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疗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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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生防疫防治人员、医务人员坚决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全方位开展卫生防疫防治工作,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法规建设,进行卫生监督监测,全面加强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职业病非传染病慢性病防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使卫生防疫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卫生防疫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现代化、为保障全国人民健康,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预防为主

方针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方针,是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这一方针的贯彻,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一大特色。通过长期、反复实践,体会如下:

(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辨证关系,预防与治疗的辨证关系。在立足于防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治疗,把疾病消灭在萌芽阶段,控制其传播与流行,治疗也可认为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手段,防与治密切相关,必须有机结合。

(二)预防为主,有深层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预防工作本身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践证明,通过加强预防工作,改善环境卫生状况、预防、控制疾病发生,提高健康水平,大力发展生产,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健康长寿效益密切结合起来。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是卫生工作低投入高效益的关键所在。

(三)“预防为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历史上看,“预防为主”思想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作斗争中形成的战略思想“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病”,沿袭至今,不断发展,形成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使卫生防疫工作走上康庄大道。

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卫生工作走群众路线是我国疾病防治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卫生防病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保护自身健康的意识也随之增加,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所以,在依赖群众基础上,组织、发展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危害自身健康的各种致病因素作斗争,是推动卫生防病工作的重要经验。

三、卫生防疫专业机构和专业队伍

培训人才,提高卫生防疫工作水平。培养、提高卫生防病专业人员,加强卫生防病专业机构,是作好卫生防疫防治工作的重要保证。当前卫生防疫防治体系已基本形成。在这个体系中卫生防疫防治站(所)是基地,卫生防疫防治队伍是技术骨干力量,农村、社区预防保健基层组织既是医疗体系的终端,又是卫生防疫工作的前哨。几十年来,广大专业科学技术专家和职工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在疾病防治与科研中,在卫生监督监测和预防保健工作中,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都有了重要的技术骨干作用,创下了伟大的业绩,被誉为“人民健康的卫士”对这支专业队伍,必须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加强培训提高,使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加强预防医学科学研究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指导卫生防病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用科学技术指导卫生防病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我国以预防医学科学技术指导卫生防疫防治工作,主要有:

(一)现场工作与实验室工作相结合,防治工作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二)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实行大协作,重大科研课题采取科研、教学、卫生防疫防治人员协同攻关或与其他学科、部门联合分工协作,发挥各自优势而取得成果;

(三)以科学研究成果促进事业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五、法制建设

卫生防病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卫生监督制度尤为重要。1982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及《尘肺病管理防治条例》等12个行政法规及大量的部门规章。各地也完成了地方性卫生法规、规章及有关卫生规范,从数量及覆盖面上已初具规模。可以说卫生监督工作已基本纳入法制轨道。

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有利于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促进了和扩大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通过与国际组织以及国家间的双边、多边的合作与交流,我国卫生防疫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卫生防疫战略重点的实施,同时也促进卫生管理水平的提高。

现代国境卫生检疫

国境卫生检疫,是通过国家设在国境口岸的卫生检疫机关,贯彻执行国家卫生法规、法令,对进出境人员和国际航行交通工具、行李、货物实施医学检查、卫生学检查和卫生处理;对国境口岸地区内进行疾病监测和卫生监督;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由国内传出,保障旅客、交通员工以及境内外人员健康。

一、对我国卫生检疫事业的回顾

中国卫生检疫始于1873年,以海港检疫为先导,大至分为五个时期:

(一)1873年至1930年

在外国人操纵下,办理的海港卫生检疫时期。当时制订的规章制度,需经各国领事同意,由海关公布实施。检疫医官多为驻华领事推荐。1873年先在上海、厦门成立卫生检疫机构,后来,在汕头、宁波、牛庄、汉口、天津、广州、安东(丹东)、烟台等港口相继成立了卫生检疫所。

(二)1930年至1937年

中华民国卫生署海港管理处接管时期。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海港检疫管理处,由伍连德任处长,并兼上海卫生检疫所所长。检疫主权收回后,中国卫生工作人员,工作积极热情,为卫生检疫做了很多工作。

(三)1937年至1945年

抗日战争时期,此时,国民党政府仅在重庆、蒙自、膳冲、宛町等地设置检疫所。

(四)1945年至1949年

国民党卫生署接管时期。1945年抗战胜利,由卫生署接管,并增设了青岛、海口、福州、台湾等检疫所。1946年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公布了“交通检疫实施办法”。

(五)1949年至1994年

新中国统一领导时期。1949年以来,在烟台、丹东、集安、图们、山海关、葫芦岛等地,就建立了卫生检疫所。建国后,在国家卫生部防疫处设置了检疫科,接管了全国卫生检疫所,分别划归卫生部和各大行政卫生部门管理。1988年后,各卫生检疫所先后由卫生部卫生检疫所直接管理。

二、1949年以来卫生检疫事业发展

(一)卫生检疫组织机械的建立健全

1949年以来,除海港卫生检疫外,陆续开展了陆地边境和航空卫生检疫。到1994年底全国有海、陆、空港卫生检疫所(局)近200个,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00余人。分布在各个口岸,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卫生检疫体系。

(二)国家颁布了各种卫生检疫法规

1950年,卫生部颁布了《交通检疫暂行办法》;1951年卫生部公布了《民用航空检疫暂行办法》,同时公布了《交通检疫标志旗帜及服装暂行规定》;1957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8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由卫生部长李德全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实施规则》;1986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同时又卫生部制订相应的具体办法和有关规定;对加卫生检疫行政管理和业务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

1979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之后,卫生检疫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和1983年的两次卫生检疫工作会议,总结了经验,表扬了先进,提出了加快培训科技人才,改善实验研究的装备,加强外语学习,严格科学管理,理顺组织机械和管理体制,使国境卫生检疫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1982年的检疫会议上,表彰了全国十个先进单位,五十八位先进个人,发表了一百多篇专业论文,推动了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壮大。

为提高在职卫生检疫人员业务技术水平,在秦皇岛、上海、大连等卫生检疫局建立卫生检疫业务英语、日语等学习班,建立培训基地。共办班17期,参加学习的共有584人。于1987年开始出版检疫刊物。1983年组织编写了《中国国境口岸地区检疫传染病史》;《中国国境口岸医学动物媒介图志》;《旅行与健康》;《黄热病防治知识》;《疟疾防治知识》;《卫生检疫人员英语会话》;《中英对照世界地名手册》;《中英文对照世界港口名称手册》;《卫生检疫人员日语会话》和《卫生检疫文件汇编》等。

三、扩大、完善卫生检疫业务范围

在预防为主方针指导下,对全国各国境口岸地区进行了病媒昆虫调查,摸清情况,制定控制办法。各卫生检疫所,都应对各自地区的鼠、蚤、蚊、蝇等病媒昆虫的种类、密度、生态情况等做了调查,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效果显著。如广州卫生检疫所用溴化甲烷除鼠投药剂量效果观察;大连卫生检疫所用敌敌畏对船舶薰蒸除鼠研究等,对提高交通工具消毒,杀虫、灭鼠等效果实验研究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并在不少口岸交通运输工具卫生处理上推广。

参照国际卫生条例和世界各地传染病流行动态,我国规定流行性感冒、疟疾、脊髓灰质炎、斑疹伤寒、回归热和登革热等六种疾病,列为监测传染病。对发现的传染病患者及疑似患者进行卫生管理,对被污染或污染嫌疑的交通工具、货物等进行卫生处理。

开展对饮食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合格者,发给健康证书,方准从事上述工作。对患有肠道传染病或带菌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渗出性皮肤病、传染性肝炎或带毒者,均不得从事上述工作。

四、卫生检疫工作的主要成就

几十年来,首先坚持对入、出境人员种痘,为我国和全球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规规定,对出、入境人员要求特有有效天花预防接种证书。其次,在1950年抗美援朝中发挥作用,对军队、民工、运输队、边民和货资实施卫生检疫检查,同时检查预防接种证书,并实施霍乱、天花预防接种以及消毒、除虫、灭鼠等工作。第三,防止了各种烈性传染病的传入。

在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方面,1972年世界卫生组织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后,派出考察组考察,参加有关专业会议,举办业务讲习班等。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了情况,交流了经验,开阔了眼界,增进了友谊。在考察期间,也介绍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卫生检疫概况和所取得的成绩。自此之后又组织多次参观考察,也收到良好效果。

现代基础医学

基础医学Basic Medical Sciences亦称临床(医学)前期学科PreclinicalSciences是医学教育中介于医预(学)科PremedicalSciences(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和临床医学ClinicalSciences(包括内、外、妇、儿等各科)之间的各学科,包括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等。

一、医学生物学

生物学是我国近代科学中发展较早的学科之一,但在解放前基础薄弱,专业研究机构很少,学科分支残缺不全,全国从事生物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不超过400人。其中只有吴宪及其少数合作者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分析和营养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生物学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形成一支有一定规模和学科比较齐全的研究机构,在专业设置上,新建了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学,遗传工程赞美批新学科,形成了生物研究中心。在医学生物学方面,40年来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首先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使临床诊断的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得以建立和不断改进,对正常与病理状态下各种常数进行了测定,开展血浆代用品、疫苗等多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六十年代以来,对癌症和心血管病的致病病因,发病机制,药物治疗与预防等方面也从生化角度积极开展了研究,在肝癌的早期诊断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通过对高发区几十万人的普查,肯定了甲胎蛋白作为早期诊断指标的应用价值。同时在甲胎蛋白的提纯,理化性质测定和生理的功能,正常肝脏信息RNA对离体肝癌细胞的逆转分化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结果。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以及江苏南通地区医院,关于早期肝癌及癌前期甲胎蛋白血清学规律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后,中国还首次筛选出了选择性较高的肝癌单克隆抗体,并将它制成生物导弹,用于杀伤肝癌细胞。在胃癌的相关抗原研究中,杂交瘤细胞株的建立是一项重要成果。

在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自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生物学研究已发展到亚细胞结构和分子水平,通过对生物体的主要物质基础,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构和运动规律的研究,来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我国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各个领域也积极开展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无论从事研究的人数和每年发表的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及美国一个中等水平的州。比先进国家落后5~10年,也落后于南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

生物大分子特别是蛋白质,酶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础。我国六十年代开展了对生物高分子空间结构的研究,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人工全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经鉴定表明其结构,生物活性,物理化学性质,结晶形状都和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样。七十年代蛋白质研究被相对冷落达一段时间,但随核酸分子生物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八十年代蛋白质的研究又活跃起来,1971~1979年,我国先后两次用X射线衍射方法完成了猪胰岛素晶体2.5埃[2a]和1.8埃〔2b〕分辨率的结构测定。使我国生物高分子的X光晶体分析进入了先进行列。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胰岛素及其衍生物的结构,功能和作用原理的研究,从局部切断β链或置换氨基酸观察功能变化,到比较不同种属胰岛素活力,都有不少进展。此外,还从脑脊髓垂体和人胎盘中分离出一系列活性多肽,其中以肌球蛋白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提出了原肌球蛋白的生理功能可能与肌肉的支持和紧张收缩有关,对不同类源的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进行了纯化结晶,发现了原肌球蛋白的类晶体。此后,1981年人工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在分子水平弄清了生物控制和调节的主要问题。1985年测定第一个膜蛋白结构(紫菌光合作用中心),并首次报道了一个人感冒病毒(HRV)的高分辨率结构。

