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视角下的中医药与中西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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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度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黑暗、苦难和抗争的历史转折中,中医药学也随之经历了各种坎坷,一方面它在国人清醒认识鸦片烟毒、有效戒除鸦片毒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民族危难中也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命运。其中过往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审视。

晚清禁烟中的中医

1600年,英国入侵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1688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与法国七年争夺印度的战争,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于1773年、1784年颁布了《调整法》《印度法》,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其时,18世纪末期的中国,经济繁荣。当时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茶叶、瓷器需求巨大,却没有与中国对等的产品。源于资本的本性和这种贸易逆差,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英国人 “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801页,2012年版)开始了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同上793页)。马克思还做了这样的统计:“到1816年,鸦片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到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1856年,英国政府对中国非法鸦片贸易所得,占到了“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鸦片,是罂粟(又称米囊花、阿芙蓉)果的提取物。公元7世纪,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多做佳木观赏,可加工入药,但服之有毒。所以唐代李白有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阿芙蓉前代罕见,近方有用者”,治泻痢、脱肛、涩肠等。对于鸦片的毒性,中医早在元代就有了明确认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就曾告诫说:“今人虚劳咳嗽,多用栗壳止咳,湿热泻痢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将罂粟花果制成鸦片用于吸食,充当兴奋剂,“是十七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清代后期,随着英国大量向我国非法推销鸦片,全国“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里,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白银达六亿两”(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鸦片吸食者,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极大伤害。

面对鸦片泛滥,中医温病学家王士雄(孟英)在《归砚录》中用很大篇幅揭露鸦片的危害,说鸦片“始则富贵人吸之,不过自速其败亡,继则贫贱亦吸之,因而失业破家者众,而盗贼遍地矣。故余目之为妖烟也”。他列举了英国连续多年向我国走私进口鸦片数目后,痛心疾首,说:“进口之数若是之广,有心人闻之,有不为之痛哭流涕者耶?”

面对清王朝实行了将近百年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以广州和朝廷一批官员及士大夫为主,从维护朝廷经济收入出发提出了多项禁烟主张。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坚定主张全面禁烟。林则徐和中医界人士多有交往。他目睹鸦片危害,深知中医对鸦片的认识,多次上书朝廷陈述“若犹泻泻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并受命担任“钦差大臣”主持禁烟。

在此过程中,林则徐把对外禁烟,对内戒烟密切结合,与江南名医陈修园父子、何其伟等,充分运用中医温病学疫疠致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和“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分析了烟毒致病的机理,先后收集、创制了戒除烟瘾的药方十多首,经过反复比较,确定了忌酸丸、扶正方和四物饮、瓜蒌汤等四首,动员包括家人在内于广州、湖南等地大力推广。

如“忌酸丸”方,其组方机理充分显示了中医的优势:首先重用生附子以通经络;佐以柴胡、升麻、沉香升降气机,通透表里;用人参、黄芪补肺气;白术补脾气;陈皮、木香行气,以补中益气;再用当归、黄连、黄柏以凉血生血;同时,黄连、黄柏可克附子燥烈毒性;天麻治气血虚弱头晕;甘草合诸药补中益气。如此三焦同治、寒热并用、气血两补,对烟毒内蕴、耗伤气血、累及脏腑的鸦片烟毒全面反击,同时配以烟灰使脾胃以生厌恶之感,采用合理的用药方法,扶正祛邪。坚持用药三五剂即可见效,十剂左右即可戒除。

在林则徐的“戒烟断瘾方”中,“忌酸丸”是主方,“补正丸”则是辅佐方。即:先单独服用忌酸丸三五天后,每日减忌酸丸一粒,加服补正丸两粒,如此每日递减忌酸丸递增补正丸,逐渐减至不服忌酸丸,只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就可停药。四物饮和瓜汁饮,是林则徐和中医先辈鉴于“忌酸丸”“补正丸”药价昂贵而创制的简便药方,“皆费钱极少,而收效甚捷”。

对于戒烟药方的使用,林则徐在给家人的信中,嘱其“速照方抄录,刊印三万纸,遣人散发乡里,庶使穷乡僻壤之地,舆台奴隶之微,苟一念知悔,无论有钱无钱,皆可立刻配合,则恶癖易除,而显戮可免矣”。这四首戒烟药方,当时即风行各地,收效甚著。林则徐逝世后,当地中医在忌酸丸原方15味药(含生附子和大烟灰)基础上,增加了杜仲、甘杞子、炒枣仁,即世称的“林十八方”。

那时,面对鸦片烟毒对民族健康、百姓生命的危害,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在抵御侵略、禁戒鸦片中的见识和担当,中医药在戒除鸦片毒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忌酸丸”“补正丸”,以及廉价的“四物饮”“瓜汁饮”和流传至今的“林十八方”,被视为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对禁烟的重要贡献。

