年汉语后,就读中医临床专业,课程包括针灸、中医内科、西医诊断学等,本科毕业后夏瑞馥留在本校继续念中西医结合儿科硕士。 2015年,夏瑞馥顺利考上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攻读妇产科博士学位。夏瑞馥选择这个专业是为了回乡改变非洲女性现状,“非洲是一夫多妻制,如果女人不能怀孕生孩子,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9月,夏瑞馥博士毕业,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医求学之路,她计划在年底带着自己在中国的所学,回到肯尼亚。 中医在非洲 掰掰手指,赵汗青有五年没见到夏瑞馥了。他回忆着第一次在诊所见到夏瑞馥的情景,那个瘦弱的姑娘睁着大大的眼睛对中医充满好奇。他满心期盼她归来,在他的诊所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他急切地想要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夏瑞馥在当代中国学到了哪些“祖先留下的哲学”。 按赵汗青的说法,在肯尼亚,中医作为一种补充与替代医疗(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世界卫生组织称“传统医学”),口碑良好、非常流行,求诊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 随着始于西方、基于生物学与化学等自然科学兴起的现代医疗,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主导地位,包括西方本身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传统医疗实践,逐渐成为了规范治疗的“补充与替代”。“现代医学模式是在经验医学的同时强调循证医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王吉耀教授在《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中写到,“传统医学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即根据医师的经验直觉或病理生理等来处理病人。” 肯尼亚也不例外——占主导的是西医,本土的传统医学仍在,不同之处在于,“如果当地医生实在搞不定,一般都会建议病人去找中国医生”。赵汗青接诊最多的是疟疾,服用青蒿素(屠呦呦因提纯此物质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便可治疗,该药品也是肯尼亚目前唯一有药品批号的中药。其它病例诸如女性慢性盆腔炎、糖尿病溃疡、高血压、糖尿病等,中医的疗效也颇受认可。 但疗效不是当地人唯一的考量因素:中医诊所人流量少,不用预约排队;价格亲民,相当于当地西医的三分之一……这些原因令中医在非洲站稳脚跟,也成了“淘金”目标,“只需要会看病,有一点点启动资金”。 中药材的买卖也进入了非洲大陆,但不比多了一种疗法选择的当地人,动物的命运就糟糕得多,被认为可以入药的犀牛角、毛驴皮(可制阿胶),成了犀牛和毛驴的死亡证明。 赵汗青回忆,90年代初到千禧年初,是在肯尼亚的中医私人诊所最繁荣的时期,“那段时期护照越来越容易办理,国内的医生受到中非医疗队同行的鼓动,纷纷来到非洲淘金”,他的师公李川,就邀请了一批山东泰安的老乡同行,在内罗毕与蒙巴萨陆续开了几间诊所。 不过,从2010年开始,肯尼亚的中医诊所不断关闭,“很多中医师发现诊所利润低,和政府打交道非常困难之后,纷纷转行做其他生意去了。”蒙巴萨原先有四家中医诊所,如今仅剩赵汗青一家,“一个小伙子做了两年就去内罗毕跟着中资企业做经理去了,另一个老中医去中国农场卖蔬菜,还有开在我诊所旁边的那个医生去搞房地产了。说白了,中医诊所只是一个跳板,筹集了启动资金,都去干更赚钱的了”。 除了中医,中药材的买卖也进入了非洲大陆,但不比多了一种疗法选择的当地人,动物的命运就糟糕得多,被认为可以入药的犀牛角、毛驴皮(可制阿胶),成了犀牛和毛驴的死亡证明。尽管科学界反复强调阿胶、燕窝、鱼翅等高价食材/药材,并没有传奇的疗效,人民日报也曾称阿胶“没什么铁,所以也没有补铁补血的作用”,但面对药厂利益、中医信仰乃至民族主义,这些争议从未尘埃落定。 而赵汗青认为,对中药材的限制,也成了中医在肯尼亚扩张的掣肘。他告诉记者,肯尼亚的药品管理过于严苛,一般的中成药都需要贴上英文标签,且必须通过程序相当繁琐的各项成分分析、病理测试等等。“中药的成分非常复杂,西医标准化的药效检验对中医并不适用。” 因此,中药始终游走在灰色地带,从中国进口草药,大部分都通过灰色清关的方法,给代理商一笔费用走后门,免去复杂的法律问题。 尽管如此,赵汗青的诊所仍不断成长,随着网络在非洲的普及,他开了网站,在网上询问病情,为对方寄去药品。最忙的时候,一天可以接待三十多个病人。或许,对赵汗青而言,用老祖宗的法子“帮当地人解除病痛”,更是一种久久漂泊时的心灵慰藉,也是身处异乡的身份认同。 作者:唱唱正调(歪脑读)

中医合法化如何率先在泰国“破冰”?

中医合法化如何率先在泰国“破冰”? 29年前,正值壮年的张永发还是广东潮阳的一名内科医生,受旅泰姑母的邀请,他离开家乡来到湄南河畔,并于次年在曼谷开办了一间“新联发中西药行”,以药店之名行医。这是中医在泰国未合法化前的生存缩影。 2000年,泰国宣布中医合法化。9年后,年过六旬的张永发成功考取泰国卫生部中医师执业证书,随即注册成立一家中医院。“那是我来泰国后最扬眉吐气的一次。”张永发感慨。 400多年前,泰国那莱国王药典中就有中药记载,中医在泰国运用也有百年历史。立法推动了泰国中医事业的迅速发展,目前泰国共有9所大学开设中医专业,每年有上百名毕业生考取泰国执业中医师,执业中医师数量从2000年的11人增加到如今的1200多人。泰国也被视作除中国之外中医发展最为兴盛的国家。 中医神奇疗效让卫生部长力推立法 位于曼谷市空讪区的泰国中医师总会,一楼正堂立有名医华佗像,东侧是免费为民众进行中医诊疗、发放中药的场所。 刚参加完在海外举行的多个国际中医药大会,泰国中医师总会会长、泰国卫生部中医管理委员会委员林丹乾回到总会,略显疲惫,但一说起中医,这位花甲老人立刻神采奕奕。 “我很幸运,上世纪90年代一到泰国,就遇上推动中医合法化并参与其中。”他介绍,2000年6月30日,泰国卫生部颁布《关于批准使用中医方法治疗疾病的规定》,这也使泰国成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最早为中医立法的国家。 在2000年7月1日宣布中医合法化的发布会上,时任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功·塔帕朗西(Korn Dabbaransi)更是亲自上阵。泰国中医界感慨:功·塔帕朗西用行动表达对中医的支持。 功·塔帕朗西是中医的受益者。他曾患骨病,一度不能下床活动,接受西医治疗后,腿脚仍然不便,后经中医师推拿治疗,行走终于恢复正常。如今,身为泰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功·塔帕朗西仍活跃在国际舞台,频频为中医点赞。 “中医从非法到获得政府承认,几十年间变化相当大。”在泰国从医30多年的曼谷联东医务所所长黄联东回忆过往感慨不已:中医在法律意义上曾几乎被彻底边缘化,若严格处理,中医行医属于非法范畴,“不少中医师都经历过被罚、被关店乃至被抓的情况。可是大家要生存,便有人想到变通的办法,请法律认可的泰医药师开药店,中医师在店中给买药者提供咨询”。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有相当数量的中医师坚持下来,获得民间口碑。 林丹乾认为,中医在泰国从生存、立足、立法到获得认可,“全凭一身真功夫、硬功夫”。祖籍广东潮汕的林丹乾感受到,泰国中医合法化与中医药传统文化在当地传播有着密切关系。“泰国华裔众多,中医药随之融入民间的医疗保健生活中。不光在唐人街,一些曼谷老巷中也常可见红枣、银杏、莲子等药食同源之品。”  针灸课开进卫生部破西医固有思维 南方日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和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卫生职能部门人员大多为西医出身,习惯用西医理念和思维来评判中医,这也是此前中医立法遭遇的一大阻力。 泰国中医师总会前身、已有90多年历史的泰国中医总会,当属争取中医立法的核心力量。为给中医正名,泰国中医总会联合其他民间组织,游说卫生部在内部举办西医学习针灸、推拿讲习班。终于在1998年4月,泰国卫生部开启了西医学中医针灸讲习班,由泰国中医师免费授课。讲习班共举办27期,每期3个月,共有上千名卫生部官员和西医师参加。 泰国卫生部“中泰医学交流中心”原主任陈仰和博士是培训的积极推动者,他与功·塔帕朗西一样,曾因疾病而受益于中医,对中医疗效有切身感受。 经过培训,卫生部人员初步了解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的有效性,相当一部分人转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如今,泰国针灸师90%以上出身西医。 “养生、保健是很多人对中医的固化观念。我个人十分反对把中医当做西医的一个辅助治疗手段。”泰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叶峰是中国清代著名医学家叶天士的后人,在他看来,中医蕴含哲理思维、辨证施治,不能用西医标准来衡量,二者思维、体系完全不同。 实际上,中医在全球范围正逐渐跻身主流疗法。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发布2019全球医学纲要,中医首次被纳入其中。 百年热心公益播下杏林种子 除了依靠疗效,当地华侨华人及中医师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民众施医赠药,也为中医在泰国获得认可打下了良好基础。 穿过车水马龙的曼谷唐人街,在道路的尽头可见一家香火缭绕、前庙堂后诊所的天华医院。作为泰国首家慈善医院,天华医院1903年由当地6位华人集资创办。百余年来,它不分种族、地位和区域,免费用中医中药为患者祛除病痛,惠及甚多民众。 之后,泰京中华赠医所、泰国中医总会华佗慈善赠医所、广肇会馆创办的广肇医局等各种中医机构相继成立,经常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参加当地赈灾及抚恤工作,推动了当地中医的发展,也扩大了社会影响。 慈善已成为泰国中医“标配”,新建的中医院亦将前辈精神代代传承。 1995年7月,在泰国卫生部的支持下,泰国华侨慈善组织报德善堂创办了华侨中医院。因为长期做公益,华侨中医院的医生收入不高。尽管如此,华侨中医院依然初心不改,鼓励医生抽时间做义诊,引导更多泰国民众认识并接受中医。这也是中医药在海外拼搏前行的一个缩影。 与泰医深度融合开拓本土化之路 说起泰国的旅游手信,青草药膏必不可少,它和中国的风油精一样是家中常用品。青草药膏中含有薄荷、樟脑,这些成分在中药外用品中也很常见。 中药、泰药有相通之处,将中医、泰医结合,兼收并蓄可谓是泰国中医本土化的一大体现。 泰国中医师总会常务副会长张永发介绍,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比较常见;但在泰国,法律禁止中医师开西药做手术,“我们就参考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将泰式按摩、泰草药融入治疗中,这种综合疗法让泰国人很受用”。 不仅是医院,医学院校也在关注中医、泰医研究。 泰国庄甲盛皇家大学是泰国第一家设立中医专业的公立大学,校长苏玛丽接受专访时表示,该校一直积极与我国中医机构院校交流、合作。其中,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交流合作已经开展了10多年,双方完成了中药、泰药研究实验室的组建等工作。 庄甲盛皇家大学替代医学院院长披·苏介绍,从2007年替代医学院中医专业设立至今已有12届毕业生,累计培养中医专业学生近千名;庄甲盛皇家大学附属中医门诊逐步发展壮大,开办10年来累计服务患者10万多人次。 “海外的中医事业正迎来春天,泰国中医师要抓住机遇行动起来,让中医发展开启‘加速度’!我们正在联合泰医,共同推动中医、泰医进入泰国国家医保体系,让传统医学为更多泰国人的健康服务。”林丹乾呼吁。 南方日报记者 李劼 龚春辉 李卓 欧旭江 胡良光