二、组织胚胎学

我国组织胚胎学的发展与中国解剖学会的关系十分密切。1920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实验室建立“中国解剖学会及人类学会”,会员49人,12为中外学者任理事,美籍组织学家E.V.Cowdry任理事长,但会后学术活动很少,处于停顿状态。由我国学者组建的中国解剖学会于1947年6月在上海筹备,当年8月在上海医学院召开大会,当时全国会员73人,以通信的形式推选出理事7人,卢于道任理事长,王有琪任秘书。出席会议的15位代表通过第一个会章,规定解剖学会包括比较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实验形式学及体质人类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解剖学会由上海迁至北京,于1952年9月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当时全国会员195人,出席会议代表30余人,通过了会章,选马文昭为第二届理事长。1962年中国解剖学会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时已有全国会员逾千人,组织学和胚胎学工作者约1/3以上。六十年代起初几年,我国组织学和胚胎学事业有所进步,教学和科研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并开始跟踪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如专业队伍扩大,师资培养工作十分活跃,重点院校都年年举办师资培训班或技术培训班,鲍鉴清、王有琪、童第周、李肇特等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引进多种国外重要期刊、专著和教科书,我国学者也编著一些专著和教科书,如王有琪主编[组织学],张作干译著[组织学],李肇特译著[组织学],薛社普等编著[细胞学进展]等。组织化学、组织培养、显微放射自显影、电镜技术逐渐推广应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相当活跃,中国解剖协会1953年创办的[解剖学通报](现称[解剖学杂志])稿源丰富,生动活泼,1964年全国解剖学学术年会收集的论文达644篇,其中组织学和胚胎学论文约占一半。不幸的是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教学混乱,科研几乎停顿,解剖学会活动完全中断,组织学和胚胎学几乎毫无进展,某些方面甚至呈倒退状态。

1978年科学春天来临,至今17年来我国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进展迅速,组织学和胚胎学事业也繁荣昌盛,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专业队伍逐年扩大,目前在医学院从事组织学和胚胎学工作的估计有2500人以上,1994年中国解剖学会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会员数已逾5000人,其中从事组织学和胚胎学的会员约占1/3以上。1978年恢复硕士研究生招收培养,规模逐年扩大,至今导师约百人,已培养硕士生近千人。1981年开始博士生培养,王有琪、李肇特、陆振山、许天禄、薜社普等为首批导师并开始招生培养,此后逐批扩大,目前医学院校组织学和胚胎学博士点约10个,导师20余人,已培养博士生数十名。大批学科中青年高级人才茁壮成长,其中不少出国深造后回国奉献,国内外培养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并作出突出成绩,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以他们为主力完成的。组织学和胚胎学教学面目一新,生动活泼。1978年以来在卫生部领导下,编著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统编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部分医学院校还合作编著多种协编教材《组织学和胚胎学》。众多医学院校还合作编著大型高级教学参考书,如《组织学》,《组织学与胚胎学进展续集》(1989,成令忠主编)。我国学者还首次与国外学者合作编写并任主编的英文教本《Textbook ofHistology》。17年来组织学和胚胎学科研成果丰硕,有的成果具有开创性并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棉酚抗男性生殖作用研究,男性生殖生物学及不育和抗生育研究,女性长效避孕药应用的远期安全性问题,男子生殖细胞CDNA之库的构建,肿瘤细胞生物学研究,红细胞去核因子的发现及其意义,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其他各种免疫细胞的微细结构和功能,胸腺等淋巴器官的微细结构和细胞生物学,神经元的分离培养及移植应用,神经内分泌细胞的多科神经肽的表达和意义,肽类神经末梢的分布和意义,腺垂体内肽类神经末梢的发现,针刺与脊髓的再生,肝再生及其调节因子,人卵细胞的形态结构,人工授精与胚胎移植,1988年首批”试管婴儿”在北京、长沙诞生,300余位胚胎学工作者历经8年测量国人胚胎标本近万例获得30万个数据并总结编著《中国人胚胎发育时序和畸胎预防》。

三、生理学

生理学的科研工作除了在研究所进行外,医学院校的生理教研室也进行科研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理学科研工作有较大的发展。

神经肌肉生理学在我国发展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有一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获得了继续的发展,主要的工作有:有路及无路神经对钾的弥散率不同,提出神经鞘是有效的弥散障碍物的观点;用环形切割或剥去蛙坐骨神经的外鞘,证明电紧张快速成分主要是神经外鞘的作用。六十年代开始,该领域有一个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肌纤维收缩和肌原纤维结构方面的工作。2.首先报道了对虾内侧巨大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为80~200米/秒,并研究了其精细结构。3.肉毒杆菌毒素阻断神经肌接头传递的研究。4.运动神经元与骨骼肌细胞间营养性关系的研究。十年动乱期间,基础理论研究被迫停顿,但结合针刺镇痛仍有一些神经肌肉生理学的工作在进行,1978年后,该领域的研究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神经对骨骼肌的营养性作用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入,神经毒素的工作有了较多的发展。近年来,单离子通道的研究工作和采用片膜钳技术观察乙酸胆碱受体通道的开放时间的研究工作也已开展,某些方面已达到国际水平。

我国特殊感觉器官生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五十年代还是一个空白,到1960年后,感官研究才开始发展,主要从事视网膜电图分析、人光谱敏感度曲线测定、视觉通路电生理等研究。1974~1979年,视觉研究转人应用方面,完成了中国人标准眼有关研究、铁路信号定标、闪光盲、临床视网膜电图等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实用价值的资料。八十年代后,视觉研究开展了不少新的工作,如外膝体单细胞放电特性的定量分析和视网膜生理研究等;其中关于视网膜水平细胞的输入和回路分析、光感受器信号向双极细胞和水平细胞传递的化学基础等工作,得到国际的重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五十年代初,血液生理的研究工作有药物及自然睡眠对血液浓度的影响等。在六十年代初,开展了植物性神经活动对外周血白细胞与血量的影响等研究工作。十年动乱,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断。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后,开始了造血干细胞的研究,这一研究工作与急性放射病的治疗结合起来具有重要实用价值。近年来,进一步开展的血液生理研究工作有:生物活性物质对造血干细胞分化作用的研究、纤溶系统的研究、免疫血液学的研究等,其中维甲酸对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分化机制的研究具有独创性。

我国从事心血管生理研究的队伍比较庞大。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几个方面:1.注意观察了各种心血管和呼吸反射之间的相互作用;2.对祖国医学中针灸疗法机制进行探索,认为针刺或其他非特异性刺激在不同的机能状态下,通过影响边缘系统的活动可使异常的血压向正常的方向变动;3.对交感神经中枢机能分化进行了研究,观察到在给予不同刺激时各器官血流改变的程度是有差别的;4.对心血管中枢的定位及其下行通路开展了研究。十年动乱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发展很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心肌电生理的研究,开展了电压钳、单细胞电压钳、片膜钳的研究;2.心肌力学和心肌功能调控的研究,在整体、离体心脏和心肌三个层次采用新技术开展工作;3.心血管活动的神经调节的研究,开展了延髓头端腹外测区和其他心血管调节有关核团的作用分析,并结合针刺机制进行研究;4.心血管活性物质的研究,观察了肾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心钠素、前列腺素等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特别在心钠素的生物合成、人工会成、受体分布和鉴定、代谢和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工作比较系统深入;5.血管活动的研究,主要应用片膜钳和膜生化技术对血管平滑肌离子单通道、细胞钙的转运和代谢、内皮细胞舒张因子的性质和作用等开展研究。6.心血管的病理生理,主要研究高血压病的血管机制、紧张应激导致的高血压模型的神经机制、心肌缺血及冠脉再造时引起的心肌损伤等。

在呼吸生理领域内,我国的研究开展比较薄弱。五十年代内,主要进行一些呼吸反射性调节的工作。五十年代后期,研究联系气功机制进行,提出吸气中枢活动时可引起体内广泛的交感兴奋,而呼气中枢兴奋时则可导致交感活动的抑制和副交感活动的加强,并认为气功的机制可能与这一假说有关。1978年后,呼吸生理的研究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主要的方面有如下几个:1.对隔神经放电的研究;2.与呼吸活动有关中枢核团的研究;3.不同传入冲动对呼吸中枢活动调节的研究;4.中枢递质对呼吸的调制作用;5.药物的呼吸作用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工作集中在呼吸的神经调节机制方面。

在消化生理研究方面,我国有较好的基础。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研究工作主要是论证神经系统在消化活动调节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地证实了胃泌素也参与神经反射期的调节机制,还观察了进食活动对代谢的影响等。十年动乱期间,研究工作基本停顿。1978年后,为赶上国际消化生理的发展,开展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1.胃肠激素的研究,自行制备了十几种胃肠激素的抗体,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在激素的生理功能和作用机制,激素分泌的调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2.脑一肠肽的细胞保护作用研究,对保护作用的机制进行了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探讨。3.消化腺分泌和消化道运动调控的研究,主要观察不同脑一肠肽作用于脑内不同部位时的活动变化。消化生理的研究成果,在不少方面处于国际前列。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内分泌和生殖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激素在排卵中的作用和机制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动物繁殖有实用价值。六十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从胰岛素A与B链合成有全部生命活力的胰岛素分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生命物质的创举,赢得了全世界学术界的称赞。十年动乱后,内分泌和生殖生理研究发展较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生殖内分泌的研究,例如:着床讯息和细胞识别在着床过程中的作用、氨基酸对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轴活动的影响、激素对着床的作用、胚泡在输卵管中运行的神经和激素调控等。2.激素调节的研究,例如肾上腺皮质激素对胰岛素分泌的作用、神经与内分泌对实验性肥胖的调控机制、垂体激素分泌的调控机制等。

四、生物化学

近年来,生物化学又与分子生物学融为一体,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体,改造生物体,研究内容蓬勃发展,产生了一些边缘性学科如分子药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免疫学及分子遗传等等。

1949年前,我国不少医学院校的生化教师在极不完善的条件下,已进行了研究工作,但是限于条件早期从事的大多为维生素和内分泌这些与营养学及生理学交叉的研究。其中较有成绩的是协和医学院吴宪领导下进行的有关蛋白质的提取,纯化及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在四十年代由他们所提出的蛋白质的变性学说,至今仍认为是正确的。此外在吴宪的博士论文中创建的血液样品制备法,为近代临床备样分析开辟了途径。

