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医学著述和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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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帝八十一难经》

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旧题秦越人撰,该书不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未提及,刘向、刘歆父子及李柱国校医书时也不曾记载,直到东汉未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难》,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是最早主译《难经》的人。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难经》成书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该书也带有这一时期某些文化印记。《难经》共3卷(一说5卷),是一部以问难形式解释古医药的理论著作:关于《难经》书名的含义。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问难之“难(nan,发音为四声)”,清·徐灵胎《难经经释·自序》说:“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另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难易之“难(nan,音同“男”,二声)”。唐·杨玄操《难经注·序》说:“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代表性,从该书体例和文义分析,前一种说法似更符《难经》一书内容之本义。

《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俞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理论疑难问题。涉及到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证侯、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难经》现存本以明经厂刻医要集览本与日本武村市兵卫刻宋·王九思《黄帝八十一难》集注本等较早,历代注释,发挥者约50家。

《难经》不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而且在临床方面颇多论述,除针灸之外,还提出了伤寒有五的理论,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经》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对历代医学家理论思维和医理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神农本草经》

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典籍。最早被梁《七录》所著录,六朝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引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指出:“旧说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华等所记。”虽未署撰写者姓名和年代,但书中所记载药物郡县产地名称最晚的设置是“永昌”郡(见木香、犀角、波子等条),《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因此,不少学者据以认为《神衣本草经》成书当不早于东汉。同时,必须指出,《神家本草经》的药物产地更多记有先秦古地名、秦汉地名等,也反映了该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继承发展的过程。说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恐非一时一人之手,在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该书原始资料是正确的,但若认为该书已成于此期,则尚乏较充分的根据,《汉书·艺文志》未载该书,但东汉时期神仙方术、服石炼丹盛行时期的印记多处可见。

《神衣本草经》分为”序录”(1卷)和正文(3卷)两大部分,“序录”是关于药物学的总论,论述了上、中、下品分类、药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产地、真伪鉴别、各种剂型、临床用药宜忌、用药剂量、服药时间、诸药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对360种药物的名称、性味、主治病证、产地(山、谷、川、泽等)、别名,进行分类记述。

《神衣本草经》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有《神农本草》、《神农本经》、《神农药经》、《神农经》、《本草经》、《本草》、《本经》、《正经》、等不同名称。

三、《治百病方》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墓葬,经研究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医生,随葬品除医药简牍外,还有鸠首仗、五铢钱等,其时代当是东汉早期,共有92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商》,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诸癃、血瘀、目疾、齿痛、耳聋、伏梁病、溃疡、出血、痹证、久泄、不孕症;大麻疯等病证的病因、病理、证侯。所载药物近百种,其中植物药63种、动物类药12种、矿物药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9种。这些药物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有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种未见于其它本草书记载。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炮制,以及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剂型,共有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概为传方人姓名及官职。在服药时间上,有先饭、宿食旦饮、暮吞、吞等区别。内服药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鼓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外用药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等。在针灸治疗上,还记载了灸的的穴位,留针的方法,针灸宜忌与病人年龄关系。有的简牍还记有药价等。此外,有些方药,医疗技术反映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

《治百病方》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异治的情况较多,组方配药比较严谨,治疗上药物与针灸并重。本书不是一般的医药文献整理之作,而是医家实践经验和吸取当时医药经验的总结。全书体例多为一病一方,每条条文列方名、病名或证候、药方名称、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涉及医理论述则较少,比较朴实简明。虽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伤寒杂病论》

东汉未年张仲景撰,汉末建安间,疫疠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张仲景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书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林亿等《伤寒论·序》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李昉《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此后,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屡有变更,至北宋初,始见书分为二。“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此指《伤寒论》,又,“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金匮要略方·序》),此为《金匮要略》的祖本。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重加订定,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至于《伤寒杂病论》与一分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确知。