越南人“骨子里相信中医药”

“有一次参加医药行业会议,在场的全是越南西医,我问他们对中医药的看法,他们都说,自己骨子里都是信中医的。”广东博爱医疗投资(越南)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山这样对新华社记者说。 陈国山说,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自古以来就传承着来自中国的中医药理念与实践。 据越南史料记载,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就在越南行医,所著的《公余集论》一书流传至今。南宋以后,随着中医药在越南的广泛传播,中药成为中国输入越南的主要商品,越南从黎民百姓至宫廷显贵都广泛接受中医药。到明末清初直至近代,随着中越两国人民的频繁交往以及大量华人移居越南,很多华人在当地开办医院、药店、药行等,极大促进了越南中药市场的发展。 中医药在传入越南的同时,结合越南当地的病情特点和环境条件,吸取民间用药经验,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越南传统医药——东医药体系(越南将中医称为东医,中药称之为东药)。 如今,在越南被称为“三十六行街”的古街区,还有一条懒翁街,是以被称为“越南华佗”的“海上懒翁”命名的。这条街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中药店,很远就可以闻到一股浓郁的中药味道。 曾在广东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7年的越南姑娘黎清娴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开始重视养生,他们学习中国人的医药保健方法,买一些中药材回家做药膳,或者泡茶喝,进行日常调理。 黎清娴的父母都是西医,但他们觉得中医博大精深,具有神奇的功效,于是就让自己的女儿前往中国学习中医。黎清娴说,越中两国用药习惯基本相同,因此相互之间的药材贸易量也十分巨大。比如越南常从中国进口三七、地黄、当归、大枣、枸杞等药材,而一些特有的药材比如丁香、肉豆蔻等也向中国出口,越南一些农民现在也开始专门种植中草药,向中国出售。 “一些中药在越南人眼中已经成为‘神药’,我们在越南之所以能跟欧美一些大型医疗机构竞争,就是因为越南人相信中医,相信中药。”博爱公司旗下的广州现代医院驻越南办事处负责人姜宁告诉新华社记者。 广州现代医院2008年来到越南,目前在越南首都河内和南部胡志明市建有两个办事处。姜宁说,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好几百个越南患者通过办事处的介绍前往中国就诊。 2007年,北京同仁堂也在越南胡志明市开设了一家分店。不过,据陈国山介绍,目前中国与越南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主要集中于中药与医疗器械贸易以及业务交流,中医药企业在越南还大有可为。 陈国山说,由于越南对中医药的认可,中医药企业在越南的市场十分广阔。越南卫生部相关领域的负责人很多都曾在中国学习过中医,对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乐见其成;中成药在越南的注册、中医诊所在越南的开办,程序也并不复杂,国内中医药企业缺少的只是对越南的了解。因此,他建议,国内的中医药企业如果想来越南发展,一要了解当地情况,二要守法经营,充分挖掘越南市场的潜力。 新华社记者乐艳娜 闫建华 中成药缘何成为越南民众“看家药”? 中成药缘何成为越南民众“看家药”? “每次从中国回到越南,我都会带一些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中成药送给越南本地的客户和朋友,特别受欢迎。”在越南经商多年、常年来往中越两地的越南中国商会秘书长吕疆说,一些常用的名优中成药已经成了他每次返回越南必带的手信。 由于地缘关系,在这个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国,很多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都与中国相似,看中医、喝中药、泡药酒、饮凉茶是当地百姓治病强身和养生保健的重要手段,民间甚至有“富人看中医,穷人看西医”的说法。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医药这一中华文化瑰宝“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平台和契机。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国家,中医药在这里的“合法身份”没有太多争议,如何让更多更好的中医药产品落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为当地民众的健康服务,是中医药在越南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北药”用量是“南药”的四五倍 位于河内市中心的还剑湖景区是游客必到的“打卡”胜地,在景区附近,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十六行街”的古街区同样吸引不少游人前往。很多越南传统行业在这里都能找到踪影,而有中药街之称的“懒翁街”就是其中一条。“懒翁街”以越南古代名医“海上懒翁”黎有卓的名号命名,他有“越南李时珍”之称。短短一条街上,分布着10多家大大小小的中药铺,三七、地黄、当归、枸杞等各种常用中药材随处可见,穿梭其中能闻到一股浓郁而又熟悉的中药味道。 “中药街上卖的药材大部分是通过边贸等途径从中国进口的。”吕疆介绍,除了到医院诊所看病会开中药材及中成药外,日常的养生保健也离不开中药材,很多越南家庭都有泡药酒及喝药茶的习惯,“越南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跟中国广东、广西很像,煲汤养生也很普遍。” 吕疆介绍,越南称来自中国的中药材为“北药”,本地产的药材为“南药”。受品种和产量等因素影响,“北药”用量是“南药”的4至5倍。中医结合当地的病情特点和环境条件,与越南本地的传统医学融合称作“东方医学”或“古传医学”,目前越南大部分医院都设立了西医和东医部。 “不管叫什么名字,近年来随着越南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的需求越来越大。”吕疆说,像安宫牛黄丸、六味地黄丸等疗效确切、服用方便的中成药在越南民间广受欢迎,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守护神”。“特别是安宫牛黄丸,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常会备上几颗,防治中风、晕厥等危急病症。”吕疆说。  名优中成药品种进入医保目录 在越南医药界,被称为“中国宋医生”的宋玉宗知名度很高。他曾经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因与老师李国桥教授及其团队将青蒿素的生产技术和推广应用引进越南,成功帮助当地卫生部门控制疟疾的发病,于2007年获越南卫生部长颁发的“为人民健康勋章”,2011年获越南国家主席颁发的“国家友谊勋章”。 如今,宋玉宗是广州市健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常年奔走在中越两国之间,从事中医药贸易和投资工作,他已将越南视作第二故乡。 “从政府到民间,越南还是很认可中医药的,特别是一些名优中成药品种。目前在越南市场上销售的我国中成药畅销品种有近200个,另外有20多种中成药酒备受青睐。”宋玉宗介绍,健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已与越南当地的多家医疗机构及医药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投资引进了多个中医药产品,目前正在做引进治疗糖尿病的中一消渴丸的前期工作。 近年来,越南市场对中成药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越南本地的传统医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生产规模小,远远不能满足越南民众快速增长的健康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国内市场所需要的中成药大约60%通过多种渠道从中国进口,从而也造就了一批本土中医药贸易企业的崛起,东亚商贸药品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河内市郊的徐连工业区,东亚商贸药品有限责任公司有一幢5层高的办公楼及4个符合GMP标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药品储存仓库。公司董事长丁文录是越南最早从事中药材及中成药贸易的本地企业家之一。据他介绍,公司成立于1998年,经过大约20年的发展,员工从当初只有10多人到现在有300多人,目前已与北京同仁堂、广药集团奇星制药、海南药业、天津天士力等多家中国知名中药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引进了像安宫牛黄丸、华佗再造丸、天使护心丹等10多个名优中成药品种,并成为这些品牌的越南独家代理。 据丁文录介绍,近几年公司的中成药贸易额每年都以25%至30%的速度增长,2017年已达到5000万美元,进入越南中医药贸易公司的前5强。“广州的奇星制药是我们最长久的合作伙伴,在越南,每年通过我们卖出的奇星华佗再造丸有50万盒。最近我们又成功完成了陈李济乌鸡白凤丸在越南的注册,很快就会推向市场。”丁文录对中成药在越南市场的发展充满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丁文录公司代理的中成药品种均已成功进入越南医保目录,进入医院的销售渠道,这也反映了越南政府部门及民众对名优中成药品种的接受和认可。  标准化规范化仍是中医药发展瓶颈 虽然我国的中医药产品在越南民众中广受欢迎,也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但中医药在进入越南市场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瓶颈和挑战。 首先是中药材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问题。吕疆介绍,目前越南每年从中国进口约10万吨中药材,但真正按中药材进口的只有10%左右,其余大部分是通过边贸与其他农副产品一起进口,缺乏对品质的标准化管理和有效的市场监管,从而影响了中药材的品质和疗效。 而对于中成药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渠道繁多、鱼龙混杂。“那些没有通过正规渠道进入越南市场的中成药,都属于非法走私和违法销售的产品,一经发现,会按假冒伪劣产品处理;另外,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打着正规生产企业的幌子进入越南市场,败坏了我国中成药行业或企业的声誉,在越南消费者心目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宋玉宗说。 为了规范进口中医药市场及扶持本国传统医药企业的发展,越南相关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加强对进口中医药产品的注册管理。 但中医药在越南的发展并没有停步。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前,丁文录刚刚会见了云南滇红药业的代表,双方有意合作在越南投资建立中成药加工厂,从中国引进半成品,在越南境内加工成中成药成品销售,既能享受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又能加快中成药进入越南市场的步伐。 中医药的品质和监管问题同样引起了越南政府的关注。越南卫生部传统医药管理局局长范武庆去年8月到访过广东知名中医药企业康美药业,曾经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的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讲几句粤语。他说:“越南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希望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与中国企业在中医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及中药材市场质量体系建设、规范化运营等方面交流合作,促进越南中医药标准化的发展,提升医疗卫生水平,让更多越南民众受益。” ■对话 中医药在越南的合法身份没有争议 越南“国家友谊勋章”获得者、广州市健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宋玉宗: 南方日报:中医药在越南的地位怎样? 宋玉宗:越南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对健康和保健的需求迫切,特别是对有较高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的医院和更安全、更有效、更高质量的医药产品,比如原药材、饮片、提取物、半成品等需求大增。 越南传统医药与中国中医药理论近似,并在实践中互相补充促进,因此越南民众完全接受中国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和中药,超过三成民众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中医药的保健和治疗。目前越南63个省市大多设有传统医院,90%的综合医院也都开设了传统医学科,中医药的合法身份完全没有争议。 此外,中越两国都非常重视本国传统医药的发展和传承,医药资源的互补性及用药习惯的相似性更促进了两国传统医药的交流和合作。 南方日报:您对中医药在越南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宋玉宗:我前前后后在越南工作了20多年,从一名临床医生、科研工作者到一名商人,见证了这些年越南经济的起飞及中医药在越南的发展。通过与当地医院及公司合作,目前我们已在越南境内建成了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家联营合资的中西药厂、一家中药材加工厂,并将多个中医药产品引进越南市场。我最近还在参与越中友好医院的筹建工作,另外中国—东盟医药药材网络、中国—东盟医疗器械网络等电商平台也在建设中,希望这些项目的建设能让越南及东南亚地区的消费者更方便快捷地分享中医药发展的最新成果。 越南目前正处于一个革新开放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增长,民众对健康保健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我相信中医药在这里有很多发展机会和空间。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欧旭江 龚春辉 李劼 李卓 越南报道