在1947年林可胜筹建了医学研究所,1948年王应睐离开中央大学医学院调到这个研究所。1949年后改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由王应睐主持生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考虑到要迅速发展我国的生化研究,一是要紧紧围绕国际上的研究生长点,二是要有一批学科带头人。建所以来,为我国生化研究及人才的培养所作的贡献是显著的。以生化所为首,在1965年成功地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1981年与细胞所,有机所等单位合成了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tRNAAla),这些工作都列入世界生化科研工作的前列。1975年生化所在国内首先开始了基因工程研究,带动了国内分子生物学研究。目前有些基因工程产品如重组乙型肝炎疫苗,α-干扰素及白细胞介素-2等已经进入到临床试用阶段。

应该提及的是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紊乱阶段,我国肿瘤生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下到江苏启东等肝癌高发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肝癌早期普查及防治,普查达百万人次之多,结合及时治疗,从而延长了肝癌患者的寿命。大多数量的早期肝癌诊断,被世界上列为肝癌研究上的重大成果。另外在北方以医学科学院为首的肿瘤工作者,深入到食道癌高发的河南林县,创造了食道拉网法进行普查,结合患者的食物储存习惯,提出了有关该地区食道癌高发的理论机制。

五、生物物理学

我国生物物理学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在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将基础理论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及时应用于医学,开展对疾病的诊断、防治以及病因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优异成果。首先,围绕细胞的多种结构成分,如线粒体、心肌细胞膜、肺和肾细胞膜、精子膜等,对克山病、心肌梗塞、急性白血病、慢性肺心病、肾病、心肌缺血再灌注、急性缺氧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尤其是其中在克山病与心肌细胞线粒体的关系研究上,提出了“克山病是一种心肌细胞线粒体病”的新观点,从而发展了克山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再次,围绕红细胞的膜结构和骨架以及血液流变学所重点研究的红细胞的聚集性和变形能力这两大生理功能,对血栓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肝硬化、尿毒症、烧伤和恶性肿瘤以及中医的血瘀症和活血化瘀等也进行了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各种血栓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在内)是由于红细胞的聚集性过强而造成的疾病,而高血压,尤其是其中的原发性高血压是由于红细胞的变形能力低下和刚性过强所引起的疾病。另外,人工膜的研究,特别是利用蛋白质对非双层脂的作用可以有针对性地在体内寻找疾病细胞(例如癌细胞)、致病因素(例如血栓)或病变部位(例如动脉狭窄、硬化或扩张),这不仅可以减少药量、降低毒性,而且尚可以进一步提高疗效,从而可使医学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进入所谓“导弹疗法和导弹诊断”的新时期。在自由基,特别是内源性自由基的研究方面,由于内源性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之间的失衡已成为需氧生物维持生命健康成长以及疾病的发生和防治中的关键问题,与医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也是研究最多的一个领域。对微量元素与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关系,活性氧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特别是各种脂质自由基对细胞膜的攻击和损害作用,心肌、脑、肾等缺血再灌注损伤与自由基的关系,肿瘤与自由基的关系以及天然抗氧化剂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等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使医学对疾病的病因认识和防治进入了分子机理的更深结构层次和水平。

六、微生物学

1952年12月,成立中国微生物学会,设有兽医微生物,人畜共患疾病病原学、病毒学、医学微生物学等专业,1953年《微生物学报》创刊。当时的《微生物学报》不仅包括细菌学、免疫学内容,而且还登载病理学和寄生虫专业的论文。至此,中国的微生物学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刊物。

新五十年代初期,人间鼠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回归热、脊髓灰质炎、麻疹等急性传染病在城市和广大农村猖獗流行。党和政府对控制和消灭传染病十分重视,1949年10月27日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将防治鼠疫、天花、霍乱、伤寒、斑疹伤寒及回归热、黑热病、流行性脑炎、预防结核等传染病列入工作计划大纲。

1949年10月察省发生鼠疫流行时,需要紧急赶制大批的鼠疫疫苗。当时储备的鼠疫杆菌原苗数量有限。为解决问题汤飞凡等采用无毒性的鼠疫杆菌Otten菌株制备活菌菌苗以满足需要。大量的活菌苗制备不仅手续简单,而且注射用量比较少。为减少杂菌的生长,用肚肝汤琼脂培养基替代常规的羊血培养基。第一批活菌苗还经过了工作人员的自身试验后方始发出。当时世界各国尚未普遍采用这种疫苗,在我国大批的制造和应用也还是第一次。

自从1952年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散布的病菌有鼠疫、霍乱、炭疽等。微生物学工作者又积极投身于粉碎敌人细菌战中,汤飞凡专门撰写了《对细菌战的认识》讲座文稿宣传反细菌战的知识。细菌专家提供的科学证据,从各个方面证实了美军使用细菌战的罪行。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曾经是威胁我国青少年的一种季节性流行病。流行性乙型脑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微生物学者们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对其生物学特性、免疫性、流行规律等的研究有重要成果。分离了我国各流行区的毒株,确定了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为三带喙库蚊,猪是本病的扩散宿主。五十年代初期,吴皎如在开展”乙脑”病原学、流行因素及临床诊断的研究中,发现台湾蠛蠓等也是乙脑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医学历史上一直认为”乙脑为单媒介(蚊)传染的论断。

沙眼的病原问题,经世界许多学者几十年的研究,一直悬而未决。当时任中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汤飞凡教授,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协作下自1955年6月至1956年7月经过多次试验,采用立克次氏体的研究技术,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和抗生素抑菌的方法分离培养沙眼衣原体成功。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培养出沙眼衣原体,1958年元旦他又把所分离的衣原体种进自己的眼睛,造成人工感染并且坚持40天才接受治疗,以便观察典型沙眼的病理过程,并又把衣原体从自己的眼睛分离出来,从而无可质疑地证明了这株衣原体对人类的致病性。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成功震动了世界微生物界,称沙眼衣原体为“汤氏病毒”。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成功及对其生物学性质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沙眼衣原体假说,促进了对沙眼衣原体乃至衣原体的研究。当时我国发表的培养方法纷纷为世界各国所仿效,我国提供的沙眼衣原体TE55株,被用作国际标准参考株。

引起世界大流行的流行性感冒的三个新亚型,即1957年的甲2型、1968年的甲3型和1977年的新甲1型,都是首先从我国或我国附近发现的。该株抗原性与以往的猪型、原甲型、亚甲型完全不同。对甲型流感的变异规律的认识我国学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流感病毒抗原性变异是连续性的,变异是不定向的。变异过程可看作是:变异→选择→传播→再变异的过程。这些见解对于选择制造疫苗的毒种,预测流感趋向和识别新变异株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脊髓灰质炎曾在国内传播很广,我国科学工作者在1958年开始引进Sobin病毒后,又成功地用自己分离的病毒株制成活疫苗。同时用人胎肺二倍体细胞代替原代猴肾细胞制备活疫苗应用证明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好。基本上控制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在麻疹疫苗问世以前,我国儿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1959年国内分离出麻疹病毒,1962年成功地制成减毒活疫苗。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流行。

乙脑疫苗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初期。通过对乙脑病毒的变异规律的研究,筛选出有效的减毒株,制备出灭活疫苗在人群中广泛应用,保护率为80%,用于预防孕猪流产,保护率82~92%。

1966年以后,遭到了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研究机构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专业杂志被迫停刊。“文革”后期各项工作才有了转机。

七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感冒和气管炎病原病因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国内呼吸道病原的分离工作。从感冒患者鼻咽分泌物中分离出多株鼻病毒、副流感1、2型、流感甲、乙型等多种呼吸道病毒。并在国内首次分离出冠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1971年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在上海发生流行,有8个单位参加的协作组对病原进行研究。分离出了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的病原体,并证明是一种新的微小RNA病毒,属肠道病毒70型。

微生物和免疫学会于1978年12月在天津正式成立。1981年2月将《生物制品通讯》改为《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杂志》。至八十年代免疫学又逐步从微生物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古老而又新型的独立学科。1984年在我国病毒学创始人黄祯祥教授的积极倡导下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会,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医学病毒学刊物《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许1979年2月至3月中央卫生部派人对云南、西藏地区进行了天花既往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证实中国最后1例天花,是1960年3月在云南孟连县发生。于是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自1960年起中国已彻底消灭了天花。

我国对流行性出血热病原学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1981年宋干等在国内用黑线姬鼠和细胞培养分离培养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后,不久又证明我国另有一类轻型出血热的存在。从褐家鼠中分离到相应的病原,褐家鼠是该病原的贮存宿主。1982年洪涛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出血热病毒在细胞内的形态。

我国自1982年以来,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成人流行性腹泄,1983年我国学者在这种传染性腹泄病人的粪便中发现了一种不具有通常轮状病毒共同抗原的新轮状病毒即成人腹泄轮状病毒(ADRV),确立了病因学关系。

1983年初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在国内首次分离到三株甲肝病毒。1984年8月14日,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廖万清,发现了一种能导致脑膜炎的新菌种��新型隐球菌变异菌种,在我国尚属首次。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微生物学中的组成部分免疫学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开展淋巴细胞转化、E花环形成试验、免疫球蛋白的制备、纯化和鉴定的研究基础上,1979年举办了全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学习班,推动了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1979年下半年,我国开始进行了淋巴细胞杂交瘤工作。1981年10月,报道获得了抗脊髓灰质炎病毒单克隆抗体对实验动物进行了系统的治疗研究,取得较好的效果。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单克隆抗体等新型免疫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对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198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被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正式接纳为成员学会。不少单位相继成为WHO的合作中心,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日趋扩大。中国医学微生物学事业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七、免疫学

1949年以后,针对五十年代以后面临的鼠疫、天花、霍乱、脊髓灰质炎等烈性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局面,免疫学工作者们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传染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研究工作中去,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61年消灭了天花,1958年以后基本控制了鼠疫。我国学者于1959年分离出麻疹病毒,成功地制成了麻疹减毒活疫苗。1962年我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这些疫苗以及免疫学工作者们研制出的各种类毒素、抗毒素、菌苗等等对于控制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等疾病,增强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了上述抗感染免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外,我国的免疫学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还及时了解国际免疫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在免疫化学、肿瘤免疫学、移植免疫学、神经内分泌系统对免疫功能的影响等方面做了一些较出色的工作。

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使我国的免疫学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我国的免疫学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明显地落后了。