《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六经病脉证并治是该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讨论急性外感热病——伤寒病的专著。张仲景吸取了《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法,以六经为纲。将病者的病状、脉候,根据其虚实表里寒热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病类,三阴三阳内连脏俯,外属经络,由于邪气强弱以及病人体质的不同,又有不传、直中、循经传、越经传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情况,确立了伤寒病辨证的纲领。在治疗方面,依据其四诊八纲所得的资料以及病因病理认识,确定治疗大法,将汗下吐和温清补消八法灵活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之中,或单用,或同用,立法谨严,然后选方用药,用药80余种,其方剂多选药精当,配伍有度,主治明确,疗效显著,被后世人尊为“经方”。由于《伤寒论》的巨大成就,后世研究者很多。其注本约有成无已系(《注解伤寒论》)、方、喻系(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钱塘二张系(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张锡驹《伤寒论直解》)三大注本体系。历代包括日本等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等670余家,足见其影响之大。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系讨论内伤杂病的专著。全书3卷,25篇,系统论述了急性热病之外的各科、各类疾病之病证的理、法、方、药等。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侯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20余种、类病证。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证各有专篇。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类,认为:“千般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并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有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信赖。

秦汉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淳于意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二、涪翁与程高、郭玉

郭玉(公元1~2世纪),东汉广汉郡(今四川新都县,一说广汉县)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

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史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后汉书·方伎列传》),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将涪翁列入南山十贤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汉·涪翁像碑”等胜迹。

郭玉的医术、医德和对针灸与诊法的贡献,为朝野所叹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隐士医家。广汉(今遂宁县东北,或今射洪县)人。郭玉年少时拜程高为师,“学方诊六征之技,阴阳不测之术。”在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为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皇帝感到奇异,为试验郭玉诊脉技术,使一手腕肌肤似女人的男子,与女子杂处帷帐中,令郭玉各诊一手,问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诊脉与望形色相兼,诊出其中有故,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皇帝为之赞叹不已,郭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诊病“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但在为贵人治病时,往往疗效不很满意。皇帝派一个贵人患者,换上贫寒人的衣服,并变换居处,请郭玉诊疗、郭玉一针而愈。皇帝诏问郭玉,郭玉回答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反映了他在诊治疾病时全神贯注,为病人负责的精神。郭玉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郭玉以上论述正确估计了存在于东汉王公贵族的生活和思想行为对疾病诊治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医生诊治不同社会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他是继扁鹊之后又一个对医疗社会与心理有研究的医家。

三、韩康

韩康(公元2世纪),字伯休,一名恬休,关中霸陵(今西安市东)人。他出身望族,却不慕名利,致力于医药,采药于名山,卖药于长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以此表明信誉为重,所售药是货真价实的。有女子从韩康那里买药时讨价还价,韩康守价不移,那女子生气地说,你不让价,难道你是韩伯休吗,韩康感叹地说,我本想避名埋姓。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还卖药做什么?便隐入霸陵山中了。

后来朝廷知道韩康的学问和才气,授以博士。汉恒帝(147~167)派人持厚礼和车辆接他,使者奉诏书到韩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应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车辆,而乘自已的牛车。在天未亮时驾车先行了,走到一个地方,亭长因韩康征士要从这里路过,就动用人力和畜力来修路筑桥;见韩康这般模样,以为他是种田翁,叫人夺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赶到,看见被夺牛者是韩康,欲处死这个亭长,韩康说,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长,并在途中向东逃入霸陵山中,隐居而终。

四、壶翁与费长房

壶翁,(约公元2世纪),不知其姓名,一称壶公。一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日收钱数万,施市内贫乏饥冻者。”可见壶翁是一位身怀医技、乐善好施的隐士医家。由于他诊病卖药处常悬一壶作为医帜,所以人称壶翁,民间传术有关于他的许多神话故事。壶翁曾将医术传授于费长房。《后汉书》说:“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子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耧上侯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类似记载,还见于葛洪《神仙传》等。这些记载虽然语涉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诞外衣,不难知壶公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壶公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学家行医开业,几乎无不以,“悬壶之喜”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至今仍有不少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用。

相传壶翁的师傅戴公柏有《太微黄书》10余卷传世。壶翁著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余卷,已佚。

五、张仲景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按《水经注》:“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今赵诃)之阳,故名。”张仲景的里籍自来众说纷云,陈邦贤氏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氏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王、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曹植曾有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集诠评》第九卷),张仲景称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间,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张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医家之弊,医道日衰,伤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又结合个人临证之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经汉末战乱兵火而散佚,复得后世医家整理,成为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张仲景基于此说而发展,他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辩证之先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华佗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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