关于马来西亚中医总会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吉隆坡中医界同人廖沛如、黄守廉、雷家炎、饶师泉、岑君任、许第才、王进洪、叶荪伯、 罗可人等为发扬数千年之中医学术,乃倡组学会借以团结感情。是年12月19日, 假成记酒家,召开成立大会,定名为雪兰莪中国医学会,同时创编《医学新声》季刊。 随后扩大范围,以雪兰莪中国医学会会员为基干,号召马来亚中部各州的中医同道共同参与。即于1948年宣告成立中马中医师公会。 1988年, 本会为了更有效发扬中医药及更方便与国际中医团体来往,决定易名为“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身为专业的中医师团体,从多管道积极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包括创办中医教育,培训中医接班人,提高我国的​​​​中医学术水平。 1990年8月5日,为了加强针灸学术交流,成立了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该学会于1990年12月4日被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接受为会员。 2004年12月,马来西亚卫生部成立传统与辅助医药部门规管我国传辅医疗,并正式委任总会为执业医师团体的地位,有权鉴定及发出“中医执业行医证”于合格中医师。 为回馈社会,2014年起定期每月举办社区义诊活动,派出数位医师为该地居民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另外,为减轻民众的负担,辖下中华施诊所及中华中医院推出全马首家全免无收费标准施针施药的服务。于2015年4月1起与马来西亚消费税的政策同步进行。 由于会务逐渐提升,于2015年升格为“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同时保留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名称。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属下机构:马来西亚中医学院,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马来西亚中医眼科专业学会,马来西亚脊诊整脊医学公会,中华施诊所,中华中医院,中华施诊所中医教育基金,马来西亚中医总会青年团等。 信息来自该总会网站

中医药在新加坡的发展现状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人口约500余万,其中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5%,中医药在新加坡华人之中长久以来受到认可,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医药一直徘徊在主流医学之外。屠呦呦研究员因发现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人类健康作出卓越贡献,令中医药在国际医药界备受关注。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重大疾病中的疗效和作用逐渐被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由于新加坡民众对于中医药需求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对中医药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随着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为贸易港口后,华裔移民激增,大多都为谋生而赴新,贫病交加。当时同样到新加坡的华裔富商和侨领为了救济苦难同胞,陆续创办了同济医社(后更名为同济医院)、善济医社、广惠肇医院等中医慈善机构。此时的新加坡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中医药事业受到殖民政府的排挤和歧视,中医药在新加坡没有法定的地位,发展非常缓慢,自1867—1945年的78年间先后只建立了5家中医院,均以中医慈善医疗为主。“中医中药联合会”成立于1929年,为新加坡第一家中医药学术机构,以发扬中医学术、促进中医药发展。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的中医药事业获得新生,中医界自发团结起来开展学术研究,1946年8月18日组建“新加坡中国医学会”(后改名为“新加坡中医师公会”)。该公会目前是新加坡最大的中医药学术团体,以研究中医药学术、培养中医人才、阐释中医学原理、提高医疗水平、发展义诊为宗旨,在1952年成立了中华医院。为了系统传授中医学,公会于1953年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中医专业人才(1976年易名为“新加坡中医学院”),担负起培养新马两地中医接班人的任务。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中医药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一套规模化的中医药体系,从建立中医院,完善药物的制备与销售,到成立中医院校、中医科研机构、中医药学术团体及医药商业社团,在给予患者完备的医疗条件与医疗服务的同时,兼顾了教育、科研、海外交流的逐步发展。中医院校体系在新加坡中医学院成功开办后,同济医药研究学院、中华医药及针灸研究院也陆续成立并招生。为了维护新加坡中医药事业的权益,中医药同人团结起来相继成立了“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新加坡中药公会”“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等社团,大力推动中医药业的发展。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于1981年成立“新加坡全国中医最高理事会”,统一协调新加坡中医药业的发展,并成为东盟六国中医药业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促进了东盟地区学术交流与合作。 目前新加坡中医医疗体系可分为5种:中医慈善机构、中医药企业和连锁中医诊所、独立经营的中医私人诊所、政府公立医院内的针灸部门、西医私立医院旗下的中医部门。其中,中医慈善机构有同济医院、善济医社、中华医院、广惠肇医院等;中医药企业和连锁中医诊所有余仁生集团公司、马光保健集团等;设立针灸部门的政府公立医院有新加坡国立医院,新加坡中央医院、陈笃生医院、邱德拔医院等;可提供中医药和(或)针灸服务的西医私立医院有莱佛士医院、亚力山大医院等。虽然PHMC Act的政策让医院、疗养院、西医及牙医诊所提供针刺服务,但与中国医院里的中西医结合模式并非相同,中医医疗服务仍然与西医常规医疗服务独立进行,中医师与西医生的沟通极少,无法达到以整合医疗的方式诊治患者。至今,政府未给予中医医疗机构拨款,患者大多以自费的形式看诊,即使是在新加坡政府医院针刺治疗也属于自费的项目。 为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工作,新加坡卫生部(MOH)于2001年建立新加坡中医药管理局(TCMPB),专司中医药有关事务。委员会下设考试组、行规组和中医师资格审核组,职责范围涵盖了中医医疗机构及中医师的注册管理、中医高等教育院校颁发认证、注册人员的继续教育、注册人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操守管理等。 TCMPB在2001年和2002年开始正式实施针灸师注册及中医师注册,注册过的针灸师及中医师于2002年及2004年各自在针灸或中医全科领域才可合法行医。中医药立法既保障了新加坡中医师、针灸师行医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规范了他们的执业范围和医疗行为,加强新加坡中医师的专业水准,提高了患者对中医药服务的信心。至2017年12月31日,共有3 206位合法注册的中医师及针灸师。 中医药在西医为主流的新加坡受到较大的管制,新加坡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被微生物污染,含有结晶生物碱、乌头生物碱、小檗碱(1978年发现小檗碱可导致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新生儿出现严重黄疸和脑损伤症,故凡含小檗碱的中药如黄连、黄柏等被禁用)、延胡索乙素(1995年因发现延胡索含有致肝毒性延胡索乙素,故延胡索被禁用)等中药材。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入,经HSA和专家委员会多年来密切监测及研究小檗碱安全性,以及2011年专家委员会最新评价中,含小檗碱中药材于2016年被解禁。延胡索草药和含有延胡索乙素(每日摄入上限定在19 mg)的中成药也在2018年被解禁。 新加坡现有近10所中医药院校。其中新加坡中医学院及南洋理工大学生物科学院的生物医学-中医双学位系为MOH认可、教育部批准注册。新加坡中医学院(私立学院)成立于1953年,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联合创办的五年制(全日)、七年制(兼职)中医学士学位,开设中医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医博士研究生课程及供西医修读的针灸专业文凭课程。南洋理工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办学的五年制(全日)医学生物-中医双学位本科教育,培养新加坡中医史上经过正规中医高等教育的本科毕业生(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所正规公立大学开设的中医专业教育。 近10年来,新加坡政府关注中医药业的发展,改革中医临床医疗体系、允许注册医院和疗养院提供中医服务、加强中医执业者管理及注册、严控中药管理、完善中医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中医人才、推动继续教育、提高中医师医疗水平、设立津贴鼓励中医药科研、扶持学术机构建立,使得新加坡的中医药业逐步发展。其中,允许注册医院和疗养院的中医针刺服务(私人医院可允许针刺以外的中医服务),在新加坡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未来新加坡医疗体系向中西医整合治疗发展的重要契机。 摘录自“探讨中医药在新加坡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作者:蔡慧姿 , 张伯礼 )

八所中医药大学被除名,澳洲中医会受影响吗?