1976年以后,我国的免疫学事业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78年中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会成立,1989年中国免疫学会正式成立。两个学会的会刊《中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杂志》及《中国免疫学杂志》也相继创刊。目前我国的免疫学已经发展成为包括细胞免疫学、分子免疫学、免疫病理学、免疫药理学、肿瘤免疫学、移植免疫学、中医免疫学等免疫学分支的一个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学科体系。单克隆抗体技术、分子克隆技术、酶联免疫、放射免疫、流式细胞术等先进技术在各研究单位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这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很多,如基因工程干扰素的研究,我国虽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现已能生产全部亚型的基因工程干扰素,并对其理化性质、生物学活性做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所生产的干扰素不仅用于国内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还出口到国际市场;乙型肝炎及其相关疾病长期以来一直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乙肝血源疫苗及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成功及推广应用,将在不久的将来使我们能初步控制这种疾病;甲肝疫苗的研制成功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能生产此疫苗的国家,对于控制甲肝的大规模暴发流行具有重要意义;测定EB病毒免疫球蛋白抗体方法的建立对于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具有重要的作用;国人HLA及补体多态性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免疫遗传学还是人类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HLA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还发现了一种新的白细胞抗原。HLA配型在器官移植中已得了普遍的应用;胸腺细胞的发育过程是免疫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对基础免疫学还是对临床免疫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工作有自己的特色,得到了国际免疫学界的公认;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细胞因子拮抗剂、粘连分子及其受体、白细胞分化抗原的研究是当前国际免疫学研究中的热点,我国的免疫学工作者紧跟国际研究的最新动向,在这些分子的克隆、表达、性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肿瘤是一种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见病,我国的免疫学工作者在肿瘤免疫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并在国际上较早开展了包括LAK、TIL回输等在内的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八、病理学

五十~六十年代,我国病理学主要是病理学人才的培养,全国组织机构的建设。病理学研究主要是结合国内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形态病理学研究,包括临床病理研究分析和实验病理研究。如传染病方面关于肺吸虫、日本血吸虫、钩端螺旋体病、病毒性肺炎、病毒性传染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结核病等;肿瘤如全国及各地肿瘤发病率的统计,食管癌、胃癌、宫颈癌、鼻咽癌、肝癌、绒毛膜上皮癌、乳腺癌、肺癌、淋巴瘤等我国高发肿瘤的病理学研究;地方病如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克汀病等;心血管病如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病等。

1954年12月,中华医学会总会病理学会成立。推选中国协和医学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系胡正详教授为总会病理学全国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决定编辑出版中华病理学杂志,以胡正详教授为总编辑。1955年4月,《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办发行。

八十年代,是我国病理学快速发展的年代。

免疫荧光、免疫酶以及各种电镜技术已较广泛地应用于疑难病理诊断和科研、教学工作。两次召开了有关免疫病理和超微结构病理的专题学术会议。国内的一些院校和研究所的病理科室已制备了一些有关的多克隆、单克隆抗体和酶抗体等,一些生物制品研究单位开始小批量供应常用的有关抗体,用以鉴定某些病变的性质。同位素或胶体金颗粒标记技术也在科研中推广,标记的中间丝抗体(角质蛋白、波形蛋白等),微丝或微管抗体被作为探针已用于鉴别疑难病例的诊断或明确某些肿瘤细胞的分化阶段及来源。一些单位还开展了有关植物凝血素及纤维粘连蛋白的研究。细胞培养技术较广泛地应用于病理学研究并和动物实验互为补充,器官培养已用于研究肿瘤的发生、侵袭和转移。免疫缺陷动物(主要为裸小鼠)用于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等生物学特性。少数单位已成功地应用同位素及生物素标记的DNA探针,在切片上或涂片上进行分子原位杂交,以明确肿瘤诊断,开展有关肿瘤基因或一些遗传病的研究。引进的细胞显微分光光度计和流式细胞计,用于检测细胞DNA含量。不少单位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病理形态学方面的定量测量,明显地提高了效率,也大大地提高了表达病变,形态变化的精确度。

二十多年来,病毒性肝炎是我国临床和病理工作的重要科研硕目,八十年代初在郑州、南宁等地几次会议订出病毒性肝炎的病理组织学分型和诊断标准,结合对乙肝表面抗原标记的检测、免疫组织化学、电镜及随访观察总结肝穿刺活检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符合率已达67.01%。还重点研究了重型肝炎肝穿刺活检和随访观察。国内对红面猴、树鼩及恒河猴感染甲型肝炎病毒获得成功。

九、病理生理学的发展

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医学基础教学中没有病理生理学这门学科,一些有关的内容往往由内科学或生理学中讲授,仅有少数学者在实验医学范围内做了一些先驱性研究工作。

1949年后,我国病理生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有较快的发展。195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式成立了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并于1955年翻译出版了苏联阿里丕林著的病理生理学教材。长春第三军医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是在1952年建立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编写了教材,1953年开始医本科系统的教学,部队的其它军医大学相继开设立病理生理学课程并成立了教研室。

1954年中央卫生部决定在医学院校内建立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并聘请一批苏联学者以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前身)为基地,举办全国性师资进修班。苏联日沃夫(ЛъЪоЪ)市日沃夫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主任费奥德洛夫(федояов)教授于1954年12月抵华,组成以李秀琴为主任的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并即筹备“中国首届病理生理学师资进修班”。卫生部从全国省级以上三十一所医学院校调集学员50人,从1955年2月至1956年初经过一年学习后结业,全部返回原来单位工作。1955起,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先后普遍建立了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开设了这门新的课程。1957年9月3日~11月23日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苏联军事医学科学院马依斯特拉赫副博士来华讲学,并举办了师资学习班,有全国医学院校的教师参加,共60人。上述两期培训的师资已成为中国病理生理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的骨干力量。

中国生理科学会于1961年9月4日至10日在上海市组织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病理生理学术座谈会,讨论了教学和科研问题,但着重于魏尔哨细胞病理学说和疾病病因学说的探讨和争鸣。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生理科学会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筹委会”这是中国生理科学会下属的一个组成部门(二级学会)。

1963年10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生理科学会第二次全国病理生理学术讨论会。

1962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大连医学院编写的供高等医学院校内部使用的病理生理学讲义。

在本阶段,虽然在师资培养,教研室建立和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成立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打破旧的学科界限的方针的引导下,对病理生理学科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在1966年以前,病理生理学科还处于奠基时期,学科刚刚成立,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并有一批骨干力量,使这学科得到在新中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正因为它还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牢固的基础,人们对它还比较陌生,不免会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对整个国家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对文化教育界的损害特别深重,因为“文化大革命就从他们开刀”的。从总体上说,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段内,病理生理学科是处在停滞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成就或发展可言。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一)全国一级学会的建立和其活动

1976年后,中国生理科学会逐步开始恢复学会工作。1978年10月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参加在青岛市举行的中国生理科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1980年12月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三届病理生理学术讨论会。1985年5月23日中国科协批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为中国科协团体会员(即一级学会)。1985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成都市召开了独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即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

1990年10月29~30日在上海市召开全国第五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并庆祝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共430人参加大会,其中正式代表250人。苏联病理生理学会会长。国际首届病理生理筹委会主席,莫期科普通病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所所长克鲁沙诺夫斯基教授和苏联病理生理学会秘书长,国际首届病理生理筹委会秘书长、莫斯科普通病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所辛卡林可博士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产生63位理事组成的第五届理事会,并推选伍贻经为理事长、李楚杰、薛全福(兼秘书长)和金惠铭为副理事长。大会对曾经为学科和学会创建发展作出贡献已告别人世的华光(1927~1968),刘永(1912~1986.6)和朱益栋(1911.1~1986.12)教授表示深深敬意和缅怀,并对退下上届常务理事赵修竹、徐也鲁、程立、严仪昭、毕涉、陆钢、吴炳庸等教授颁发了荣誉证书。

(二)各个分会(专业委员会)的建立

由于病理生理学科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且其发展迅速,参加全国一般性学术会议难以进行深入的技术对口交流,故自1985年起在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指导下筹组各个分会(现统称专业委员会)为二级学会,到1990年10月时已成立的有11个。

(三)发行《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1984年2月11日国家科委正式批准《病理生理学报》(季刊)出版,于1985年3月正式发行,在1986年3月更名为《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仍为季刊,1987年1月6日中国科协批准改为双月刊。

(四)出版《病理生理学丛书》

《病理生理学进展》等专著为了满足广大病理生理学工作者和临床医师迫切希望有较详细的参考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委托潘世成、朱益栋、赵修竹、吴中立教授负责组织编写丛书,以病理生理学专题分册形式陆续出版。

1983年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决定恢复出版《病理生理学进展》,并于1987年4月出版第三册(潘世成、罗正曜主编)和1989年7月出版第四册(程立主编)。此外,由毕涉任主编,冯新为、杜传书为副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病理生理学》,在1985年9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五)病理生理学教材建设

1979年后,病理生理学工作者对教材的建设和质量的提高作了很大的努力。由卫生部医学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病理生理学》教材已出版三次:1979年5月第一版是以《病理学一一病理生理学分册》形式出版的,全书共27.9万字,主编单位为武汉医学院(同济医科大学前身)。这是十年内乱后第一本较为完整的教材。由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病理生理学早已独立进行教学和科研的学科,故在1985年6月第二版时单独以《病理生理学》教材出版,共36.5万字,教时为72学时。编审小组组长为冯新为(主编),副组长为朱益栋。该版略去“遗传与疾病”一章,增加“发热”和“炎症介质”两章。1990年5月第三版《病理生理学》发行,全书为49.6万字,教学时数为72~90学时,冯新为任主编。该版的内容与第二版大致相同,但有以下更动:略去“免疫病理”章;为了教学和学习的方便,将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的正常生理学基础纳入本书范围内;另外增加了肿瘤、应激、缺血与再灌流损伤和分子病概论四章,以及高血压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两节。

除上述统编教材外,有些医学院校还单独或协作编写了病理生理学参考书或教材。

(六)科学研究队伍的形成和其主要成就

1955年时,中国病理生理学科的队伍从数十人开始,不断的发展壮大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内乱的折腾,到1989年经登记统计的全国会员为1412人。1990年10月中国病理生理学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是,已有不同科研专题组成11个专业委员会和3个联络组,全国会员已达2005人。到1990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病理生理学科研人员获国家、部委、省、直辖市三等以上的为50项和其它表彰20项,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此外,各专业委员会在召开学术交流会时,还进行优秀青年论文的评选,再经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常委会审批后公布,这对发现和促进青年病理生理学工作者人才迅速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七)国际交往和参加国际病理生理学会

1986年6月苏静怡、罗正曜和陈华粹等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召开的首届国际休克会议,休克专业委员会被邀为国际休克联合会(IUSS)成员、心血管、缺氧与呼吸和实验血液专业委员也相应参加了国际学术组织、1992年5月16~17日,由国际心脏研究会中国分会(即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医学科院心血管研究所联合举办北京国际心脏研究学术会议(BICHR),除中国来自各省市322位代表外,尚有16个国家的51位心脏研究学者参加,进行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1989年9月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理事长苏静怡应苏联病理生理学会邀请,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第四届病理生理学工作会议,并参加其后将在1991年5月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病理生理学术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组织委员会委员,1990年4月薛全福代表苏静怡参加第二次筹备工作,并补为该委员会委员。1991年5月28日至6月1日国际病理生理学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pathophysiology,ISP)成立大会暨学术会议如期召开,中国有14人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产生35人的理事会,苏静怡和伍贻经当选为理事。