中医西医的早期交流以及“中西汇通派”的有益探索

卫生和健康,是人类的共同需求。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中医药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内容。明代的郑和航海事业中,同样十分重视中医和中医药。在郑和船队,配有180多名医官、医士和药士,还有“稳婆”,即接生婆;带有大量中药材。船队每到一地,都要设帐、施诊、送药,教当地人接生。每次出海,船上都带豆子、泡豆芽,“豆芽种生”,以补充船员无青菜饮食引起的营养缺乏。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许多药材物料,包括印尼森林的樟脑、乳香,苏门答腊火山的硫黄,以及大风子油、胡椒、丁香、豆蔻等。这些药采来后,及时在船上加工处理,药性保持得很好。郑和对这些异国草药十分重视,曾命人在南京狮子山静海寺和牛首山等地栽种培育。后来李时珍还专门到静海寺考察,以完善、充实《本草纲目》。

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李时珍开始撰写《本草纲目》。第二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明朝官吏,租住澳门。1568年,澳门第一任主教卡内罗在澳门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白马行医院。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撰写的《西国记法》有关人体大脑的描述,是最早传入的西方神经学。同时,利玛窦还把西方解剖学的概念带入中国,与撰著《疡科准绳》,清晰描述了人体骨骼形状、数目的明朝医家王肯堂进行过多次讨论交流。1622年,瑞士人邓玉涵来到浙江杭州,将西方《解剖学论》翻译成《泰西人身图说》和《泰西人身说概》两卷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解剖学译著。同时,还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医,并有选择地将中医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部分内容次第介绍到欧洲。

从西医传入我国,先后有李鸿章、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医学堂和陆军医学堂,都是以西医为主,主要为清王朝的海军和陆军服务。同时,西医“服药方便”“打针入体”“外科手术”等,也一步步被一些能接触到的人所接受。这些,都为西方医学在我国日益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西医从沿海到内地,从设诊所到办医院,从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从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形成了近百年与中医并存的局面。

中医药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客观具有“实践”“传承”“创新”“包容”的显著品格,对当时西医传入,以中医的“中西汇通派”为代表,并不是排斥的,而是对中医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创新做了积极探索。

“中西医汇通派”的主要代表是四川彭县的唐宗海(1846~1897年);广东南海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江苏武进的恽铁樵(1878~1935年)和河北盐山的张锡纯(1860~1933年)。他们素有深厚的中医学术修养和文化自信,又认真分析西医所短所长,各自都作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唐宗海将中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与西医相互参照,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具体包括《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和《本草问答》)。涵盖了中医理、法、方、药各方面。他首提“中西汇通”,认为中医西医原理相通,力图证明中医并不是不科学,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善尽美之医学,“不存异同之见,但求归于一是”。

朱沛文在苦读中医经典的同时,也学习了西医著作,还到西医院观看人体解剖。著有《华洋脏象约簒》(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全书共三卷,分别汇集了《黄帝内经》《伤寒论》《医林改错》等中医经典中的相关论述和西医生理解剖知识、图谱,分类相互参照、逐条分析长短。如在“心脏体用说”中,朱沛文指出:“心所生者谓血,心所藏者谓神,华意甚确。惟洋医单以心主行血,而一切知觉运动,其功皆属之脑,故一切血病,华洋皆知治心;其一切神病,洋医单知治脑,岂知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动之机,缘脑由肾所生,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病则相连,故凡神病者,心肾兼疗为允”(《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心脏体用说”)。故此等等,他认为中西医之间,有可通也有可不通之处,应“通其可通,存其互异”。

恽铁樵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他在《群经见智录》中,明确提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位置”,并阐述说:“西医之生理于解剖,《内经》之生理于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之五脏,乃气化之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既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他还提出,“如云治医学不讲解剖,即属荒谬,”那么“谓治医学不讲四时、寒暑、阴阳、胜负之理”,同样“即属荒谬”。

他在《灵素商兑之可商》一书中,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应以中医为主,“先对自己的学说了了,然后吸收他国文明”。他反对当时的“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以西洋译名为准而罢旧名的做法”,指出“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不可强合而为一也”。他在充分肯定《内经》的基础上,还在《伤寒论研究》中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和”,对中医的演进发展充满信心。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所主张的中西医汇通特色,即:“六经关系以《内经》形能为准,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配合变化以临床经验为准”(《伤寒论辑义》)。所以,其著作和临床都很切合实际,很受欢迎。

张锡纯从自己的切身实践出发,认为西医之理,原本就包括在中医之中。他说:“年过三十始见西人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外。后又十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只不过中医“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他还说:“吾儒生古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他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识和责任,从医理分析、疾病诊断、治疗用药等多方面,中西互参,深入阐发。他也以对心脑的认识为例,说:“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医为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还有对气血上行的认识,他说:“《内经》谓:血之余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细辨《内经》之文,原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再如,关于用药,他说:“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他还以西药阿司匹林治疗肺结核为例,认为此药对降热很有效,但“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

以上,“中西医汇通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顺应历史潮流,深怀为“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的理想,艰辛探索,力求“与古为新”,其精神和贡献都是十分可贵的。

作者:苟天林,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现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题首席专家。
来源:中医药网(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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