中国教育部确认,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山西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这八所中医药院校不在变更后的《世界医学院校名录》中。 澳大利亚是中国以外开展中医药最早的国家。这次“除名事件”对澳洲中医会有什么影响呢? 西悉尼大学科学与健康学院副院长、中澳中医中心主任朱小纾博士介绍说:“目前来看,这一事件对澳洲中医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来自那些大学的毕业生来说,想考澳洲的西医专业就不可能了。” 据了解,澳大利亚中医师和针灸师的注册标准有教育背景和临床经验两种不同的划分。按教育背景注册的标准曾在2014年发生过一个重要的变更。新标准规定,只有澳大利亚认证的几所大学的中医药课程毕业生才能直接获得注册。目前得到认证的公立大学有三所,分别是西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明年依然招生的公立大学只有西悉尼大学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从中国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只在2012年至2014年间短暂地获得过直接注册的资格,2014年之后就不能从教育背景的渠道直接获得认证了。 也就是说,“八所中国的中医药大学被世界医学院校名录除名”一事对澳大利亚中医师和针灸师的认证影响不大。因为早在五年前,这些院校的毕业生就已经无法凭学历在澳洲获得中医师和针灸师的直接认证了。 目前,包括南京中医药大学在内的其他几所中国的中医药大学依然保留在世界医学院校名录上。外界有猜测说,可能是因为这些院校同时开设有西医课程的缘故。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澳大利亚目前依然招收中医专业的两所学校不会有被除名的风险。 摘录自 SBS Wei Wang22/11/2019的报道 全澳中医诊所逾2500家 立法对于中医发展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呢?早在维多利亚州中医立法后3年,据有关部门调研时发现,中医从此越来越被澳大利亚人所重视,中医门诊量相对过去大幅增加。 澳洲北京同仁堂在悉尼、布里斯本和墨尔本开设5家连锁中药店。据调查,在澳大利亚约有40%的病人寻求非西医治疗,而在这些人当中,80%以上的人都是寻求中医治疗。立法后,目前已有多家保险公司承保中医治疗保险,包括诊费和针灸费,治疗者可按比例由保险公司偿付在中医药方面就诊、吃药的费用。这是中医立法通过后,中医药在西方社会取得合法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中医同西医一样,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最早实施的维多利亚州中医药监管局负责对中医师(包括:中医师、针灸师、中药配药师)进行登记、评核、注册,处理相关投诉及对某些含毒成分的中药进行把关,为各大学中医系制定和批准课程大纲等。3年中有829人申请注册中医师,646人获得批准。广州、南京等国内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在那里找到了发展的新天地。而许多当地的中医师,也回国内的中医药大学深造,甚至拿了博士学位。 在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学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西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还有三家私立大学都成立中医药研究所或者中医部,开设本科及研究生的正规中医课程,其学历被澳洲中医局承认。 张翼会长说,联邦立法以来,中医的经营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比如药店必须配备配药师,一些有副作用或者保护动物的药材不可以用。还有,过去出现医疗事故是民法处理,现在可能涉及刑法。 2015年10月,全澳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是4494人,其中针灸师为1688人。 名正而言顺,与西医展开竞争 谈到中医在澳洲立法,墨尔本平安中医诊所主任中医师李跃平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有了严格的入门门槛,具备相应资质的人需要注册才能成为合格的中医生。而在以前,有些人可能在中国读了一个培训班、或者跟师傅学了三个月、或者说有祖传秘方手艺,到澳洲后也自称中医生,也开诊所,也给人针灸按摩,“好像谁都可以做中医,其实是良莠不齐,不能保证是规范的。但立法后,整个行业有了规范,需要学历、语言上达到要求。 所谓“名正而言顺”,中医立法后,中医的地位得到承认,也提升与西医的竞争力。“注册后,我们是一个‘doctor’,可以理直气壮和西医进行竞争。而在之前,中医更多可能被归为理发、纹身一类,而不是医疗行业,是不能开病假条的。”墨尔本平安中医另一位中医张医生如是说。 然而,澳洲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也引来中医业界的质疑,有些人认为其实是给行业套上了“紧箍咒”,尤其是2015年7月1日起,资格认证更加规划和严格,包括英文雅思成绩7分、有澳洲中医委员会承认的学历和培训资格、以及5年以上的从业资历。 对此,被称为澳洲中医立法之父、现任澳大利亚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会长林子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立法原则上来说,澳洲中医地位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因为立法后中医和西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澳洲联邦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对中医的看法也很理性,说明中医立法后行业前景获得正确的发展势头。林子强认为,中医立法重要又必要,它不但保护了中医师正当行医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公众的健康权益,注册中医师不可随意进行不实宣传和不道德行为,澳大利亚民众心中逐渐树立起中医师的正面形象,建立起医患之间的相互信赖。 质疑中前行,喧闹中进取 李跃平医生的中医诊所,就开设在墨尔本一社区的Medical Central里面,这意味着对中医的一种承认,也有利于本地人尤其是洋人产生“直觉”:是规范的诊所和医生,具有可信度。“这在立法前是不容易的。”李医生说。 中医的治疗越来越被肯定,据澳洲有关部门调研时发现,立法后,中医门诊量相对过去大幅增加,在澳大利亚约有40%的病人寻求非西医治疗,而在这些人当中,80%以上的人都是寻求中医治疗。目前已有多家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中医治疗保险,包括诊费和针灸费,治疗者可按比例由保险公司偿付在中医药方面就诊、吃药的费用。 在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学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TI)、西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等以及三家私立大学都开设本科及研究生的正规中医课程,其学历被澳洲中医局承认。 据悉,中医在澳洲的就业前景不错,不断吸引着不少人才投入中医行业。据去年底的统计数据,目前全澳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是4494人,其中针灸师为1688。从年龄上来说,以35-55岁的中青年为多。 而有数据显示,目前澳洲全国约有5000家中医及针灸诊所,每年门诊人数至少有280万人次,其中约80%就诊患者的母语是英语。一般中医诊所的针灸费用大约40—70澳元/次,中药开方费在25—45澳元之间,一副付中药的价格在10—15澳元之间,如果医生效果好,病人回头率高可能收入就非常可观。 内外困局,业界盼纳入全民医保 说到中医,居住在墨尔本的本地人Emily表示很难接受,因为她听朋友说过中药很苦,但她却对于中医上的针灸、拔罐、按摩等却不太清楚,并不知道这些也属于中医治疗方式。 另一位中医生韩先生认为,像Emily这样的西方人其实并不少,他们对中医的认识比较片面,认为中医可能只有一种或两种治疗方式,如中药、如针灸,并不知道中医还有拔罐、推拿、刮痧,更不知道中医治疗的整体观、辩证观。“实际上,在澳洲就连华人对中医也不一定了解地很全面,更不用说洋人了。” 中医在澳洲虽然已经立法,但不少人认为要得到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尚需时间,除了西方人对中医的认识普遍不足,中医也有自身发展的原因。林子强透露,业界也有观点认为,不少师傅带徒出身的中医,延续了很多传统中医观念,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反而有些治疗方法结合了西医经验,显得“不上不下”,疗效也大打折扣。这让业界担心,如果中医完全根据西医标准来衡量和发展,前途令人担忧,“这也是中医目前的困局。”林子强说。 而另一个更关乎澳洲中医生贴身利益的问题是,中医尚未纳入澳洲国民医保(Medicare)。“澳洲人看西医,看病买药时由 Medicare 保险报销全部或者部分医疗费用,病人最多给一个差价,”李跃平说,但中医目前还不属于Medicare的范围,病人需要自己掏腰包。而一些私人补充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中医治疗费用,但也属于有限度有条件的报销,如每年有一定的限额。对于中医生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西医和中医成为相对独立的治疗系统,都被Medicare承认,患者可以自己选择。 对此,林子强表示,澳洲最早是维多利亚州在2000年对中医立法,属于局部立法,逐步推进到全国,用了12年的时间,到2012年才实现全澳立法,现在虽然过去了4年,但中医还是一个“小孩子”,要实现和西医一样的福利,还需要逐步推进。“要知道,目前连牙医都没有Medicare,可见立法仅是第一步,只有中医注册被承认,才有可能争取下一步,欲速则不达。”(裴静怡) 摘录自 侨报

澳大利亚对中医立法 是管制不是认可

澳大利亚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并非“中医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是澳洲政府为因移民而“大而难倒”的中医药套上了“紧箍咒”。 近日(2012-07-20),澳大利亚卫生执业者管理局发布消息,表示7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会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这一消息传到国内,被很多媒体解读为“中医首次收获西方承认,迈出走向世界第一步”。可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举措,将使得的近90%的中医难以在澳洲独立行医,而且所有注册中医师必须严格遵循职业规定。看似中医的利好政策,其实是给因华人移民而“大到难倒”的澳洲中医药行业套上了“紧箍咒”。 华人让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大而难倒” 中医进入澳大利亚监管部门的视野,华人移民功不可没。据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新数据,在过去十年中,亚洲出生的澳洲居民实际上已经翻了一倍,从2000年年中的103万人,增长至2010年年中的201万人,占总人口的9%,而这还不包括常驻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和劳工。 中医药伴随着庞大的移民群体在澳洲生根发芽,形成了大而难倒的中医产业链。目前澳洲中医医生超过2500名,而其他健康行业使用中医药作为治疗手段的从业者也有3000名。全澳的中医诊所数量约在5000左右,其中1000家较为活跃。在澳洲有中医、针灸协会和团体超过23个。大的团体有成员600-700人,小的也有40多人。一些较大的团体,如澳洲中医药协会拥有380名会员,澳洲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也拥有700多名会员。在澳大利亚,补充医学(辅助医学)服务(包括中医药)年产值超过了20亿澳元,每年大约有1千多人次接受中医药正规或非正规训练。 但在澳大利亚,中医药的安全性一直受到现代医学的质疑 在澳大利亚,反对中医药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反对中医的力量也有不少,“医疗与科学之友”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支,“医疗与科学之友”由400名澳大利亚医生和科学家组成,其目标是要求澳大利亚大学关闭它们的“补充医学”相关院系、停止在大学教授“补充医学”课程。 而且这些反对不少都来自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不久前,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遗传学家迈克尔·邦斯(Michael Bunce)带领着科学团队发明了新一代DNA测序技术,可以迅速破译数千份DNA链,从而将真实测序情况同基因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比,能精确查出这些中药具体采用了哪些动植物作为药材来源。经过技术检验,迈克尔·邦斯就表示:“生产商在对药品的真实成分进行标注一事上,毫无诚实性可言,他们所宣称的药材成分往往同真实情况并不相符。”一些中药产品的药材成分取自于频危动物,甚至是已被禁止使用,可对人体造成巨大危害的有毒植物,如马兜铃。 统一管理是不得已为之,中医在澳大利亚仍属“补充医学” 在中医药已经在澳大利亚广泛存在的前提下,为了规范对中医药的管理,尽可能的降低用药风险,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才成立了国家中医局,也在之后成了第一个对中医实行注册管理的西方国家。 不过澳大利亚的卫生管理制度与中国不同。负责澳大利亚卫生事务由卫生执业者管理局管辖,这个部门下属有14个委员会,分别对应卫生领域的14个行业。每个行业的执业者都必须在相应的委员会里注册,才能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开始执业。中医职业者委员会在2011年7月就已经成立,实际上,管理局只是把之前私自给人看病的中医,通过注册,规范起来统一管理。而且有十分严格的界限,中医师的行医行为不能超出中医领域,比如不能开西药处方。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即“补充医学”,其中包括了中医、印度传统医学、自然疗法、香薰疗法等多种除西医以外的医药和医疗手段。1989年,澳联邦政府通过了《药物管理法(1989)》,并于1991年2月15日开始实施。中草药被列入补充药类(COMPLEMENTARY  MEDICINES),与维生素、矿物元素、植物、荷尔蒙等同列。而即便最新的执业注册规定实施后,中医在澳大利亚仍然是“补充医学”,不属于主流医学学科。 同样,多数中药都属于对疗效审查不严格的补充药物。澳大利亚从药品成份和服用风险角度,将药品分为处方药(Prescription Medicines)、非处方药和补充(辅助)药物(Complementary medicine)三种。处方药属注册类高风险药物,非处方药属注册类低风险药物,辅助药物中的绝大部分属登记类药,只有少数风险较高的药物被要求列入注册类药(联决于药品的成份和所声称的疗效)。对处方药,澳政府主管部门要进行全面、严格的管理和审查,药品注册人必须提供详尽的安全、品质和疗效资料;对非处方药,虽然其服用风险没有处方药那样高,但政府管理部门仍要进行较严格的审查,诸如药品标签的正确使用等;对补充药物,因其风险较低,药品多由公认的药物成份组成,或药品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澳政府部门只对其品质、安全性进行检查评估,对疗效的审查不严格。中医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就被列为此类。澳大利亚共有6万种药品已申请注册,平均每年新增3000种。中医药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约只有500多种。 澳大利亚的中医注册门槛很高,近9成中医将被限制行医 澳国家中医局虽然对境内的中医颁发许可证,但颁布的注册标准却严格的限制了中医的行医范围和对象。例如,根据相关注册标准,英语为第二语言或未完成英语国家5年全日制大中专教育的中医师申请人,雅思考试每科必须达到6分,方能给予注册;若通不过语言关,申请人即便满足其他标准,也只能成为“有条件注册”者,被迫接受种种严苛的行政管制,甚至丧失行医自由。 据澳中医学会对其上千名会员所做的统计,目前通过注册者仅为13%;有条件注册者为87%,其中限制注册者为25%。根据规定,有条件注册者为说英语的病人看病时,不管双方能否直接交流,都必须聘请翻译;而有条件注册者中的限制注册者,注册有效期仅到当年年底,随后由当局再决定其职业生涯。据悉,到2015年6月以后,雅思成绩的下限将进一步提高至7分。高标准的语言考试,对不少上了年纪的中医而言难度极大。这就意味着很多中医不能再接待说英语的病人,而且25%的限制注册者一旦不能通过年底的注册都将被定义为“非法行医”。 澳洲中医协会会长韦国庆也承认:“如果一个医疗行业,高达87%的人都必须聘用有资质的翻译才能看病,这样的注册已经失去发展中医的意义了。” 此外,中医师只能开中药处方,决不能越界。而根据执业卫生管理局的要求,中医执业者的称呼都要明确表明其中医身份。如果一个中医执业者要自称为“医生”的话,他在使用这个头衔的时候必须清楚表明他是中医医生,而非西医医生,以免对患者产生误导。 题外话,在1989年澳洲颁布第一部有关中医药的管理法时,对中医的本来称呼是草药者(Herbalist)。之后,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通过不断游说议员及政府官员,才将草药者(Herbalist)正式改为中医师(Chinese Medicine Practioner)。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医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在澳大利亚买中药的人多了,政府给这些卖药的人挂个牌子,没事的时候方便管理,出事的时候方便追责而已。 来源:网易探索 作者:张春续