十、医学遗传学

医学遗传学是遗传学的一个分支,是遗传学与医学相结合研究人类疾病发生的遗传基础及遗传规律的一门学科。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及在医学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医学遗传学发展迅速,已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前沿学科之一。早期的医学遗传学研究主要是以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定律为主导思想,注重于遗传病传递规律及系谱特征的研究。随着染色体制备技术和观察方法的建立,人类医学细胞遗传学迅速发展。诸多染色体病的发现和七十年代显带技术及八十年代染色体高分辨技术的出现和在染色体病研究中的应用,加速了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并促使了细胞分子遗传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和临床应用。染色体原位杂交技术及间期细胞遗传学的发展为人们研究染色体病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生物化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使生化遗传学得以迅速成长。DNA双螺旋结构和阐明和基因检测手段的出现,奠定了现代医学分子遗传学的基础。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和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医学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大大的加快了医学遗传学的发展步伐,使医学遗传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一大批遗传病的发病本质从基因水平得以阐明,基因诊断和产前基因诊断迅速发展并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并为基因治疗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医学遗传学发展历程概述

六十年代初期,项维(1962),吴(1962)等人首先报道了中国人的染色体组型,随之哈医大等单位也开展了染色体畸变的研究,与此同时1962年初和1963年分别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成立了人体细胞遗传学组和医学遗传室。湖南医学院卢惠霖建立了医学遗传研究组,卫生部在1963年初成立了医学遗传学专题委员会,制定了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十年规划。医学遗传学研究在全国许多城市开始启动。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山医大有GGPD缺乏的研究,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血红蛋白病的研究,标志着我国生化遗传学研究的开始,哈医大有关PTC尝味能力的调查体现了我国群体遗传学研究的萌芽。从1963年到1966年三年时期,我国在人类细胞遗传、生化遗传和群体遗传学方面取得一些可喜的进展,培养了一大批的医学遗传学工作者。从1966~1976年这十年间,只有到了七十年代的初中期,才有数篇不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报道。

七十年代末期,产前诊断、遗传门诊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尤其是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及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医学遗传学研究。1979年底在长沙召开的第一次人类和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不但检阅了我国医学遗传学的研究现状,而且为进一步开展人类医学遗传学研究进行了总动员,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细胞遗传学,血红蛋白病,群体遗传学为八个协作组。尤为重要的是,吴教授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重视计划生育,加强优生学研究引起了全国的热烈反响。

从1983年至1987年的这四年间,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各种显带技术、高分辨技术更为成熟和普及,有的单位还开展了顺性位点,尤其是胞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研究,积累的核型分析病例更为增多,首报的核型数量也不断增加。血红蛋白的研究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更为深入,产前诊断在羊水细胞培养的同时,绒毛细胞染色体直接制备技术在全国迅速兴起和普及。在这四年间,发展尤为迅速和突出的有两个领域,第一是生化遗传学和分子病在血红蛋白病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先天性代谢缺陷的研究,不仅进行长久先天性代谢缺陷的群体普查,而且在先天性代谢缺陷的诊断和产前诊断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二是医学分子遗传学开始在我国兴起,血红蛋白病的研究从蛋白质水平开始进入基因水平。苯丙酮尿病、血友病B的研究也开始进入DNA水平。这些标志着我国医学遗传学研究新阶段的开始。

从1987年至1990年这四年是我国医学遗传学研究的一个新转折点,在这一阶段分子和生化遗传学在我国迅速发展,分子遗传学迅速兴起,探针技术,PCR技术在全国许多单位迅速开展用于遗传病的研究,开展的区域从早期的北京和上海迅速扩散至全国众多单位。在细胞遗传学方面分子细胞遗传学在我国的兴起引人注目,染色体原位杂交技术更多的单位已掌握,并利用高分辨染色体进行产前诊断和基因定位。另外细胞遗传学更为普及,全国已有206个从事细胞遗传学工作的实验室。全国的首报核型也达到了700余种。

(二)中国的医学细胞遗传学研究

六十年代初期,细胞遗传学在我国的萌芽阶段。项维,吴等人首先报道了中国人的染色体组型。

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我国的细胞遗传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卢惠霖教授领导的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研究室,他们自1972年开始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并最早引进了G显带技术,建立了C带,Q带及高分辨染色体G显带技术,结合临床开展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染色体研究协作组,并先后在长沙,南京,重庆等地举办了染色体研究讲习班,普及了染色体G带,C带、Q带,SCE,高分辨等技术。许多单位建立了细胞遗传学实验(研究)室。中国人的G带染色体模式图也于1979年正式发表。羊水细胞和绒毛组织细胞培养的染色体技术开始在全国推广。人类高分辨G显带技术开始在临床应用。至1982年,是完成近万例新生儿染色体病的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国新生儿染色体病的发病率。并对一些常见染色体病作了深入研究,发现许多国外首次报告的染色体异常。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G显带,C显带,SCE等技术在全国各个细胞遗传实验室普及,并成为染色体病研究的常规技术,通过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发现了更多的异常核型及染色体畸变,至1990年,约有700余种。除常规的染色体技术外,八十年中期,染色体腹性位点的检测开始兴起,并趋于技术上的成熟。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组有关腹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研究报道。高分辨技术亦趋于成熟,并于八十年代中期发表了中国人850~1000条的高分辨染色体G显带模式图。至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分子细胞遗传学在我国兴起。细胞遗传学研究在全国更为普及,至1990年,全国共有206个单位从事细胞遗传学工作。

(三)中国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研究

简史六十年代的初中期,中国医科院和杜传书直关GGPD缺乏症的研究,林修基等人有关异常血红蛋白的研究,体现了我国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研究的萌芽。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方面的工作被迫中断。直到七十年代初中期,曾溢涛等人有关异常血红蛋白的研究才使生化遗传和分子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才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工作。

这一阶段及根据研究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两个时期。(1)1979~1982,此阶段生化遗传以血红蛋白异常研究为主要内容。(2)自1985年开始,血红蛋白的研究继续深入外,其它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研究迅速崛起,从1982至1984年,完成了GGPD,PKU,先天性甲减及DMD,成骨不全,肝豆状核变性,血友病,粘多糖沉积症等数十种疾病的我国群体发病情况普查。

七十年代崛起的分子遗传学将医学遗传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我国的分子遗传学起步较晚,1984年,上海曾益涛等人首先利用基因探针技术对HbH和HbQ-H两种异常血红蛋白的X珠蛋白基因进行了分析。开创了我国遗传病基因诊断的历史。医科院基础所还在我国自行克隆制备了相应的探针,并将其应用于临床研究,继Hb异常之后,PKU基因诊断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生化遗传学研究开始进入分子遗传学阶段。

八十年代的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为我国医学分子遗传学的蓬勃发展时期,全国许多单位纷纷建立了分子遗传学实验室,积极引进基因诊断技术。继地中海贫血、苯丙酮尿症后,DMD、血友病也开始应用基因诊断的方法,至1990年第二次全国医学遗传学学术会议时,在我国利用分子遗传学技术诊断和产前诊断的病种有地中海贫血、血友病、苯丙酮尿症、DMD,W;lson病。强直性肌营养不良、Hiutington.S舞蹈症、21-羟化酶缺乏症等数十种病。并开展APO基用,癌基因、人DMA指纹图、性染色体基因阶段的研究。所采用的技术包括探针技术、RFLP、ASO及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聚合酶链反应技术。

(四)我国遗传病产前诊断研究简史

我国的产前诊断开始于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初中期,我国开始了利用早孕绒毛进行性染色质检查以预测胎儿性别的研究和临床应用,1977年我国羊水细胞培养成功,随后许多单位开展羊水细胞培养及染色体制备的研究,并很快在临床上推广应用。在八十年初期,湖南医学院夏家辉等人成功的进行了绒毛细胞培养及制备了可供分析的核型。

绒毛细胞染色体标本直接制备技术的出现为染色体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效手段。我国于1983年开始引进该技术,1984年已有关于绒毛细胞染色体直接制备的报道。1985年协和医院发表了绒毛染色体产前诊断染色体病的临床应用报道。同年中国卫生协会在桂林召开绒毛早期产前诊断的学术讨论会。随着羊水细胞培养技术及绒毛染色体制备方法的日臻成熟,在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利用培养的羊水细胞进行酶体贮积症的产前诊断。至1990年,共进行了近五十例高风险胎儿的产前诊断。

十一、神经生物学

(一)我国神经生物学发展的充实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国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发展的充实阶段。由我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王应睐主持,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后来,生化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所独立出来,不久,生化所在胰岛素的合成方面取得了成功。从现在神经生物学定义上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属于神经生物学的范畴。由冯德培领导的生理所的几个与神经科学研究有关的研究室,开展了神经肌肉生理、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及感觉神经生理的研究。由于出色的研究工作,这个所很快成为了中国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中心。尤其是1956年,在中枢神经系统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的张香桐自美国回国,更加强了研究力量。

最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是,1961年由冯德培、张香桐、刘育民等组织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神经电生理训练班,这在当时对传播神经电生理学的知识方法,推动神经生物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神经科学蓬勃发展阶段

1980年底,在张香桐先生的领导下,又成立了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该所主要从事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的功能及导致神经和精神疾病的脑内基本过程的变化的基础研究。在八十年代后期在中国许多医科大学也相继成立了脑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或神经生物学专业实验室:如曹小定领导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韩济生领导的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陈以慈领导的中山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鞠躬领导的第四军神经科学研究所,陈宜张领导的第二军神经科学研究所等。其实验室规模、设备及研究人员的质量、数量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为了迅速提高整体研究水平和科研队伍的技术水平,各个与神经生物学研究有关的专业学会组织的各种学习班、讲习班不断举办,为我国神经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以神经解剖学学会为例,在中国解剖学会神经解剖学专业组长李继硕教授的组织和领导下,在1981年后十年间,先后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神经生物学技术讲习班14次,参加人数超过500人次。

一些来自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纷纷加入神经科学研究队伍。这些领域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解剖学、遗传学、物理学、信息科学、计算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神经生物学研究队伍不断增大,于1995年成立神经科学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神经生物学领域与国外学术交流迅速增加。在IBRO、WHO、美国NIH和中国科学院帮助下,1980年10月在上海首次举办有关神经科学的国际讲习会,与会有23名外国科学家,60名正式参加会议者。

如在镇痛机制方面,中科院院士张香桐等通过实验,提出了丘脑髓内核群,尤其是束旁核是痛觉整合的高级中枢,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因为他的一系列重要工作获得1980年世界休尔奖,并被比利时医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称号。

前面已提到,神经科学包含了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生化、神经药理等内容。这些学科分支,早就存在于其他科学当中。1995年10月,中国第一届神经科学学会代表大会和学术年会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正式召开。从大量论文中筛选出725篇参加这次大会,内容包括从神经解剖、神经生理到经分子生物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与会者多达450人,盛况空前。代表大会确认了1994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会。