中医在澳洲经历怎样的“水土不服”

移民墨尔本后, 詹妮·陈本打算找一家中医诊所做针灸治疗,再开一些在中国吃过的中药。然而,她被一些现象彻底搞糊涂了。 陈女士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全科医生也提供和中医一样的针灸治疗?为什么有人给患者开草药、做针灸,却否认自己是中医?为什么这里的中医不给开在中国常见的某些药方? 感到困惑的不止陈女士一人。业内人士表示,一切还要从中医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谈起。 随淘金潮落地生根 维州金龙博物馆的资料显示,19世纪的澳大利亚淘金潮期间,中医林四(James Lamsey)跨越半个地球来到维州小镇本迪戈开设了全澳历史上首家中医诊所——林记保康堂草药店。 此后,中医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并在1970年代初期开始吸引主流社会的兴趣。2000年2月,维州通过《2000年中医注册法》(The Chinese Medicine Registration Act 2000),成为全澳首个为中医立法的州。2012年,澳大利亚联邦通过中医立法,对中医实行注册制。 此后,全澳所有从事中医治疗者要获得中医行医资格,就必须向澳大利亚卫生执业者监管局(Australian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Agency,AHPRA)提出申请,并通过澳大利亚中医管理局(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制定的注册审核后才可以成为国家承认的中医执业者。如果某人没有注册就使用中医师、针灸师、中草药师、中草药配药师、东方药师的称呼,即属违法。 据澳大利亚中医管理局网站上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全澳注册中医师共有4857人,多数分布在新州和维州。 中医立法是否为双刃剑? 作为中医立法的强力推动者,澳大利亚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FCMA)会长、中医师林子强博士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表示,全澳中医立法使中医的称呼得到了保护,正如西医医师的称呼不能随便使用一样。 事实上,澳大利亚中医管理局网站上的信息也表明,只要不会误导他人,注册后的中医执业者就可以使用“Doctor”(医师)的称呼,只是必须注明自己为中医师。 另一名业内人士,澳大利亚中医促进会(CMA)会长辛俊增中医师则对目前的管理制度有些担忧。 “相比之下,2000年时的维州立法对中医师的利益保护比较好。在保护注册中医师、注册针灸师和注册中药师这些称呼的同时,也保护了执业人员的利益,”他说。 辛医师解释说,维州的《2000年中医注册法》规定,凡没有注册为中医师的人,如果从事中医针灸、开药等活动即触犯了法律。然而,2012年通过的立法却未限制没有注册者从事这类活动。 “举例来说,你可以对患者进行‘干针’治疗,或其他名义的治疗,同向患者收费。只要你不称自己为针灸师或中医师就不违法,”辛医师说。 针对这个问题,林子强博士表示,没有资格行医者不使用中医师或针灸师的称呼,避免了法律问题。然而,政府并不认为他们从事医疗活动。这些人从事的仅仅是商业行为。 “如果人们依然相信这类人的治疗,若是出了事故,政府是不受理的,”林博士说。 辛俊增医师透露,中医在澳大利亚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中药被禁止使用,直到中医立法,这种情况也未能得到改变。 他说,目前有很多中药被禁止使用,而且还没有被解禁的迹象。 “比如说,麻黄是《伤寒论》中一味非常重要的药。禁用麻黄就相当于《伤寒论》中的一多半方子都没法用了,” 他说。 事实上,据ABC在2015年的报道,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和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对在全澳批发及零售市场上都可以买到的26种中药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些中药中有90%不适合人类服用。 研究认为,检验的中药中,有一半含有非法使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包括有毒金属、处方药成份、兴奋剂以及动物身上存在的脱氧核糖核酸(DNA),而这些成份都没有列在产品标签上。 当时,林子强博士对ABC的解释是,研究中提到的问题在澳大利亚的中医界并不普遍,而且中药材中出现重金属残留物污染的现象不是特别常见,而且有可能与药物种植者使用化肥有关系。 辛医师则认为,其实管理机构可以不彻底禁止相对来说有一定毒性的中药,而是让注册中医师有限度地使用这些药材,并严格限制管理药材的产量和用量。 澳大利亚媒体曾报道,2015年,悉尼一名男童在接受所谓“拍打神医”萧宏慈的拍打治疗后死亡,因此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医的强烈诟责。 针对这一悲剧,辛俊增医师表示,萧宏慈并非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其“拍打自愈疗法”也没有得到认可。因此,籍此来指责中医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生怕违反了有关规定。” 中医不能进入医保之痛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医保(Medicare)的作用相当重要,很多疾病的治疗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系统报销。但到目前为止,在澳大利亚看中医依然需要患者自掏腰包,即使有私人医疗保险也只能从保险公司得到有限的理赔金。 据辛俊增医师介绍,澳大利亚的全民医保系统中包括一个名为慢性病控制(CDM)的子系统,为慢性疾病患者提供每年五次的公费诊疗服务。目前,在澳大利亚卫生执业者监管局中注册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医疗、中医、牙医、现代医学等15种医疗行业中,只有中医被排除在全民医保系统外。 辛医师表示,获得西医针灸资格的全科医生也可以得到政府拨款,使患者通过医保系统报销西医针灸费用,但中医针灸师得不到一分钱拨款。 “针灸疗法的有效性毋庸置疑,否则医保不会平均每年给西医全科医生做针灸拨款2300多万澳元,”他说。 澳大利亚民政服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医保系统对西医针灸治疗的拨款逾2381万澳元。 林子强博士则表示,中医在全国立法只有七年时间,因此有资格和医保系统谈判的时间也没有多久。目前,FCMA已经向联邦卫生部提交建议方案,提议先允许中医针灸享受到和整脊与理疗等治疗同等的待遇,即每年由医保报销五次费用,同时给予中医统一的医保号码。 “干针疗法”与针灸疗法相差甚远 对辛医师提到的西医针灸,我们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西医也有针灸疗法? 辛医师解释说,西医的全科医生经过培训,获得背书后就可以为患者进行针灸。这些西医针灸师也要采用中医针灸理论和手法进行治疗。 “西医针灸与中医针灸最大的区别就是培训时间不同。前者为至多200小时,后者为2000个小时,”他说。 此外,他特别强调了在澳大利亚常见的西方针刺疗法——干针疗法(Dry Needling)与中医针灸的区别。 据他介绍,干针疗法是理疗师、按摩师、整脊师和未注册的针刺疗法提供者采用的治疗手段,但其理论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不同,不能治疗全身各处的疾病。目前,只要经过20个小时的培训,就可以获得干针治疗资格。 “所谓干针疗法就是不使用药物或注射用液体,只用针头对激痛点针刺的方法。这种疗法其实是针灸疗法下一个很小的分支,和中医理论中刺激阿是穴(即疼痛点)的道理一样,”辛医师说。 他说,由于针灸的效果显著,目前有越来越多的非华人患者接受了针灸治疗。 有意思的是,据ABC报道,澳大利亚兽医、动物整脊按摩师和针灸师依隆娜·赫德森(Ilona Hudson)博士也曾采用针灸疗法帮助受伤的小考拉恢复健康。 赫德森博士在接受ABC采访时表示,他们用针灸来让受伤考拉恢复正常身体功能,并促进伤口和损伤软组织的愈合。 作者:Michael...

中医药在新西兰的现状

新西兰曾为英属殖民地,与英国在政治经济上一直保有密切的联系。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后,与新西兰的关系日益疏远,新西兰失去了其原有的出口市场,不得不在毗邻的亚洲地区寻找新的贸易机会,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新西兰政府于1987年制订了新的《移民法案》,非欧裔(尤其来自亚洲的)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新西兰已逐渐变成一个种族多样化的国家。迄今,新西兰华人已成为新西兰第3大族裔,仅次于欧裔与毛利裔。 新西兰华人移民最早始于19世纪的“淘金热”,在新西兰南岛发现的奥塔哥金矿,吸引了大批华人淘金者,在当时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下,使用中医药治疗疾病自然而然成为华工们的首选。而中医药在新西兰医学界受到重视则在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针灸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提倡与推广的背景下。1972年,一名理疗师协会会员投诉另一成员Ray Young擅自使用针灸治疗病人的案例,引起了西医学者们对针灸的重视。自此,中医药以针灸为先导,开始在新西兰崭露头角,但由于当时社会对中医药的诸多误解,以致于中医药的发展受到限制。 据新西兰当地人介绍,中医药在新西兰的崛起只是近20来年的事,随着华人移民人数的进一步增加,尤其是近10年来中医专业人才的增加,大大促进了中医药在新西兰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很遗憾的是,新西兰主流医学是西医学,中医药在新西兰属于替代医学范畴,目前中医药在新西兰并未取得合法地位。 2001年7月,根据《2000年新西兰公共卫生和残障法令》,新西兰政府成立了补充与替代卫生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政府顾问机构,基本职能是向新西兰卫生部提供关于补充与替代卫生保健方面的信息和建议。新西兰政府虽未正式立法承认中医药,但针灸在新西兰已然获得政府的接受。新西兰政府于1990年将传统针灸纳入国家健保-意外事故保险委员会(The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ACC)。2007年,正式立法将传统针灸纳入新西兰医疗卫生体系,并实行注册管理,同时也对中药进口和销售实行立法管理。新西兰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中医药,政府通过授权注册的中医针灸协会对中医药针灸从业人员进行间接的监督管理。 1977年,新西兰注册针灸师学会(New Zealand Register of Acupuncturists,NZRA)成立,NZRA一直致力于针灸在新西兰的健康发展以及为争取新西兰政府承认针灸而努力。1987年,NZRA制定针灸师法,对针灸师的注册以及资格证明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新西兰针灸规范验证局(New Zealand Acupuncture Standards Authority,NZASA)是基于标准的针灸注册局,旨在帮助新西兰针灸从业人员保持其职业、道德和临床能力标准。由NZRA和NZASA两个协会的注册医师治疗,医疗费用可由新西兰意外事故保险委员会(ACC)理赔报销,以上两个学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针灸师资格评估委员会和中医师资格评估委员会,负责针灸师和中医师的考评工作并制定协会标准。对于申请加入协会的人员,规定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可以领取开业执照,但只能以中医方式治病,不可用西医方式诊断和用药。 1988年,新西兰中医药针灸学会(New Zealand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Society, NZCMAS)成立,其前身为新西兰中国针灸学会。NZCMAS设会员注册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医德纪律委员会及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自NZCMAS成立以来,先后参加了新西兰政府组织的国家针灸文凭标准的建立、针灸立法管理及其他政府对中医药管理的讨论和咨询。2011年6月11日,大洋洲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the Oceania Federation of Chinese...

在新西兰看中医,请借我一双火眼金睛!

最近,奥克兰的方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 在整整两周时间里,儿子反复咳嗽加低烧,一直不见好,急得家里人团团转。 情急之下,方先生赶紧带去西医检查,开了几片退烧药和消炎药。 钱是没花几个,可服下之后似乎也没什么效果。 既然西医不行,那就换中医吧。 于是,方先生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儿子来到一家中医诊所。 一进门,大夫热情问诊。把脉象,查舌苔,然后自信满满让方先生放心,说类似病例见得多了,保管药到病除。 方先生一琢磨,那就开药吧。 内服加外用,大夫一共给抓了5天的药。草药用牛皮纸包好,也不给服药说明,全凭医生口述。 方先生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好几遍,可一来大夫口音太重,二来煎药程序繁琐,方先生硬是没听明白。无奈之下,他只好用手机录音,将近60秒的服药指南,拿回家反复揣摩。 等到结账,方先生发现不到一周的药花费竟接近$300。 拿到药,满以为可以松一口气,谁也没想到,麻烦还在后头。 先是煎药所需水量不清不楚,大夫说水要没过药面三指高,可草药入水后都浮了起来,根本不可能让水没过药面,更别提搞清楚三指高在哪儿了。 煎煮时,草药苦味蔓延得整个屋子都是,连大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好不容易费时费力熬出来,等端到孩子面前,却因为中药太苦好说歹说也不喝。 方先生认为,中药口感已经明显超出孩童的承受范围,大夫在开药时却没有半分提及。 一番折腾下来,白白打了$300水漂不说,还耽误治病。 原以为所托非人,准备自认倒霉。然而在与朋友吐槽时,方先生发现仅自己身边就好几位华人有过类似经历。 于是他不禁开始思考,新西兰到底有没有正规中医?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解决另一个疑问:新西兰是否有中医监管?   01 新西兰有中医监管吗? 小安在新西兰学了4年中医,毕业后已经工作两年。对于新西兰的中医监管问题,他的个人回答是:分情况。 如果仅以监管与否作为评判标准,那目前在新西兰,中医可以简单分为两种:针灸、理疗、正骨,以及其它。 其中,只有针灸、理疗、正骨受政府监管。 比如行医资质,除上述监管领域,按摩、拔罐、开药方等行为不需要任何资质证明,前往市议会申请「健康保护执照」即可。 换句话说,在新西兰的合法医馆也有可能遭遇“赤脚医生”。 又比如中草药,新西兰的中草药材绝大部分依赖海外进口。政府并未以科学为依据出台专门的检验检疫标准,只是根据是否对人体有害、环境威胁等因素进行考量,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导致多味药材缺失。 以「木通」为例,该药材可分为「关木通」和「川木通」两种。前者有毒,后者无毒,可新西兰农林部却以毒性为由全面禁止「木通」进口。 而麻黄虽不具备毒性,但可作为原料进行毒品提取。如此一来,尽管是「伤寒论」里的重要主药,麻黄只能被新西兰拒之门外。 另外,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些药房工作人员甚至不具备基本药理知识。 “虽然抓药都是按照医生处方行事,但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差错。” “如果药童懂得药物相关知识,相当于为客户提供了多一层安全保障。” 上述情况与西医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新西兰西药房,当顾客出示医生处方后,药剂师不仅负责照方抓药,还需要对药量和种类进行二次审核。与此同时,药剂师也会准确告知药物的服用方法和周期。 02 获ACC加持的针灸 相较之下,针灸在新西兰的境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仅透过行医资质就可见一斑。 目前在新西兰,针灸从业人员大多持有针灸师执照。 虽然该执照并非从事针灸的必要条件,但赴考者还是趋之若鹜。原因在于,只有持牌针灸师才有资格享受政府补贴,由ACC支付医疗费用。 如果是非持牌医师施针,患者只能全额自费,上门求医者自然寥寥无几。 可以说,是否具备针灸师执照,很大程度决定了医馆生意的好坏。 据了解,针灸于1990年被纳入新西兰ACC体系,于2007年被纳入「2003年卫生从业人员素质法」。自此之后,针灸成为新西兰基础卫生保健的一部分,属于替代医学范畴的辅助疗法。 尽管仍未进入新西兰医疗体系,不过在ACC加持下,针灸的行业发展水平还是远甚于其它中医领域。 03 监管为何乏力? 既然除针灸、理疗、正骨外,新西兰的中医监管缺失普遍存在,那是不是意味着本地中医可以为所欲为呢? 当然不是。 其实严格说来,新西兰对中医还是有监管的。只不过不同于西医的事前预防,中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事后监管。像按摩、拔罐、开药等,只要不弄出人命等特别严重问题,政府基本不会过问。而一旦出事被患者告上法庭,那医馆则很有可能倾家荡产。 正是这样一种监管逻辑,让个别想浑水摸鱼的中医师有机可趁。可能给患者开上一堆并无助益的高价中草药,就算疗效甚微,也能以调理为由糊弄过去。 长此以往,遭受损失的不只是病患和正规经营者,还有中医行业本身。 难怪有人说,在新西兰看中医完全赌人品。 赢了,药到病除;输了,钱打水漂。 那么,新西兰政府为什么不加强中医监管力度呢? 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并非不想管,而是不懂管。 如果想有效监管,监管机构必须高度了解中医行业。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几乎不可能实现。 在新西兰,中医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疗法存在,其地位显然不可与西医相提并论。除去待遇差别,中医师甚至没有资格被叫作Doctor,只能根据细分领域被冠以Acupuncturist(针灸师)、Chinese Herbalist(中药师)等称呼。 而由于政府理解有限,无法设立一套独立适用的标准,很多时候都是在拿西方逻辑生搬硬套,前文所述的中药进口就是一例。 事实上,类似现象绝非孤例。在很多西方国家,中医都需要面对不被承认的尴尬窘境。 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医只是一套治病经验的积累,难以被称为科学。与之相反,西医则完全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拥有完善的疗效评价指标和药物开发制度。尽管中西医可能在一些方面原理互通,但整体看来还是相互独立,各成体系。 中医可以被称为科学吗? 当然,对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人类不可全然抹煞其救死扶伤的赫赫功绩。至于其为何日渐式微,大概与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有关。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的建立与发展,乃是以西方科技为基础。哪怕是自幼接受东方教育的华人,也难以摆脱西方思维的影响和塑造。当我们习惯以科学作为单一评判视角,对科学以外的事物便感到无从理解。 然而存疑的是,西方科学当真是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吗? 04 中医立法,9年难产 要想确立中医在新西兰的合理地位,立法是关键。 其实在新西兰,中医立法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相关提案在2011年6月已在卫生部官网有所体现,并进入公众咨询阶段。当时,业界甚至有声音认为,中医立法进入倒计时。 如今看来,上述看法无疑过度乐观。曾经满怀期望的倒计时,一数就是9年。尽管行业协会孜孜不倦与政府保持磋商,但似乎毫无进展。 卫生部官网的提案页面更新时间,也停留在了2012年8月31日。 05 结语 既然尚未遭到时代淘汰,我们便有理由相信中医自有其独特价值。 如果中医能够在新西兰蓬勃生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好事一桩。毕竟,这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多可能。 可惜在当前环境下,政府监管缺位,中医发展几乎全靠行业自律,从而造就了鱼龙混杂的局面。 尽管如此,新西兰还是有很多经验丰富的中医在勤勤恳恳钻研艺术,治病救人。 为此,民众在求医问药时一定要多咨询多比较,切莫让庸医贻误治疗时机。 作者:番茄捣蛋

日本是怎样废止中医的?