(三)脑的十年

1989年6、7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命名始于1990年1月1日后的10年为“脑的10年”,并授权美国总统发表声明,号召美国人民用相应的研究计划和活动来支持脑研究。此后,国际上许多国家及神经科学会加入到“脑的10年”中,脑研究呈现出一个蓬勃的确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十二、医学分子生物学

(一)发展概况

1949~1966年由于国际分子生物学处于初级研究阶段,我国几乎没有分子生物学研究,仅在生物化学遗传学等学科中有相关理论的介绍。

七十年代中期DNA重组技术创立后,医学分子生物学日新月异,迅速发展,如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成功地提取了人干扰素的RNA。

八十年代,随着世界范围内医学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相继建立了与医学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如:1985年建立癌基因与相关基因研究室,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1986年建立分子肿瘤学实验室。1987年建立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病毒基因工程实验室。

(二)分子生物学密切相关的主要学科研究成就

分子遗传学

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利用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创立了微量因相DNA分子杂交技术,并成功地应用于X地中海贫血的产前诊断。1985年以来,该所与国外研究所合作应用RFLPC(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连锁分析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苯丙酮尿症的产前诊断。随后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合作,系统地分析和鉴定了中国人以及东方人种中导致苯丙酮尿症的基因突变情况,为苯丙酮尿症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奠定了基础。1986~1990年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通过对“B地中海贫血基因的类型与相应寡核苷酸右B地贫产前基因诊断中应用的研究”,设计了限制酶引物延伸法,获得高比活寡核苷酸探针,建立了直接检测B地贫突变的方法,并在原有寡核苷酸直接检测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应用聚合酶链反应结合寡核苷酸探针进行斑点杂交(PCR-ASO)检测B地贫突变类型的方法,大大提高了检测率。北京医科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在“七五”期间合作,分离制备结合国外引进特异性探针,开展对高发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应用人生长激素(hGH)基因探针,发现中国人种中第一例生长激素基因缺失家系。

肿瘤分子生物学

八十年代一开始,分子生物学技术立即为肿瘤研究所利用。从1983年起,我国开始肿瘤基因的研究工作,经过2年多的时间,很快在国际或国内首次在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多种肿瘤中找到癌基因。1986年以来,活化癌基因谱及作用机制的分析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首次证明化学致癌物甲基苄基亚硝胺(NMBZA)在食管癌发生中作用,它可以在癌变的启动阶段就能激活细胞原癌基因。认为癌基因的被激活可能是癌变的原因,而不是癌变的结果,据此机制成功地诱发出人胚食管上皮鳞癌,为人食管癌亚硝胺病因提供了直接证据。九十年代初,本所应用改良的基因组消减杂交策略,分离出数个食管癌缺失的DNA片段,其中一些在现有GenBank中未查见同源序列。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在国家“七五”间首先发现人原发性肝癌至少有七种癌基因和生长因子与受体基因的参与。北京市肿瘤研究所在1985年通过细胞转染,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在一个胃癌细胞株中发现并克隆出具有转化活性的癌基因C-Hα-ras,证实该阅基因的点突变与病人预后有密切关系,而且是胃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因工程

早在1973年,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病毒所开始从事体外干扰素生产的研究。1979年该所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成功提取了干扰素的RNA,为干扰素的基因调控研究奠定了基础。八十年代初期,在我国首次建立了人干扰素基因无性繁殖素,以后又使人干扰素在大肠杆菌中获得高效表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七五”期间,肝炎诊断试剂盒有重大突破,利用DNA重组等手段获得了基因工程高效表达HBeAg(e抗原)并成功地取代了血源HBeAg,达国际先进水平。截止1993年底,我国正在研究开发的基因工程活性多肽和疫苗在30种以上,干扰素和乙肝基因工程疫苗已经投产,并用于临床和预防。

分子病毒学

病毒性疾病及病毒与肿瘤相关性的研究是分子病毒学的主要任务。从八十年代开始,病毒与相应的人肿瘤(肝癌、鼻咽癌、宫颈癌)的关系及致癌机制的研究,是国家重点攻关课题。在“六五”研究基础上,“七五”期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如:上海市肿瘤研究所1988年首先报道了人肝癌中存在游离复制,但有缺陷的HBV病毒基因组。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在“七五”发现:EB病毒与鼻咽癌密切相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与基础医学研究所合作在1986年~1990年研究了HPV(人乳头瘤病毒)与宫颈癌的关系。

基因诊断

八十年代初期,DNA探针,核酸杂交技术等开始用于实验室研究,因操作复杂,条件要求高,而未能广泛应用于临床。1985年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发明后,八十年代末期很快在我国传开。同时,西安等地成功地研制出自己DNA合成仪。九十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研制成功肝炎病毒、结核等诊断试剂盒。1993年底用聚合酶链反应技术诊断疾疾病已普及全国。目前,基因诊断作为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建立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基因诊断技术。

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是八十年代末期在国外兴旺起来,这一结果是医学分子生物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九十年代初开始基因研究工作,1994年8月卫生部药品评审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人体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审评及研讨会。1995年国家卫生部已经通过血友病B基因治疗的首例药审,并批准其进一步扩大临床研究病例。

现代医疗卫生与康复医学事业的发展

城市医疗卫生事业

1949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我国共有医院2600个,床位8.46万张。到1994年,我国医院总数已达67857所,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有14763所,乡卫生院51929所,城乡其他医院1166所,全国病床达到了3133617张,卫生技术人员4199217人。一些大中型综合医院科室较齐全,设备较好,技术力量较强,具备解决疑难重症,培养专业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是人民医疗事业和骨干力量。此外,1994年底我国有疗养院、所578个,床位117893张,这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随着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疾病模式的转变,各地建立了各种专科医院。到1994年底,全国专科医院有1645所,专科防治所、站1905处,病房床位29769张。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全国中医医院已达到2494所,病房床位230004张,各高等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207所,病床114136张。各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医疗”制度,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保健系统。到1994年底,我国工业及其他部门的医院有6971所,疗养院200余所,专科防治所、站1872个,设床位有816204张。到1994年底,全国私人开业的医疗机构共143个,其中医院74个,门诊部、所69个。私人开业人员176864人。此外,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到1994年底,卫生部已批准48家啊、中外合资医疗机构。当前,我国已形成一个结构比较健全,布局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设备比较配套,技术队伍素质较好的庞大医院网络。据1994年统计,各级医院全年完成了22.42亿人次的门、急诊医疗任务,收治住院病人4992万人次。

城市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设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医疗保健问题,1949年以来,国家除接管了旧政权的官办医院和教会医院加以改造、扩建外,又新建和改建了一大批大、中、小型医院,并将众多的个体开业医院和联合诊所组成街道卫生院。城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形成了城市医疗预防保健网。本网络分为三级:一是街道医院(卫生院)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保健机构为初级。它承担着地段内居民群众的初级保健任务;二是区级综合医院、部企事业单位的医院为二级。该级医疗机构主要协助基层医疗单位解决医疗预防中的一些难题;遇有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再转请上一级医院协助解决。三是省市级综合医院为三级。医院主要面向本省或所在市的患者,其主要任务是处理本省市内的疑难重症病人,全面做好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核心是健全与完善划区分工医疗制度,建立双向转诊关系,强化上下级医院之间的业务技术推导关系,更好地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作用。在城市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中,医院每天要完成大约100~500多万人次的门、急诊医疗任务;负担分管区域居民的健康普查、预防接种、家庭访视、流行病调查、传染病报告、疫情统计、疫区处理等工作,还承担计划生育宣传,妇幼保健卫生宣传与技术指导,职业病与多发病的防治,学校青少年儿童保健,群众卫生队伍培训,指导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指导饮食服务行业的卫生管理等各项工作。

八十年代末,上海共有107个地段医院完成了全市45%的门、急诊任务。天津市根据不同社会环境和人群特征,在10个区(县)的12个街(乡)40万人口中建立了长期开展以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脑卒中的人群监测活动和干预实验。1990年以来,天津市在监测人群中检出14535例高血压病人,有11742例纳入计划管理范畴,已有5030人血压得到控制。该市在戒烟、防病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实施医院分级管理

从1989年建立的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和评审制度,在我国在划区分工医疗和创建文明医院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和医院评审制度的作法所设计的医院宏观管理的新体制。按照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的概念和现代科学管理的原则,依照医院的功能、任务、水平,把我国的医院大致分为三级,对不同层次医院制定不同的标准。卫生部对如何实施医院分级管理,进行了部署,制定了“积极稳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的工作方针,规定了医院评审的重点是医疗质量、医德医疗和科学管理,强调医院要在“软件”和内函建设上下功夫。

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系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全社会改革开放形势下,积极探索和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办医的形式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渠道形式办医。

在城市,鼓励企业医院、部队医院向社会开放,同时挖掘地方医院的潜力,以缓解社会上“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矛盾;还采取了大、小医院技术挂钩、横向联合,结成医疗服务联合体。同时,允许个体行医,作为公有制办医的补充。

在卫生机构机制方面,逐步改革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在医疗服务领域,开展医疗服务成本核算,合理确定作为复杂劳动的医疗技术劳动成本。部分省、市分步骤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从而使长期陷于经济困难的医疗卫生机构增加活力,逐步建立起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新机制。

在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方面,实行了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对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实行聘任制或劳动合同制;在分配上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并向技术性复杂劳动倾斜等。为了满足社会多层次医疗服务需要,实行分层次服务,在保证社会大多数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开展了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的特殊医疗服务,由患者自主选择。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一部分城市卫生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较高,疾病流行和死亡模式已经转变到以慢性病为主导原因的模式,面临的社会卫生问题是: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不断地增加,人口老化引起的疾病,以及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等,而在部分地区卫生资源的人均水平还十分低,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还是主要的社会卫生问题。其次,卫生投入不足,资金短缺,卫生资源的利用率还有待于提高。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对其投入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从而使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机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形成入不敷出,举步艰难。

在深化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中,为了遏制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势头,上海市从1994年7月1日起,出台了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其方法是,由政府制定一个医疗费用增长率控制指标,不许超过,同时改变医院的收费结构,提高技术劳务费用。这项改革措施实施一年多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结经验,坚持医疗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医疗卫生事业通过40年的发展建设和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医疗卫生服务总体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不断提高其健康水平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医疗事业,尽管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但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仍然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他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卫生医疗部门在工作中,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级政府有责任按照卫生事业的性质和卫生工作方针来领导,管理卫生工作,给予必要的投入和各方面的支持。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不能要求公共卫生机构象工商企业单位那样自负盈亏,谋求利润,到市场上去“自谋生路”。第二,加强卫生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为医之本。要教育广大医务人员坚持发扬优良的医德传统,弘扬白求恩精神,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一切有损于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贯彻执行《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和实施办法》。要以病人为中心,创优秀服务,树行业新风。要以良好的医德医风,维护医务工作的形象和荣誉,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添彩增色。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健康素质,更关系到新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因此,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就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民经济急待恢复、百业待兴的形势下,党和政府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即着手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并把加强农村卫生事业建设,改善农村的卫生状况列为工作重点,大力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的医疗卫生组织,培训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以解决农村人口缺医少药问题。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全国的基层卫生组织,要求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组织。国家在县和区一级逐步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和卫生所,在乡一级兴办了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保健站。这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成为初步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主导因素。