与谣传中的相反,日本人并不爱看中医。日本没有单独的汉医学专业,行汉方医也必须拿到“西医”执照,汉方制剂仅占国内药品产值的2%。两个在“中医”上起点如此相似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医学现代化之路? 和中国谣言对日本汉方的吹捧相反,日本人自己并不待见自己的汉方医药。 被中国人“爆买”的汉方制剂,2017年的年产值为1968亿日元(124亿元),仅占日本国内药品产值的2%,还不到中国万亿规模市场的零头。 其中,80%左右的药材原料依赖从中国进口,又有将近80%的成品卖回了中国。单津村药业一家,去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千亿日元。 日本没有单独的汉医学专业,所有医生必须先读“西医”,行汉方医也必须拿到“西医”执照。估计日本实际行汉方医的人数为1.5万,考虑人口比例,也很难与中国的52.7万(2017年)执业中医相提并论。 相比中国人,日本人对汉方医药的不信、不认、不用可谓一目了然。 为什么两个在“中医”上起点如此相似的国家,最后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医学现代化之路? 不同的医学现代化起点 对日本近代西医崛起的讲述,经常以杉田玄白为起点。他出生于1733年,是医学家和儒学家,与达芬奇式发明家平贺源内是死党。 他对汉医解剖的质疑起源于他的朋友山胁东洋。山胁东洋在解剖死刑犯时,发现实际人体与中医典籍所记载的结构相去甚远,而与“南蛮”“红毛”的记载接近。 于是,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在日本医界引发轰动,被福泽谕吉等人推广开来,成为日本“兰学”(荷兰人传入的西方学术)与维新之滥觞。 就在同一个时代,中国也出了一位中医解剖的怀疑者,叫王清任,出生于1768年,也是由于观察死刑犯产生了疑问。 这位半路出家的武举人医生,全凭自己的大量实地研究,写成了解剖学著作《医林改错》。该书甫一出版,就被中医学界批得体无完肤,除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伦理批判,还不乏“中医脏腑与解剖学无关”的论调。 这并不是因为大清的医师比日本医生更加愚蠢,而是两者的起点根本不一样。 在杉田玄白和王清任的时代,日本引入的西医就已超过了中国。 欧洲医学传入中国,始于1580年的利玛窦来华。但这些被传入的欧洲医学偏重书面理论,仍处于传统医学阶段,还在大量沿用古希腊古罗马的过时认知。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性学粗述》、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将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论介绍到了中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讲解剖学,则相当于将古罗马盖伦的学说复述了一遍。 更有甚者,波兰传教士穆尼格把当时西方的先进学科——“占星医术”,连同占星术一起,写成了《天步真原》。 对于16世纪末的明代医家来说,这些纸上谈兵无异于一套西洋版“阴阳五行”。 著名医家王肯堂是利玛窦的好友,但他们的交流记录中只字未提医学;王肯堂的著作中吸纳了诸多西洋的解剖学与外科法,但他的本体论仍是纯中国式的。当时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态度可见一斑。 同时期到达日本的传教士,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天地。 1552年,葡萄牙传道士阿尔梅达(Luisde Almeida)抵达日本。此时日本正值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马上就要开始漫长的战斗,织田信长才接任家督不到一年。 武士们的实用主义,让他们对所有能治疗金疮的方法网开一面。1556年,阿尔梅达在丰后的府内设立了第一家西洋医院,亲自负责外科。葡萄牙传教士们开办医院、广泛收徒,开创了“南蛮流外科”。 和剑术、花道、茶道乃至烹饪等各行各业一样,日本的西洋医术也迅速以家族和学徒为单位,开始流派化。 丰臣秀吉在1587年开始禁教的时候,“南蛮流外科”已经在日本扎下了本土化的根。栗崎流的初代栗崎道喜,此时很可能已经来到澳门,花20年的时间学习南蛮外科术。他在三十多岁上回到日本,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培养成了医术上的继承人。 等到天下太平,德川幕府把洋人清除出去,道喜的孙子正羽(栗崎道友)已经成了幕府的医官。 稍晚,在宽永、正保年间,另一派西洋外科进入了日本。荷兰商人在长崎开办医院,带来了“红毛流外科”。1650年,德国医生尚柏格(Caspar Schamberger)治好了一位高官,使“红毛外科”成为了幕府认可的显学。 流行于上层的“红毛外科”也培养出了自己的本土流派,比如河口和鸟饲等侍医家族,并且在繁盛程度上很快胜过了“南蛮外科”。到17世纪末,这两大流派还一度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后者向前者归宗拜师。 这两派医家虽然仅能在汉方医的夹缝中求生,但绵延不绝的理脉一直影响到百年之后的江户中期。 比如说,杉田玄白医学上的师傅是西玄哲,他的父亲西玄甫是沢野忠庵的门徒。而沢野忠庵是弃教的葡萄牙传教士,本名Cristóv o Ferreira,是最早在日本收徒的“南蛮外科”始祖之一,培养出了杉本、吉田、西玄等多个世家。 西洋医学的本土化和有序传承,没机会在古代中国发生。 方以智、王宏翰、毕拱辰、汪昂,是中国少数在17世纪就接触西方医学人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是当时的西洋科技全书,王宏翰的《医学原始》堪称中西医汇通第一作,毕拱辰则身体力行开晚明西学东渐之先河。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几位先驱之后,中国人主导的西医研究几乎断了线。他们超越时代的学说大多没有通过弟子继承下来。 明朝灭亡后,传教士西医继续服务于清廷,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教禁,但清国从未彻底把传教士清除出去。洋人开办医院、成为御医,甚至还有两名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宫给康熙皇帝讲过解剖学。 康熙同时意识到: 此书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也。 这么精神污染的东西,朕研究一下也就算了,怎么能拿给大家看呢? 在大清国的限制下,科学有意不向士人普及。西医仍然依赖传教士和洋人医师,除了痘师、眼科等少数门类,西医在清前中期没有培养起传承有序的本土师徒关系;翻译的图书也大多没有刊印。 于是,当生活在乾隆到道光年间的王清任走向屠宰场观察动物的时候,他在认知工具上就已经输给杉田玄白将近二百年了。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并未提及西洋医学,著作中也有诸多西方解剖学早已解决的舛误。他很可能只读过方以智、王宏翰等人一百年前的著作,这些人又只能参考的明中后期传教士的著作,所以保留了一些更早的舛误。 在威廉·哈维《心血运动论》出版二百年之后,王清任仍然认为动脉中流淌的是气体,可见百年间毫无交流之景况。 所谓“中西医汇通学派”直到19世纪后期才登上历史舞台,重新发掘这几位明末清初的前辈。那时,日本已在讨论要不要废止汉医。 幸运的杉田玄白,不幸的王清任 杉田玄白之后的故事仍然并不简单。西医从一群人的医学流派,成了日本唯一被国家认可的医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不能忽视的一大因素,是“西医”自身的进化。 16世纪的“西医”,还是体液学说和帕拉塞尔苏斯这样的术士的天下。除了解剖学开始走向科学外,其医学理论、临床效果甚至还不如中日传统医学。 但就在这三百年间,“西医”与现代科学合流,成为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发展出了细菌学说、疫苗、消毒术、化学方法提取药物等新科技,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方面,逐渐产生了碾压汉医的趋势。 《解体新书》日文版出版于1774年,向前距离阿尔梅达218年,向后距离日本正式废止中医94年。上下三百年间,西医在日本逐渐普及开来。 从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放宽禁令开始,长崎一波波输入的医学翻译著作从未停止;医术讲习所和医院的创办也源源不断。 牛痘技术在发明之后,很快传到日本。1858年,兰方医(学习荷兰医术的医师,逐渐成为西医的统称)伊東玄朴等人设立江户种痘所,开始向全国推广,到20世纪之前基本在日本消灭了天花。这是对汉方医“胎毒”理论的沉重一击。 梅毒则更能说明问题。据现代医学史家估计,江户中期可能有50%以上的城市居民携带梅毒。虽然当时西方提倡的汞剂疗法并无效果,但依托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的财力,兰方医进行广泛的检疫和隔离治疗,事实上控制了梅毒的传播。 到维新时代前,不断进化的日本西医在水平比试的拉锯战中,已经大幅胜过了汉医。 现在,是时候为自己的师祖正名了。 重订《解体新书》的重要人物之一叫大槻玄沢,是杉田玄白的学生。他有一个重要的徒弟,叫绪方洪庵。绪方洪庵开了一家兰医学堂“适塾”,培养出了数十位活跃的幕末维新派门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泽谕吉。 当初弃教的葡萄牙传道士沢野忠庵,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六代徒孙会成为如此颠覆性的人物。 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开始奔走在“脱亚入欧”的路上。1874年政府实行《医制》,逐渐取缔汉方医教育、推行西洋七科医学考试方案,不合格者不得执业。 此后的三十余年间,汉方医的遗老遗少虽经大力奔走、在脚气病之争上小规模获胜,仍无法证明汉方总体上真实有效,《医师免许规则改正案》两次投票未获议会通过。 从此,日本汉方退居生药制药和学术领域,在临床上一蹶不振。 中国的西医远没有如此的幸运。当大清扑街、传教士重新来华,传播一种和三百年前迥乎相异的“西医”时,“汇通学派们”才把明末清初先辈们的著作翻出来,奉为鼻祖。 这样软弱无力的本土化,结果可想而知。民粹主义一回潮,没有本土根基的中国西医跟洋教一起成了排斥对象。1900年,义和团仅在山西一省就烧毁了二百余家教堂和医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全中国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人。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说:“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 1929年,民国政府也曾想要学习日本,废止中医。 该案的提出者余云岫就是日本留学的海归。他提出了“废医存药”,并且跟汪精卫等人提了通过行政命令废止中医的提案。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卫生官员,像汤尔和等人,全是海归派西医出身,因此议案顺利进入讨论。 不过,当时的西医在上层也没有群众基础。很多元老,比如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就是“挺中医”的代表。而且“废中医”者多是亲日派,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难免遭到政敌发难。 没过多久,余云岫的提议就一地鸡毛地结束了。 1949年后,西医更没了翻盘的资格。一穷二白却又要在农村普及医疗,只能依赖中医和连中医还不如的赤脚医生,于是领袖钦点。晚年的余云岫也研究上了中医,写成了煌煌医史巨著《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上,“中医粉”与“中医黑”无休止的争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医在中国省略了一两百年的磨合、碰撞、切磋的过程,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 日本人则用他们的医药系统和药物市场雄辩地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来自腾讯网

中医在日本的现状

中医在日本是个什么情况? “日本没有中医?” 恐怕不少人听到这句话会吃上一惊,因为经常有人在宣传中医伟大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告诉大家中医这门国之瑰宝虽然在中国国内不太待人见,但正在日本被发扬光大云云。 “中医”是中国人相对于西洋医术而对本国传统医术的称呼,也就是“中国的医术”,中国的医术发源于中国,传到了中国的邻国,比如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到后来凡学着中国人的样子用筷子吃饭的地方也就都学着中国人吃一样的药。 但那时候的称呼是“医”,没有前面的那个定语,不管是华佗还是孙思邈,都不会自称自己是“中医”,之所以要加一个“中”字,是相对于后来从西方来的医术而言,其实本来相对于西医的应该是东医,“东方医学”才对,但是西医来了之后,远东地方自己就打得热闹非凡,大家各弹各的调,所以在中国就叫“中医”,在朝鲜半岛就叫“高丽医”,再后来半岛南北分家,在韩国就叫“韩医”,在越南的叫“南医”。 照此类推,在日本的应该叫“和医”才对,大和民族嘛。日本人穿的是“和裁”缝制的“和服”,住的是“和室”,吃的是“和食”,里面还有很好吃的“和牛”,看病可不得找“和医”吗? 但是没有“和医”的说法,那是16世纪的时候,西洋医学从荷兰传入日本,被称为南蛮医学或者红毛医学,也称“兰方”或者“洋方”,原来从中国来的东方医学就被称为了皇汉医学或者和汉医学,也称“汉方”。所以日本不叫“和医”而叫“汉方医”。 再往后连“汉方医”都没有了。 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西化,政府在1874年就规定了只有学西洋医学才能拿到医师执照,而且从1883年之后医师资格国家考试中就从来没有过东方医学的内容,日本的医学教育中起码有100年以上没有东方医学课程,直到2001年之后,医学部的教学大纲中才有了一条“能解说和汉药”,这样医学院才有了一点讲解汉方医学的课程。 什么叫做“医”?这是一个很认真的问题,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名人,是一个什么都行,但不能随便说自己是一个“医生”。基本上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有一条“非法行医罪”,拿不出正式官方颁发的医生执照就自称自己是医生帮人看病是违法的,看死了人看活了人都一样。这也就是说在日本除西洋医学此之外的医学是不被承认的,无论是中医韩医藏医还是来自非洲的斯瓦西里医。 其实日本的“汉方医”虽然从总体来说属于东方医学,有点像中医,但是中医学传到日本之后日本自己发展出来的,和中医并不一样,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医学里的阴阳五行那种似是而非的玄学巫术被全部剔除了,日本的汉方医学其实是一种对中医药典整理的学问,主要是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本起起源于《伤寒杂病论》的著作里寻找认真的药方和验方治病,所以日本的汉方医学有不少有效的处方。 也正因为日本的汉方医学的主要成就在汉方药上,所以也就一直就流传了下来,即使在汉方医学不算医学的时代也一直有人记挂着。虽然从明治开始政府废除了汉方医学,但是民间企图复活汉方医学的努力也始终没有间断过。就在1895年,这边在打甲午战争,那边的国会还投了一次票来决定原来的汉方医师们能不能拿到医师执照,结果很可惜仅仅以28票的差给否掉了。 违法行医当然不行,但是偷偷卖药则没问题,只要不说那是药就不算违反《药事法》,而且有效的药是大家都需要的,有关衙门对汉方药也就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本从1961年开始就实现了全国民健康保险,但是一开始汉方药不能使用医疗保险,一直到1967年才有四种汉方药可以使用医疗保险,后来可以使用医疗保险的汉方药品种不断增加,到现在一共有148种成药200种药材可以使用医疗保险,就是说在日本的处方药中也有被称为“汉方药”的东方药。 但是在日本使用汉方药处方有特殊的限制。 首先是只能在这148种成药和200种药材中选取,不能自由配置,这一条好理解,另一条就严峻多了:必须是医疗行为。这个“医疗行为”的意思就是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在确诊了病人的病名之后,才可以给病人开汉方药处方。 也就是说在日本不可以来一句“阴阳失调,气血两亏,肾虚精亏”这种十三不靠的理由来给病人开一大堆吃了无益也无害的东西,必须要有认真的病名。这点倒不是问题,在日本有行医执照的都接受了西医教育,知道如何进行诊断,诊断的手段当然只能是西医的,伸一下舌头搭一下喜脉可不行。确诊之后才可以给患者开处方,而那些处方汉方药都已经通过临床试验确认了药效,这就是日本的所谓“汉方治疗”,和中国的中医治疗完全两码事。 从以上治疗流程可以知道日本一般只存在汉方药,而没有汉方医的。日本本来就没有专门的汉方医师执照,医师接受的全是西医教育,但是开汉方药和汉方医学是完全两个概念,开汉方药只要知道药效和注意事项就行了。 但是日本还是有很少的中医师的,虽然只有学西医才能拿到行医执照,但是挡不住有拿到了行医执照的西医去学中医,而且还是去中国学中医,再回日本帮人看病,这种行医是合法的,而且这种中医师也能开出来正宗中医的处方,但是一般都会超出规定的保险用药,所以去看这种医生一般都不能用保险,像北里大学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虽然有东洋医学治疗,其实就是中医,但是不能使用健康保险,这样也就限制了前往就诊的可能性。 作者:俞天任 知乎用户 日本没有中医 日本的现状是根本就没有中医。 这句话会不会很打击一部分人?因为经常能听说“虽然中国人不待见中医,但中医在日本还是挺受人爱戴的”,但那就是一个精神信仰段子,日本真的没有“中医”。 “中医”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医术的称呼,这种医学在古时候还是很先进的,所以也传到了日本,被称为“皇汉医学”或者“和汉医学”。但到了16世纪,荷兰人把西洋医学传入了日本,日本人把荷兰人传来的医学称为“南蛮医学”或者“红毛医学”,也称“兰方”或者“洋方”,这样从中国来的医学就被称为了也称“汉方医学”,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更加变本加厉地全面西化,到1874年日本政府明确规定只有学西洋医学的人才能参加医生的国家资格考试。从1883年之后日本的医师资格国家考试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关的内容,日本的大学医学院教育中起码有100年以上没有任何中国传统医学的课程,这样在日本拿到医生执照的人就不可能受过中医的教育,更不可能是中医,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的人才能拿到医师执照成为医生,而没有拿到医生执照的人就不是医生,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日本没有中医。 在日本,西洋医学之外的医学是不被认可的,无论是中医还是韩医还是藏医还是来自非洲的巫医都是同等待遇。 2001年之后,日本医学部的教学大纲中增加了一条“能解说汉方药”,这样医学院有了一点讲解汉方药的课程。 这条规定反映了日本对于中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极好的取舍和扬弃,即所谓“废医验药”。废除既无解剖学也无生理学的科学支持,以阴阳八卦的玄学巫术忽悠人的中医,但对于确有疗效的中药和其他医疗技术则在规范化科学化之后予以接纳,这就形成了现在日本特有的“汉方医学”。 日本的“汉方医学”虽然从总体来说还是属于东方医学,但却是日本自己从中医药学中发展出来的,和中医药学最大的区别是全部剔除了主张阴阳五行八卦的迷信思维的中医学,实际上日本的汉方医学是对中医药典进行整理的一门学问,主要是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本起起源于《伤寒杂病论》的著作里寻找认真的药方和验方,日本人还真的找出了不少有效的处方。 也正因为日本人废医验药的努力,汉方药也就得以流传了下来,违法行医当然不行,但是偷偷卖药则没问题,因为只要不说那是药就不算违反《药事法》,而且有效的药是大家都需要的,所以有关衙门对汉方药也就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本从1961年开始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险,但是一开始汉方药不能使用医疗保险,1967年有四种汉方药进入了医疗保险,后来这些汉方药品种不断增加,到现在一共有148种成药和200种药材可以使用医疗保险。 但是日本的汉方药处方有限制。 首先是只能在这148种成药和200种药材中选取,不能自由配置,不能来一个“白术两钱红花一两用原配蟋蟀一对煎服”这种“辩证方”。其次是必须是医疗行为才可以使用汉方处方药。所谓“医疗行为”的定义是“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在确诊了病人的病名之后,才可以给病人开汉方处方药”。 也就是说在日本不可以搞“阴阳失调,气血两亏,肾虚精亏”这种胡说八道,必须要有认真的病名。在日本有行医执照的人接受的都是西医教育,知道如何进行诊断,不会来中医那种“望闻问切”那种纯主观的臆断,确诊病名之后才可以给患者开处方,而那些处方汉方药都已经通过临床试验确认了药效,这就是日本的所谓“汉方治疗”,和中国的中医治疗完全两码事。 日本的处方药是买不到的,汉方处方药也是买不到的,中国游客兴高采烈地在日本药妆店里买的那些“汉方药”都不是处方药,说句不好听的也就都是卖给中国游客的安慰剂。 但是日本还是有中医师的,因为有拿到了行医执照的西医去学中医,而且还是去中国学中医,再回日本帮人看病,这种行医是合法的。而且这种中医师也能开出来正宗中医的那种十三不靠的处方,但那种医生都不能用保险,像北里大学就有一个“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其实就是中医,但是不能使用健康保险,这样也就没有多少人光顾了。 三水(知乎)

韩国人梦想成为韩医,其实它是中医的学生

大家都应该看过《大长今》,《医道》等韩剧,是否会发现,韩医和中医十分的相像呢?也是注重辨证,注重药食同源,其实韩医就是中医流传过去成为的一派。 近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大力发展韩医,韩医师人数正在快速增加,韩医学教育发展势头迅猛。现如今,当上一名好的韩医,已经成为人人羡慕的好职业。 早在三国时期,中医就给韩国医生当老师 韩医教育是在我国中医学传入韩国之后独立发展起来的。早在韩朝的三国时代,就有医学博士担当医学教育工作,南北国时代新罗设置医学,由博士二人担当医疗教育重任, 教学科目是《素问经》、《针经》、《脉经》、《难经》等。 高丽时代设置医学院和医博士,到了朝鲜时代,设立了典医监和惠民署、济生院等三医司,并有典医监和惠民署的教授、训导承担医学教育工作。 韩医如今成了人人尊敬的热门职业啦 韩国通过韩医科大学的教育对韩医师进行培养,到2000年,韩国己经有了11所韩医科大学,其中比较大的如庆熙大学校韩医科大学、圆光大学校韩医科大学、大邱韩医科大学校,年毕业人数均在百名以上。 韩国保健福祉部在每年的1月组织韩医师资格考试,由国家考试院主管,全国统一命题。 毕业的学生通过考试获得韩医师资格,具有法律保障。到2005年5月,韩国共有4万6千多人取得资格证书,绝大部分韩医师在韩医院及韩医诊所工作,均为私人开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在韩国,韩医师受到社会普遍重视和认可,成为韩国社会地位极高的一种职业,工作比较稳定,收入也颇为丰厚。能够成为一名韩医师,成为许多人的梦想。 但是,成为韩医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韩国政府对韩医进行了大力支持和支援,在法律、政策上提供保障,在经济上大量投入,大大促进了韩医的发展。在韩国全国汉医界的大力呼吁及推动下,韩国制订《国民医疗法案》,赋予了汉医专业医疗人员的地位,对以汉医学作为专业医疗体系并能够取得巨大成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但同时,政府对韩医师的教育非常严格和重视。 首先,韩医大学校规模不大,招生数量有限,却吸引了大量优秀的人才报考,其入学成绩在全国大学校中是最高的。 其次,韩医科大学皆为6年制,分为预科教育2年,本科教育4年两个阶段,且必须读满相应的学年,才有资格参加相应的课程考试。在学习过程中,每年设有考试制度,不合格者不能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故每年学生落第者不少。 最后,韩医科大学学生毕业后,必须通过国家保健福祉部的韩医师资格考试,才能取得韩医资格。韩医师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后,一般都需要在临床上进行深造,可到有资格接受的病院任修炼医,第一年为普通修炼医,之后可继任专门修炼医,专门修炼医需要2-3年才可以结束。 中医的文化也在韩国遍地开花 韩国人很关心健康、养生、运动、美丽,生活水平高了开始觉得健康是最重要,很注意生活规律、控制饮食、适当的运动、和注重保养皮肤,自古以来韩国人就相信皮肤好的就是五脏六腑健康的原因所在,所以药膳食疗在韩国很受欢迎,这也是中医生活化普及度最高的一项。 中医在韩国非常受欢迎,中草药也受到普遍赞同和信任。目前,韩国领取执照的中医师有6000人左右,中医院和中医诊所约有3600多家。 中医在韩国也是家喻户晓。不管是老人,小孩都知道中医的按摩、针灸等对养生都十分有益。大部分人会时常按摩,预防亚健康。 最近几年,韩剧在中国十分流行。也带动了整形美容行业。那么中医是否也应用于整形美容呢?是不是爱美女性的选择? 中医在韩国也有用于美容,最典型的就是按摩。中医的养生疗法非常好,中医按摩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中医的保健按摩还能减肥塑身,养颜。全身、局部按摩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中医文化在韩国也是遍地开花,因为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辩证施治的中医理论和实践成果深得韩国民众的欢迎,养生,治未病的理念日益在韩国盛行。 来自搜狐 中医医学理念在韩国日益受关注 韩国之前称中医为“东医”或者是“韩医”,从1986年开始改为“韩医”。虽然韩医融合了中医以外的其他知识,但是治疗方法和技巧基本跟中医差不多。所以,中医在韩国的发展情况,可以通过韩医发展情况来了解。 韩国最早期也是以《黄帝内经》为基础,到了朝鲜时期中医有了长足发展。1894年,甲午改革时期,朝鲜废除了韩医的考试,全面引进了西医,西医在政治的保护下逐渐发展,传统的韩医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在强调回归自然的今天,加上韩国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的增加,传统的韩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951年,韩国政府成立颁布了《国民医药法》,规定了传统的中医和西医地位相同,享受同等的待遇,从而确立了中西医两种医疗制度在韩国并存的二元医疗体制。1996年韩国政府成立了韩医管理局,2003年韩国国会通过了《韩国韩医法案》,努力扶持韩医的发展,促进了韩医普及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据官方资料显示,到1980年获得韩医资格证的有3115人,但截止到2020年初已经有25000多人获得了韩医师资格证,所以韩医在韩国民间还是很受追捧,包括一些韩国整形医院在手术后都以韩医药调理恢复为卖点,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韩国韩医界认为自己在疫情中还是受到了一些排挤,韩国政府也没有给予韩医师很多的表现机会。 对于这种现象,王俊霖分析,首先韩国的韩医院不在官方专门传染的传染病名单里,所以韩医师对疫情的参与非常有限。韩医师们提出的针对患者提供中医药病情的治疗方案,韩国政府并没有批准。但是,在疫情初期韩医学会就开设了韩医咨询电话,免费提供了中医的处方,韩医界一直在努力。虽然目前韩医界对新冠肺炎并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但是中国的一些治疗机构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向韩国韩医们提供技术和治疗手段。借鉴中国政府采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韩医师们也非常希望参与到肺炎治疗中来。 “我个人认为在此次疫情中,中医医学的理念和方法越来越受到韩国国内以及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中韩两国如果继续促进中韩传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推动两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我们也相信中医在韩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推动中医在韩国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希望中医在韩国的发展越来越好。” 奋斗在韩国创始人王俊霖总结道。(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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