1959年底,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推广稷山县依靠群众力量,依靠科技力量,依靠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中共中央相继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稷山现场会议的报告。各级卫生部门把支援农业摆在突出地位,推进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196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病治病的报告》,卫生部当即组成北京第一批巡回医疗队共12个队,分赴湖南湘阴及北京郊区县开展巡回医疗,为提高农村基层卫生组织防治疾病水平,培训卫生技术人员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又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卫生部负责同志率领农村卫生工作队,分赴北京、湖北、江苏的农村地区蹲点,进行农村卫生试点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未能完全扼杀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为了维护人民的健康,亲自过问卫生工作,接见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和下乡医疗队,使农村卫生工作冲破动乱的干扰,继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也对人民公社培养赤脚医生和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作了肯定的指示,推进了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普遍开展。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卫生部门更加主动地贯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方针,在中央各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农村卫生事业显示出新的活力。原来的公社卫生院更名为乡镇卫生院,扩大了自主权,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责任权利相结合的责任制,预防工作职能得到加强,一部分卫生院逐步发展为有某种专科特长的综合性卫生院,方便了群众就医。1990年3月,卫生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合发布《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对农村卫生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振兴农村卫生事业指明了方向。1997年1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实行,把“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实现初期卫生保健规划目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予以加强。

40多年来,农村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当前,我国农村的经济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但农村人口的几个主要健康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许。我国之所以能够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取得显著的成就,取决于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支柱——一个网络、一支队伍和一项制度。

一、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是指以村卫生所为前哨、乡卫生院为枢纽、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中心,把预防、保健、医疗工作联结在一起,在全县范围内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预防体系,为广大农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的关系是:各有分工,相互协作,上下支援,逐级指导。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有责任对乡卫生院,特别是中心卫生院的工作给予指导;乡卫生院有责任对村卫生所实行业务指导和支援。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在六十年代已基本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更加趋于完善。进入九十年代,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和卫生部联合开展了农村“三项建设”工作,对乡镇卫生院、县防疫站和县妇幼保健机构进行重点建设,更加促进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发展与完善。仅1991至1994年间全国农村卫生“三项建设”的投资,即达59.6亿元,使13635所卫生院、716所防疫站和730所妇幼保健站改变了落后面貌。至1994年,全国已有县医院2062所,县卫生防疫站1777所,县妇幼保健所、站1625所,全国乡卫生院5.19万个,全国医疗点的行政村有65万个,占行政村数的88%。

二、乡村医生队伍

目前,全国约有乡村医生125万人,其中经过考试考核获得乡村医生证书的约有90万人。他们在不脱产的同时,踏实地履行着乡村医生的职责,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负责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的技术指导,进行计划免疫和传染病管理,预防和治疗当地各种疾病,宣传卫生科学知识,落实计划生育措施及指导妇幼保健等,把常见病的防治工作都控制在基层。

三、合作医疗制度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群众创造的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多年来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于保证农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落实预防保健任务,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具有重要作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但是,由于认识上的不尽一致,有关的政策、措施没有跟上,致使这个制度发生了很大波折,极不稳定,而在农村经济体制变化中,合作医疗制度又跌入了低谷,近来虽有所恢复,也仅有10%左右的行政村实行这个制度。农村再次出现看病难、医疗负担重的状况,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级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领导,正在总结经验,采取有利措施,使合作医疗重新获得生机,加快恢复和新建的步伐。

四、农村卫生的“龙头”——初级卫生保健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对此,我国政府已作了承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是实施初级卫生保健。为了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决定在全国农村分地区、分阶段、分层次地实施全面初级卫生保健。从此,我国农村的初级卫生保健,成为农村卫生工作的“龙头”,牵动着农村卫生工作向纵深发展。根据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分为两步。第一步,1995年前有50%的县达标;第二步,到2000年再有50%的县达标。到1994年底,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四川、河南、山东三个人口大省均已提前完成了普及阶段的任务;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贫困地区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尤其是在农村改水改厕、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体制改革、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完善等初级卫生保健的难点问题上不断创造出新经验,推动初级卫生保健的不断发展。到1995年底,全国已有50%以上区县达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低级标准。为了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卫生工作任务,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党中央、国务院于1996年12月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上江泽民书记和李鹏总理作了重要讲话,都提出要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目前,卫生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在积极贯彻落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充分发动各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推进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初级卫生保健这个“龙头”的带动下,全国农村工作必将再跃上新的台阶,取得新的成就,我国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将会胜利实现。

我国疗养事业的发展

我国拥有丰富自然理化因子的疗养资源,如矿泉、海滨、湖泊、名山、森林等。但是,全国解放前,而在解放区,在陕北老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就兴办有疗养院、修养所,为革命军人、职工和学生服务。1951年2月国家正式公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工会系统首先有计划地举办疗养事业,与此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也陆续举办了疗养机构。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了“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并提出“工人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部宪法的颁布,更加促进了疗养事业的发展。1961年疗养事业曾达到高峰,全国疗养院(所)达1363所,床位113000张。之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进行了调整,到1966年,仍有疗养院(所)818所,床位50700张。

“文化大革命”期间,疗养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被歪曲为修正主义的产物而横遭摧残。到1972年,全国疗养院仅剩183所,床位骤减到27000张。

1976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疗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9年5月,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恢复与加强职工疗养事业管理工作的通知》,于是,被拆散、占用的疗养院,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增长。到1994年底,全国有疗养院(所)587所,床位117893张,其中属于工会系统的有151所,床位41367张;属于铁路、煤炭、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部门有疗养院(所)约100余所,床位约1万张。

我国疗养事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逐步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各种类型的疗养区。著名的海滨疗养区有北戴河、南戴河、青岛、大连、厦门等处;著名的矿泉疗养区有辽宁汤岗子、北京小汤山、陕西临潼广东从化,重庆南温泉、黑龙江五大连池等处,而辽宁兴城、山东威海则兼有海滨和矿泉的优点;著名的山林疗养区有庐山、黄山、莫干山、河南鸡公山等处;著名的湖滨有无锡太湖、杭州西湖、武汉东湖、牡丹江镜泊湖等处。这些疗养区又多是景色宜人的风景区,更为提高疗效、增进健康添加了有利条件。

我国众多的疗养院和各俱特色的;疗养区成为一支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

医疗保险制度

(一)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我国自1951年起,先后在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前者是解决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医疗保健问题,后者则是对各级政府、党派、团体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两者的享受范围和人数都逐渐扩大、增多,截止1992年底,享受劳保医疗的人数达到14431万人(不包括其直系亲属5000万人);享受公疗的人数达2900万人(含大学生204万人)劳保医疗的资金来源是由企业职工福利基金支付,按工资总额的5.5%提取,实际超过这个百分比;公费医疗的资金则是由各级财政预算支付。据1992年资料,劳保医疗费高达314亿元人民币,人均开支218元;公费医疗支出58.3亿人民币,年人均支出203元。

我国现行的职工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制度,对保障职工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

缺乏有效的费用制约机制,职工医疗费增长过快,除了保障人数增加,职工老龄化,慢性病增加,药品、器材等涨价和医疗技术进步等客观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医疗制度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和享受医疗服务的职工,都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而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浪费严重。

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医疗经费来源不稳定,拨付的预算和劳保医疗提取的比例,离实际开支,差额很大,尤其部分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所在的职工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也增加了企业的社会负担。这种医疗制度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本身也难以运转下去,因此,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乃是势在必行。

近几年,有的地方采取不同形式,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要实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新制度;社会保障的水平要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根据上述全会决定精神,国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意见,并决定先在江西九江和江苏镇江两个中等城市进行试点,探索经验,而后再逐步推广。

(二)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制度(亦称集体保健医疗制度)是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由群众创办、民办公助、互助共济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早在1955年,卫生部就已肯定推广。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秸山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向党中央的报告,再次提出了实行集体保健制度的意见,党中央批准了卫生部的报告。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了国家逐步发展合作医疗的条文。但是,推行合作医疗的进程中,却历经曲折,大起大落。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医疗曾经一哄而起搞所谓“一片红”等“左”的做法,既违反了自愿原则,又损坏合作医疗的声誉,很快就夭折了。

九十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合作医疗没有及时进行改革和完善跌入了低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据1989年资料,全国行政村实行合作医疗的只有4.8%。合作医疗的“滑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关键在于卫生部门有些领导人认为合作医疗是“左”的产物,不适合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与农村经济改革后的体制不适应,于是在言论上和政策上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不予支持。应当指出,合作医疗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左”的影响,但是,这个制度早已存在,不是“左”的路线产物,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不少地方的农民再次出现看病难,一些原来已被消灭或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再度发生甚至流行,庸医、卖假药者以及各种封建迷信乘虚而入,农民负担明显加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屡屡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鉴于上述情况和历史经验,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都重申,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合作医疗又逐渐呈现上升的趋势,1994年底全国行政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约为15%。中国农村的情况很复杂,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能千片一律,要因地制宜、探索经验,使之日臻完美,并扩大实施地区。

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全国除汉族以外,还有蒙、回、藏、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满等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1亿600余万。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等省都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全国90%以上的县、市都有两个以上民族的人共同居住。

在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也是维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重大问题。少数民族卫生事业,既是中国卫生事业的组成部分,又是体现民族政策,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为发展各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据统计,截止1994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卫生机构由1949年的361个发展到30545个;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由1949年的3531人发展到553770人。如今,五个自治区和几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都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综合医院和医学院。从地(市、州、盟)到各县(旗)基本上都有县医院、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院、所)。还建立了一大批大、中专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药品检验、专科疾病防治、边境口岸检疫等机构和民族医药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大部分农村、牧区都建立了卫生院、中心卫生院和村级卫生组织(所、室、点),培训了大批乡村医生、卫生员(保健员)和接生员。

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疾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早在五十年代末,鼠疫、性病、回归热等传染病曾被基本消灭,基本控制了疟疾的大面积流行。六十年代初,天花即已绝迹,其他疾病也显著减少。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深得各少数民族乃至国外边民的称赞与欢迎。

新中国成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各族人民在“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生活十分贫苦,缺医少药,过着疾病丛生、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因此,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关注。1951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确定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卫生机构,配备并培养少数民族卫生专业技术干部,根据地区及疾病的实际情况,实行收费、减费或免费的医疗政策。为迅速开展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政府动员和组织了一大批卫生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国家每年除拨给正常的卫生事业经费外,还另拨给卫生事业补助费。到1965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机构增加到25306个,为建国初361个的70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增加到156889人,为五十年代初3531人的44倍。

“文化大革命”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造成很大的破坏,许多地方又出现缺医少药,疾病回升,封建迷信抬头等情况,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遭到很大损失。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卫生工作方针,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劳动人事部先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医学人才、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建设的文件,因此,推动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综观我国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四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中央有关部、委密切配合,经济发达省、市的大力相助,依靠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和共同努力,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各民族地区的特点和需要的实际出发,在培养卫生人才,加强防病保健工作,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巩固和加强农村、牧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为加速培养少数民族卫生人才,壮大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专业卫生队伍,国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办民族班,发展大、中专和职业教育,还委托卫生部直属的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四川医学院五所重点医学院(现均改为医科大学)培养少数民族高级医学人才。

开展内地和沿海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卫生事业建设的对口支援。如: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等。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对于缓和少数民族地区卫生技术人才紧缺的矛盾,取得明显的效果。据统计,到1994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由1985年的423733人,发展到553770人,10年间增加了13万多人。全国支援西藏的成效更为显著。自1984年以来,按照对口支援的分工,全国14个省、市和卫生部所属高等医学院校等,组派73批医疗队共787人到西藏工作,重点支援自治区和地、市两级卫生机构。在卫生管理、临床、预防、保健、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中进行传帮带。此外,还接受了大批的西藏进修生和代培医学生,为西藏培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

随着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预防保健工作。卫生部对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设备缺乏等情况,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给予了特殊支持和照顾,尽力保证开展计划免疫工作的需要,以提高免疫接种率。内蒙古自治区1987年的调查,儿童建卡率达到98.04%;四种疫苗接种率分别为94.97%、87.84%、79.29%和44.19%,各种相应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西藏日喀则地区城市四周复盖率达80.66%,农牧区达78.68%,1993年全区传染病总发病率比1985年下降了96.8%,病死率下降了97.4%。对甲状腺肿、大骨节病、氟中毒、克山病、布氏杆菌病的防治,各省、区加强科学研究和防治工作,不少地区已达到国家控制的标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了检查治疗妇女儿童多发病工作,对孕产妇和婴幼儿的科学化、系统化管理,促进了妇幼保健工作的发展。

九十年代初对9个省、区少数民族地区整体健康状况的调查和人口普查报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已逐步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人口素质正在不断提高,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由1949年前的30岁、40岁提高到现在的60岁以上。

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有关各省、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抢救、振兴民族医药的工作。首先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建设民族医药人才培训基地,同时办好各种民族医师班和进修班,有条件的则办职工中专或专修科,并继续采取带徒等形式,加速人才培养。到1994年底,全国已有民族医院121所,床位4400多张,民族医药技术人员2460余人。在西藏、内蒙古、新疆、云南、辽宁、吉林、广西等省,还相继建立了一批民族医药科研机构,有些项目已获得卫生部、省级科技成果奖,并扩大了民族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英、美、德等国还引进藏医藏药,邀请藏医专家出访讲学。

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不断加强。在加强乡镇卫生院、卫生防疫站,如:妇幼保健站建设的同时,民族地区的基层卫生组织得到恢复,并出现多种形式办医的局面。新疆各地积极整顿建设村卫生室,人员、房屋、设备三项建设基本得到落实,使大部分村卫生室得以恢复和重建。该区1994年统计,在16个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县中,村卫生室的覆盖率已达84.95%,全面实行合作医疗的村有2968个,占总村数的36.24%,高于全国水平。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还分别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医疗点,基本上做到了农村牧区有医有药,能防能治,为进一步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发展民族地区卫生工作,必须贯彻民族政策和卫生工作方针,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对于边远贫困地区予以特殊照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多予支持,以保证各少数民族的卫生医疗保健状况不断得到改善,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加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40多年来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这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根本保证。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卫生资源匮乏,不适应保护人民健康,防病治病,发展生产的需要。党和政府除组织经济发达地区予以支援外,必须着力加强民族地区的卫生建设,而关键又在于培养本民族的医药卫生人才,壮大卫生人才资源,为发展卫生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加速民族卫生事业的基本条件。重视振兴与发展民族传统医药遗产,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的要求。在重视发挥现代医学、中医中药在保护人民健康的作用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发挥民族医药的作用,使之为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国康复医学事业的兴起

我国现有六千多万残疾人。同时,我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1亿,并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此外,慢性病的功能障碍者为数也不少。为适应客观的需要,九十年代初,我国引进了现代康复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同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相结合,使在我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这门新兴学科,既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具有中国特色。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陆续制定颁布了有关康复医学的法规和计划,以促进其发展。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同时,国家主席第36号令予以公布,并且决定自1991年5月15日起实施。《残疾人保障法》第二章《康复》,对于培养康复医学专业人才、设置康复医疗机构及其网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贯彻执行《残疾人保障法》,卫生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制定并于1991年7月31日颁发了《康复医学事业“八五”规划要点》。为使上述法规和计划落实到实处,卫生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一、把培养康复医学人才放在首位

康复医疗中需要集中多个学科的专业人员,不仅要有经过训练的合格的康复医师,对于体疗理疗、作业治疗、语言矫治、康复工程、心理治疗、康复护理、社区康复等专业人员的培养,都需要统筹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为此,卫生部采取医学院校设置康复医学课程或专业与举办在职医务人员短期培训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办学。1982年6月,广州中山医学院(现为中山医科大学)率先设立了康复医学教研室,随后,南京、上海、武汉、北京等地高等医学院校也相继成立了康复医学教研室。1983年11月,卫生部确定中山、南京医学院为康复医学进修教育基地。(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等几处)。1984年8月,卫生部致函各高等医学院校,要求增设康复医学课程,1996年底为止,已经有30余所高等学院开设本课程(40学时)。增设康复医学课程,目的是向医学生普及康复医学知识,扩大眼界,也有利于临床医疗中康复医学科相互配合。目前,少数医学院试办了从医疗系中分流的康复医学专业;中山医科大学则在护理系中设置了五年制的康复医疗师专业。中山、南京、上海等高等医学院还招收了康复医学专业的研究生。上海、湖北举办了三年制的康复治疗班。所谓康复治疗师,是一专多能,掌握多种康复治疗技术(诸如体疗理疗、作业治疗、针灸、推拿),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一种康复治疗专业人员。

关于在职医务人员的培训,1983年1月,卫生部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首次在河北省人民医院举办了康复医学培训班;1989年8月起,在同济医科大学举办了一年制的实用康复医师培训班,每年招生50名,1992年止已经连续办了四届;1991年9月又在安徽医科大学办康复治疗班,培训人数、年限与同济医科大学的培训班相同。1983年,中山医学院受卫生部的委托,举办了康复医学师资班。此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举办了对象、内容、时间和规模不同的康复医学培训班。

为落实《康复医学事业“八五”规划要点》,探讨康复医学教育向正规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卫生部医政司、教育司于1992年3月在北京召开康复医学研讨会。1992年8月,医政司下发了《康复医学教育方案》,其中包括康复医师、康复医疗士(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士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以上各项教学计划,都安排有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课程。

二、探索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康复医疗机构

目前,我国独立的康复中心,综合医院、疗养院中设立的康复医学科等。独立的康复中心,多数以专科为主,也有综合性的,如在北京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卫生部1989年12月颁布的《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把设置康复医学科作为一项内容,并对不同级别的综合医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现在,不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综合医院和高等医学院校(含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设置了康复医学科。在疗养院,有的根据现有条件设立了康复医学科,在城郊或交通便利的疗养院,有的采用一个机构挂两个牌子的方式。

我国康复医疗机构的人员构成,一般既有西医医师、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又有中医的有关人员,中西医团结合作,这体现了我国康复医学的一个特色。

为发挥社会各界兴办康复机构的积极性,我国目前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康复机构并存的格局。

三、发展社区康复

《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社区康复”。为贯彻上述规定,卫生部门侧重提供经济有效的医疗康复服务,诸如:宣传预防残疾发生和发展的常识;推广适宜的技术;训练乡村医生、社区志愿者服务人员和残疾人家属等。同时,配合有关部门的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使全面康复在基层的层次上得以实现。1986年,卫生部委托山东、吉林、广东、内蒙四个省、自治区进行社区康复试点工作。1989年9月,卫生部与世界银行合作,在浙江、陕西、江西三省实施综合性区域卫生规划,也包括有康复项目。卫生部多次举办社区康复培训班。1989年7月编辑出版了《社区康复教材》,并组织“实用康复医师”培训班的毕业生开展巡回教学活动,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培养社区康复人才。

四、宣传康复医学,普及康复知识

198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康复医学》的专著。1986年2月,创办了《中国康复医学杂志》,随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脑血管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等。我国目前最大一套共有93本分卷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也于1988年初出版了《康复医学》分卷。1988年10月出版了《中国传统康复医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传统康复医学的理论和长期积累的经验,这也是发扬中医药学优势的一个措施。1990年9月,卫生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组织编写了大型综合性康复医学高级参考书——《中国康复医学》。该书荣获1991年颁发的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随着康复医学事业的进展,武汉、南京、上海、哈尔滨、北京等高等医学院校,河北、南京、陕西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民政部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所属单位,也相继出版了有关康复医学的书籍和刊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中国医院管理杂志》、《大众医学》等报刊,也时有康复医学的文章和报导。

五、加强过内外康复医学学术交流

为活跃学术风气,卫生部于1983年4月批准成立中国康复医学研究会,1987年经中国科协并报国家科委批准,该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康复医学会。这个学会经过努力开拓,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98年的资料,中国康复医学会有康复医学教育、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康复工程、老年病康复等19个二级专业学会;已经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分会。多年来,中国康复医学会及其专业学会、各地分会,在团结康复医学工作者,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传播科学信息、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都作了不少的工作。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国曾多次派遣人员出国进修、考察,也多次参加国际上的康复医学学术活动。同时美国世界康复基金会主席腊斯克教授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康复医学专家、教授,也先后来华访问讲学和考察。我国还陆续翻译出版了腊斯克教授主编的《康复医学》(1977年,第4版),世界卫生组织的《在社区训练残疾人》、《国际残疾分类》、《残疾的预防与康复》,日本的《康复白皮书》(增订版,1981年)、《康复技术全书》等。英、美、日本、荷兰等国家的康复医学刊物也转载了我国这门学科的有关文章和信息。中山医科大学康复医学教研室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广州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合作中心。

六、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

我国在部署有关康复医学工作时,需要特别重视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侧重点要放在一级预防上,诸如预防接种、健康教育、优生优育等等。目前我国大力开展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食盐加碘等,正是预防工作的具体实施。这些投资低、效益高的举措,有利于防止残疾和慢性病的发生,有利于保护劳动力,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减轻群众疾苦和经济负担,要坚持下去,并扩大实施项目。同时,也要重视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

此外,为使残疾人最大限度地得到康复,到1997年末,已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129万例,矫治小儿麻痹后遗症30万人次,聋耳语言训练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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